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回潮（下）
——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负面影响
—仲维光—
四.伦理道德崩溃的扩大与加速
极权主义当然会对人类社会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浸淫在极权主义文化中的刘晓波们也当然会直接或者间接折射出这种影响。把一个以推崇“价值”观念为标榜的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奖项奖给刘晓波，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肯定是在道德领域，为此，分析中国大陆社会最近几十年道德伦理走向，以及刘晓波们在此中的角色与作用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4-1.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建立在人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应产生的信仰、价值等前提下的一种规范。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自以为代表真理，用一党、一小撮人的权力、利益代替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和信仰，代替了近代人们所尊崇的个人人权、自由。在极权主义产生的初期，共产党初期及极权主义攫取政权初期，由于用一党的利益、一党的要求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共产党沿用了以往的宗教形式、专制形式、家长形式的一些规范，来为他们自己极权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
当党、领袖还能够取代“神”、“上帝”的位置，取代皇帝的位置，取代家长的位置来迷惑民众和党内一般党员的时候，这个极权主义社会还没有必要打碎以往的伦理道德的形式规范。但是随着他们的倒行逆施，极权最终迫害的必然不仅是党外的民众，而且包括党内的不同派别和人员。在这种迫害中，同时在那种互相迫害过程中，极权主义集团就失去了那种神圣性、权威性，而赤裸裸地显露出权力的丑陋、他们人格的丑陋。为此，党和领袖就失去了“神”、“上帝”“救赎者”、“先知”、“先锋队”的位置。这个已经失去了传统的信仰、价值，而又没有新的前提、价值能够足以形成新的规范的社会，曾经沿用的伦理道德规范形式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它就必然会陷入混乱，乃至崩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极权专制者当然绝不愿意复原传统以及现代一般社会的信仰观、价值观，因为民众们如果恢复传统的家庭观念、传统的生活观念、传统的爱憎恨，一定会使传统的价值观复活。传统社会对待天地、对待父母、对待社会、对待朋友的态度、方式，一定和共产党的一元独裁不相容。对此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经常用做皇帝来比喻共产党，其实共产党是不能够容忍人们如对待皇上的态度那样来对待共产党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皇帝有一系列的规范约束，中文“革命”二字就是说皇天无道，民可以革之。然而，共产党、毛泽东却不只是皇帝，而更是“上帝”！同样，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包括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在内，遵循中国传统的宰相等文官那样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说好了，他们遵循的是教会的规范，说白了，他们遵循的是“帮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在七十年代末期后，为了“极权”，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肯定选择的不是对人们有约束力、规范力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是宁肯迫使人们更加远离一般社会、传统社会，让人们自由放任，失去传统和现代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信仰观。
所以，极权主义一经甚至不经脱离初期阶段，都必然带来道德的大崩溃与混乱。极权主义统治或早或迟必然为这个社会，它的民众、各阶层的精英带来混乱和堕落。这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那些所谓改革必然导致的混乱结果。
4-2.作为社会精英的刘晓波们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前面所说的文化思想、学术问题上一样，是共产党社会的产物，是失去传统的一代。这意味着他们既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中文人固有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也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的那种建立在对人以外的存在的神秘感基础上的神圣与敬畏。
如同在知识领域中一样，缺乏根本性反叛、反省与超越能力的刘晓波们，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同样如此。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让我们看到，刘晓波不仅是极权主义文化的畸形产物和它的一分子，而且还是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一分子。在刘晓波身上既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修养美德，也没有近代知识分子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在价值观上，在道德观上，刘晓波典型地代表了失去了传统与价值的一代，例如他的所谓三百年殖民地说，六四后的那种电视作证，朝三暮四的随机变化，转换信仰的任意而为，以及赤裸裸地打击其他维权人士的权谋，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特点。
在刘晓波身上可以看到思想混乱带来的道德混乱，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完全被共产党的教条的唯物论的一元历史观，意识形态化所左右，很多时候它所造成的甚至不仅是混乱，而且简直就是荒唐。
在刘晓波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于伦理道德的混乱，又使他丧失了思想上的梳理问题、探究问题、甚至求知的能力。例如他居然把恐怖分子在“亚洲”的阿富汗炸毁“佛教的”“巴米扬大佛”事件说成是炸毁“阿拉伯”文化瑰宝“阿米巴大佛”。
