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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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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主义与中国
 
对于人类来说,无论哪种文化,哪个种族,无论东、西方,涉及生存、生命的最基本的人的要求,人的权利问题是相同的、相通的。与这种生存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人的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问题。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自由及私有财产的追求,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为此,在对于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在时下中国,及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关系的问题的讨论,无论对象、结论都不是一样的。
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传统社会中生活的中国民众当然需要自由,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秩序中直接或者间接隐含着某种与“自由”相关的因素,因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对于“自由主义”的需要,如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产生“人权”观念的迫切需要一样,历史决定,我们中国传统中产生不出这种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对于时下中国问题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却很少自由主义。
 
1.自由主义与一元化的政治社会
自由主义开始于中世纪后对“宗教极权主义”秩序、及思想的反抗和批判辨析。由于这一历史与思想根源,当代自由主义更是现代“政治”极权主义的死敌。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哈耶克、卡尔·波普、雷蒙·阿隆、以赛亚·伯林、德国的达伦道夫、布拉赫尔、乃至生活在极权主义铁幕后的萨哈罗夫、米希内克等都是极权主义的彻底反对者。尽管对于是否能够把共产党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等同并论仍然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说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却是毫无异议的。为此,仅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党内异议人士们,以及那些被赶出党内,那些在党外却希望进入党内的“‘党内’异议人士们”,都根本和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那些因为“自由化”而遭到压制的知识精英,并不是由于他们行为上反对共产党暴政,或者在精神上追求另外一种思想方式,对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因为在权力问题上令中国共产党权力阶层感到不安。实际上,共产党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最能够说明问题,倘若他们真的是自由主义思想,那遭遇的就一定是灭顶之灾。这一点共产党对法轮功信仰问题的残酷镇压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对于继承了中世纪教会衣钵的共产党政权来说,自由主义思想及倾向,本来是比法轮功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世纪后产生,完全就是因为要直接挑战宗教极权主义;而它在其后近三百年的发展存在,尤其是在最近一百年,无论在世界何处都与极权主义水火不容。
一个在共产党集团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甚至在遭受到整肃后,仍然呆在党内,“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党内,而感到心满意足,没有感到需要痛悔的人,我绝对不相信他有基本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思想。
实际上,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每日都是煎熬,每夜都经受着梦魇。
这就是陈寅恪、洪谦与李泽厚、李慎之、于光远、范岱年们等各类自认为与五四紧密相连的自然辩证法专家们的不同。
对此,我在下文还要论述,洪谦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教育下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是中国传统文人,尽管他们没有自称过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他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
 
2.自由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平等宽容思想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它的历史观是一元主义史观,其僵硬的框架就是历史发展五阶段论,这种一元史观的核心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有其铁律。为此,知道这种铁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种真理的代表者,那么这就又回到了麦克斯·波恩所说的,相信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凡是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这种史观,用这种概念分析问题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因为这种一元论天生是排他的,不能给予其他人多元的、自由的空间。共产党曾经假惺惺谈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四九年前它还没有机会充分显示它的排他性才去空谈民主。它掌权后每次整人运动后也假惺惺地落实政策,那是因为它根本不承认你与它平权,不承认你与它对等,它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虚假宽容对你施予,它认为真理是在它的手里,灭了你只是时间问题、方法问题,它既可以用政治暴力,也可以用“自由”的软刀子把你消灭。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基础则是大家都是平权的。大家都可能了解到真理的某一部分。谁也不可能占有真理,更不能够独占权力。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多元观。其开山鼻祖洛克的特点就是从来是以讨论的态度,而不是以导师自居,真理占有者自居。
 
3.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
认真思索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问题,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涉及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因素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关系问题上,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宗教化制度的欧洲社会,无论就实际社会结构还是思想都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也是专制社会,非民主社会,但是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空间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己独特的特点。详细地研究这种区别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题目,笔者在这里只谈几点感想。
 
