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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当代中国无大师(一)(九九年旧作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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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无大师

─仲维光─

 

 

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领域的变态

 

       《开放》三月号刊出茉莉对德国瓦格纳教授的采访,又弹起十多年前老题目,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过,这一次变了调。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诞。

 

       某某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传说已经多年。在这个传说风头正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于出来说不。大学、基金会,一些报纸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甚至压宝于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诗,在各个刊物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样。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诺贝尔奖候选者成为了一个头衔,成了诗人的新衣。

 

       在文学领域中,诗人的新衣比世俗社会中皇帝的威力还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汉学家们的鉴别力哪里去了呢?中国知识界的鉴别力又在哪里?!

 

       《开放》四月号刊出曹长青写的大师们不敢向暴政说不,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缩在独裁者的羽翼下,虽然偶尔有呻吟的各位专制政权豢养的大师们的真相。然而,人们也会要问,大师们难道能被豢养?!豢养能养出大师?!

 

       豢养和大师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即使在极权社会也可能产生自己的大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生在专制制度下的大师绝对不会象张承志、梁晓声一类人如鱼得水。知识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师所具有的才能感觉必然使他们感到彷惶、孤独,痛苦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肖斯塔科维奇如此,索尔仁尼琴也如此……

 

       其实,岂只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生活在一般社会的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论自由,但是,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冲突,依然使他们绝望。卡夫卡如此,海明威如此,加缪也如此……

 

       当代中国无大师,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的追求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它不会容忍任何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悖的文化现象存在,它更不会容忍任何人的自由创作精神生存,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时候,包括汉学家在内却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工作。如共产党文化部长王蒙,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王蒙,其首要问题是作品人品问题,即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品质问题,而不是如瓦格纳教授今天还在说的,何时读过红楼梦的问题,了解与否世界和中国古典的问题。但是,王蒙和那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并且在学界代替共产党把握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汉学家那里却是或作为中国的异议作家,或作为传统中国学术的代表介绍给西方一般民众和学界的。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及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大陆掀起的潮流则是打掉真正的大师,如鲁迅、陈寅恪,取而代之,对于如此还不尽他们意的汉学家则放肆地攻击谩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人对皇帝的新衣表示异议,就会有更恶劣的发展。

 

       错位的中文世界,几近荒诞,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二.极权主义文化:片面西化的错向发展

 

 

       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标志是一九四九年。从那一年开始,极权主义文化全面统治了中国大陆。应该说在四九年以前,在剧烈冲突中挣扎的中国知识界,不管它实际上已经具有哪一种倾向,由于仍然是多元的,所以还是正常的。然而,自四九年共产党全面取得政权,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后,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共产党所建立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整体的思想方法,一元论的进步观。这种思想,常常或是确信历史发展有一确定进步规律,或是追求一种乌托邦。

 

       二.伴随这种观念,多用抽象的大而空泛的语言,如历史、宇宙、人类、阶级、革命、神圣、伟大、崇高。语言晦涩,概念含混则是这种整体的思想方法另一种表现。

 

       三.个人让位整体,牺牲个人和个性;多用历史和阶级压制个人的基本的爱和追求。

       四.这种教条僵硬的直线式的思想精神框架必然造成精神思想的封闭,造成对其它文化、及历史和传统的排斥和极其偏狭的有选择接受。这种排斥则必然造成人性和文化的蜕化。

       主题先行是第一个特点的产物。阉割和扼杀个人的基本冲动,内容和语言的则是另外两个特点的结果。党同伐异、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则是这种思想和文学的最终产物。

       在一般多元社会,当没有能力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则表现为关心抽象的文化问题,远过于具体的、经验的、分析性的问题研究。玩弄晦涩概念,讲谁也不懂,其实自己也不明白的黑话、沽名钓誉,则是这种文化的变体产物。

       这种整体的、单线的思想方法必然造成心胸狭窄,它是那些地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缺乏宽大胸怀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左派思想很容易受到第三世界的某些知识分子欢迎的原因。

       虽然上述特点是极权社会的文化的典型特征,但是,它却不只存在于极权社会中。共产党的掌权,只是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为它的存在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使它能得到淋漓尽至的发挥。

