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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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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西方思想的误解: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述先先生曾指出,甘阳等人还不能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西方,还不能真正了解西方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甘阳把卡西尔看作是海德格思想的先驱,这完全是错误的。卡西尔继承的是康德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他所作的努力是把理性思想扩大,并且用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而海德格继承的则是胡塞尔之后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两者之间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刘述先教授也表示不理解。(21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丛书的副主编之一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这种概念的混乱比比皆是,到处显示出作者对当代西方思想似是而非的了解,及其漫无边际的发挥。

 

例如,作者在此书的一开始论证提出的就是一个伪问题:他认为,面对东西文化之争,“我们显然面临着一个简单严峻而又确实的问题:究竟哪一种文化形态有更充足的自足性?”(22)这是典型的教条的一元论观念,是上个世纪的思想。在近几十年来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已没人再提这样的问题,每种文化都有它充足的自足性,都有它自己的价值、规范,而不同文化的冲突及其结果则是另外一类问题。

 

刘小枫在此书中还多次提到哲学的上帝已被科学理性杀死,科学理性摧毁了上帝(23)。这是对科学理性的一知半解。早在十三世纪,经院哲学家就开始努力使神学和哲学分离,努力把上帝问题从哲学问题中解放出来,到十五世纪政教分离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哲学早已不再研究上帝问题,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哲学的上帝指的是形而上学问题,那么恰恰是康德以后的理性主义者努力研究形而上学的功能与作用。虽然本世纪初的一些科学哲学家曾试图把形而上学问题从科学思想的研究领域中排除出去,但恰恰是当代科学哲学家的研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排除的。至于科学理性摧毁了上帝则更是无稽之谈,科学理性思想根本不研究上帝问题,而科学和宗教的冲突则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那样,是二三百年以前的事了。

 

此外,有必要提到的是刘小枫在评述一些严肃的哲学家,例如熊十力,牟宗三等人时口气过于轻率(24),这也体现了共产党教育所培育的不良文风和学风。甘阳和刘晓枫的思想方法,是缺乏反省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结果。他们的错误,典型地反映了在独断教条的意识形态下培养的人,用外在的贴标签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所必然产生的误读。

 

在学术领域中,在世界其它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文化讨论,只有在本世纪初期的德国,为了对抗西方文明的影响,曾经进行过这种思辨哲学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意识形态式的文化讨论。

 

甘阳和刘小枫等人对西方的误解还表现在他们的翻译选题上。他们大力推崇海德格为代表的德国非理性主义者和西方左派的作品,并且从这两方面向人们展示了所谓西方今天的面目:科学理性思想已经过时,非理性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西方自身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之中;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两面作战,探索一条新的路。

甘阳和刘小枫等人的目的是所谓“全盘西化”、进行“启蒙”,但是,由于对哲学、哲学史和历史的一知半解和误读,他们宣传的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敌视西方近代文明,敌视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发展到今天的德国的某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本世纪初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恰恰在此时暴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人们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混乱,人们开始怀疑自由民主社会的生存能力,怀疑科学和理性,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丛生。在战败的德国,始于战前,甚至可以说始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对西方自由民主敌视的思想,开始越演越烈,斯宾格勒甚至写出了《西方的没落》一书(O.Spengler:《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这个时候对抗民主、自由的权威主义理论也开始流行。在这种气氛中,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欧洲考察归来,也同样开始攻击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思想。二十年代在中国进行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是在这种世界性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时期成为敌视近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黄金时期,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欧洲、美洲。上述敌视近代自由主义社会和思想传统的思想家绝大多数是德国人,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德国思想家是否能代表启蒙以来的近代文明思想,德国在近代西方国家中的位置。

 

德国究竟是不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对于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却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除魏玛共和国短暂的几年外,德国一直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国家,并且不断地和西欧诸国进行战争。德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攻击近代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思考这个问题。

 

十八世纪前,德国是属于西方国家的,并且曾为近代文明作出很大的贡献。它的宗教改革推动了个人的解放,它的文学曾是欧洲文学的高峰,而康德哲学则集近代之大成。然而此后德国从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分裂了出去。首先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德国人从对抗拿破仑发展到对抗法国革命的宪法政治因素。十九世纪德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德国不适合共和、民主,而适合于一个强的政治权威。后来的普法战争则使它更不可避免地在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极其激烈地对抗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加剧了德国对西方文化的厌恶。(25

 

德国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此曾作过一个有代表性的论述。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文化与文明的战争。按照他的看法,德国文化是一种具有突出的反民主特性的,并且最终可以说是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它是一种富有形而上学和音乐的深刻与复杂性的文化。他认为,西方并不具有文化特征,只不过有一种浅薄、单纯的,并且只具有政治与经济的自由放任的民主文明。托马斯·曼明确地把这种西方文明和理性、启蒙、温情、礼仪、怀疑和解体相提并论。(2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进一步怂恿并积极参与了那种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以及与之伴随的偏狭心理,加强了那种和自由与启蒙传统线索的决裂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发展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并由此造成了整个民族的所有尊严与价值的崩溃。托马斯·曼是极少数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二十年代终于看到了这种危险发展的威胁,并且在德国为理性和共和主义呼吁,然而为时以晚,徒劳无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在美、英、法等盟国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民主的西方制度和文化,虽然德国逐渐认同了西方的文化,但是,在德国总有一种要走第三条道路,走一条特殊的路的倾向,也总有一些人在不断散布地对近代社会的恐惧。

 

