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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续完)【九零年旧作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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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

(续完)

─仲维光─


四、在东欧健康的学术传统面前

 

然而,无论怎麽说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界是有希望的,它远远地走在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面。和当前世界以及东欧的理论研究比较,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至今几乎还没有上路;或许正因如此,大陆的理论工作者,比文学艺术工作者更为自负、心态更为封闭、所起的社会作用也更为复杂。因此,东欧的一切也更值得我们借鉴。

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东欧各国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有着自己深厚的传统,这使得其后共产党在这一领域中强行全盘意识形态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并且很多时候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逐渐退却,甚至被真正的理论研究所消融。当然,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东欧也有着和中国不同的研究传统和发展历史。

自马克思逝世之后,从上个世纪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在严肃地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不断地批评和修正他的某些方法和结论。伯恩斯坦早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调节自己、摆脱危机的。他甚至早就预见到了组织共同市场等方法。而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列宁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指出这种专制将导致比封建采邑主还要残暴的统治。参加这场辩论的还有罗莎卢森堡等人。他们激烈地批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并对民主问题作出了极其精彩的论述。坦率地说,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在世纪初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远远超出大陆改革十年来的任何一篇文章,远远超出魏京生、胡平等人,甚至应该说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大陆的知识份子却几乎不知道上述诸人的工作和理论,并也不想去这样从事研究,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苏联自十月革命之后就没有中断过这种讨论。托洛斯基写过《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分析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尽管他的观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其揭示的问题和对斯大林制度的批评却是十分尖锐、中肯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望尘莫及。到了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出于良知,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敏锐深刻的分析,和共产党集团彻底决裂,写出《新阶级》这本批判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著作。吉拉斯无论就其学术,还是其个人品质都永远会令中国那些宫廷理论家脸红。

在东欧和苏联,这种讨论在更深刻的哲学领域亦连续不断。从考茨基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的波格丹诺夫到三十年代匈牙利的卢卡奇重新提出异化问题,从那时开始对重新发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到五十年代以后有关人道主义的深入讨论,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苏联甚至由此形成不同的派别。自五十年代以来在东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例如匈牙利的卢卡奇、东德的布洛赫,而波兰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潮》在西德则几乎成为文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与此同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了上述一些问题的讨论中,例如意大利的葛兰西、西德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加罗蒂勒菲弗尔、甚至萨特等。许多问题的讨论,在东欧和西欧是相互渗透的。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不了解、认识上述讨论的背景及其进展、而闭门造车,其结果不难想像。然而不幸中国近十年的讨论就是如此。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作者到90年初,对这些左派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启蒙、自由主义传统和左派思想的关系仍然缺乏更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这方面具体工作,读者可参看文集后面还学文的文章。─作者注)

 

五、波兰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抵制

 

战后移居英国的波兰哲学家约尔丹(Z. A.Jorden)在其《哲学和意识形态》(1963年)一书中曾对二次大战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作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具体对比中国和波兰的这一段历史能使我们得到很多重要的教训和启发。

一、共产党执政前波兰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科学传统:

波兰近代哲学的开始可以准确地确定在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学生、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之一波兰哲学家特沃道夫斯基(K. Twardowski18661938)作出决定性的选择,他放弃了重新返回维也纳继续从事哲学研究的可能性,接受任命为勒沃夫(Lwow)大学的哲学教授,成为波兰近代哲学的奠基人。那时特沃道夫斯基在奥地利和德国的哲学界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声誉。他在勒沃夫大学教授布伦塔诺哲学及其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确立了其后的波兰哲学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布伦塔诺是心理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心理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并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当然不是一般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经验主义。他并不像费希纳和冯特那样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理过程,而是同意孔德的观点,认为心理现象不能通过内省观察到。代之于此,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谨慎而精确地描述在我们心灵前的所有事态而直接理解它们,并获得这些现象所包括的知识。它建立在对于主体的理解上,因此高于自然科学;在这种意义上,心理学为所有科学提供了基本知识。由此布伦塔诺回到了十七世纪法国唯理主义思想家们的命题,比起外部的物质世界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心灵。特沃道夫斯基进一步超越描述心理学的界限,把它推进到逻辑领域和知识领域,因此,在波兰布伦塔诺的哲学被赋予了明显的实在论的倾向。在特沃道夫斯基及其学生的工作中,它成为一个广泛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出发点,从而扫除了心理主义的最后痕迹。他认为心理现象的分析揭示出:整个对象世界独立于经验的主体。对象、方法、概念和逻辑定律既不是内含于心灵,也不是心灵活动的普遍化,而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描述这些对象和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揭示它们的结构和关系。特沃道夫斯基澄清、明确了在心理学、逻辑和知识论讨论中的哲学概念结构,他的著作丰富了具有启发性的心理学描述和严谨的哲学分析。这种背离心理主义的推进,成为他最重要的和最卓越的贡献。特沃道夫斯基把这种以科学逻辑概念和认识论为基础的方法称为分析的方法。由此他反对在波兰以及国外的传统哲学(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认为它们没有经验基础、缺乏方法、概念模糊,是一种混乱;当然,他并不主张唯科学主义,而是相信哲学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哲学是自主的科学,而不是把不同问题分给专门科学的科学化的学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特沃道夫斯基直接培育的科学分析精神在波兰逐渐形成了另一个更具形式和数理逻辑倾向的华沙学派,波兰逐渐成为国际上哲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华沙学派的广泛的名声是因为这一学派中某些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如著名的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波兰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新的潮流,他们遵循的是摩尔和罗素所首创的英国分析哲学的传统。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一九三四年称赞他们是伟大的波兰数理学派。波兰在本世纪前五十年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强的的哲学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成为他们日后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

