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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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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辨析:
 
瓜熟蒂落、水落石出,对五四的反省大约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九十年后看五四,九十年后看五四五十年后的结果,历史地比较辨析这些结果,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得到更多的教益。
文化大革命可以部分说是五四的产物,因为五四推崇的科学与民主,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与反传统是它的必然产物。而这个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经历了当代极权主义肆虐残暴,甚至那些曾经跻身于权力阶层的知识精英也没有能够幸免。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经历了如此地狱般经历的中国社会,在七六年后,有了一点喘息、思索的机会的时候,却居然掀起了一股追念、返回五四的热情。这种口号式的反思,完全没有对自己所曾经参与的罪恶的否定与反省,没有任何深刻的细究这些罪恶的思想和社会政治根源。五四的“科学”和“民主”被原封不动的重新搬上台面,甚至说“原封不动”都是过高地评价了这些“知识精英”。因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早已经被他们彻底教条化,片面化了。
中国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苏东坡更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对比弗格林、波普等人的追求、反思,与对自己的迅速否定,就能够使我们一下子清楚地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后,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荒腔走板,智力与道德的疲软。
弗格林和波普甚至没有这种残暴和黑暗的完全经历,但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反省、思索出深刻的结论,并且其后一生中都在对抗这些人类肌体上的痼疾。
这个对比使我们看到,尽管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利用各种可能,乃至政治权力,为我们下几代人营造出了极权主义的恶水深山,封闭了我们后几代人的眼睛,但是,人们还是会有一天把他们与弗格林、波普的反省对比。
这个对比还使我们看到,文革后卷土重来的对于五四的科学民主,以及启蒙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不是一个进步的反省。它其实是再次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种青年人冲动,而这次重复却真的可以用他们的“导师”马克思的话来说了,历史,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重复出现就是闹剧了。
在这一次重复的人中,很多是白发苍苍的,经历了黑暗与地狱的人,然而,他们却居然走不出这个怪圈,居然仍然不假思索地攻击波普。对比弗格林和波普的反省,这实在不仅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闹剧,而且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们塑造的“五四”,实在是值得彻底反省思索。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类荒谬,围绕与弗格林、波普等知识分子的反省对比,我在这里做几个简单的辨析案例。
 
