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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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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是“反对传统”:究竟什么叫传统,怎样才能继承传统?

 

甘阳认为,以前人们把传统与过去等同起来,但他认为把传统等同于过去,必然会以牺牲现在为代价。现在和未来统统成为和过去一样不变的东西。这是“过去式的思维方式”,“过去式的生活态度”。

 

甘阳的观点是: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中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凝结成型的“实体”。因此传统的落脚点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作之中。传统首先意谓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因此对今日的中国来说,继承传统就是要创造出过去中国不曾有过的新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要给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的改造。这种改造自体的变化构成了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自身的一部分。他引用伽达默尔在《真实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中的论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主要的是使现代去同化过去,新同化旧,要不断地与过去相抗争,尽力扩大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区别和对立,甚至坚决反对过去。我们不是以过去已存在的“事实性”来限制未来应如何,而是以“可能性”,以及“过去不曾存在的东西”来规定未来。

 

甘阳说,他所强调的传统的落脚点是在“未来”,过去的一切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它不断由现在和未来赋予新的意义。因此,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孔子儒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否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主干和核心,近日中国的文化能否沿着儒道互补的道路走下去,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的传统还能否以儒家文化为象征和代表。面对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他认为不仅绝不会有儒家文化的复兴,而且,只要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要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基础,那么儒家文化就肯定如同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样,起反动的作用。因此,建立“现代”文化的第一步必然是全力“反传统”,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最强劲的手段也是“反传统”(4

 

D)推崇西方左派和海德格等人非理性思想的全盘西化思想:无论是丛书的主编甘阳,还是副主编刘小枫,以及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某些其他成员,他们反传统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欠缺某种因素这一基础上的(5)。他们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在思索当代中国问题时,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找不到某种确实可靠的东西,在痛苦地感到中国落后的同时,像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提出了推崇西方的西化思想。但是西方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像几十年前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精华一样,在文化丛书派的西化思想中也有着很强的类似的倾向性。

 

刘小枫在其《拯救与逍遥》一书中一开始就说:“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印度文化擅长细致的内省,语言分析以及辩证法和逻辑,中国文化坚持道德化的社会生活和具有悠久传统的美学思想,西方精神努力在理性分析与社会改革之间达到平衡,力图把自然界加以逻辑化,吸收精确科学的方法和成果”(6)。

 

刘小枫认为,这位西方学者对于东方文化的传统精神的说明是准确的,但是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说明却非常片面。他说,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主要的代表已经明确地承认,科学理性精神把西方引入了歧途,以海德格为代表的浪漫哲学尤其强调这一点(7)。他认为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比较长期忽视西方文化中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是一个严重的偏差。他认为,深渊与拯救的主题乃是西方文化中涉及伦理─宗教价值的永恒的主题。基督教文化精神认为,人类可悲的忧患在于,人既能堕落也能得到拯救。人的自由一直仅仅存在于在堕落与得救之间的主动抉择。忽视了这种传统不仅造成了理论透视上的严重偏差,也造成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并且妄图用中国传统的哲学去批判以知识论为根据科学理性。

 

刘小枫说,这一批判西方自身已经作出,这种批判一方面由维特根斯坦作出,他划出了科学语言和宗教-伦理-审美语言的界限,并推进到本体论领域;另一方面则由生命科学,现象学和解释学等人文哲学划清了和自然科学的界限(8)。甘阳则更明确地认为,自卡西尔开始,西方哲学主流逐渐转向了文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哲学并未真正摆脱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的束缚,因而并不可能为人文学建立哲学基础。卡西尔之后通过海德格,伽达默尔,以及弗洛姆,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在更高的水平上全方位地推进了“扩大认识论”的纲领,从而使欧陆人文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9)。

 

甘阳和刘小枫都认为本世纪欧陆人文哲学兴起的最深刻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实际上是从人文领域的哲学考察开始,不知不觉地走向对西方哲学传统自身的批判和反思,最后则日益自觉地推进到对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彻底反省。欧陆哲学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正在乎此。”(10)正因此,在他们翻译出版的丛书中着重介绍的是海德格,萨特,弗洛姆,马尔库塞,本雅明(W.Benjamin),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西方左派和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作品。他们说,他们的中心关注都在于:“力图通过研究这些西方当代大思想家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反省和检讨,来更全面地把握当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根本矛盾,从而也就是间接地反思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11

 

E)两面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甘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自由、民主、法治,还远远没有落实,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拜金主义,大众文化,却已日益强烈地被人感受到了。他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今后将不得不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度。所有的问题,说到底是旧的价值信念,旧的理想追求已被证明是虚幻以后,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新的、真正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这不仅在“文化革命”后的中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在西方也同样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将是一条漫长的,极其艰苦的道路。(12