二、科学与理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

虽然二次大战中断了波兰哲学的发展,但是,二次大战后最初几年波兰的数学逻辑又得到了恢复。然而正在此时,这一发展过程再次遭到政治的干涉,被官方哲学的专制和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压迫所打断。在波兰哲学界斯大林主义时期始于一九四九年,但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五一年华沙举行的第一届波兰科学会议。然而它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出于理性和良知,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可靠的逻辑思维的坚持,波兰哲学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异常激烈,哲学思想看来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在一九五六年,探索真理和坚持己见的潜在决心重新被注入了新的力量。正如约尔丹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时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停滞的时期,在表面现象下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波兰,随时光流失,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基础。”(《哲学和意识形态》,p.80

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而言,它在波兰的兴起势必导致和已经成为波兰传统的哲学观念和主张的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对现存的哲学传统、它的方法和技术、它的一般纲领和特殊观点开战。由于政治的缘故,这场战争必然会是两败俱伤。因为它本身并不单是用知识的手段进行的,并不只涉及探索真理的必须的程序。但这场斗争的结果不是意识形态摧毁了哲学,相反是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了它最初的立场、降低了要求、修改了观点,现代化了它的观念,并使它发现了客观性,逻辑一致性和自由探索的价值。“如果人们回顾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的那些年代中的波兰哲学舞台,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于本世纪初在波兰开始的并在其后几十年聚集力量的现代哲学传统,在所有的灾难和动乱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的年代中帮助发展了哲学思维的方法和道路,它潜移默化地持续下来,甚至在一个不同的传统似乎已经得胜并宣称它对过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及它已发现了最终真理的时代。”(同上书,p.4

约尔丹认为,除去某些波兰所特有的特点,人们还可以从这种结果看到更普遍的意义。他说:“这样说是毫不夸大的,如果波兰哲学不曾几代人在逻辑和其他科学常规的系统培育下坚定地反对各种非理性主义,如果它未能利用这些资源来保持它坚定的目标和它的吸引力,那么结果就可能会是不同的”(同上书,“前言”p.12)。虽然波兰的案例不应该轻率地加以普遍化,但它仍然会激起人们对于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和它的社会功能的某些一般特征的反思。如果波兰哲学家未能竭尽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全部力量,如果他们曾屈服于逻辑以外的压力,或不再反对混乱的思维和虚妄的推理,那么他们肯定会失去比抽象论证更多的内容。相反,持续的有成效的坚持某种哲学探索或某种运用智力的方法的努力却在哲学领域之外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它逐渐削弱并帮助驱散了非理性的信仰。从表面看来,虽然波兰的哲学争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专业化技巧和知识的竞争,但它们却绝非只限于此,因为伴随着这种学院式争论的常常是极其复杂危险的后果,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知识分子的这种斗争及其发展看来有着普遍的意义。