1.指鹿为马的坚持——李泽厚的启蒙和后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先生是铁幕落下时,进入铁幕的最后一代受过正常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代知识精英来说,照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学术为何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终生主动积极投入的却是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宣传。
以李泽厚一代为界限来断代区分知识分子,还因为其后一代,例如金观涛们,由于生下来就完全受的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因此各方面都无法和李泽厚同日而语。这其后的两三代人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学术为何物。以金观涛为例,既没有阅读能力也没有研究能力。为此,对于其后几代人来说,反省五四也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因为这几代人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完全是再生问题。
李泽厚们是中国大陆末代有可能和十七、八岁时的弗格林、波普一类知识分子思想经历比较的最后一代知识精英。所以,我这里谈几点对李泽厚的看法。
李泽厚的成名是在十七八岁之后,文化革命之前,他是在美学领域中,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美学而著称的,他书写的都是“五星红旗美在何处”(五七年,李泽厚文章题目)一类的文章,是美学领域中的“棍子”。
李泽厚的走红则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后,也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有了一点缝隙,这点缝隙让人已经有可能思索真正的问题,反省自己,重新打开知识的窗子的时候。但是,李泽厚们却仍然完全延续旧有的道路,对自己没有任何否定性的反省和思索。
全面地辨析李泽厚的工作,不是本文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只谈涉及五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于五四、启蒙问题的看法,李泽厚的再次走红也是因为于此。
李泽厚认为,因为五四后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中国社会才会有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对比弗格林波普的反省,你就会立即发现其荒腔走板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因为,
第一,在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时期之后,首先反省的应该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自己”(!)过去居然跟随如此一个集团,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
是李泽厚们协助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批判,巩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奠立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思想基础,李泽厚们七六年后凭什么去启蒙别人?!
第二,启蒙关注的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李泽厚们过去,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工作及其思想方法正是“启蒙主义”以来的启蒙思想所批判分析的对象,需要弄清楚的蒙昧思想的代表。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只从政治诉求角度看待启蒙问题。
显然,七六年后李泽厚们所说的“启蒙”,是一种只看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启蒙”, 功利性的启蒙。这种如此与“五四”相联系的启蒙,是占有真理的知识精英对于民众社会的教育性“启蒙”。这种启蒙与“启蒙”本来意义上的,那种康德式的对于思想方法和个人主义位置的探究有着根本的区别。
所以,李泽厚的启蒙,他眼里的“五四的启蒙”,和他文化大革命前所谓美学研究一样,不过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不过是“一种政治”压倒了另外一种“政治”而已。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救亡,专心推行马克思主义,以及在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那么带给中国的甚至可能是更加严峻残酷的结果。
“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的这种提法没有任何积极内容。启蒙问题,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结束”后,七十年代末期提出,那它的迫切意义首先就应该是对黑暗的反省,对共产党的重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再思索,对自己过去的否定!
第三,从哲学的角度,任何真正了解哲学史、思想史的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这门学说和启蒙思想的对抗性,看不到它的专断、以尘世的思想,以政治的诉求来替代思想与分析研究的特点,这就说明“这个人”不懂得启蒙是如何发生的,启蒙是什么?“这个人”对于精神领域、哲学领域的各种范畴的区分,意义,及其界限是混乱的;“这个人”缺乏思维的感觉和分析能力。
然而,就是在这两个层面,李泽厚,也包括下面我将要提到的两类知识精英都没有接触到。对此,如果分析智力学术原因,我们只能归于这三类知识分子在这双方面的欠缺或者疲软。
现在看来,李泽厚大约终生不会走到弗格林、波普十八九岁的程度,因为八九年共产党集团崩溃,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失败后,到九五年李泽厚还宣称他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这表明到今天为止,李泽厚也没有对他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学术”有所反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说明他仍然不明白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对此的探索,仍然被禁锢在马克主义的教科书的框架中。这不仅显示他思维能力的欠缺,而且还有阅读当代文献能力的欠缺。
 
2.丧焦失明的反省——顾准、李慎之的意识形态式的思维
最近二十年与五四相联系,对中国所谓思想活跃的知识精英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顾准和李慎之,他们是比李泽厚年长的一代人,亲身参加了共产党及其所谓革命,并且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成为共产党中的中坚力量,其后由于受到整肃而思想有所触动。最近二十年,他们被一些“年轻人”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一些人甚至很以他们的子弟自居。但是,只要对他们的思想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坚持的那种五四的科学与民主,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科学”“民主”,他们的反省与弗格林、波普、阿隆等人年轻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省,与陈寅恪、洪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相比,实在只是在一个专制一统的社会中,对于共产党的“极端”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见,在思想和知识上没有任何异质的意义。
虽然比弗格林波普晚生了将近二十年,但是顾准李慎之出生的时代也是可以接受到不同文化思想的时代。十七岁时的弗格林只是参加了几个月的经济学史的课程就立刻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但是反观五十岁后的顾准李慎之,不知道是顾准李慎之先生亲身参与了共产党混乱的意识形态的创建,还是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改造,一本顾准先生的文集,大多是不着调的意识形态式的杂谈,对概念的南辕北辙式的使用,以及共产党社会所独有的坐井观天、一厢情愿的议论。他对于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唯物、唯心、启蒙等概念的理解运用,以这些概念贴标签式的分析都是典型的中宣部式的思想方法。(注解6)顾准和下面所说的那个群体的知识精英一样,他们错误地以为过去给爱因斯坦等“资产阶级”科学家、思想家贴上唯心主义是大批判、是反动,现在给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就不是大批判,而是进步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就是一种欺骗。
一本顾准文集,只有翻译的译文,以及一些情绪还有些意义,充其量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牢骚,根本上不了学术的殿堂。
一部顾准和李慎之后半生的反省,则几乎可以说是无的放矢、丧焦失明。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史观和分析方法提出异议,都仍然是或继续反对中国传统,寻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历史发展,或怀念他们还没有受到整肃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
顾准和李慎之面对共产党,但是反省的箭射向的却是另外的方向,依然是共产党以前设定的目标!他们思想方法没有变,沿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共产党的一元论,他们的目的依然是想拯救共产党,而在这之中,只有他们自己是正确的共产党。为此,如果说他们反省的箭,仍然是共产党、马克思的毒箭也毫不为过。
我当然必须承认,我对顾准的书中的议论,提问题的方法感到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当时在六十年代末期也是如此混乱地,意识形态式地提出问题的。然而,这种熟悉却从另一面证明了顾准李慎之们与弗格林等人的差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封闭社会长大,被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一代,根本不知道在思想追求中,学术研究中如何正常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有的只是正义冲动。
我还想说,顾准李慎之的著述中也确实偶然有一些亮点,但是后辈的读者忘记了,顾准和李慎之是生在上个时代,受教育在上个时代的人,我们感到亮点的那些地方其实不是顾准、李慎之们的特殊优点,而是他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前一时代的教育与训练痕迹,思想与历史的回音。
信仰并且皈依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说或者是智力或者是道德有严重的缺陷,而口说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方法,概念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则更让我们看到他们感觉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或者说不足。一个智力好的人,在能够看到其它文献,能够做出对比选择,以及可以受到足够的启发的条件下,就不会固守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中,具体地说,就不会固守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范畴中谈论问题。
 
