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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九零年旧作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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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

─仲维光─

 

 

一、序

 

今年二月,当代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先生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再次谈到了苏联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在苏联,改变的意愿虽然存在,但是不幸七十年来的谎言和空话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鉴别力,人们失去了对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流行语言的鉴别能力,分辨不出哪些见解是有内容的,哪些话毫无意义。六月,西德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在一次报告会上从最基本的学术标准和态度,从一个知识分子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应负的基本责任上,再次批评了中国当代那些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确,上述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有眼力的海外学者的注意。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已经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专门课题组织研究,但是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的反省。四十年来共产党对于大陆的统治,摧毁的绝不只是大陆的文物、山河、物质生产,最具灾难性的是它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准确地说是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摧毁了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摧毁了健康的道德观念。这一切还严重在它不仅存在于一般人民大众之中,而且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它不仅存在于保守的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存在于所谓先进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它使得几乎整整两代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健全的荣辱道德观,正常的研究能力。正因此,千年纵过,共产党的罪孽也难以宽恕。

本来,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当政治上有所解冻、他们能回到世界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应该就是反省自己,重新恢复健康的思维能力,再次回到正确的起点上。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真诚和反省精神。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马克思主义那种教条的、自以为是的批判世界的态度。靠他们自己再生近代那种怀疑自己的认识论精神及其科学研究方法绝非一日之事。其次,由于大陆长期封闭,不仅与外界讯息隔绝,而且上述两代知识分子的外语能力已丧失殆尽。因此,开放初期,大陆是一个和外界交流能力很低的社会。然而中国是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内部总有很多供上述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而世界也总必须注意到它的存在,因此国际交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带来一种负结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另一个条件。第三,港、台、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先天上由于语言相同,本来应该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利用其融合于世界的、健康发展的力量,对大陆知识界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帮助。然而事与愿违,港、台及海外却掀起一股“大陆热”,只有少数有眼力的学者曾很有礼貌地指出大陆学者的错误,但同时也难以理解大陆知识分子何以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大陆热”也反映了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些问题。

“大陆热”直接助长了大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与狂妄自大。甚至在共产党的另一派(强硬派)用枪把他们赶出来、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在海外以及去台湾的访问中,他们仍然没有反省自己,认真和海外及港台学界接触,看他们是如何研究和讨论问题的,而依然沉醉于什么阳刚之气等似是而非的议论。这一切对比东欧争取人权运动的历史,对比哈威尔等知识分子的观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东欧的变化来反省对比我们的现状,并准备从下述三方面进行这一对比研究:

一、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有关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状况的对比。

二、不该忽视的经验:有关东欧人权运动的经验。

三、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在力图自强赶上西方的奋斗中滑入了共产主义制度,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半个世纪后在挣脱共产制度的斗争中,东欧成功了,中国再次失败了,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责任,对此做深刻的反思。如果我们承认近代文明的基础和人权观念,我们就必须承认,无论西方、还是东欧都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可以说东欧为我们提供了更切实的经验。

 

二、苏联的解冻文学是超越时代的伟大文学

 

一九八六年十月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在台湾对《联合报》记者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翻译问题。此后大陆作家的自信心日甚一日,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水平。马悦然先生在不同场合还曾说过,北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言,杨炼可以回到先秦时代,而顾城是天生的诗人,一首会走路的诗。马悦然先生的评价中肯吗?亦或他仍然对中国语言缺乏真正的感受,还是作为汉学家对文学、对诗歌有他捉襟见肘之处?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的评论对中国大陆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评论也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大陆文学现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愿意从东欧的解冻文学和大陆当代文学的对比来加以讨论。因为笔者以及笔者所熟悉的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大陆新一代的作家、诗人,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过程中深受东欧,尤其是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他们依靠仅有的极少量的一些所谓供内部参考的东欧和西欧的翻译作品缓慢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而成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份子中一支较为健康的追求力量。

