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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当代中国无大师(三)(九九年旧作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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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何当代中国无大师

 

从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至今,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已经统治中国社会整整半个世纪。纵观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可以说退化和蜕化是它的显著特点。准确说就是前辈知识分子的退化,后来者的代代蜕化。这就是当代中国无大师的现象原因。

 

前辈知识分子的退化的典型例子就是老舍和曹禺。曾经写出大师级作品的老舍,投靠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及其文化后,甚至修改他的前期作品,以期适应革命文学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不断地写出新的,到今天谁也不看废纸作品,并积极协助共产党整肃其他文学倾向的作家。老舍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吴晗一样,在共产党社会陷入过深,以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党同伐异牺牲品。老舍修改后的前期作品,及他后来创作的作品,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退化。现在,老舍的儿子说,老舍如果不死,就会得到诺贝尔奖,实在是自欺欺人。但是,如果说老舍没有在共产党政权下的退缩,以他没有修改过的前期作品水平有资格问鼎诺贝尔奖可能还有些道理。

 

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退化的只有陈寅恪、沈从文等少数人。沈从文深知一切而搁笔。陈寅恪则为此受尽磨难。尽管他晚年双目失明,精神惨遭蹂躏,生活坎坷,他还是写出了传世作品《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不仅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其他所谓大师知识分子汗颜,而且使逃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反思。陈寅恪能砥砺中流,则是因为他坚持了自由的研究精神,不为政治,不为统治者的马克思主义,不为俗学所折腰。这其实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

至于后辈知识分子的代代蜕化,则在我们这一代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这种蜕化在知识框架和学术根基上,在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上都是明显的。文革的一代如此,八九年天安门的一代更是如此,并且一代不如一代。这种蜕化在这两三代大陆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即便他们其后留了洋,补了一些课,也只是亡羊补牢而已。

 

以近年来突然被大陆文学界某些人奉为大师的王小波为例,他在知识和精神上就有着极其典型的蜕化一代的特点:无知,和其造成的狂妄,以及由此而来的粗制滥造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参看《中国研究》,983月号,总第34期,程兆奇后记)。当然,和他的同时代人相比,王小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即对这种蜕化产生的骚动和反抗,以及在这一代人来说是的,事实上并非是新的追求。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反抗形式带有深刻的蜕化烙印,对王小波的吹捧让人看到的是更令人心碎的蜕化。

 

当代中国无大师,岂只无大师,当代中国甚至不知大师为何物?对于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知识分子或要打上瑞典科学院的门,或要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对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则要打倒鲁迅,打倒陈寅恪这些真正的大师。

错位造成了当代中文世界的荒诞。人们常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对知识界来说,竖子成名的恶果不在于鸠占鹊巢的悲剧,而在于在学界的指鹿为马,视听混淆。这将影响两代乃至三代中国人。

一个在政治上封闭了四十年的社会,一个至今在文化和思想仍然封闭的社会,一个失去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失去未来的社会。能够造成封闭,在开始时必然是退化,在其后则是奴役和蜕化。

在被奴役几十年的灵魂群体中,没有反叛,没有痛苦的磨折是不可能立即站立起来成为大师的。因为反叛不仅会引起统治者的镇压,而且会引起周围被奴役灵魂的愤怒。没有大师,不完全是我们这几代人的能力不足,而是极权社会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容真正有才能的人的成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那种一元的、整体的思想方法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只要今天统治大陆的马克思的语言环境不改变,就很难产生大师。除非真的有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中,仍然能迅速汲取到各种营养,不受任何偏见束缚的天才出现。然而,天才我们的确还不曾看到。我们看到的是,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面前的可笑的自大和可鄙的猥琐。

这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一个蜕化和错位的社会。饱受左派和极权文化蹂躏与阉割的中国文化,要想重新获得生育能力,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想再生,还要历经一两代人的砥砺。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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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9/06/08 09:23:44 AM
您的文章我看完了 岁月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老年人死年轻人活。感谢您对于年轻一代思想的引导,但是我发现现在需要担心的事情简直超乎想象,自己的贫乏也是超乎想象的。 总之现代社会没有从前的核心价值了,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办出的事情就是对的,什么真理之类的都是不能被证明的玩意,我们追求的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