在刘晓波获奖后，一些他的追随者们也知道刘晓波们道德的放纵与堕落，但是如同刘晓波一样，他们缺乏感知反省这种丑陋的能力，居然用常人的错误来为刘晓波辩解，甚至进行吹捧。事实上刘晓波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没有“神圣”、亵渎“神圣”，是没有传统、价值规范约束。这种以政治为先而随意牺牲道德与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知耻！无耻！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麦克斯·玻恩说，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只有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事实上，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推延：凡是以政治得失为第一目的、用它压倒信仰以及价值的，一定不会遵守道德规范，不会有道德约束，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尘世的人的确都是凡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无耻”与错误不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电视上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作伪证；歌颂极权主义专制的共产党政府开明；回避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协助统治者削弱打击高智晟等维权人士；这一切都属于无耻！
对于一位正常社会中，以知识与精神的追求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宗教感与价值的前提之下，政治问题所面临的有限与无限，实际与永恒的矛盾永远是令他痛苦的问题。只有那些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知识精英们，才会心安理得地沉浸在现实的泥淖中，甚至公然为污浊辩护。
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观念，而却又被一项以尊崇价值为标志的奖所表彰，那实在是人间最为可悲的一件事情。为此，在道德问题上，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犹如打开天方夜谭的魔瓶，一下子把各种不知耻的言论突然释放出来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切都和最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崩溃“和谐”相应。由此我们甚至再次看到，刘晓波们的道德走向完全是共产党改革效应的一种必然结果。
或许有人说刘晓波们已经宣称他们推崇的是人权和自由，这表面上的确如此，但是人权自由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人权自由一定伴随着宽容，对别人的尊重，包括文化与信仰。人权自由伴随着价值与形而上学的前提。没有宗教感的人本主义是一种人的妄自尊大，没有形而上学前提的自由，可能成为一种瘟疫。事实上，刘晓波们的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传统的蔑视、反对，对于殖民地问题的看法，都包含着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的思想前提。他们在政治上的放纵，道德上的肆无忌惮，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在他们伦理道德问题上，他们没有接受新的价值和信仰，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堕落与蜕化的结果。
五.刘晓波们与法轮功学员的追求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究使得我们看到，规范的改变涉及根本性的改变，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此，价值和信仰的变化，前提假设的改变是最根本性的；反之亦然，思想方法的改变一定会导致价值信仰的改变。
刘晓波的追求与法轮功学员们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绝对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而是牵扯到根本的思想文化、信仰、价值的追求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刘晓波是否谴责过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是否在某些方面，如杨佳事件、余王排郭事件那样间接协助中共，限制、压制法轮功反迫害的影响问题，而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什么方向、什么倾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
首先从追求来说，刘晓波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得失及作为。他从来没有显示出他在价值问题上，文化思想问题上，拒斥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社会，与之相反，他明确地表示要改善共产党的统治，在一些方面他甚至歌颂共产党社会的所谓变化，要求人们顺从、支持这种变化。
然而，法轮功学员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另外一种信仰，一种植根于传统中国和东方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也有一定联系的信仰及精神。
和刘晓波出道就是因为政治问题，并且一直积极参与政治问题不同，法轮功从诞生到九九年被镇压迫害，甚至可以说到二零零三年，法轮功学员们从来也没有公开直接对抗过共产党及其文化，但是由于他们有明确的自己的信仰、价值，他们从开始就是沿着平行于共产党文化的另外一种方向。而刘晓波却从来没有对自己那个政治的基础，对自己立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美学及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问题提出过彻底的质问。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大法轮功学员，包括从事法轮功媒体的一些负责人等，他们从来没有政治上的诉求，没有政治上的权谋，没有为了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得失而运作。“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法轮功学员们问政治是不得已的“反政治行为”，而非刘晓波那种主动的、积极的，充满抱负心的政治行为。至于很多人对未来法轮功是否会问政的看法，这种问题只是推测性的，不是“经验事实”。
其二，在具体的思想言论，以及社会影响上，刘晓波典型地代表了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产物。而法轮功学员展现的则是一种宗教文化，包括它的语言，叙事方法，以及行为规范。当然不可否认，广大法轮功学员由于也来自共产党社会，所受的教育过去从来没有超越过共产党文化的范畴，所以在他们追求的路上时刻会显露出一些共产党文化的痕迹，但是从根本的方向上，他们和刘晓波不一样，是彻底背离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文化思想的。
正因为在这方面的根本区别，法轮功在残酷镇压四年后，就出现了《九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号召人们退党的运动，出现了神韵等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形式。而刘晓波们，在投身政治二十年多年后，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文化诉求、知识诉求、没有探究自己和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包括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思想方法上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究其根本，刘晓波们自己就是这个极权社会中的一分子，并且一直在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悠哉游哉”，当然不会感到法轮功学员们那样追求和需要。
