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

—仲维光—

1．科学与信仰

学习、探究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四十年，我一直认为科学教给了我启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反省、辨析的态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使用这种科学的提出问题的方法，描述解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的深入，我却更深地体会到，在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说之上，还有一种超越的，导引这种具体方法的“思想”与“精神”，它驾驭着你的整个研究和分析的走向与领域。

究竟它是什么？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学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么结论建立在他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信仰态度，或者说他对于世界的感觉，他潜在的气质上。

世界只有一个，人们感觉到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一样。文学家把这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对生命、生活的描述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史家发现，这种分类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科学家的气质特点同样适用。在科学中也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现实主义倾向的科学家。

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科学家想象构成使用的理论，对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与现实主义的科学家回然不同。这构成了二十世纪量子论派与爱因斯坦派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根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原因，就在于双方气质的不同。爱因斯坦最后的底线是，他绝对不相信上帝是掷骰子的。对此波尔则说，你不能够告诉上帝他应该做什么。爱因斯坦、波尔的不同在于他们气质不同，对世界是什么的假想不同，信仰的内容不同，在于他们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同天性。

事实上，不只宗教是一种假说，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假说，不只宗教是一种信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差别只是宗教是建立在人以外的、假设的“神”之上，而唯物主义的专断则是建立在尘世上的凡人的感觉、认识之上，以及那些个如马克思、毛泽东一样的凡人，那些个由凡人组成的共产党集团的身上。

2．人类不同追求的相通及唯物主义的封闭

方法是中性的，但是假说、前提却是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被个人所约束、所决定。知识和教养纵然有可能导引一个人信仰什么，倾向什么，但是究其根本，一个人最根本的倾向和信仰会是什么，却又和他先天的气质紧密相连。

先天气质的不同造成了爱因斯坦和波尔终生的争论，对量子论理解的不同倾向；先天气质的不同造成了文学艺术上浪漫派和现实派的对峙；先天气质的不同也造成了科学家和宗教、艺术家遥遥相对。

先天气质不同在追求上拉远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它的表现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科学研究中前提、假说的不同。

生活中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宗教家，艺术中有浪漫派、现实派，宗教中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人们的专业，所使用的工具、语言方式距离何其遥远！

然而在追求中人们也发现，你常常被一个另一个领域中的追求者的思想所吸引，被另外一个宗教的先知所启示、鼓舞，常常与另外一种信仰的学说产生共鸣。是什么东西使你被遥远的、看来陌生的思想和精神所动摇？原来是追求、是人的更为根本的人性的特质。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对于人所存在的这个宇宙，以及那个支配他的“生命”的探求。

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领悟到这一点，他说在人生的追求中犹如一个金字塔，在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相阻隔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追求的最高点，在金字塔的顶峰是相通的，是三位一体。

科学与艺术、宗教如此，宗教中的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追求使得遥远的、陌生的追求者相通，互相之间启发、鼓舞、促进，而这就是超越。凡是真正的追求者，都不仅会努力去超越，而且能够体会到超越的幸福。

一个建立在反映论假说之上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受到其他追求者们的启发、鼓舞，然而一个唯物主义者却是一个停留在金字塔脚下的追求者，他无法达到三位一体，无法和其他的追求者共鸣，共存！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攀登的能力，没有互相理解共鸣的能力，他无法超越！

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武断地，不假思索地相信反映论。他认为人反映的，观察到的那个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就是那么多！他忘记了人的感官是有限的，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以为金字塔脚下就是全部。

多么简单的问题！黄疸病人看到的世界和正常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人类也感觉到狗眼和人眼看到的世界不一样，“狗眼看人低”！然而，唯物主义者犯的难道不是同一个错误吗？他们把人的感觉、观察、思维绝对化了，把人为中心了，把人神话了，把人绝对化、作为宇宙的中心了！多么不自量力，多么看低宇宙！！

