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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纪念-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旧作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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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仲维光─

 

 

直到今天,因为党内斗争失败而逃到海外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虽然由于生存的需要而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内,但是却仍然坚持他们党内改革派的立场。在九○年春季,他们说,“我们十年改革做的比东欧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幸运就幸运在有邓小平掌舵”(东柏林《国际论坛》第一次会议),“如果没有党外知识分子的干扰,我们的改革本来是会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页)。到九零年夏季以后,他们更开始全面否定“八九”民运,再度宣扬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不仅过去、而且未来的希望都系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国的传统不适合、也不能走西方和东欧的道路(《民主中国》902,第40页和904,第49页)。然而,“体改委”知识分子们的上述论点前后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东欧和西方的道路,我们何以比人家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它巩固了共产党“开明派”的地位?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体制内改革及其改革派的问题,在华人世界以外是已经有历史答案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奥塔·西克教授,今年七十岁,是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顾问,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代曾任杜布切克政府的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他流亡到瑞士,继续在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八十年代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之时,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大陆访问,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者及国务院体改委的幕僚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甚至影响了中国关于改革的讨论。

但是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奥塔·西克的思想,也不知道上述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者究竟从他那里得到那些启发,那些从中国逃出来的党内改革派人士的水平是否真的已经远远高于奥塔·西克,中国八十年代十年改革走过的路是否已经远远超过六八年捷克不到一年走过的路。

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德国《世界报》曾经发表过对奥塔·西克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奥塔·西克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一个迷途,他反对东欧国家那些半心半意的改革,反对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在一起,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篇专访中他还回答了为什么捷克人现在不想更多地了解“布拉格之春”,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它是否已经失败了,在苏联改革者们的争论后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通过这篇专访,非经济学工作者和广大民众可以对上述这些问题得到清楚的解答,从而可以对改革的历史和未来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

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自从“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以来,捷克的胡萨克和雅克什政权一直不停地攻击诽谤奥塔·西克,而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捷克回答那些宣传和谎言。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了可能,然而已经毫无意义了。人们对过去没有更多的兴趣,也不想更多地了解“布拉格之春”。记者问他是否对此感到痛苦,奥塔·西克回答说,他身上有政治家的素质,知道继“和平革命”第一周的精神兴奋而来的是平常的日子。二十一年后,当他第一次回到捷克、出现在电视上时,曾激起不同寻常的欢迎。人们在街头认出他,和他热情地握手。这一次革命之后,一个新的政治方向被普遍地接受了,这一切排斥了人们对导致“布拉格之春”及其在“布拉格之春”当中起作用的那些事情的关心,以至出现对六八年那一代人的不屑一顾,称他们是共产党改革派。记者问,“共产党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吗?奥塔·西克答道,当然了。如果人们说:这就是那些人,那些不能摆脱旧意识形态的人,这难道不是骂人话吗?因此,他个人拒绝这个称呼。他强调指出,“我们这些经济改革的核心分子当时在布拉格就不是试图改革共产主义,我们本来的目标就是要废除它,建立一个新制度。那时人们不断地由改革谈到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人们根本就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其实不仅是我、而且和我最接近的合作者都知道,共产主义在它的根本思想上失败了。那时,我们所试图坚持的并不是像今天所说的这么少,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在那些假设后面只看到纯权利政治,我们的计划和目的遭到了不严肃的歪曲”。

奥塔·西克强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当他回到布拉格时,他期待的并不是把一九六八年继续下去。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再回到“布拉格之春”的思想,因为现在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形势。同时奥塔·西克又指出:人们必须承认,六八年他们已经提出了对市场经济机制和民主化的某些基本要求,由此为今天的变化作了准备,使其成为可能。奥塔·西克认为:如果人们承认,这些重要目标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它使我们今天能走得更远,这才是对六八年严肃的理解。(可惜现在更多的是诋毁,而不是承认。这一切和政治有关,而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