这种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西方左派的特点之一。文化讨论一直是西方左派所十分热衷的题目。左派们对于文化问题的兴趣往往不在于认真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他们把这种研究斥之为书斋式的学院研究。左派们热衷于一种意识形态式的阐发,以一种绝对的思想方法,一种乌托邦来否定现实的一切。这种倾向在上个世纪以马克思为代表,在本世纪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虽然左派们在德国的大学里占有优势,但是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左派们却只能感到自己是被冷落的门外汉。他们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落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他们曾崇拜中国的毛泽东和红卫兵,七十年代他们宣扬一种后现代主义,在八九年以后,他们对东方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充满了伤感(27)。上述两种倾向,对于本来就已经和西方有隔膜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其容易引起反响的。

 

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丛书派,寻求西方近代化的道路、寻求启蒙,然而,在世界上已讨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问题之后,在绝大多数人已认为这个时代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束的时代之时,却仍然像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在意识形态,德国和西方左派的迷宫中,这又是一个未加思索的误解。事实上,正是这种对西方的误解和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障碍,造成了甘阳等人来到西方以后表面观点的急剧变化,从反传统鼓吹全盘西化一下子变成大骂资本主义坏透了,要回到传统。究竟什么是启蒙思想;德国的非理性思想、西方左派思想和启蒙思想,和近代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应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四.如何评价文化丛书派:

 

上述一些评述只是根据文化丛书派的表面工作作出的,然而评价文化丛书派却不能只从他们表面上的工作来评价,因为更多的文化丛书派成员并未参与这些表面的工作,在文化丛书派的内部还隐藏着许多其他的内容。

 

文化丛书派的著述很少,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文化丛书派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什么是认真的学术研究,而不随意追逐潮流。和青年体制改革委员会派,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华夏丛书派相比,文化丛书派的学历最高,并且大多数毕业于大陆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所,在大陆的人文学界这些人是素质和训练最好的一批人。在他们不去迎合潮流的学术论文和他们的某些译文中,已经显示了良好的功力。在文化丛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的质量远远超过于前述各派出版的书籍;在文化丛书派中也存在着一种严肃的学风,对抗着八十年代社会上的那种浮泛不实、追求名利的丛书作风。在这种意义上,研究和介绍海德格和西方左派是无可厚非的。和中国文化书院派相比,文化丛书派的教条气要少的多,在对待西方学术思想上也远比他们严肃认真。八九年前后,这些人大都来到西方进修学习,可以说文化丛书派的某些人将在未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文化丛书派基本上没有以共产党某一派作后台,并且文化丛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没有积极寻求进入共产党权利集团的想法,这使得丛书派和前几派青年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丛书派中,绝大多数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属于本文所讲的第六派─启蒙派。这些知识分子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并力图以自己的研究影响社会。文化丛书可以说是在政治权力以外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萌芽,丛书派亦可说是为公民社会的产生作了一些准备。在八十年代中,海外对青年体制改革委员会派的支持使得在大陆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但是,海外对文化丛书派的支持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共产党政治集团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可以相信,在以后的几年中,经过进一步的反思和充实,丛书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会在中国大陆未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所有上述各派知识分子中,丛书派和启蒙派在大陆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有着良好的未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73期,19925月)

 

注释:

 

1.甘阳:《说传统》,载于《读书》杂志,19862月号。

2.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5月,第25页。

3.同上,第616页。

4.同上,第1632页。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月,第2页。

6.同上,第1页。

7.同上,第4页。

8.同上,第8页。

9.甘阳:《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5月,第563页。

10.同上,第564页。

11.同上,《前言》,第5页。

12.同上,第6页。

13.《中国民主的几个基本问题-探索未来的道路:东柏林十人谈》,载于《民主中国》,1990年第2期,巴黎,19906月,第4950页。

14.李中华:《大陆文化热的起因与知识分子的觉醒》,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295期,1988110日。

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台湾,《当代》杂志,第21期,198811月。

15.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刘述先谈大陆思潮,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4月号。

《论兴盛与危机-它的方法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上)、(下),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310期、311期,1988825日、915日。

《中国思想界的症结所在-新加坡儒学会议及其他》,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11月号。

16.甘阳,同(2),第5页。

17.KBirk:Totale Verwestlichung - Eine Chinesische Modernisierungsdebatte der dreiziger Jahre,China Themen Serie,Brockmeyer,1991.

18.Juergen Domes教授书面采访录》,德国,《莱茵通信》,1991年第3期,第40页。

19.甘阳,同(2),第8页,第9页。

20.C.Herrmann-Pillath:《中国传统-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德国,《莱茵通信》,1990年第5期,第26页,第27页。

21.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84月号,第86页,第87页。

22.刘小枫,同(5),第3页。

23.同上,第6页,第285288页。

24.同上,第7页,第16页,第22页。

25.K.W.Hempfer,A.Schwan(Hg.)Grundlage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s Westens,Berlin,1987.

26.Thomas Mann:Gedanken im Krieg,inAusgewaehlte Essays,in drei Baenden,Bd.2Politische Reden und Schriften,2337Frankfurt/a.M.,1977.

27.詹明信:(Fredric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台湾《当代》学丛11989年。K.D.BracherZeitderIdeologie,Stuttgart,1982.Hans-Joachim Lieber,Ideologie,MuenchenWien,Zuerich,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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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7/27/09 12:35:57 AM
Drebin207
   09/19/08 08:59:58 PM
科学无法证明神不存在,但宗教是被科学给驳倒了 大师的东西不错,希望能继续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