       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在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其后的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和其它知识和文化的追求上就已经存在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产党不但是通过他的很多党员知识分子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出版物,如左翼作家联盟等,而且在当时的知识界的气氛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现实,阶级、救亡等主题文学占据了创作上的主导。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薄弱,由于其它流派的追求者的人格的苍白,因此,在现实中造成连鲁迅也很难完全和这种左派文学划清界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人,如夏志清先生对鲁迅的评价事实上也受当时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很大影响,也出现偏颇。

       除去周扬、夏衍、翦伯赞这类的文人共产党不论,茅盾、丁玲等左派文人在当时的文学,及其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已经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他们后来成为共产党文人完全是必然的。而生于或曾经成长于那个时代的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戈扬等今天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也基本上是在这种左派文化气氛中过来的,甚至自己就曾经参与过。       事实上,可以说,极权主义文化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自觉”“主动地参与造就的。而生长于四九年后的几代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的更加片面的革命文化,即极权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和西方的某些有良知的曾经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不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自己也遭受迫害时,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被赶出国门时,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地反叛,反思过。至于其后代知识分子,例如所谓文革一代八九一代的不同,除了某些变化外,蜕化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左派文化在多元社会中,也有很强的蜕化发展趋势。例如,在科学史研究中,那种极端的亵渎伟大的科学家的精神,把一切庸俗化的倾向,极端的性解放、女性主义,乃至地域主义都不仅造成参与者的精神堕落,而且摧毁了正常健康的伦理规范,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

       这种极权主义及其文化,这种左派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近代西方伴随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反动产品。二十世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形势助长这种左派文化。在三、四十年代,左派文化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很大的势力,许多著名作家,如罗曼·罗兰、纪德、凯斯勒、阿拉贡等人都或曾经受到它巨大的影响,或本身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左派作家。

 

       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送来了伴随它的左派文学。历史和政治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先是追求富国,后来则是救国民族存亡,这种整体的考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种思想方法和文化形式。全盘西化的呼声,加速了这种片面西化,片面西化的结果不仅排斥了其它的西方文化倾向,而且摧毁了民族文化。这在四九年后全面得到展示。

 

       因此,本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片面西化。误解启蒙,马克思主义、德国反理性、反西方传统的进入;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的进入,及和中国文化中某些相应因素,部分知识分子反西方情绪的结合,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知识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主要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负面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那些提出救亡压倒启蒙原因论的人,近年他们又提出的极权社会只需改良,而不要告别革命,并自誉为后马克思主义,其所表明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精神仍然沉浸在极权主义的文化中。因此,人们仍然不可低估其消极影响。它告诉我们,中国知识界的错向发展仍然在继续。

 

三.聪明的夏志清,错位的时空

 

       冷战初期,左派,尤其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借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势头,及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整个世界上继续占据强有力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夏志清先生,写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书中,夏志清先生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钱钟书作为文学家,给予超乎寻常的评价。他认为,张爱玲的《秧歌》是部不朽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认为,他们两人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能够突兀拔起,提出这种看法,表现了他超乎寻常的判断力、才智和勇气。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应该说对人们在文学和人生上的追求肯定都是一种力排众议的促进。但是,夏志清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料到,他的这些正确判断在此后几十年后竟然要自己为它下注脚。

 

       其实,聪明的夏志清先生可能只是在转瞬之间没有料到世间对他的著述的另一种反应而已,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夏志清先生其后的微妙变化。

 

       在张爱玲死后,他在悼念张爱玲的文章中,夏志清先生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为他的这一论述辩护,早在1957年、1961年我挑选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大陆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但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本来这种评价对于当时在海峡两岸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张爱玲,是不必辩护的,然而,多年来夏志清先生一直用这种方法暗示他还有话要说,这一次在张爱玲去世的悼念中,聪明的夏志清先生终于说出在这辩护后的另半句话。

 