3.饮鸩止渴的努力——文革后的所谓科学民主
在反思五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这三方面问题的时候,一九四九后形成的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界的知识精英应该说是中国大陆与五四相连的一个最主要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一些人自认为自己就是五四的产物,继承者,另一些人则由于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从事了革命,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观中找到了“五四”。
由于奇怪的机缘,尽管我从一九七一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经验主义倾向的启蒙主义者,但是后来因为许良英先生对我的关心而曾经在自然辩证法界走过一段。正因此我自认为对于这个带有所谓五四所推崇的“科学”特点的圈子有所了解。我曾说过,事实上从我进入那个圈子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视我为异类。我当然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思想。
这一圈子的人包括于光远、范岱年、何祚庥等人,大都出自高等学府。他们大都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们曾经积极协同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堡垒,并且成为这个堡垒的中坚,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严格地掌控着大学、研究所、出版机构。在四九年后,在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科学思想领域中,宣扬自然辩证法,对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打棍子,拒斥启蒙以来的各种启蒙主义学说,极力推崇所谓“科学”学说、“自由主义思想”的也正是他们。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仍然都遭受过整肃和迫害。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最令人诧异的是,他们与弗格林、波普的那种反省,与陈寅恪和洪谦那种与马克思主义的格格不入似乎是绝缘的,无论是在年轻时代刚刚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追求的时候,还是后来他们遭受了共产党自己人的残酷迫害之时、之后,他们从来没有过根本性的对自己的否定性反思,当然也就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彻底决裂、抛弃。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尽管他们之中部分人在最近二十年“马克思”不再挂在口头上,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下的五四、科学却始终是他们的旗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甚至可以说终生坚持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九八五年,笔者的一位同学去拜访洪谦先生,请他谈谈对自己的一些导师们研究工作的评价,洪谦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贴标签。”
对于自然辩证法界的人来说,他们也真的以为从过去攻击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是唯心主义变成现在说他们是唯物主义,思想就取得了巨大进步,有了重大发现。这不能不叫人感到荒诞。
由于目前在中国大陆,不管这些人是否直接在位,在知识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是这种思想、这些人,因此在反思五四的时候,就必须提到他们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反思五四,永远无法绕过他们。
如上所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因此这个领域中的知识精英除了用唯物主义的各种标签,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进行宣传,基本上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研究能力。在此,联系到五四,我们只列举两个例子。
 
