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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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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

 

  如前所述,革命意味着根本性,甚至颠覆性的改变。关于科学革命、知识革命的讨论是在康德以来的启蒙哲学的道路上,弄清人们如何和怎样讨论问题的道路上逐渐展开的。他和近代物理,近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联。笔者在前边已经提到,二元认识观,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对立的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探索传统。这种主体对客体,人对自然的研究、进攻,是西方哲学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西方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科学史研究中,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美国的一位著名中国科学史家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还有一些科学史家认为,西方的科学发现,中国都有。笔者现在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因为中国的先哲为我们奠立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看法和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种观念传统中,人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进攻、攫取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保护了人,而不是人保护了自然,所以人要敬天地,因此,我们不需要以自然为敌、攫取自然的科学技术。关于这样两种文化好坏优劣的“价值”讨论不是笔者在这里能够讨论的问题。

  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对立的思想,在笛卡尔后,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此的盲目相信,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进一步看到在我们的知识中,主客无法截然分开。现代物理学、宇宙学走向东方所谓“神秘主义”显示的也是西方二元观“描述”客观世界的极限。

  虽然对于这点的认识,知识的发展可以从不同方面达到,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可以从相信世界是和谐的,麦克斯韦方程一定协变导出,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无论物理学还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的发展却都主要是受到马赫强调观察和现象的哲学的影响做出的。量子力学的发展更进一步使人们看到观察对客体的影响,没有纯粹客观的描述。(以上可参见,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这种对于认识论的探究,到五十年代末期,科学哲学家汉斯在科学哲学中提出观察渗透着理论。六十年代,托马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问题。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前提、规范,不同科学规范是不可比的。一种理论中不可能长出另一种理论来,它的变换是革命性的。

  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本来在启蒙哲学道路上的对于这些认识问题的讨论是简单的、清楚明了的,但是,到了法国的非理性哲学家傅科等人那里,却重新变成“话语理论”等云山雾罩的黑话,使得讨论问题时,它再次成为澄清、启蒙的对象。

  库恩的理论虽然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却受到欢迎。本来在西方,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是不能称为“科学”(Science)的,(这其实又是一个作者前面辨析“科学”问题的说明)但是自从库恩理论出现后,历史学等也声称自己是科学。

  尽管有关库恩理论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为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变化的描述带来很多方便。他比毛泽东那种,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观的、文学式的描述,更为具体和准确。

  如前所述,共产党国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很重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有着自己一整套自洽的知识和文化。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应该都会对此有深刻体会。例如,笔者回忆以往常常感到痛心,为什么六六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对于毛泽东,中央文革,那么愚昧的口号和个人崇拜,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狂热地拥护,见怪不怪,不知其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

  记得在插队的时候,一位农民问我们毛主席屋子的墙壁糊着什么牌子的香烟盒,是大前门、还是牡丹,我们如何解释说毛主席的屋子不糊烟盒,他都不信,认为我们骗他。最后我们只好说,是糊一种特别大的、特殊材料制作印刷的“烟盒”,那种“烟盒”是专门用来糊墙的。他才认为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一个在极权主义封闭社会中生长的人的情况,与此很类似。

  一个极权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要进入“一般”社会,或者说正常社会,面临的变化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颠覆性的。这个变化不仅包括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而且也表现在自然科学上。因为它确实如库恩所描述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自己的前提、假设,伦理规范、心理规范,而且涉及各种范畴、各个领域。除去前述对于科学的等问题的认识外,笔者在这里再从主要的思想和精神方面,列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哲学史并非共产党所说的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史。

  在共产党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认为,在哲学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然而在实际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Idealism),只占据非常少的地位,而且对于主要哲学问题的探索,从希腊开始,尤其是近代对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及其对立的讨论哲学领域中几乎很少影响。然而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整个社会,唯物还是唯心却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命题。如笔者前面对于“科学”概念所分析的一样,从这种建立在独断的“反映论”和本体论基础上的唯物和唯心论出发,大陆知识界几乎对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理解都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很多是荒谬的。