苏联文学有著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当代他们同样又创造了深刻的并将永远传世的伟大作品。这一切和中国大陆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差别,那实际上只能证明我们无知。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作家为苏联奠定了深厚的文学传统,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可夫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一大批经典式的人物。俄国的文学艺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乃至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二十世纪许多西方著名的文学流派都是深受俄国文学术家的影响而产生发展的,例如,现代文学深受陀斯妥也夫斯基影响,康定斯基首创了抽象派绘画,而斯特拉文斯基是现代音乐大师。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学艺术是超越国界和经济物质水平的,就俄国情况来说,它们甚至不是和社会总的文化教育水平成正比的。作家甚至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制度等客观因素而降低其追求,作家更不应该以此为其作品的低劣辩护。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真正深厚的文学艺术或说思想文化传统,俄国在经历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很难一下子把这种文学艺术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也很难一下子完全取代人们这种真正的追求。一九一七年之后,即使在那些倾向、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作家中间也仍然存在着良知和所谓“革命”之间的激烈的冲突。这些知识分子既受到所谓“革命”的诱惑,又不断受到良知的责备。有相当数量的作家、艺术家始终没有出卖自己,他们满怀憧憬地回到苏联,在扼杀人的真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的走向了自杀的绝路,有的又离开了苏联,走上流亡之路,有的则始终在荆棘中煎熬自己。但无论怎样,总有一批良知未灭的真正的文学家并未完全臣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苏联仍然产生了像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蒲宁、茨维塔耶娃、康定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这样的文学艺术家,也仍然还残存下像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这样的作家。实际上共产党掌权后的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亦是深谙文学的,他的许多文学评论至今读来仍然还有活力,而投靠共产党的作家高尔基也有着很深的文学造诣。他们自身是深刻的矛盾体。在那个时代,在二次大战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真正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但是和中国大陆不同,他们始终未轻易拱手相让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在这期间甚至产生了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作品。对于这一段苦难的年代,对于在这段年代中俄国作家所作的痛苦的挣扎和所受的残酷的迫害,以及他们殊死保存的对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的追求,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有着最真实生动的记述。

二次大战后,斯大林极其帮凶日丹诺夫又向文学艺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剿。本来他们也许有希望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中完全铲除真正的文学艺术,然而不料天不作美,斯大林的去世为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转机。一九五四年爱伦堡发表了小说《解冻》,随之“解冻”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解除了一些压力,一批新作家也随之而生。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津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在这期间涌现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他们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准,而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津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堪称不朽,他们的追求的确深刻,他们以最平凡的语句记述了最平凡的事件,然而恰恰在这最平常中人们看到了共产党社会中最无人性的一面,看到了世世代代人们对于美好的追求,以及共产党人对它的残酷的扭曲。共产党人并不是像那些劣质作家所写的那样,“像条疯狗”。然而在这个社会最日常的生活中、最平凡的行动上,人们都可以看到那毫无人性的一面。灭绝人性不只表现在儿子打死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它表现在那表面上和睦安静似乎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中。

上述作家极其作品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北京知识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反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真正的文学之窗,使他门开始抛弃大陆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艺术。除了上述作家外,对这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解冻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特玛托夫的《我的那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等等。虽然解冻文学发生于三十年前,但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品却仍然只能望其项背。和这一时期的大部份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不同,苏联的解冻文学或者说非斯大林化的文学超越了党内斗争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只是哀鸣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某一派,解冻文学直接表现的是人和人的反叛。解冻文学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激励、震撼着苏联人民,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页。解冻文学的产生也再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种族的。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激励自己,折磨自己,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息息相通。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小说依然深受感动,不觉过时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读者能喜爱西方小说的原因。如果文学表现的是人的追求,那么即使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揭示的同样是对永恒的追求。它使人们看到在这种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性的悲剧,以及人们为了自己的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文学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抵挡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各种压迫、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掉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然而这却正是苏联这代文学家的特质。没有他们的痛苦,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没有他们为了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苏联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保持和发扬了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苏联社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以及苏联人民对人权、民主、对人的理想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怎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怎能不令我们扪心自问呢,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为自己的胆怯辩护,只能证明自己的渺小。