1)关于科学:对于科学,这个领域的精英们的理解完全是和哲学史、科学史中对于科学理解和探索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独有的科学观,建立在他自己对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教条解释上。但是,事实上恰好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说的相反,在整个当代学界,以及传统学界,从来哲学问题的探索史、思想研究的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历史。作为主义的唯物论,Materialism,在哲学史领域中很少出现,几乎没有影响。而唯物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概念,以及以唯物和唯心作为范畴来研究思想问题,形成的必定是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而非学术研究。
唯物主义由其认识论根源决定,它的所谓分析就是一种贴标签的方法,专断的方法。
唯物主义由其认识论根源决定,它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的推崇必然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因为它武断地相信人们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认识世界,所以它所认为正确的“科学”就是一种“真理”,一种唯一的真理,所以就导致五四以来的他们那种对“科学”的推崇。
唯科学主义是一种专断、教条,因而可以说也是玻恩所说的,“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去听一位唯物主义者、一位自然辩证法专家谈“反对唯科学主义”,无异于去听一位骗子谈反对欺骗!
 
2)关于科学、启蒙与共产党极权专制:
对比弗格林、波普、陈寅恪、洪谦,我常常想,为什么自然辩证法圈子的知识精英,为什么李泽厚、顾准、李慎之们丧失了反省、否定自己的能力?认识论的探究让我看到,正是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使得人们在思想上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思维分析能力,反省能力。对此,这个自然辩证法界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这个领域中的很多人不仅早年投身革命,而且在革命的黑暗与残暴公开盛行,并且他们自己也受到迫害后,还是紧跟黑暗和残暴。就是在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所谓结束后,他们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根本的触动,进行真正涉及内在的思想和道德根源的反省。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学者们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自然辩证法界的知识精英却视而不见。即便眼前有弗格林、波普、凯斯勒、纪德、奥威尔,可他们似乎没有感到有必要质问自己过去几十年为什么追随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犯下如此愚昧的,甚至不可饶恕的错误,反而在稍微有些其它可能的空间,立即要向民众启蒙,继续宣扬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导致他们走向这条道路的“科学”,以及所谓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七十年代末期后,在科学——共产党专制,启蒙——共产党极权的问题上,这个群体所宣扬的,所继续力行的东西,无论从政治史上,还是从思想史上,都可以说是荒唐离谱。
八十年代初期,自然辩证法界的知识精英们在总结反省专制的经验教训中,居然以为最重要的是要使得共产党高层了解科学是什么,遵循科学规律,居然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共产党决策者们启蒙!他们以为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反省和总结,最好的推进。对此,如果中性地单从概念思想问题来评价,是因为他们对于科学和启蒙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如果带有价值判断来评价,他们是如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根本就失去了对于极权主义的感觉和判断。而无论如何判断,八十年代留下来的经验事实是,这完全是饮鸩止渴,延长了极权主义专制的寿命、大大地延误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此后中国学界沼泽腐化的深化和广泛化,也和这些知识精英的所谓“自由化倾向”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关系。
 