 

 

三.返回传统:流亡国外后的思想变化: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大屠杀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逃到了国外,甘阳和刘小枫也来到了国外。丛书停止出版,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虽然都已到了国外,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丛书派亦已不复存在。

 

来到国外以后,上述诸人没有再发表过有社会影响的文章。他们之中某些人由于训练问题甚至很难进入或涉足国外的学术界,只能在海外华人中参加一些活动,在生活上也并不如意。他们发现,西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他们自认为自己了解西方学术,结果发现自己是门外之人,不被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过去鼓吹全盘西化、蓝色文明的知识分子转向了鼓吹中国传统,甚至转向了新儒学。甘阳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个转向,了解他的人在《民主中国》一九九○年第二期中的一篇报导中谈到他时说,“像甘阳,现在又在大骂资本主义坏透了,要回到传统。”(12)这年年底,他本来准备到台湾参加一个儒学讨论会,后来因为政治原因取消了这次旅行。时下,虽然没有看到他们进一步的文章和工作,但是在中国鼓吹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观点上的这种转向和思想上的这种混乱为八十年代的所谓“文化讨论”既打上了一个句号,也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三.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和思想评述

 

 

由于共产党社会的专制和封闭,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使得西方人甚至海外华人很难理解这个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他们有时从知识分子的表面言论中去理解,有时从政治斗争的形势,有时从文化传统,有时又从纯学术观点,因而常常造成对同一问题的矛盾解释。而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则有时囿于政治压力,更多时候则由于长期封闭而萎缩和异化了的思维能力,使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方,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否有真正的价值,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政治活动。这使他们经常提供一些不真实的分析材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外研究最常见的偏颇就是“错位”和“误解”,即错误地定位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和作用,把奉迎共产党,为某一派共产党服务的知识分子设定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民主派;把源源于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争误认为是学术研究,并误信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判断。(14

 

在短短的几年中,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引起了海内外一些人士的注意。在海内外的一些报刊中也出现了一些对他们的评价(15)。究竟怎样评价这一派别的出现和他们的工作,笔者愿意在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如何定位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

 

甘阳认为,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国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然而,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此前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文化讨论为中心进行的。那时人们曾“严肃”、愚昧、狂热地讨论所谓文学问题,哲学问题,历史问题及各种文化问题。那么究竟如何定位八十年代的这场文化讨论呢?

 

笔者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看到八十年代大陆学人对于文化问题的关心有着它的延续性,它既不代表一种转向,也不代表知识分子眼界和思想层次的提高。相反,它潜在地意味着一种在大陆占支配地位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续。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化问题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出于权利考虑,共产党始终关心着文化问题。远在掌权之前,他们就十分重视文化问题。他们一方面利用文化问题作为武器,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吸引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利用文化问题在自己的队伍中不断地搞清洗整肃,清除有悖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异己。共产党掌权后在大陆发动的绝大多数政治清洗运动都以文化讨论为契机,例如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批判人性论,以及那场可称为中国人民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三十年来,共产党的封闭统治和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与迫害,使得到八十年代为止,人们在头脑中只有共产党所给予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到文化中去寻找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最习以为常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来说,把问题归结于文化问题有两重好处:

 

1)它从政治上排除了对共产党统治和制度的怀疑;它使人们相信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只是因为旧的文化问题、上层建筑问题影响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

 

2)它从思想上排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只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例如,儒家,儒家化,泛道德化等等)侵蚀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两种好处,既使得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很容易利用文化问题作为武器,也使某些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危险地以自己的所谓知识为党内斗争服务,使其成为跻身于权利阶层的阶梯。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虽然有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出现,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和概念决定了它走不出死巷。人们可能用这种思想方法去讨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问题,或提出一些看来不同于以前的想法,然而人们却很少可能对这种方法和概念本身,以及用它所选择的问题和研究方向产生怀疑和讨论。在这种框架下没有、也不可能对共产党思想和制度产生怀疑。

 

八十年代的历程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从共产党的文化讨论传统中走出来,彻底摆脱它的意识形态化和附属于政治的特点,才可能重新选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共产党,从假的“文化问题”、“传统问题”中解脱出来,站到真正文化讨论的起点;只有反叛出马克思主义,反叛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才能看到大陆社会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极权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

 

事实上,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之时,只要稍有一点儿良知和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能看到,在中国根本问题绝不是中国文化问题和传统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然而,看到这一点的知识分子的确太少了,更多的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也许既可以说促进了人们走向这种认识,也可以说延迟了人们走向这种认识。在这一点上如何定位也要看今天知识分子的良知了。

 

二.如何评价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

 

甘阳认为:“八十年代重开中国文化讨论,无疑是百年以来文化争论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就在于:百年以来中国历史走过得路程,在某种意义上都还只是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只有今日,中国现代化才算真正迈开了它的历史步伐。”(16