 

三、中国的文学解冻只是朝向真正文学的开始

 

然而在同样一种共产党制度下,在同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中国大陆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却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区别是我们不应该漠视的,并且正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首先大陆和苏联以及东欧的最大区别就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根本没有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如果我们跳出和当代作家的私人情谊,冷静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可以发现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只能作为这些作家的耻辱的标志,只能表明他们的奴颜媚骨,助纣为虐与愚昧。即使那些由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而遭到整肃的所谓“艺术家”,也不能由于遭到整肃而掩盖这种耻辱。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无论文学、绘画、音乐、电影都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宣传,宣传那些意识形态的教条和概念。而所谓主题先行,不过就是这样一堆教条概念先行。它们压抑、扼杀了一切人的冲动,文学艺术家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然而却必须为这些概念服务;在为这些概念服务的过程中,浪漫主义又逊色于现实主义;而现代派艺术,由于它的基础就是与上述概念相冲突的,所以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它们的存身之地。当然上述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五十年代是“大跃进”、“社会主义好”,六十年代是“反右倾”、“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批林批孔”、“文化革命好”,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尽管有些概念是前后矛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作品。在这方面所谓大陆著名作家张贤亮和电影导演谢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八十年代大部份鼓吹改革开放的作品,以及伤痕文学基本上都没有跳出这种范式。

和这种宣传并行的是文学艺术家对于共产党以及少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奴颜媚骨,无耻奉迎,这种献媚几乎贯穿于他们所有的所谓“艺术作品”中,彻底丧失了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在五十年代是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六十年代加上林彪、中央文革,七十年代是周恩来,八十年代则是邓小平和改革派。这一切从郭沫若、茅盾、曹禺等得势作家到丁玲、田汉、老舍等被迫害甚至至死的作家,无不有令人作呕的表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不能只从比较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集团更残酷来说明,因为人们很难证明斯大林亦或毛泽东、邓小平哪一个更残酷,况且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说,亦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说。造成这种现象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原因,我想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仍然非常薄弱。虽然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水平很高的作家,但从整体的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能和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相比较。如果我们从近代意识、从更深层的对人的追求的意义上来看,只有极少数如鲁迅那样的作家可以和俄国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大作家相比,大部份作家的痛苦和冲动仍然不够深刻和强烈。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之倒向共产党,从某一方面讲亦说明了他们根基之不足,并且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学艺术界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坏的文学倾向毫无抵抗力。

斯大林、日丹诺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能在大陆长驱直入,肆虐泛滥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做人的根基和道德,这中间除上述提到的那些作家外,还包括臧克家、冯雪峰甚至王蒙这样的作家。极少数稍微有些良知的作家除了搁笔,或不得不从事一些翻译外别无选择,甚至即使如此也不免挨整至死,例如傅雷先生。这种现象使得文学意识形态化在大陆几乎毫无阻力,使得真正的文学、真正对人的追求在大陆几乎绝迹。

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最大恶果之一是使几乎两代人根本不知道真正文学是什么。在几乎整整三十年中,大陆的文学艺术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人们失去了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所有人的冲动和追求都被意识形态化,这也就是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大陆人性被扭曲的原因之一。近年代来很多人在谈论大陆知识份子的阳萎问题,事实上这一代文学艺术家的问题是已被阉割,而非阳萎。这就造成了中国大陆和东欧的第二个区别:文学解冻在东欧产生了伟大的解冻文学,然而在大陆文学解冻只意味者文学开始脱离政治,脱离意识形态化向真正的文学过渡。