  例如,一位在七十年代在大陆科学哲学界就比较权威的“教授”,居然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在国外住了很长时间后,才发现Realism,和唯物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再例如九十年代初期,香港大学教授刘述先先生曾经一再在文章中谈到,奇怪甘阳为什么居然会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并且截然对立的哲学传统的卡西尔看作是海德格思想的先驱。(刘述先,“思想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这种简单教条化的唯物唯心哲学史观的产物;二是典型的大陆知识界那种由于望文生义对概念产生的误会。这种望文生义的误解,绝大多数人是由于看中文翻译的哲学读物(如王元化先生),好一些的则是由于看英汉等外文字典中的中文。

  (2)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知识和文化。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新闻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笔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共产党的政治如何邪恶,而是这种思想方法使得人们养成习惯,以为主题先行,一个想法,或者说意图、观念是否正确是最重要的。

  与完全意识形态化紧密相联的就是笔者前面不断强调的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人们喜欢用所谓历史、规律、人民、自然等整体的、抽象空洞的概念。

  与此相联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想。所谓“一分为二”,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思想深入人们骨髓,因此,世界图景,社会图景,乃至家庭图景在中国民众中已经完全和中国本身的传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不一样了。(笔者对于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以前有过专门论述,在此从简。)

  (3)失去敬畏、恐惧,失去神圣感情的“无神论”。

  和上述思想方法相联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无神论。本来有神还是无神,有否来世,是一个无法回答证明的问题。但是僵硬专断的唯物论自认为代表真理,把世界简化成自己的二分法反映论。这种简化摧毁了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感,摧毁了人们的敬畏和恐惧,也就是彻底摧毁了爱因斯坦所经常说的“宗教感情”。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是一个没有“神圣感情”的人,一个纯粹“物质化”的动物。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说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无所畏惧的群体社会,是可怕的。这就是大陆社会过去曾经有文化革命的疯狂,现在又有毫无道德约束的堕落的另一个原因。前者表现的现象似乎是理想主义,后者则似乎是物质主义,其实最根本的是唯物主义。尽管中文的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不是和西文那样是一个词,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这个唯物主义,以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和极权主义一样是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文化的另一面,而绝对不是如某些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那样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当前一些鼓吹所谓全盘西化,乃至全盘基督教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宗教,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毫不缺乏“敬畏和神圣”感情。中国文化从来不主张“纵欲”。当然,人,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有所限制,有所节制,以及如何节制和限制,是否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一个价值观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这个问题在此超出了笔者所讨论的范围。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界,而是整个大陆社会需要在思想,心理乃至现在使用的一整套语言、概念,彻底变化。关于语言概念问题,专门研究语言的德国文学博士吴建广先生曾经和笔者谈到,他刚刚到达德国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使用的很多语言概念和世界通用的不一样,例如最简单的人民、党,辞海中的定义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此后他就此对语言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更确证了这个看法。

  对于文化革命中的大批判,假大空的极端文化现象,人们确实都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日常语言、概念,以及上述思想方法的使用,正是这种大批判文风、假大空文化的基础。如果把假大空文化仅仅只是缩小在文化革命的大批判文章和浩然的《金光大道》等典型化的小说和文艺创作中,那就太小看了这种文化。仔细研究,人们会发现,它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在社会各个角落是无处不在。笔者在这里随便列举几个例子。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笔者认为是最近二十年来少有的好书。然而,就在这本书中,陆键东先生不只一次地遗憾,陈寅恪先生本可以写出文化史之类的大作品,但是最后却只留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误会,陆键东先生当然知道,陈寅恪先生拒绝马克思主义进入他的史学研究,但是陆键东先生居然没有看到,他的遗憾,却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遗憾。陈寅恪先生不会去写他说的那种东西,他晚年的两部著作却恰恰是超越地域和时空,传世的两部作品。在中国以外地区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文化史一类作品大都是通俗读物,虽然偶有大“家”投笔,但是更多的是通俗作家和记者问津。著名英国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并非是他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陆键东先生只是理解了政治上的陈寅恪,部分中国传统情操上的陈寅恪,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寅恪。