       “‘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也许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就不必再把这句话牙青口白地说出来,但是,不幸,《中国现代小说史》蜚声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才能匮乏的中文世界,一个没有天才和大师、庸碌的时代。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价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自然走了味。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在四十年代,左派,革命文学甚嚣尘上的时候,她写出那种纯粹文学性的作品,描述出那个时代。和那种充满革命口号和革命情操,带有非文学眼镜描述社会的作品相比,张爱玲是出类拔萃的。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的中文文字的功底,她的文字干净清新,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和前辈作家相比,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于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的感受,张爱玲也有她的聪明独到之处。这一切,到五十年代,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更多的力作问世,却由于时代更加矮小,愈益显示出张爱玲的卓越。但是,生在特殊时期,生在中国的张爱玲,如果离开政治和社会纯粹评价她的文学价值,她却最多不过是在文学的基本要求上加上了一点自己的聪明而已。也许这就是生活在黑暗时期,停滞时期的特点,作家花费最大量的气力做的是,克服各种对文学的扭曲,而不是文学的创作。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悲剧,对评论家来说是一个危险。如果把各种停滞时期作家的相对努力绝对化,那就不仅会损害作家的本来意义,也会影响到转型时期的气氛。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纯熟地掌握了文字和文学的基本技巧,但是,和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等大或称文学大师相比,和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大师相比,张爱玲是一个通俗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她的名言成名要早和她处心积虑的尘世生活,都使我们看到,她的观察和描述清新,摆脱了社会和环境的束缚,然而,却远远没有超越社会和人生。作为作家和一般人的张爱玲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这个字既使她写出活生生的生活,让人们看了叫绝,心跳,又使她追求尘世生活的各种噱头,戏剧性效果。这个既使她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使她终于写不出任何超越时代的,象《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永别了武器》、《审判》,那样的传世作品,也使她终于不能和鲁迅同日而语。

 

       本来,张爱玲的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于对抗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的亵渎,还文学于它的真正面目,还人们以真正的生活。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字和字是血肉相连的。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正在于此。然而,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推崇,和张爱玲到了下一代人手里,却只剩下一个俗。经过半个世纪,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已经深入到人们骨髓,这甚至包括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它没有消退的意思,而是辗转到庸俗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继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和人们精神的阉割之后,居然张爱玲的字今天也成为那批文人继续阉割文学和人们灵魂的一把刀。

 

       至于钱钟书及其作品《围城》也是如此。钱钟书智力超人,但是,学术和文学成就却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记忆的活动。它其中融有对生活的爱,追求和创造。它不是知识的陈列,而是一种洞穿和超越。就其文学价值,《围城》甚至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至多是一部票友作品。但是,钱钟书的这部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却确实具有意义。也许应该说它具有很大意义,然而也只是在那个时代。

 

       一个旋律适合一个环境场合,时空错位就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特殊时代产生的旋律。

 

       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的评价都没有错,但是,时空错位,几成荒诞。人们至今仍然在读百年以前,乃至数百年以前的大师的作品,《红楼梦》、《红与黑》、《复活》,人们可以预见百年以后,人们还会喜爱《阿Q正传》,《丧钟为谁而鸣》、《城堡》、《局外人》和上述作品。但是,在夏志清之后,突然被中文世界吹捧到顶点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哪部作品能够和前述作品相比。以后也许会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都是只具有时代的意义,它们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参透人生的惊心动魄。那时,人们就会看到夏志清之后的喧噪,几近荒谬。

 

       其实,夏志清之所以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庸碌的、没有大师的时代,也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在西方的多元社会中能够造成有左派倾向的大师,但是,究其本质:其文字、概念、思维方法,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却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文学和生活气氛,不可能造就大师。左派文学生于病态的环境,造就病态的时代。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从左派文学发展到极权主义文化的全面统治后,没有深刻、痛苦的反叛和反省,继之而来的不是侏儒当道才是怪事。

 

       失去个性,失去灵魂和精神的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接受的只有庸俗。当代大陆文化,及其知识分子淋漓尽至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四.汉学家的两把刀,错位的学术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在访谈中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承认西方的影响。其实,恰恰相反,反观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不仅重视、承认西方的影响,而且很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影响。

 

       从四九年到七九年,中国大陆社会整整完全封闭了三十年。它名副其实地是社会封闭、政治封闭、思想封闭、文化、知识封闭。诚如瓦格纳教授在有一次和笔者讨论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封闭没有知识分子的配合、协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生长在开放社会中的人可能会想象不到,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很多声名都是依靠西方的媒体创造出来的。魏京生是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许多因为言论而被问狱的人中,只有魏京生获得了巨大的名声,相对王希哲则没有那么幸运。其他身陷囹圄的人甚至又没有王希哲那样的幸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反抗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另一种文化空间的发展,确实要感谢西方关心中国的每一个人。

 