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带来的必然是麦克斯·波恩（Max Born，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正是反映论带来的这种真理观，使得唯物主义没有了向上的攀登，超越的努力，而留在金字塔下，而和所有人类其他思想、其它追求格格不入。

与唯物主义者不同，有神论者虽然也可能相信只有一种宗教，但是由于他的神是“神”，不是人间的，所以仍然为人间留下了自省、谦虚、谨慎的空间，宽容的空间。

3．极权专制与全面政治化

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政权，因为它僵硬的、专断的反映论，它带来的必然是政治统帅一切，这个政治统帅一切，要么是封闭的、一元化的，严密控制一切的生活，要么是物质主义的。

唯物主义概念思想产生于西方，在西文意义上“唯物主义”的社会其实就是“物质主义”的社会。翻译成中文的唯物主义这个字本身也是“物质主义”。它之所以是同一个意义，绝非中文翻译的牵强附会，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有着同一的思想精神基础。

用唯物主义来做思想基础，就必然有共产党的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因为一个人、一个党以为自己占有真理，代表真理，当然用政治手段来为它服务是必然的，在政治上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不择手段是必然的，合理的。

人是渺小的、有限的，不仅没有个人、政党能够声称自己代表真理，而且人类也不可能占有真理。为此，政治统帅一切就必然和千古以来的人类追求产生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六十年，在产生共产党的一百多年，中国民众，人类社会饱受这种冲突带来的灾难。例如，由共产党的真理观产生的阶级斗争理论，一些家庭子女，亲友为了真理，要背叛家庭，夫妻反目，子女抛弃、乃至打死父母比比皆是，可六十年下来，人们终于看到血浓于水，家庭伦理亲情高于党制造的那种谎言。但是为此，人们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

再例如，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定胜天，共产党建立了三门峡水库，三峡水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可最后，自然战胜了人力，饿死了中国几千万人，严重地毁坏了中国的环境、自然资源。

共产党在用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借口来为自己遮羞的时候，竟然忘记了他们不断，并且还在肆无忌惮地付诸言行的“人定胜天”！

共产党是不允许超越政治的，因为它占有了权力，因为它要极权，控制社会的一切，因为它知道，任何超越政治，就会让人们在伦理的基础上，在家庭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宗教的基础上，在艺术的基础上，在一切人类的追求领域，唾弃共产党的偏执、谎言，以及因此产生的残暴。这就是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这个极权社会就会自然崩溃。

共产党社会培植的人想要超越政治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因为他要超越，就要首先面对政治的迫害，砸碎政治的禁锢，而且因为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他在反抗共产党的时候，只有共产党给他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追求，下意识地使用这种无法超越眼前事实的思想框架及工具。他们看到的永远是眼前的政治，相信的永远是政治统帅一切。

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唯物主义对抗唯物主义，犹如一个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想使自己脱离大地，很多时候不过是以“谎言”对抗“谎言”。

最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共产党社会腌制出来的两代人来说，“超越”谈何容易，行何难！揭穿“谎言”，超越“谎言”，谈何容易，行何难！

4．哈威尔、康拉德的“超越”

如前所述，“超越”对于一般社会的人或许并非那么困难，但是对于极权主义社会，以及它所培植出来的知识精英，政治不仅如一道枷锁那样永远禁锢在每个人的头上，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像裹脚布一样，已经使得极权主义社会的精英们的脚变形，他们已经很难学会正常的行走，即便是那些后来反叛、觉悟到这一点并且抛弃掉裹脚布的“放大脚”，还是会不自觉地显露出共产党社会的痕迹。

超越不仅是一种努力，也是一种才能，一种能够感知到问题存在的能力。这种感觉能力很多时候比智力还要重要。

事实上，知识、精神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不仅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存在，它是永恒的、普遍的。极权主义社会只是极端化、激化了追求、超越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只要你是“知识”分子，文学家，只要你是宗教家，你在你自己的领域中追求的时候，也就是在“知识”与“精神”，人文领域中追求的时候，你就必然会力图走出尘世的政治。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领袖的价值关怀，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方法都肯定不是从政治问题开始考虑。这样一种考虑、探究自然会带来和政治等现实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既不是源于政治考虑，也不会止于政治考虑。这正是一般社会思想文化不会静止得以进步的根本所在。

