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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雷蒙·阿隆的懊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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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

—仲维光—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一.自由主义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张丹红们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语言和方法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历史上那些为共产党罪行辩护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而那些知识分子有的后来觉醒了,有的最终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九一七年,从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攫取政权开始,欧洲就围绕与此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探讨。尽管左派知识分子们为之欢呼雀跃,相当一部分持有自由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为之迷惑。但是同样在共产国际阵营的考茨基立即对苏联所开始的专制发出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而一九二零年,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经验哲学家罗素去过苏联后,立即在几乎到处都是的赞扬声中、力排众议地提出明确警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围绕如何看待共产党及其惨无人道的暴行,在知识界展开的激烈争论涉及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些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些知识分子尽管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是在争论中、在事实面前觉醒了,对共产党做出了第一波的深刻揭露。这中间包括英国著名作家凯斯勒(Arthur Koestler)、法国小说家纪德(Andre Gide)……。对于这一回合的争论探索,美国的皮珀斯(Pipes)在《共产主义实录》中记述道: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实。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解释辩护,说那都是由外因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的政体整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108页)

对于二、三十年代,“也许有人曾经设想,在西方世界的企业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坚决的斗士。然而事实上,有很多西方企业家却是中立的,甚至对苏联政府友好的。这些企业家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原不过是愚弄群众的烟幕,后面还隐藏着领导者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即使共产党人相信其所宣传的全是真话,商业活动也能把他们从虚无缥缈的空想中挽救过来。……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反犹。他认为,俄国工业化的程度越高,俄国人就越会循规蹈矩。‘任何机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机器开动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质也就高了。’

这种乐观的想法,更因为想从商业中得到实际利益而加强了。国际企业界把苏俄当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之一。当时莫斯科方面正开始大搞工业化,而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正遭受到经济恐慌之苦,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计划’的订货单。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兴建的那些规模宏大的企业,有许多都是用西方企业界提供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来的。正是亨利·福特帮助过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城)建造了第一座汽车工厂。也就是西方企业界,帮助下在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建造了那些规模宏大的钢铁厂。”(113-114页)

对三十年代历史的记述,我们今天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完全对应时下国内外各类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绥靖和实用主义的姑且纵容的的借口和辩护。历史真的惊人的相似!

然而这种惊人的相似,在历史上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九零三年出生,五零年四十七岁逝世的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不仅对于“极权主义”国内情况的描述,让人看了拍案叫绝,而且他对于稍微进行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动物庄园和周围农庄的交往,和最近十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往的言语、借口、往来又几乎是逐句逐字的重复!这种预言实在是让现在的人读了脸红。

斯大林去世后,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开始清理斯大林,人们也以为解冻了,没了第一代独裁者的极权主义会向好的地方转化了。而与此同时,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指数为百分之七,并且把第一颗宇宙飞船送上了天。人们居然相信,苏联将会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雷蒙·阿隆(Aron)在《民主与极权》第十七章中也不得不写下这段话,

“改变是可以预料的,这联系着工业建设,联系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不意味着取消一党制,取消正统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共有的官僚等级直销网。资产阶级的稳定性难道前途无量么?有什么不可以?经济合理化呢?为什么不可以?恐怖减轻吗?大有可能。放弃病态的暴虐作风呢?很有可能,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可以证明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我们所希望的后果。”

然而就是这段话,后来八三年阿隆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

在以他五五年到五八年在巴黎大学的讲义汇集出版的这本“《民主与极权》最后几章书中,受了解冻的影响显得很乐观,可惜过了二十五年,这种乐观显得过火了。我重新检阅了斯大林死后的实现的变化,极端的恐怖主义,大清党,没有了。思想生活从解冻中得到了好处。警察不搞党员了。可是与变革相对称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变的东西。非斯大林化的作风,仍旧是斯大林的作风。”

对此,阿隆懊悔的说, “今天我在这里,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话。当时说的是苏联会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因为“这样的自由化将会弄垮政权本身,不管是和平地还是不和平地垮台。这样稳定下来的政权绝对不能允许什么人来动摇自己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尽管绝大多数苏联人已经不再相信了。……

“苏联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政权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在苏联,党以主义的名义来统治,这就是说,党等于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尽管现在在苏联甚至在异议分子中对于苏联的民众和领导人是否还相信这个主义,争论不休,得不出结论,但是,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独裁统治者绝对不能让人讨论到涉及到政权的正统原则。”(512页,《雷蒙·阿隆回忆录)

雷蒙·阿隆的懊悔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在最近十年面对的中国,局面几乎完全相同,然而却很少有人记取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写下的这段懊悔。

阿隆经历的那一思想混乱时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后在德国发生的争论中,一些人,包括当初使用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作家阿伦特在内,认为极权主义概念已经过时,已经不能用这个概念称呼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些人认为,改革的共产党国家提供了第三条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由于六八年对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揭示出来的黑暗,才逐渐势均力敌。

这场争论,到八九年柏林墙崩溃有了结论。极权主义理论最终得到了经验的历史证明,反对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声音也终于在西方基本上销声匿迹。最近十年,由于开始揭示出大量的共产党政府的档案材料,更由于九一一事件,尽管共产党政权在欧洲几乎已经消失,但是有关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的各种研究机构和书籍、刊物,在学术和出版领域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雷蒙·阿隆虽然没有活到八九年,但是他的懊悔,对我们如何认识共产党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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