脱离党内路线斗争,追求人的解放的开端最早出现在七九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以“今天”和“星星画展”为代表的少数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过去三十年决裂,开始新的探索。这样一种过程可以回溯到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毫不掩饰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欺骗,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们正处于青少年过渡时期却上山下乡的坎坷遭遇,加之在那文化荒漠的时代他们偶然获得的一批供内部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即所谓“黄皮书”、“灰皮书”(书皮分别为黄色和灰色,黄皮为文学类,灰皮为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类)。这批作品既包括像萨特、加缪这样的西方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又有很多东欧的所谓修正主义著作和解冻文学作品,在模仿和学习这种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找到了新的航向。当然不可否认三十年共产党的教育在他们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并有很多难以弥补的弱点。

八十年代初期在这样一种新文学的冲击下,文坛开始有了一丝生气。然而那时除了以“今天”为代表的少数人的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反思作品仍然是意识形态化的,只是题目改变了而已。大部分作品仍限于抨击所谓党内坏分子,怀念共产党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和苏联那种表现个人和人的反叛、追求人的解放的解冻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八十年代蜚声中外文坛的作品都是如此。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柏杨先生曾经称赞谌容的《人到中年》,但一位波兰作家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共产党,谌容的小说这样写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党现阶段的知识份子政策”(《对话战场》,柏杨,台湾,林白出版社,1990年,185页)。刘宾雁先生是另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应该说刘宾雁先生是这一代文学家中比较好的代表之一,但他却一直未能超越共产党内的斗争,甚至可以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渗透了他的血液。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刘宾雁先生这一代人对文学的误解。八十年代中期刘宾雁先生不止一次地攻击年轻作家追求纯粹艺术,攻击青年人为文学而文学的反政治倾向,呼吁青年作家要面向现实、社会。这一攻击应该说是很不中肯的。因为为文学而文学正是对共产党的文学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厌恶与反抗,正是一种进步。文学家关心社会和政治家、宣传鼓动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从更深的层次关心人的问题,关心人的精神与灵魂。当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建立起来之时,当这样一种文学深入人们的心中,共产党内的任何一派都会失去吸引力,任何一种专制和对人性的奴役都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刘宾雁等上一代文学家的这种偏颇正反映了共产党对人们精神的扭曲。同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大陆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身上。虽然他与保守派文学理论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从其合作式著述方法,到其写作的手法技巧,从其所立之论到其论证方法,尽管有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其实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一套。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在和保守派的争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内部的激烈对抗、由于开放,人们陆续可以看到新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从而使新的文学、真正的人性在党内斗争的缝隙中慢慢成长。文学艺术领域应该说是大陆知识界最有希望的领域。八十年代后,一种健康的文学倾向在大陆正在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共产党统治造成的断代、几代人的先天不足,新文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根基肤浅必然会有的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共产党文化封闭下的那种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仍然时时在起起作用,阻碍人们真诚地面对世界,真正深刻地反省自己。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上在开始追求真正文学艺术的道路上,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仍然比比皆是,到处充满模仿-从文学形式到作人,缺乏自我、缺乏真正的深度。模仿尚属有益,但加上自大就变成了有害。在这方面刘晓波是敏锐的。他说:“谁手中有几本外国现代诗集,加上一点文学修养和‘怀才不遇’的伤感情绪和比较强的模仿能力,谁就会成为蒙胧诗人”;他说,“北岛是虚伪的受难者,他太在乎自己是个著名诗人了,太拿自己昔日的光彩当回事了,太急于通过非审美的途径走向世界文学了”;江河“笔下的一切所呈现的既像那些温柔安详的大家闺秀,又像那些高雅超脱的士大夫”;杨炼则“从来不是一个诗人,至多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这种现象充满了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坛,例如张承志模仿艾特玛托夫,但不如艾特玛托夫;王朔式的作家苏联二十多年前就有过阿克肖诺夫;寻根作家在模仿美国黑人作家;白桦等人的时髦用语“大写的人”抄自苏联诗人梅意尔拉特鲁姆的《人》中的一句,这首长诗也是在六十年代翻译、内部出版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受着它的影响-甚至《走向未来》丛书插图的风格,但是却都未达到它的深度。而至于张贤亮等人则仍然限于意识形态、公式化的泥坑,离真正的文学还相去甚远。在大陆,可谓所有有的,人家早就有,而还仍然不如人家。李欧梵先生在八八年底说得很中肯:“真正感人的作品还没有产生,而一些外国的实际例子,诸如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在小说中对党和革命的描写,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反越战争时所写的报告文学,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是行不通。我一贯的论点是:中国不乏伟大作品的材料,要紧的是作家没有胆识、勇气、良心和艺术才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视野和语言的问题”。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国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层层阴影,不仅是创伤、而是创伤背后的罪咎,中国民族性上的弱点和污点在文革中已经暴露无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作家深入地不留情面地去揭露这一个大疮疤?犹太人在经历纳粹的浩劫后,创造出多少文学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是既写实,又挖掘内心的,而中国人的反思为什么还回不到文革,为什么一定要推到更广泛的‘封建沉淀’上去?我认为这是逃避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但‘解放’三十年来所造成的新的心理沉淀是不应该假封建或传统之名全盘概括的。”(《九十年代》198612月,81页)