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在绝大多数时候，“超越”和政治的冲突，并不绝对必然地导致政治上的残酷迫害！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文人们问政治的时候，才会带来政治结果。而相反，他们可以归隐山林，可以有很多自己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创作及传播空间。在西方，很多时期，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Nische”（德文，小的生境，用于建筑物指‘壁龛’）。只有在中世纪前，以及源于西方这种宗教文化基础的近代极权主义社会，精神和知识的追求者不仅无法躲避社会的政治挤压，而且自己的精神和知识中就已经充满这种政治腌制的气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平和地“超越政治”几乎已经变成不可能。因为去掉这种政治腌菜的气味，直接面对的就是政治，就造成政治上的冲突对抗，。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打破政治的桎梏，就成为战胜极权主义社会，回归一般人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反抗极权主义的宗教精神领袖，思想知识追求者为此做出了各种根本性的努力。

在反抗政治带给社会和个人的扭曲禁锢的努力中，捷克著名知识分子哈威尔在七十年代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是克服、粉碎并且超越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本有效的办法。他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的残暴迫使民众生活在谎言中。民众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学生为自己的前途跟在老师后面重复谎言，入团入党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担心影响子女入学等前途问题，使得父母亲“自愿”服从政府要求做的每一件事。生活在谎言中，是在严厉压制下的无奈，是现实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人性的扭曲。

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到处渗透着伪善与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奴役人民，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说成是民众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这种人性的扭曲，是社会道德的危机。

极权主义社会的这种极端的政治控制，操纵一切，使得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这一简单的真理变得鲜明突出。他认为，如果每个人生活在真实中，就能粉碎、超越共产党编织的谎言，极权主义社会就会不攻自垮。

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是以求实的生活态度超越谎言政治禁锢。

在超越极权主义政治的扭曲压迫中，匈牙利的著名异议作家康拉德（G. Konrad）在八二年提出著名的“反政治”概念。他认为，“反政治”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康拉德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既不应该接受现实的那些政治，也不应该由于非政治而完全放弃一切，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反政治”。

他认为，“反政治”是从事于智力领域探索的人的一种能力。他们能够惊奇地感到，并且有所发现事物的那种独特、奇异和不可能的特性。这个感觉和发现使得他们认识到，人是外界的一种牺牲品，而他却并不想如此。

如果人的生死不想要依赖于其他人，人不想把他的生活交付于政治人物，那么人就应该摆脱那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带来的语言与哲学。小说家不需要外交部长，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领域中政治人物不可能阻止他的表述。知识分子不需要军队，因为当他能够思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思想所占领了。“反政治”的合法性，比其小说的合法性，既不多也不少。他不是那些以多数人的名义，或者以集体的名义来讲话的人。他不要求政党、国家、阶级、社团或科学世界站在他背后。他用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解释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个人的创造，要个人来维护。

“反政治”试图回避任何有组织的权力，及对团体的义务。主张“反政治”的人不是高贵的多数或痛苦的少数人的代言人。

康拉德特别强调，面对那些和权威相联系的罪恶，和军队相联系的文明，“反政治者”天生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然而他却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

康拉德的反政治是一种以独立独立的、桀骜不驯的知识探索，来超越现实的政治桎梏。

5．达赖喇嘛的超越：传统与信仰的根本意义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可以称为是极权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在对抗极权主义的压迫和罪恶中，产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知识分子剧作家哈威尔，作家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夫斯基，物理学家萨哈洛夫……。现在达赖喇嘛的追求和超越让我们看到，在抵抗极权主义，超越极权主义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和罪恶上，他是来自东方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首发《新世纪》：http://www.ncn.org/view.php?id=76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