3.1社会制度、秩序的区别:在欧洲文明中,教会和国家的地位远比中国社会更为崇高。因为它们都曾经被认为是上帝的代表,这种代表意味着“绝对”性。但是中国却不完全如此。首先皇帝虽然自称是天子,可还不是神。中国的天子无道是可以被讨伐推翻的。
其次,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第一不是偶像化、具体化,第二不能主宰一切。
第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联系要远比西方松散。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教会”这一在欧洲社会至关重要的机构或者组织。当然更没有这种制度和思想对社会的严密禁锢。
第四,社会的流动性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各个阶层是流动的、变化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少那种僵硬固定的教会阶层制度,贵族制度,“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教无类”,这都让人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说到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遇罗克反对的出身论,以及他为此而牺牲,这两个现象都是典型西方社会的产物。在有教无类的中国,阶级和出身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影响到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是共产党引入中国社会的。而因为反抗它而殉难,更是典型的中世纪对待异教徒宗教审判的重演。实际上,不仅如此,那种阶级划分,阶级路线,一元化国家结构,一种思想统治到每一个角落等共产党社会的很多特点,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图像相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则史无前例。
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今天共产党经常说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就会发现,中国民众按照中国传统要求的人权,几乎都被共产党剥夺了。如受教育、对祖先、对父母子女等的权利,更遑论法轮功学员们所要遵循的真善忍了。
 
3.2人们强烈要求自由的愿望的产生是针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和控制、禁锢而来,理性是针对非理性的传统和权威而来。然而,这两点在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中都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没有特别成为目标追求。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当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自由主义为宽容而奋斗,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宽容是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与法轮功现在推崇的“忍”等儒道释都这样教导与人,并且是社会所尊崇的美德。中国的儒家、道家学说使得中国没有一种制度化的排他的框架,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没有感到产生追求自由的迫切需要。这本身就是一个或者说是成功,或者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对于人的自由、欲望、对生存基本权利这些本能的冲动和要求,一门学说或者文化,为了限制它们对社会,甚至对权力造成破坏,它居然能够不仅运用“限制”,而且在试图满足这些要求的时候,还运用了包容、化解,让人得到满足,感到幸福,究竟如何看待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分析思考的问题,而非一下子就简单地否定它。
与此相比,极权主义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有自己的所谓乌托邦的想法,或者说所谓“美好理想”,但是它却是以镇压与迫害,以残害人性及社会为手段,所以它不会长久。如果儒家、道家等中国的传统学说也是如此“绝对化”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被“绝对”地反对。然而,历史的经验事实是,他们部分如此,部分不是如此。部分如此的地方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部分不如此的地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灿烂。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不需要自由主义,所以产生不出自由主义,或者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由主义思想、人权思想很少可能会被感到迫切需要,而被直接提出、追求。因为人们有很大的逃遁空间,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0400; mso-fareast-language:#0400; mso-bidi-language:#0400;} 就是在文字狱最严重的时期依然有逃禅、隐遁、行医、卖卜的可能。而与此同时,社会也给予了人们非常松散的,可以改变地位的流动空间。
 
3.3对于自由主义的非理性的文化基础的描述,使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文化,它的最高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经历了启蒙和各种所谓思想革命,但是从根本上保留下来。所以今天欧洲人、西方人还是以基督教传统及其文化为自豪、为根本。但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却没有这么运气。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几千年存在的那个最高的追求前提,那个非理性的前提,在近代面临西方的冲击的时候,几度崩溃。
对比自由主义的产生,我们能够看到,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中国知识精英把价值和方法混淆了。为此,中国社会把自己的“魂”扔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意义深远。西方文化是方法的革命,所以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经历的却是对“灵魂”与“价值”的革命,砸碎的是中国人曾寻到的最根本的,并且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生存的基础,天地人的关系,所以断了传统。
然而,问题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无法像置换机器零件那样,拆除一个换上另外一个那么简单。精神文化传统、价值观,无法彻底拆除。彻底更换。中国人灵魂中更多的是真善忍,儒道释,是三钢六纪的各种紧密关系,亲情关系,而非上帝造世说,他们永远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只认同一个上帝,彻底改变自己的父母观、男女观、教育观、文化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然观、天地观。所以,对传统的革命带来非常多的不自洽的东西,引起无数的混乱,甚至在很多时候失去基本价值,造成社会的无序和堕落。
余英时曾经惊叹,西方最近几十年才极为流行的多元观,陈寅恪先生居然在将近百年前就曾经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吴宓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陈寅恪的思想: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吴宓与陈寅恪》,12页)
 