人们时常认为今天的哲学已经变成专业和纯粹技术性的了,已经失去了和常人所关心的事物的关系,但波兰事件的发展却不能佐证这种看法。波兰的哲学传统主要是专业性的,在技术上十分高深,但它的哲学观却使它忠实于任何由科学和逻辑推导出的哲学,并突显出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冲突。这种哲学观,不仅保障了哲学思维的生存,而且帮助了一般公众,向他们提供了理性和客观性的标准,提供了一种作为从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心灵的方法,并且在有效的批评性讨论中激励了他们的自信心。哲学的一致性,持续性和合理性明显地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见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并在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中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波兰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成功抵制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启示。什么是好的哲学传统,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波兰的事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实的,而非玄学的答案。波兰哲学传统继承的是与各种虚妄专断思想对立的启蒙思想传统。科学理性思想,它不是一种普渡众生的主义,而是一剂使人思想清醒的良药。它使人们知道怎样去探索研究,而不为任何昏话所惑,无论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启蒙思想不可能也不企图把世界上所有其它思想赶走,但它却能使这个世界虔诚、谦虚,在这种意义上波兰哲学传统的建立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对中国这个过去和现在各种哲学充满虚妄要求的国度,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六、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大陆学术

 

和波兰相比第一个不同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健康的的哲学传统。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有着自己的思维方法,自己的伦理道德,自己的教育方法,使得外来的东西很难打破它。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由于缺乏怀疑精神,缺乏认识论探究的冲动,因而先天地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更容易接受一种独断教条的思辩玄学。因此虽然从上个世纪严复就已开始推荐介绍英国的科学启蒙思想,本世纪初又有胡适等先生的努力,二十年代发生过丁文江和张君劢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其后又有逻辑学者金岳霖,维也纳学派创始人著名科学哲学家石里克的学生洪谦先生的留学回国。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引来了马克思主义。比起科学精神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更热衷于革命和教条,更喜好形而上学和各种非理性学说。加之整个上半世纪中国又是战乱接续,社会动荡不止;而上述回国的知识分子和特沃道夫斯基相比,无论就其魄力、热情、影响力、甚至学术造诣仍有差距。他们落入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柏杨先生称谓的酱缸中,的确难以产生像特沃道夫斯基那样的影响和作用。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起步几乎和波兰同时,也几乎都是留学欧洲受英国等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优秀学者回国,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和波兰的哲学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和波兰相比,第二个不同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哲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完全意识形态化。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及其它人文科学与真正学术研究之不同在于它立论的任意性,并且服务于政治目的和某些个人的意愿;它的论证缺乏理论研究要求的一致性、连续性和逻辑性,充满玄学诡辩,甚至常常缺乏严格的专业化语言。它并不了解,也无意了解当前世界上专业化研究的现状和历史。事实上,一旦一个研究者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它也就丧失了和外界交流的能力。

造成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原因除历史因素外,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还在于像金岳霖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轻易缴械,并且为虎作伥,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保持住了沉默,而这种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如同前述文学艺术领域一样,同样造成两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什么是哲学。理论研究一旦为了某一个观念或者为党内斗争服务,成为党派的工具则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真正的学术意义,这就是四十年来大陆的人文学科几乎毫无成果的原因所在。例如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六十年代关于“海瑞罢官”的历史讨论和关于“合二而一”的哲学讨论,七十年代的儒家、法家讨论,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以及王若水等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党内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争,和科学的、健康的学术研究毫无关系。近年来大陆学界常讲史学危机、哲学危机,然而这些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今天我们这样说并不为过:在大陆四十年没有社会科学的严肃研究,只有政治宣传,整个人文科学不仅丧失了辨别能力,而且丧失了健康的、正常的思维。

然而,知识分子丧失科学作风,丧失健全思维势必还要带来另一个恶果,那就是丧失应有的道德,应有的责任感,这造成了和波兰相比大陆理论界的第三个特点:宫廷化。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以能接近共产党高层为幸事,趋炎附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类知识分子从范文澜、冯友兰、乃至被整死的翦伯赞、吴晗,甚至包括像钱学森、周培元、钱伟长这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这样一条路也是很多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梦想之路。而知识分子宫廷化的结果使其更加丧失学术道德、学术原则。这种是非、黑白的混乱在大陆俯首皆是。例如严家其先生过去亦是赵紫阳的幕僚之一,他的著述除了非学术性特点之外(例如《首脑论》),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的道德混乱到何种地步。在他八九年五月出版的《思想自传》中,书一翻开就是他与赵紫阳、里根等各国政府要人的合影,而里面大谈其《首脑论》印了多少册,如何受到海外报刊的吹捧。这的确无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还是在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中都不是一种健康现象。就这一点而论,以所谓“体制内改革派”自居的知识分子的负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他们的学术对于社会文化、教育、政治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腐败,这正是共产党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典型恶果。这和波兰及东欧的健康学术传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文化。至今对海外也产生很大影响的所谓八十年代“新潮派”、《走向未来》丛书和“国务院体改委派”就是这种病态的结果。我们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分析进一步对比,反省大陆的学术现象。