哈威尔在九○年三月与《世界报》的谈话中说,带有人道主义外表的社会主义是适应于六十年代的可能性的题目。而今天和人们休戚相关的不再是它,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对这一问题,奥塔·西克说,没有市场机制不行,这种基本认识在六八年对他们来说已经具有重要意义,那时他们已经主张市场价格竞争和作为市场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在私有制问题上他们还没有像今天走得这样远。当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考虑到私有制问题,但是不能公开谈论私人企业的必要性,“布拉格之春”期间的政治领导人也不允许这样做。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直接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

 

二.“布拉格之春”不是旧制度内的改革,而是一种起义,

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改革

 

奥塔·西克认为: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对今天的发展来说,已经仅仅只是一种回忆了。那个时候,人们看来并不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今天人们已在自觉地谈论它,而不再重新审查它。那时他们试图通过允许市场机制的存在而走向市场经济,今天他们已经在为多元民主而努力。六八年时某些改革派政治家已在鼓励其他政党在政治上独立,例如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要求得到合法发展,奥塔·西克自己就曾和他们的领导人谈判过,这一切当然不可能在当时官方的文件中反应出来。那时人们在谈论民主化,但是还没有任何地方正式提到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奥塔·西克深信不疑:如果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未曾遭到镇压的话,它会发展到我们今天的状况。因为人们在“布拉格之春”已作好了准备,所以今天才能如此坚决地支持发展西方式的市场经济。

奥塔·西克认为,把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说成是一场试图在旧制度内部进行的改革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它已经是一场起义,虽然还不十分自觉但却是根本性的。“改革”这一概念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制度的权力现状和教条思想的承认和妥协。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前提下,人们只能清除掉它,而无法改革它。必须取消国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引进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必须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意谓着一个制度的死亡,一个已证明自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的死亡。

共产主义是个历史迷途,奥塔·西克重申这不仅是他今天的观点,经济学家想要的是一种制度的转变。人们应当看到,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主观因素常常会起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一九六八年没有出现军事干涉的话,那么当时的党代表大会就会是改革者们的绝对胜利。奥塔·西克谈到,人们往往是由非常痛苦的验寻求到一些认识的,战后他之所以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个人道的制度,是因为他曾经历了大规模失业的心灵创伤,他父亲有七年没有工作,由此他想寻求一种彻底解救的办法,但后来这一切都破灭了。

 

三、戈尔巴乔夫和东德的理论家们使“第三条道路”声名狼籍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在布拉格仍然有这么多的争论,为什么布拉格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财政部长克劳斯(Vaclav Klaus)现在把奥塔·西克说成是他的反对者。对此奥塔·西克解释道,核心问题是对于过渡以及市场经济类型的不同观点,但这不是一场具有党派斗争结果的政治斗争,他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公民运动中。他说,他经常在报刊和电视中反对克劳斯的观点,并收到很多的群众来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不曾沉默,今天他更不会由于会使这个或那个人不悦而沉默。然而,如果试图直接把他和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或轻蔑地把他贬低为社会乌托邦,却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奥塔·西克说,很遗憾,人们不去认真讨论它的内容,而仅仅嘲笑它的名称“第三条道路”,甚至进而得出一个结论,说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世界的道路,这是荒唐可笑的。奥塔·西克说明,从六十年代他就曾试图弄清在东方和西方的制度中存在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及其原因,进而寻找一条道路,消除这些消极作用。而这样做的前提是对所存在的制度进行全面的经验分析,由此他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概念模型,并且找到“第三条道路”这个名称来称谓它,而共产党的宣传谴责它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使用这个经过政治考虑的名称,奥塔·西克说,他能清楚地说明,有一条远离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它也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他相信这一名称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且许多年来使共产党的宣传无计可施。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第三条道路”声名狼藉呢?奥塔·西克认为,主要是最近在苏联(九○年前─笔者注),以及以前东德在过渡时期滥用了这一名称。他们在“第三条道路”的名义下搞的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这种体制根本不可能运转,而他一直是反对这样作的。奥塔·西克说,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不可替代的。不仅是自由的市场价格、而且私人企业主的活动都涉及到市场竞争。对企业不可能一方面实行市场价格自由,同时另一方面又让官僚政治的国家计划体制来限制那巨大的生产力,如同在今天的苏联一样。东德莫德洛夫政府开始也是这样考虑的。奥塔·西克指出,他一直是和他们保持距离的;他说,“第三条道路”这一名称在今天被引入了歧途,现在,他更愿意用,社会福利的、或具有国民经济学倾向的市场经济的概念谈论它,并用它来坚持以前所确立的基本思想。