这种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也表现在音乐电影领域中。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音乐界热衷并陶醉于在国际上的各种声乐或器乐比赛中的名次,甚至在一九八八年美国出版的中文《知识份子》杂志封底上刊登了一幅整页的广告,把在美国举办的一次大陆音乐工作者的演奏会宣称为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对于这种倾向几年前当代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在给中国有关人士的信中就曾表示忧虑,他说:“危险在于过分努力和过分快速地想培养出国际音乐尖子,指望这些尖子象世界运动会那样,力克群雄。……就这一方面而言,伟大的音乐演奏是无法竞赛的,它是独特的、个别的,无法用距离、速度、力量或重量等概念来衡量,谈不上奥林匹克冠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表现所学的艺术”。的确,如果音乐不只是一种消遣,而是人们追求生活的心灵的回声,如果我们眼前还屹立着贝多芬等大师,那麽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这种口号则只是对音乐的亵渎。

同样的情况在电影界也有所表现,张艺谋等年轻一代导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得奖。从突破与反抗以往的意识形态程式来说,这不是坏事,总比那些固守不变要进步得多。但是从艺术追求本身来看,则使我们感到这一代导演仍然缺乏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气质。正因如此,近年来几乎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许多人或拼命找寻、玩弄新的形式;或在西方所没有的中国的风土人情上大作文章。然而在思想或感情的深度与厚度上却仍然远远不如东欧的文学艺术。虽然有较好甚至得奖的作品,但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

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缺乏真正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朦胧派诗人江河有一次曾面对杨炼与顾城的狂妄拍案而起:“你们有什么好狂妄的,我的诗比你们写得好,但我自知不是一个诗人”。只有对诗有所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大陆缺少真正的诗人、文学家。江河不是诗人,时下名声很大的北岛也不是诗人,他更多的是一个玩弄语言技巧的苍白的知识分子。至于苏晓康等人则根本不是文学家,他们所从事的是改革宣传。在人生中,人很难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风浪里、在自己作品的力度上。和哈威尔、昆德拉等东欧作家比较起来,大陆作家总是令人失望。

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作家的先天不足。大陆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眼界狭窄、文学修养不足。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历史感,读不懂或根本没读过哲学原著,他们的中文和外文的语言功力都有所欠缺,只依靠翻译作品,所见东西就极其有限,而只靠翻译家的语言来滋养自己,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超越,这也是这一代人仍然不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鲁迅那一代诗人和作家的原因。对于现时大陆作家来说,在这个文学解冻的时代,回到三十年代、或者说从三十年代的重新起步,也许可以准确地反映我们文学艺术的真正历程。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却有令人惭愧的事实。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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