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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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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
——对五四的再思索(一)
—仲维光—
 
 
一.五四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给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影响。然而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知识”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而且彻底粉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此。尽管五四后一代或者两代“主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也同时把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留下来供千秋评说。
五四后留下来的一句最著名的教科书式的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已经在一九八九年被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对于这句话,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至今仍然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还有很多主流知识分子为他们当年的追求,很多他们的后裔为他们今天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有意或无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沾自喜。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有热血,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还信奉马克思主义,则说明他缺乏才智。这个判断几乎是伴随着五四年代就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至今在中国知识界却没有认真的被人们思考、接受,成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标志,成为智商与道德高低的试剂。
这个判断对于那些混迹于共产党的党棍,及其文人是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李泽厚一类,李慎之、顾准、以及于光远等人及其当代弟子们一类——也就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本来问题本身是最重要的,完全没有必要点出有这些问题的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不点出名字,上述观点几乎无法在现今中国知识界,以及后代学子中得到及时并且足够的注意,也无法彻底反思、重开新路。所以,笔者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具实的、明确的方法,当然,这也表示笔者对每一个提法负责。
 
二.弗格林和波普的启示
 
1.我之所以说上述判断伴随五四就存在了,是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发生的时候,后来移居美国的奥地利社会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十八岁(1901-1985)。他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记述了那一年思想的变化,“在中学毕业和进入大学学习之间的那个秋季,由于我刚刚被俄国革命燃烧激发起兴趣,仔细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读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也就这一次了。我必须承认,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圣诞节,我所有的兴奋之情就都烟消雾散了,因为在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理论史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于是我立刻就看到马克思错在了什么地方。从此,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成为问题。”(注解1
弗格林后来不止一次地重复了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注解2)这后一句话,现在成为弗格林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言。
 
2.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十七岁。他在当时的社会空气的影响下,也短暂地皈依过马克思主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后来他在自传中也记叙了在那期间前后几个月的思想变化。首先是一次示威运动,共产党组织者居然不顾、并且利用牺牲其他示威者的生命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独断教条性使他看到了献身这个事业的巨大危险。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共产主义追求”的过程,先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复杂的理论,而后虽然意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及实践中的很多错误,但是却因为对“事业”,及对“同志”的忠诚深陷进去,而后又因人性所固有的惰性造成跟更恶性的循环。
一个人,如果为了不放弃目的而开始牺牲自己的理智和良心,那么他就不得不迫使自己相信,这事业是正确的,它重于道德和理智上的“出卖”。而每做一次这样的出卖,他就又陷得更深了一步,于是他就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做更多道德和理智的出卖来支持这项事业。
波普说,“当我看了到这种机制如何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时候,感到非常可怕。我还看到,它在别人,尤其在我的共产党朋友身上所起的作用。这个经历使我后来懂得了很多事情,要不然,我大概至今也不会理解。”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我居然曾经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这真的让我非常沮丧!”(注解3
 
3.如同弗格林、波普那样的追求和思想经历,对马克思主义的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拒绝的人,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其实也不鲜其例。其中陈寅恪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人,他早在宣统三年(1912年)在苏黎世的时候就读过德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直到共产党取得政权,陈寅恪依然明确、并且强硬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注解4
再例如洪谦先生,他是另外一种做法的典型代表。二十年代留学德国,因为思想倾向而后离开德国到维也纳,从师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并且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曾经在五六年不得不违心地写过一篇批判性地介绍马赫的文章,但是他把这件事引为终生的懊悔之事。一九八五年笔者拜访洪谦先生的时候,他说,为了不再写任何这类文章,从此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不能继续写作宣扬唯心主义。洪谦先生的后半生几乎没有任何中文著述,这实际上也是明确地间接对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三.社会科学的智力和道德问题
 
1.弗格林是带有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特点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有很深的基督教哲学渊源,终生反对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后来的维也纳学派对于科学哲学的推崇。而波普虽然自己从来不承认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是称他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是维也纳最活跃的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却绝不为过。
弗格林和波普,这两个人的哲学思想倾向,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恰好是对立的。然而,这两个人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却殊途同归。这说明在社会科学上有一些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超越思想倾向、理论体系、信仰,横向相通的。人类能够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探索,达到同样的结论。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不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有所认识,那他的智力和才能一定有问题的提法是有着横向联系,相通的判断基础的。
在研究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案例,这方面,不仅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素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思索,以及另一位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Raymond Aron)的认识经历可以让我们看到类似的变化过程,而且还有非常多的文学家、思想家有着类似经历。这方面最著名的如凯斯勒(Arthur Koestler)、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们甚至经过了更为剧烈的相信、追随、失望、最后到坚决反对的变化。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态度的认识过程,和弗格林、波普等人非常类似。
为什么有的人走了出来,有人却走不出来?为什么有的人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终生深陷沼泽,有人却能够快刀斩乱麻,迅速明确地走向新岸?毫无疑问,这是由每个个人的判断所决定的!而每个“个人”的个人判断通常来说都和他的智力与道德紧密相连。
 