 

甘阳的这种论断又是缺乏根据的。如前所述,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实际上只是在死巷中的徘徊。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中国大陆逐渐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割裂和隔离:它既割断了和历史的联系,也隔离了和世界的联系。更远的不说,和三十年代曾进行过的那场由陈序经引起的有关“全盘西化”争论相比,八十年代在大陆进行的“文化”讨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文化丛书派及其他参与这场讨论的知识分子对于三十年代的这场争论不仅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在不了解以往文化讨论历史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判断。

 

然而,这场讨论无论是从学术水平,还是历史影响上都不能和三十年代进行过的那场讨论相比(17)。在三十年代进行的那场讨论中,讨论双方都力图用认真的学术研究方式来探讨这一文化问题,其中持全盘西化观点的陈序经严肃认真地探讨、阐述了自己的文化理论以及对过去的文化运动的批判性看法。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他使用的是十九世纪末期有关文化的概念,而全然没有涉及到五十年后他的同时代西方学者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虽然三十年代的那场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染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其学术根基,讨论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八十年代进行的文化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学术领域,严格说只能称它是一场文化宣传运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A.这场“文化讨论”的目的:

 

一位德国政治学教授说:“政治学家的任务是分析、研究,而不是阻碍或者推进革命或改革。”(18)严格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此。然而这场文化讨论更多关注的却是文化以外的问题,对于这场讨论的参加者,促使他们参加的原因更多的是非文化研究的动机。甘阳坦率地表示,他讨论文化问题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在于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狭义地讲,在于为解决改革以来所出现的问题(19)。而另外还有一些文化讨论的参与者的目的更狭隘,不过是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制造舆论而已。这种从属于政治目的文化讨论和学术性的文化研究几乎是南辕北辙,它必然使这场文化讨论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宣传运动。这也是我们前文所述的延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必然结果。

 

B.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宣传:

 

在为数不多的文化丛书派成员所写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这场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认真的学术研究性文章:既没有认真的理论探讨,也没有详实的经验分析。在这场讨论中,人们随意使用概念,随意使用非学术性的文学语言乱发议论,从而更突显了这场讨论的意识形态式宣传特点。

 

从所有参加讨论的文章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讨论参加者几乎毫不了解近百年来世界上和中国曾进行过得关于文化问题的汗牛充栋的讨论研究文献。即使某些个人对某位西方学者稍有了解,然而,接下来的便是不受约束的随意发挥。如果说当年陈序经先生使用了已经过时的文化概念讨论问题是十分令人遗憾的,那么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则应自惭形秽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首先应该明确概念问题,更没有想到应该反省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框架。

 

甘阳的文章和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上述特点。在他们的著述中,很多概念混杂在一起,并且在行文中常常是一带而过,完全没有认真的探究,有的甚至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而只是随着字意东拉西扯。

 

这种思路的混乱反映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信仰已经崩溃,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并且没有化力气彻底努力清除那种教条独断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思维,在急功近利地接受了一些新引进的文化思想观念以后,由于无法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不理解西方究竟在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就随意引申发挥,辩证发展,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严格说来,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还不能分清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区别。

 

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C.Herrmann-Pillath(中文名:何梦笔)博士在评述九○年前后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在德国所进行的文化问题讨论时,曾作过十分中肯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大陆中国八十年代进行的这一场讨论也是适用的。

 

他认为,尽管大家都在强调科学方向,“但在这里所用的文化概念却是前科学的。”虽然讨论者“在其文章中也对一些观察到的文化现象作了描述,例如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但是这些描述仅仅被用来引证其文化观念在伦理本位上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下,这场论战完全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式”的: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是“好”还是“坏”,而不是讨论如何提出可靠的经验主义论证来界定这个传统究竟包涵了那些东西,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典型的是,无一作者去接触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尽管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在技术上有此条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对整个中国研究来说都是如此。”“看来,中国的文化反思似乎走入了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不管怎么说,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上还要狠下工夫。”(20

 

上述这种特点除了在他们的文章中有所反映外,在他们的翻译书籍中也有所反映。对于学术研究的这种不严肃态度在翻译中的反映必然是粗制滥造,不求甚解,而由于缺乏基本训练,则常常会出现一些非常荒谬的错误。这些问题甚至影响到三联书店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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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bin207
   09/19/08 08:56:39 PM
共产主义最好 这句口号本来就是一句屁话,第一,没有一种衡量所有制度的标准,第二,说这句话之前应该和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和存在过的制度比较才行。这两点都没有达成,可见共产党明显在说大话。 从前我在人前讲一些新观点时,总有人说现在比清朝好多了,遇到这种人我最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