严格说来《走向未来》丛书和“体改委”应该说是同一批人。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出发动机正是我们前述的宫廷化道路─仕途。为此他们把很大精力放在联络共产党上层关系,以及依附权势上。事实上他们最开始是把自己的未来压在邓力群身上,后来才是赵紫阳。而《走向未来》丛书就是在邓力群的批示下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先生明言自己就是想成为胡乔木,邓力群式的人物。对这批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新旧之分,从七十年代以来他们一直跟着共产党的最新风头走。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祭起“改革”的法宝打击党内其他派别,于是他们也就跟着成了新派人物。他们套用了许多西方学术的时髦术语和观点,把不严肃的学风、意识形态化的治学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畸形学术所用的方法和正统共产党的学术并无区别。如果说他们还是有些积极的社会作用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学术搞得更乱,并把三十多年来共产党的学术意识形态化的一切最丑陋的东西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毫无掩饰地看到共产党统治四十年的文化恶果。同时他们也为大陆年轻一代带来更坏的学术道德和风气,事实上他们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宣传、教育造成的蜕化的恶果。与此同时体改委派的青年知识分子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把这种揣摩皇帝心理的宫廷心态进一步带到了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从经济停滞到经济混乱,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变化。这也是他们和东欧的经济学家们的区别。像匈牙利的科尔内、捷克的奥塔西克都早已看到不改动共产党制度的经济改革的危险与艰难,恐怕这就是如“体改委们”所说东欧改革进展不如中国“快”的原因之一。

电视剧《河殇》的出现把上述新潮流派的影响带到了高峰,对它的看法反应了海内外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对电视剧《河殇》的看法涉及到理论(theory)和意识形态(ideology),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区别,涉及到对知识传统的认识,同样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的重大区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漫长岁月中,东欧知识分子以其严肃的学术研究成功地抵制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只能产生《河殇》这样的作品,这是发人深思的。虽然《河殇》的作者没有直接认识到共产党是万恶之源,但是作为它的间接政治效果却是人们借此发泄了对共产党的不满,在这一点上《河殇》的客观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作者把为数不多的,近年来在中文资料中所能找到的有用的观点拉在一起,例如梅洛蒂有关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柏杨先生批判中国的历史观点、汤因比的多元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费正清对中国的看法,金观涛等人自造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以及奈斯比的《大趋势》,黄仁宇《万历十三年》等书的只言片语。说它是历史,他们并没有直接研究史料和历史学家们的论述;说它研究的是文明史,他们有根本没有接触任何当代文明学专著;说它是文学,它确又披着历史学的外衣,并无文学内容,因此,只能说它是一种政治宣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它的作者之一苏晓康并不是文学家,同样他和《河殇》的另外几位作家也不是理论家,只能说他们是政治宣传家。当然宣传不一定是坏事。吉拉斯承认在共产党国家反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许难免于此,但他称他们是自由的狂热,非教条的教条主义者。(《七十年代》,198011月,89页)他同时强调必须分清宣传和学术研究,宣传和启蒙的不同。在对比波兰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更需要新的文化、新的学术传统,否则我们又要从教条走向教条。

 

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时,西德汉学家马汉茂先生敏锐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讨论的问题和一百年前基本一样,这的确是十分令人痛心,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回顾这一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这四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真正做些事情,能使我们的后人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必须从道德到学术彻底检讨、剖析自己。但这谈何容易。我们不仅需要虔诚,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不屈不挠的努力,因为我们每个人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受害者,又是它的创造者。

“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极权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一击就垮。”(“吉拉斯谈话录”《七十年代》80874页)

 

一九九○年八月于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莱茵通信》,德国,第1920期,1991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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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1/26/13 07:34:37 PM
世界没有绝对正确与错误,谁搞绝对化必败!没有一个政党会成永久的统治者,谁要这么干会被人民拋弃!!!
游客
   01/26/13 07:33:35 PM
世界没有绝对正确与错误,谁搞绝对化必败!没有一个政党会成永久的统治者,谁要这么干会被人民拋弃!!!
游客
   10/17/09 02:00: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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