2.那么,社会科学的智力,表达才能、研究能力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科学的智力、表达才能、研究能力并不表现在他选择的追求方式——文学、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政治学上;也不表现在他选择哪种表达研究方式、思想方法——浪漫的还是现实的,科学的还是思辨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人们选择哪一种思想,哪一种研究方法,常常是和人的气质、性格、思维特点、环境,以及受不同因素影响而皈依的信仰所决定。选择这种或者那种倾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并不在于智力如何,而更多地是由于一些非理性的原因。
然而,一个智力好的人,在研究探索的时候,研究者无论选择哪一种学说,哪一种哲学,使用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明白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所倾向的思想的局限性,它能够解释什么和不能够解释什么,他使用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如果不明白这些,那就表明研究者对自己的思想与方法还没有足够的把握,研究者就随时可能超越了自己能力,带来混乱的东西,严重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这其实就是被波普极为推崇的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先哲孔子也说过,“学而后知不足”。这个道理本来非常浅显,然而却在代代“知识精英们”的令人眩晕的昏话、黑话下,需要人们重新来发掘。最近三百多年来,哲学家们所强调、并且不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启蒙的根本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人们能够知道什么,这种知道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理解形而上学问题,它表达的是什么;理性是什么,理性的界限又是什么。
从科学的角度,从认识论问题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是最经不起推敲、探究的主张。因为它神话了人的感觉,盲目地相信肉眼的分辨、肉体的感觉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人无法神话自己的反映和认识,因为人充其量只能说是比一台电视摄像机高级,仍然只是一个有限的反映与反应。人所有的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一些的肉眼摄像,视网膜的解析而已。对于人的认识与机器的解析,这里依然可以用苏格拉底的描述方法,不过是从一个小圈子走到一个大圈子而已,但是外面还有更多的圈子,何以能够神话自己这个感觉圈子是绝对的,唯一的。相信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永远是一种假说。
任何一个进入知识领域的人,首先没有对自己的认识和方法问题加以思索、探究,也就是如康德那样,在测量世界之前,如果不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尺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智商的人。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每个接触过学术问题,经受过学术训练的人都能够如形而上学文化哲学社会学家弗格林十八岁时那样,毫不困难地看到,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
为此,任何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在进入科学哲学问题,进入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探究的时候,如果偶然进入自然辩证法,进入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很快地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专断的方法,那就证明这个人还不知道,还没有学会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还不懂得如何研究分析问题。这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智力是疲软的。
所以,思想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倾向。但是,研究者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应该了解到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程度、范围、它的文献所在,研究这方面的方法与范畴。在这两方面,一个有研究能力的人一经进入,他就会很快认清并且排除如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思想骗术。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是蛊惑社会民众的工具,一种政治化、世俗化宗教。在学术思想领域,在智力的探索领域,如弗格林所说,是骗子,如波普所说,是庸俗的从帽子中变兔子式的戏法。正因为一个学者不是观众,所以,谁如果真的相信马克思能够变出兔子来,那就是证明自己的弱智。这个定论,无论是你变化什么说法,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罢,说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也罢,甚至不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都是一样。而你不仅仍然被欺骗,而且还在传播欺骗。
 
3.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追求,与自然科学一样,本应该同样是远离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只是领域不同的问题。然而,由于社会科学与人的存在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就有了政治联系、社会功利问题,从而也就产生了运用一种理论,坚持一种学说、思想、意识形态的道德问题、社会责任问题。为此,这也就使道德问题和智力问题一样,成为平行地决定人们思想和信仰的一种因素。
作为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与很多先哲们不同,它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公然鼓吹仇恨,及一个族群必须灭绝另外一个族群的学说。但是,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学说之所以能够迷惑很多知识精英,在于它令人眩晕的乌托邦外衣——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然而这个外衣却正是诺贝尔物理学家麦克斯·玻恩所说的,“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源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式的,自以为自己占有真理。然而它没有神,却只有俗世的人与帮派。而细究这个相信,却又是建立在前面所说的,那种没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提出探究,一种“无知”“盲目”的人的自大上。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智力的疲软之上。
然而,事实上还不仅如此,马克思及信奉他的知识精英不仅是公然鼓吹一群人消灭另外一群人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似的血腥,而且在这批征伐、消灭别人的行进过程中,互相之间也充满了各种不义、不道德。十七岁的波普,十八岁的弗格林一接触它就看到了这点,在北平的陈寅恪、吴宓一听到北伐军将至就感到可能发生的事情,相约绝不入党!谁能够相信那些在五四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知识精英未曾遇到过这类问题呢?这尤其是经历过延安时代,五十年代反右等各种运动之后,如果不是道德上出了问题,没有一位正直知识分子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生活一年以上。
对此,对于五四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有其深刻的道德问题,百年来的历史还展示了更多的证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学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争辩的理论问题,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经验事实。到今天为止,它残杀了一亿以上的人,严重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生活的秩序。而它导致一亿以上的人死亡的事实,也绝对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几乎每天、每时都伴随着它。对于这样一种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而根本就带有实践性的学说,如果进入它,而不能很快地脱离它,甚至终生相信它、追随它、宣传它,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类所谓“知识精英”的“智力”、“品质”、道德有严重的问题!
 