4.我这里当然不是无条件地歌颂、推崇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说不同传统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发展的途径和方向。寻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两个文化传统的先哲们,民众们的共同目标。片面地吹捧一个打击,甚至粉碎另一个,都会造成畸形的结果。当代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多元文化、人类知识是互补的。没有一种东西是绝对真理、绝对真实。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还告诉我们,自由和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然而这个人的基本诉求却应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底下,在人和宇宙,人生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下。这个关系是信仰问题,非理性问题。如果人对于自由和权力的要求脱离了这个和人以外的东西的联系和束缚,也就是人的自由和权力无限扩大,就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的紧张。当代现代化社会带来的人伦道德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都是近代这个自由与人权的无限扩张的产物,也就是“人本主义”问题的另外一面,如果人成了唯一的中心,并且无限膨胀,就会人定胜天,纵欲无度,生灵涂炭。所以天地人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西方有西方的非理性的,信仰性的假设,中国有中国文化对这一切的理解和框架。这两个框架中的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发展。
我当然认同波普所说的,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虽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可是它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都更好的社会。然而,尽管如此,对于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社会的人来说,他也更加痛苦地看到现代化所面临的二律悖反问题。
 
五.再谈两位自由主义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启示
 
基于上述描述,我想再次强调两位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洪谦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特点。他们可以使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谁如果只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看待自由主义问题,谁就看不到自由主义的真谛,张冠李戴。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是对于人的基本的生存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尤其是表现在对于思想自由的追求上。为此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默默无闻的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学生洪谦先生,堪称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里且不说他四九年以前遵循的思想以及著述,只说他在四九年后,他的后半生中,虽然没有积极的正面的对抗行为,可他内心中,思想上,精神上,处处显现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他的最后一位学生还学文珍藏的他给还学文的四十多封通信中,充分展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痛苦。而正是他的这种独有的痛苦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知识精英们的根本区别。
洪谦先生去世后,近年来有很多回忆洪谦先生的文章。然而由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他的思想、精神,他们为了抬高自己所谈论的洪谦先生竟然是差之千里,甚至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石里克的学生,一个西方科学思想中成长出来的学者的语言、思维方式。这方面的代表是甘阳,他再次犯了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八九年就曾经明确地给他指出过的那种,把伽达默尔当作卡希赫的哲学的继续者的张冠李戴的荒谬错误。甘阳之所以在对洪谦先生的回忆中重复性地犯这种ABC的错误说明:一个马克思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学者”,甚至没有能力复述出他所接触过的哲学家一句话,一个概念的陈述,更遑论思想。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那些一定要给党内异议人士李慎之带上自由主义的帽子的人身上。
自由不是对于一个“党伙集团”纪律的触犯,而是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思想方法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由于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有自己的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是否会有积极的、明显的形式则和当时的知识精英们的才能和追求有着非常偶然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陈寅恪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如梁宗岱、刘杰等知识分子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由精神的积极追求的形式。
被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西化论者们称为遗老遗少的陈寅恪,和洪谦先生一样,对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但是他的思想以及一生的经历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什么样子。他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生存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是如何提出和显示的。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中,他如同笔者前述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先哲们一样,由于对一个基本价值的认同,坚持了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这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几千年中国文化追求所赖以存在价值,天地人的宇宙观。他曾经不止一次,用各种方式表达过这种思想: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察报告》,)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陈寅恪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三钢六纪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宇宙观、人神观、宗教观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化有着自己对于天地人关系的理解、信仰和规范。这一切都是一种假说,一种推测,一种依靠启示的信仰,是超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他是一个泛神论,不能够否定人以外的存在物的存在。虽然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是他绝对不相信一个肉身人体的上帝。
陈寅恪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不只是一种伦理,而是一种宇宙观,一种建立在这种宇宙观基础上的一个群体的追求与创造,一种爱因斯坦所承认的泛神论的可能选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辈们的体会时刻有着非常深邃的意义!先辈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坚持更是令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和洪谦的坚持和追求让我们看到,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对于一位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重要的。缺乏这两点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是混乱。
自由主义之在西方文化中是建设性的,如果它今天进入中国,没了传统,没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没了认识论基础,而居然是唯物主义(物质主义)的自由主义,Materialist Liberalism,剩下的就只是丑陋、恶,与破坏性。
为此,我们今天追求自由,寻找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首要的是它的前提——根本的价值及思想方法问题,而这两点就要求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共产党,或者回到传统,或者重走洛克之路!
 
2010-5-11初稿德国埃森
 
原载《新世纪》:http://www.ncn.org/view.php?id=7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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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3/06/11 08:36:52 PM
真好。 五六十年來,一直看到「自由主義」,總摸不清底細,今天總算豁然開朗了。 中國傳統為啥冒不出「自由主義」,也是個疑惑,今天也有收穫。 謝謝用心創作。
游客
   05/20/10 01:11:49 PM
说的对,但好像缺点儿什么,没说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差距太远了,简直无法比较。作者放在一起比较,实际上起了贬低的效果。但愿能理解。可惜不能面见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