  对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九十年代中期,陈寅恪和顾准几乎在中国的知识界同时出现。陈寅恪先生虽然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谈论的似乎是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妓女,而顾准先生使用的似乎是现代语言,谈论的是大问题,但是,陈寅恪先生无论语言,还是治学方法,思想却是清新的,超越时代的。而顾准先生则是教条的,意识形态式的,仍然是共产党内部文化的一部分。顾准先生的文字,除了相对的社会意义外,没有任何学术、思想价值。把顾准和哈耶克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更证明了笔者所说的,如果你的知识框架没有彻底变化,你看到的世界,和其他地区的人,一般知识界不一样。笔者当然对这样的提法非常理解,因为六十年代末期,笔者也是这样提出问题,认识问题的。

  再例如在文学上,如张承志,无论他前期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还是后来的《心灵史》,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语言,情操的假大空的作品。这是他在那个社会能够如鱼得水的原因。然而,如果不是他后来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观点引起某些人不快,他的作品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没有受到任何异议。甚至在所谓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但是对于笔者来说,张承志的作品不是他的政治观点,而是作品的语言、叙述方法,所表现的情操、语境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甚至容忍的。

  再例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

  自由主义思想家,现在定居在英国的达伦道夫(R. Dahrendorf)是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他认为极权主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反对近代人权自由思想。笔者以前对中国传统也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达伦道夫的看法使得笔者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对此进行了反思。

  中国文化传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宝库,这在现今世界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命题,那么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会如此绝对地反传统?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观深入我们的骨髓。这使得即便是想要否定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是认为,只有一个价值,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发展是正确的,其余都是不对的。

  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观使人们看到,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前提和规范,不同文化对于人,以及人和自然的价值观也不同。如前所述,两千年前,我们的先辈选择的人和自然的观念和希腊的先哲不同,致使中国的历史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自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自己调节自己的机制,有肮脏,也有高洁。这在现今西方也是一样。每张牌都有它的正反面。

  在西方,被攻击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的科学哲学家波普也只是说,和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相比,当代西方民主制是最好的。他的好处在于能够调整自己,逐渐纠正弊病。

爱因斯坦极为推崇印度圣雄甘地,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把他视之为楷模、反省自己。但是,甘地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他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对于人欲的解放,对于自然的攫取可能会把人类带入绝境,那些全盘西化者的追求是飞蛾扑火。

  无论爱因斯坦还是甘地,还是波普,都是在更高的意义上看人类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都有他的几面,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他能够解决的问题,有他所不能解决的、乃至陷于背谬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波普强调西方,甘地强调东方,爱因斯坦则对科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和人类的控制能力怀疑、忧虑。而李慎之等比较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还在教室外,被现实政治所限制。

  当你攻击中国传统时,你应该想想西方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当你批评西方的时候,则想想中国的传统怎样。这能使你心态平和地对待不同传统。

  极权主义之所以反对一切传统是因为,任何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思想规范都和极权主义的文化不相容。极权主义社会是个一元的、封闭的社会。

  这个一元的、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精神,不能够容忍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这就是共产党在执政后立即对一切教会和社团进行有效的清理和控制的原因。这也是不过问政治的“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灭顶之灾的原因。因为这个法轮功告诉人们,病是现象,最根本的是做人问题,而在做人问题上,法轮功拒绝了共产党的伦理,恢复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修身养性,追求真善美。法轮功的问题再次证明了共产党社会的封闭性没有因为表面上的开放有任何改变。那些和共产党政府一样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的知识分子,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知识框架”,应该像康德一样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尺子。

  九十年代中期前,笔者在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中很关注那种表面的社会封闭,但是,最近二十年所谓“开放”后,中国知识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却使得笔者发现,封闭社会还有更深一层的看不见的封闭,那就是封闭的理论、封闭的思想方法、知识框架,以及由此而造成封闭的精神和文化。极权社会的所建造的封闭的文化,虽然受到一些表面开放的冲击,但是,附属于他的知识界,以及知识和文化的基础基本上没有产生变化。