       然而,这其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当被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革命左派文学统治封闭多年后,极权主义者由于统治需要,要发展经济而不得不有所放松,稍微开放时,中国知识界首先面对的是西方汉学家。细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成名的一些年青知识分子,人们必须承认,西方汉学家协助造就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知识气氛。

 

       当代西方汉学家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一方面和前述所呼应的竟然是,西方汉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派,甚至是极端的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的艰难,很多学语言出身的汉学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专业却不是行家。这一点尤其在欧洲尤为显著。在美国,对中国各类问题的研究是分散在各问题相应的专业系或研究机构中,在欧洲则一揽子都在汉学系中。这为真正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汉学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即不再是对中国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

 

       前辈史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汉学的中心是在中国,当代人类学家张光直在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说,把中研院办成当代汉学中心。这一细微变化就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起伏的结果。它值得人们思索的是,不是学术成果造成这种结果,而是西方在政治和物质实力的强势,和中国知识界的心态。因为,且不论对中国文字典籍的掌握,汉学家仍然远不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港台海外),即便说到汉学家所正确看到的、且鄙视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糟糕的思想方法问题,即治学方法问题,那也是如本文所述,是西方左派,来自西方共产党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中国知识界的不正常的心态,盲目崇洋心态却是近百年来的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它甚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如今,要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民众在对待西方时恢复正常心态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汉学家现在转而用另一把刀来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分子时,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应该拒绝这些批评,但是,汉学家们应该想到,一些被某些汉学家所看不起的学养不足的大陆知识分子名人,汉学家们对于他们的成名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那些共产党舆论制造出来的名人,如严家其、金观涛等人,汉学家们不也没有任何批评地进行了推波助澜的工作吗!

 

       尽管事过境迁,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圆其说并非容易的事情,象夏志清先生那样说了聪明话的人还要亡羊补牢,更遑论其他了。

 

       瑞典的马悦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说,北岛创造了全新的中文语言,顾城是一首会走路的诗,杨炼继续了先秦。

 

       其后马悦然先生象夏志清先生那样,婉转地提到他和北岛谈起三十年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北岛显然不了解。

 

       现在,在瓦格纳教授的谈话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你问马悦然他本人想不想给一个中国人颁奖,他会说北岛可以,但是如果你继续施压追问,他也许会说,在差不多一百多个人可以获奖时,可以提这个北岛。但是如果你缩小到五十个、二十五个或者五个人,甚至一个人中,我想,即使由马悦然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奖也不会颁给北岛。你看北岛的诗也有很大的问题,他最早的诗有很超脱的独立性,他的意象和比喻个性很特别,但是两三年以后,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倒是有许多中国画家到了西方,有了很大的突破。(《开放》,993月号,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

 

       对同一个北岛和这一代诗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则在他为北岛诗集写的序言《午夜歌手─谈北岛的诗》中有另一种论述。(台北,《联合报》副刊,951010日、11日)对于北岛前期作品《回答》一诗,他说,

 

       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当然,念起来,用北京青年那股京片子腔调,我─不─相─信!(重音应该放在字,并故意拉长)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我们很容易在北岛早期诗中看到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惯用宏大的抽象名词(譬如时代、历史、真理)和充满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烧)以及与大自然有关的字眼(如太阳、雷电)。

 

       对我而言,一个诗人最珍贵的一点是他作品的特色和视野,所谓自成一体,对北岛这一代人真是谈何容易,因为我认为诗人的风格不能建立在艺术的真空,而必须和其所处的文化和语言作不停的对话。北岛这一代人的文化资源是贫乏的,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无从接触中国传统,仅能偷偷地从早年翻译的西方文学(当时是内部读物)中找寻滋养,并用之来对抗主宰一切生活的毛文体。然而,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自觉性变成了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才是诗的语言?什么才是诗人自己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和现实的语言关系如何?又如何从现实中引申出诗的语言?这一连串的命题,当我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中提出的时候,有些大陆的当权作家对我颇为反感,而那些对我的看法有反感的人当然更不满意《今天》所刊出的所谓朦胧诗,并斥之为艰涩难懂,而我却觉得这些年轻诗人正在作语言上的初步尝试,《今天》上的很多诗都是习作,并不完全成熟。而恰在此时,西方汉学家发现了北岛,一时惊为天人,视为奇才,并附带把《今天》杂志视为地下刊物,吹捧有加。我虽忝为&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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