已经去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法国的阿隆对此曾经一针见血地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
一个人也许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在思想上是正直的。
真诚的马列主义者为数不少,但是他们都缺乏才智。”(注解5
 
四.政治与学术
 
1.然而造成五四后中国的一部分所谓“知识精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于其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还有另外一个人类社会精神追求者永远面临的悖谬问题,求知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和前面所说的智力与道德问题互相联系。
“古来圣贤皆寂寞”,古今中外永远如此。第一流甚至第二流智力的人是绝对不会从事政治或者商业活动的。因为对于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与创作欲望会使他们不堪忍受那种重复的、限于尘世间无谓事物的纠缠。只有第三流智力的人,有些机智、却不乏精明狡猾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于商业以及政治上的那些眼前的得失与算计。然而,在人世间的现实中,得势的、掌权的、占有生活资源与左右社会的却永远大多是这第三流与第四流智力的人。
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在第一流和第二流智力的人那里,他们当然可能由于热血和冲动,对一个美好的观念、理想的追求而一时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智力以及道德一定会使他们很快走出马克思主义。这在波普、弗格林、爱因斯坦、奥威尔、纪德等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那里莫不如此。
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当然也是如此,例如陈寅恪、洪谦等学者,都是一经接触就对马克思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终生都与马克思主义、各种显学以及政治远远地拉开距离。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人居然到了三十岁还不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走出来,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能够看到周围世界的社会,并且已经经历了共产党集团的种种黑暗后,还不能够走出来,那么,他一定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缺陷。具体说,像李慎之那样,以及于光远、范岱年等我的一些所谓的导师们那样,他们居然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容忍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乐此不疲地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而未曾感到厌倦与厌恶,单只是这一点就证明他们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明显的缺陷。
只有智力第三流、第四流的人才会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忍受政治生活中那种乏味和灰暗残酷。当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和商人与政客一样,在五四以后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取得现实的、政治的胜利,并且沾沾自喜于此,把陈寅恪、洪谦那样的知识分子牢牢地管制在他们的权力之下。
 
2.实际上,这种求知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冲突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五四以后它造成中国社会知识空间极端并且彻底变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被西化过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带给我们中国社会的变化。
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对比,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政治对于学术、私人空间的干预是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一个典型传统特点。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与神学曾经牢牢地控制,并且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弗格林、阿隆、罗素等不同思想倾向的西方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比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世俗化。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它的产物共产党把这种一元化带到了中国,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空间结构。
“胜者王侯败者寇”在中国传统中本来只是政治领域中的事情,但是在极权主义社会,由于极权而带来对文化的垄断,把“政治”结果完全带到“知识界”。热衷于政治的二流文人,知识精英垄断了中国的知识界。这种铁桶般统治,从学校、研究机构到出版,甚至说到每一个铅字都毫不为过。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远离政治的民间文化、知识生活。政治上的失败者、失意者、异议者,完全可以乡间隐居,卜卦、行医、著述吟诗作画,甚至办学、讲学。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那种由那些智力平庸、但是却还精明狡猾的知识人铁桶一般地统治文化精神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
陈寅恪曾经悲叹过他的著作在共产党统治下出版无期。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专门有一个审查出版物的机构,任何想要出版的东西都必须通过他们的审查。在那里从事这种工作的都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的党的“知识分子干部”。那些审查陈寅恪书稿的人并不懂历史研究,而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当时审查的某些人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在陈寅恪已经被广泛肯定,著述已经得到出版的时候,仍然还是认为陈寅恪是封建专制社会的遗老遗少、没落者。因此陈寅恪的著述,所有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容的作品,在他们的管制下如何会出版有期!
这个典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对于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倒是党内的如陶铸一类的所谓高官“貌似宽和”,直接封死他们的常常是党内那些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对于这一点,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居然再次体会到了类似的情况。
 
为此,五四——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学术——道德——政治,这两个连锁式注定了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命运。它造成了如阿隆所说那种虽然缺乏才知和道德,但却是政治精明的那类知识精英对学界的全面控制,致使政治对学术的全面控制。从而最后彻底阉割了一切有生命的文化传统与个人。
 
五.几点辨析:
 
瓜熟蒂落、水落石出,对五四的反省大约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九十年后看五四,九十年后看五四五十年后的结果,历史地比较辨析这些结果,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得到更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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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5/03/11 12:45: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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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5/15/10 05:13:30 AM
仲先生,非常喜欢看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