  从以上几个具体例子的简单分析,我们能够看到,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改变是革命,说通俗了就是应该换一副眼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带着极权主义社会给你配戴的眼镜“反对”极权主义,其结果就是从拥护毛泽东到拥护邓小平,很多的时候是自欺欺人,饮鸩止渴。

  如果没有反叛和革命,从极权主义的土壤中长不出非极权主义的文化精神。

 

五, 结语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现象,几乎使得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都能够看到,中国在四九年后出现了知识断代,文化断代,传统断代,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的毁灭更为触目惊心,更为广泛。

  极权主义反对以往的文化传统,反对近代人权民主的传统,在文化革命,及以前是用极左的方法,在最近二十年是用极右的方法。然而,我们每个在极权主义社会的人生活的人却都像哈威尔说的那样,既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极权主义的缔造者。这个文化断代是断在了李慎之先生,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尤其是李慎之先生这代人,他们曾经亲自参与甚至主导缔造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我们却完全是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长大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没有进行反省,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从拥护毛泽东,到批评毛泽东,再到不支持过分的暴力,那么这种变化对于知识和文化,对于自由主义精神没有根本性的意义。

  过高地吹捧顾准、李慎之先生这一代人,甚至借吹捧他们来拉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传统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才开始的,而相反是断在我们这两、三代人手里的。我们努力一生也许只能到达上一代人,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点,任何使用“过大”的词语形容和赞扬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只会给后世留下笑柄。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愿意再次强调,知识问题、精神问题、文化问题绝非如政治问题那么“简单”,似乎只是一个站队问题,你没有完全站在极权主义政府一边就什么都解决了,一切都正确了。恰恰不同的是,知识问题、精神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就人的心灵是否是一块白板进行过探讨,然而无论人的心灵先天是否是一块白板,笔者认为,它一旦被写上了“内容”,无论此后你如何擦拭,总还会留下痕迹,更何况你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努力了。

  直到如今,笔者每次写完文章,都要首先反复检查自己的语言、概念和方法,哪些概念没有根据,哪些只是那个社会的片面理解,哪些是妄说,假大空、昏话。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潜在地含有那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文体、旋律,那种文化的痕迹。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后,笔者痛切地感到,我们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要想变化,确实是颠覆性的、革命的,脱胎换骨的。

 

                         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德国埃森初稿,七月八号定稿。

 

 

参考作品及资料:

 

1Wolfgang Wippermann Tatalitarismustheorien: Die Entwicklung der Diskussion von den Anfaengen bis heute, Primus Verlag, Darmstadt, 1997.

2Karl Poppers Kritischer Rationalismus, Konzept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5, Mohr Siebeck, Tuebingen, 1999.

3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 1996,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4Hans MaierMichael Schaef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I, 1997,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5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Konzepte des Diktaturvergleichs, Bank III, 2003, 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Muenchen, Wien, Zuerich.

6.  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Louis Panne, Andrzej Pacz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Louis Margolin,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Unterdrueckung, Verbrechen und Terror, 1999, Piper, Muenchen Zuerich.

7. Horst Moeller(Hg.), Der Rote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o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1999PiperMuenchenZuerich

8. Francois Furet, Das End der Illusion: Der Kommunismus in 20. Jahrhundert, Piper, Muenchen, Zuerich.

9. Ralf Dahrendorf,  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 dtv, 1994, Muenchen.

10Melvin J. LaskyUtopie und Revolution, 1989, 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11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stheorie1971, Studien-BibliothekKiepenheuer Witsch

12. Hannah Arendt, Ueber die Revolution, Piper, 1994, Muenchen Zuerich.

13.“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和思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一”,扬仁(仲维光),台北,《当代》杂志,总第七十三期,19925月号

14.“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仲维光,台北,《当代》杂志,总第八十六期,19936月号。

15.“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仲维光,美国,《北京之春》,总第五十六期,19981月号。

16.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美国,多维网,2003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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