其三，在道德规范上。法轮功要求学员们以“真善忍”作为原则，要求始终如一地遵守这些规范。在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上，法轮功学员们重新宣扬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夫妻、社会伦理道德，推崇传统社会的修炼、修养、“出入进退”。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法轮功学员不因小的错误而原谅，不为政治上的功利得失而不择手段。在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和精神领域，“神圣”无处不在。
然而，刘晓波们，毫不掩饰地在所有这些方面与法轮功学员们的追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为政治上的得失不择手段，原谅掩饰各种以往的错误，认为人间无“神圣”，人的精神都是物质的、世俗的。
所以刘晓波们对法轮功学员们的追求漠视，甚至排斥是必然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共产党的亲缘关系是显然的。
综上所述，对比刘晓波们与法轮功学员的区别，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到今天为止，经验事实显示出来的是，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存在对比，可以肯定地得出，法轮功具有一切宗教信仰团体所具有的合理性、合法性。至于很多人对法轮功的疑惑，疑惑法轮功是否可能也像刘晓波一类精英们那样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那只有等这种现象真正出现、成为事实后，才能够来分析评断。在这里我能够说的是，出自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文化，党文化社会的法轮功学员们，的确是非常容易感染上共产党社会的这种特点的，然而事实是，到今天为止，法轮功信仰显示出的对于党文化的抵抗力，复活传统的能力却是让人非常吃惊的。
今天出现的事实还告诉我们，法轮功是无法和共产党妥协，无法歌颂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任何做法的。因为他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和“极权”主义相对抗的，是唯物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绝对不能够容忍的。然而，刘晓波们的意识形态、学风、伦理道德等生活和思想方式却是可以和极权主义相安、相容的，只有他们的某些政治行为使极权主义感到不安时才会被共产党所不容。这就如当年的某些所谓民主党派人士，例如章伯钧们，不是因为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而是因为误以为自己能够和毛泽东、共产党共享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从而惹出杀身之祸一样。
六.结语
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再次证明，弗格林的忧虑是对的！极权主义对于世界的威胁，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他的价值观、思想方法影响到社会结构、文化思想，影响到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与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对于中国环境的破坏，对人类产生的威胁，让人们今天看到了极权主义并没有因为八九年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失败而成为过去，相反它对人类的危害在继续深化。
弗格林等前辈知识分子对于极权主义的产生及其造成的对人类的危害的探索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这种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它的历史渊源，它是一种什么倾向，建立在什么思想基础上的文化倾向。
为此，弗格林在研究中认为，今天的极权主义的语言符号形式，它的典型的特点、运动群众的方式，在四百年前，即十七世纪就已经基本形成。他甚至把这种思想追溯到诺斯替派的形成，希腊的文化传统。弗格林为此探究了，没有宗教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对于人类带来的危险。
弗格林的这一切探索，让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共产党社会道德的崩溃，三峡大坝等一系列对于自然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人定胜天，人之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关系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众互相联系纽带的破坏，都是来自极权主义。
最近二十年极权主义在中国继续存在显示出来的问题，让人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弗格林等前辈的忧虑，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威胁不仅在政治范围！对抗极权主义的问题，也已经远远超离了政治范围！
今天我们在评价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问题的时候，如果离开对极权主思想文化的广泛的思索，那就很可能失去了价值取向，迷失了我们的思想方向，从而助长了极权主义在政治、伦理道德、环境等范围中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的继续危害。
为此，可以肯定的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在文化思想领域、学术领域、道德领域，在经验事实范围内评价都只能得到负面结果。而在政治领域中，它是否能够为中国的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这却还要看各方面是否能够对此恰当利用。它不仅依赖于中国真正不要极权专制的民众，而且也要看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
共产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而这个变化一旦开始，就肯定是共产党灭亡的日子。任何想要挽救共产党，试图让它存在下去，甚至转型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共产党的罪孽太多，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党派有它这样无耻、腐败、残暴、嗜血。就为此，不是民众不想温和转型，而是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绝了自己的退路！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刘晓波们早晚会被准确地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