笔者在几年前纪念五四的文章曾经说过,科学是一个描述的方法,民主是一个决定政治、社会问题的操作方法,启蒙是反省那种教条、专断的思想方法和信条,启蒙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知识文化领域及其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问题。
因此,而把“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基础,不单荒谬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混乱。
因此,如果还继续在这方面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教条,继续神话“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其结果就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负面文化毫无触动,继续为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空气和土壤。
至于把启蒙理解成去教育民众,甚至荒谬到教育极权主义者,而且是用自己从来固有的专断的教条,则是五四所产生的那种极端化的“科学”思想,给思想史带来的最荒诞的一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一九七六年后一些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重提五四问题——科学民主问题所作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并且反省五四、马克思主义,以及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严重问题。然而,尽管如此,今天人们提到的“重新回到五四”,或许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接受”就是重新回到多元的时代,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探索道路,重走弗格林、波普、陈寅恪的道路。当然谈何容易。因为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中国的知识界、精神界已经经历了五四后两代知识精英的扭曲。
五四后第一个五十年,是不智和扭曲;从四九年开始,五四后第二个五十年,则是自残与对下一代人的阉割!对于在第二个五十年中出生的已经被变了性的知识分子来说,从他们走向知识和精神的追求那一天起,面临的已经不是创造,而是一个再生和重塑的问题。
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辉煌,只有痛苦、炼狱和再生。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我自己的追求和经历对于同时代知识分子带有非常普遍性的特征。
回顾前半生追求走过的道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四九后在马克思主义腌制下的一代人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痛苦过程,复活过程。从一九六九年冬季开始,我经历了:
①“反叛”;
②“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③“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
④“语言概念乃至行文、精神思想节奏、韵律的变化”;
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我花了大约三四年的时间,第三个阶段大约十年时间,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持续的变化,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的努力。
我深深体会到,这代人的反叛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伴随智力和道德的反省,持续地清除渗透到血液中的,无处不在的“党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化,极权主义文化的痛苦的过程。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知识、精神、文化的改变将伴随当代中国知识界几代人终生。因为这几代人已经被共产党脱胎换骨,而要再次脱胎换骨,乃至移植器官,不仅困难,而且要时刻警惕后遗症,抗体,以及在两难中死亡。
在这里我还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文化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人物带来的,而且也是五四之后那些走向共产党道路,马克思主义道路,大大小小的顾准们、李慎之们、王元化们、于光远、范岱年们带给我们的。由于权力和正统的意识形态,他们至今还在用各种被曲解,被阉割的知识和思想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界,正因为此,在对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们对五四,以及五四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反省的时候,笔者有着更深的体会。
 
对此,我们现在还可以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保守派造成中国学术的蜕化,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改革开放中的所谓“自由化”潮流,及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则进一步造成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腐败。前有上述三类知识分子,后有金观涛、甘阳等各类所谓“青年才俊”,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反省五四,反省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问题,重开新路,反而把政治优先的意识形态化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从而造成中国知识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腐败。今天中国学界的不可救药,与这左、右两种倾向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教条带来的蜕化,史有前例,所谓“自由化”带来腐败,史无前例!
正为此,逃离五四后某些知识精英们五十年来为我们这几代人锻造的枷锁和宫刑是困难的;重新回到五四的多元的原点是不容易的;而如果我们要重开新路,要重生我们中国文化的生育能力和活力,我们就必须对五四做出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2010-5-2一稿,5-4定稿,德国埃森
 
注解:
1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sche Reflexionen, Wilheim Fink Verlag, 199428
2Johanna PraderDer gnostische Wahn: Eric Voegelin und die Zerstoerung menschlicher Ordnung in der Moderne. Passagen Verlag, 2006, 87页,“卡尔·马克思——一个知识分子的骗子”一节
3Karl Popper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Book 1, La Salle Illinois, 1974, 8.Crucial Year: Marx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23-29
4.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北京,1995112页。
5.《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2 929
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首发《新世纪》: http://www.ncn.org/view.php?id=7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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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5/20/10 08:49:53 PM
中国的社会人文从来未得到过人类文明观念的改造,加上信仰缺失,民族人文犹如没头苍蝇,撞哪算那。而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意识,任人摆布的奴性顺从,甚至于母系社会的依附依赖与盲从,所谓的民族精神如同一锅大杂烩。否则何以会牺牲几千万民众性命,去拥护一个专制去打倒另外一个专制?
游客
   05/11/10 05:25:55 AM
文章分析的很好!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击中时蔽.
游客
   05/07/10 01:58:56 PM
李泽厚、顾准、李慎之有悲剧成分,于光远、何祚庥是痞子、棍子,不是同类人。
游客
   05/06/10 11:09:05 PM
懂的多了,我反而不敢去做事情了。 真的很害怕,害怕自己的好心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谁能让我看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