 

四、我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彻底的市场经济,

不彻底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使一切更糟。

 

奥塔·西克说,那种认为在捷克的争论是人们对两种不同的改革道路有争论:一种是寻求一种迅速彻底的改变,另一种是缓慢的、不彻底的演变,这不符合捷克的事实。他自己想要的就是不打折扣的、彻底的市场经济。不彻底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使一切更严重。奥塔·西克提出,他改进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具有上千工人的大企业,在某些方面不能像集体所有制那样必须是个人所有制,而应该转变成股分公司。他在三年前就分析指出,集体的投资只是在中小型企业中运转良好,在那里合作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一切;而在大企业,所有制是抽象的、疏远的,经验显示,必须在大企业和中型企业间做出区别。

奥塔·西克说,今天所有的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都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很多企业的倒闭和通货膨胀就完成这一过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总是幻想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转向市场经济;然而,即使今天在西方国家,有效的生产和经济增长本身也不能完全解决失业问题。至于东欧国家,他们今天正在进行艰苦的爬坡,而且首先必须越过深谷。他认为,不同国家的处境不完全相同。德国,尽管有类似的问题,但是,由于西德肯定会承担出现的困难,他们能得到迅速的贷款和投资,情况肯定会好一些。从波兰,我们则可以看到形成新的经济是多么困难,苏联肯定也要忍受这一切。他认为在匈牙利动荡将不那么强烈,在捷克也会比较容易一些。他指出,有意思的是,在捷克虽然上一代企业家不复存在,但是许多年轻人仍然保持有那种经验和心理感觉。在苏联,使企业主们恢复正常心理,使人习惯于经常存在的价格浮动和某种程度的失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在谈到有关苏联改革派之间激烈争论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名堂时(九○年以前─笔者注),奥塔·西克说,确实存在意见分歧,在那里人们可能仍然把市场和计划在旧意义上搅在一起,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问题,布拉格以前经历过,而现在已经越过了。目前苏联则正处于这种阶段,他们应该首先弄清在捷克已经有了定论的那些争论问题。今天在捷克,奥塔·西克说,找不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还想要一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杂烩,在匈牙利也没有,在波兰也同样。但是在苏联,马列主义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官僚体制,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机构中和旧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如此,由于戈尔巴乔夫宣布不再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物,因此他的前进是极其重要的。勃列日涅夫的教条死了,公民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苏联现在必须迅速赶上来,因为,“谁来的太晚,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

 

奥塔·西克对共产党国家改革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自从“八九”民运遭到镇压之后,人们试图从各方面总结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对此,奥塔·西克的谈话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应该认真思索在改革上我们与东欧之间的差距,而不能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来拒绝它们。从奥塔·西克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首先,中国八十年代十年改革所走的路还不及捷克六八年一年走得远,并且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至今仍处于“布拉格之春”以前的阶段。

第二,奥塔·西克的经济模型,如“第三条道路”的模式,是经过全面的经验分析而建立的,而绝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通过揣摩主要领导人的心思而杜撰的。

第三,根本没有一种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中国改革十年来的一切弊病就是因为它的不彻底而造成的。

第四,目前在海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关于体制内改革问题的争论,事实上和苏联的现状一样,仍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许多人仍然没有摆脱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中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仍然停留在东欧三十年前的问题上而已,正如奥塔·西克所说,我们“应该首先弄清在捷克已经有了定论的那些争论问题。”然而即使如此,“改革派”也仍然是一句骂人话。

奥塔·西克的谈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不要再故步自封,不要来的太晚,不要再被生活和历史惩罚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日于德国,雷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莱茵通信》,德国,第18期,199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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