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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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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

 

由于下周一又要旅行,所以手头有很多前两周外出遗留下来要应酬的事情,暂时无法多写,只能够大略谈谈自己的想法。

你和“平头百姓”的争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所谓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你们争论的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因为如果说是理论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不搭界。革命和宪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问题,一个是政治学、社会学问题,一个是法学问题,无从争论。而和平和宪政连在一起,就更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了。这就是说你是想和平地实行宪政。

为此,谈操作层面的问题,和平地实行宪政问题,首先是你实行的是什么宪政。现在共产党的那个宪法吗?这就是《零八宪章》的问题所在,他们是要在现实的那个一党专制为前提的宪法下所谓“和平演变”。那是一种自欺欺人,能达到的是麻木民众,为自己换来利益,而非推动社会进步。七六年后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除了可以物质享受了,其它一切如江河日下的原因就在于七六年后如此提出问题的知识精英麻痹了社会。这也是造成八九年东欧变了,我们继续如此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手段,都必须首先明确,最根本的是不要这个极权主义的宪政,而是要一个新的价值下的宪政,亦或回到四七年的宪法。

为此,我对刘晓波的看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下周我到台湾准备演讲的题目是,当代的西西弗斯悲剧。想说的就是我努力了一辈子,开始时,也就是七零年我把颠覆我面对的四九年后的知识界作为我的任务,结果现在发现,我们时下的状况,我自己这代人留下的轨迹,比我当初七零年面对的还要恶劣,现在要把一块更大,更为沉重的石头推上山。刘晓波这些人绝对不比上代共产党们好。他们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产物的不同表现极权主义怀胎生产的一块“顽石”,一个“癌变”。这点好像“平头”小友对我有一定理解。但是他对于我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和来往过程从你们的对话中我感到了解的不很准确,我也许会在近期的文章中描述那个过程。

那么明确了前提之后再回到操作层面:革命还是和平,我们当然希望和平,慢慢地变,但是即便是和平,我在文章中说过,也是革命。这就是东欧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和平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新的价值追求的,和共产党宪政根本对立的宪政追求的群体,对于和平方法的坚持,而非拯救共产党,甚至要在共产党那里分一杯羹的人的和平呼吁。要《七七宪章》而非《零八宪章》。对于后一点,刘晓波和他的追随者崔卫平是毫不掩饰的。历史很可悲,七七到零八居然是倒退的!

对于刘晓波,尽管他拿了奖,但是我不担心他的欺骗能力能够造成多大的危害。因为一旦社会开始变,共产党就会立即成为过街老鼠,随之刘晓波也就立即会被民众抛弃。而如果社会保持现状不变,那么他们这种抬轿子,就是共产党也只是利用他们而已。这就是说至多在特别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花瓶的装饰位置,就像当年章伯钧这些民主人士一样。而给他们优待就告诉我们问题所在,这就是在不变的时候,刘晓波、崔卫平们反而对民众的欺骗性更大,在异议运动中造成的危害更大。

最后要说的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化,讨论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抛弃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要心平气和地谈问题,而非贴标签,党同伐异。而要如此谈问题,就要认真的读书、思索。

这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你们都是现在中国人中少有的有追求、有担当的人,切莫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耽误自己的时间,无谓地兜圈子、浪费青春,甚至自欺欺人,重复西西弗斯的悲剧。

 

20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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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2/07/11 07:02:09 AM
宪法是人民之举,而非政府之举。更不用说几个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弄出个宪章,就想成为宪法。法即规则,是普罗大众在广泛的交往体系中形成的。少部分人写出的所谓“宪章”,只能是他们的专断意志,与真实的法无涉。在当下的中国,由党主及其御用知识分子所制定的法,只是法的反面。 革命?和平?即使和平,也是革命。只不过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社会转型。而且宪政并非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对于迷信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完全不知道民主制度早已破产。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听起来很美,然而却是对权力本质的无视。宪政理论认为,需要通过权力的制衡来实现民众的自由。于是有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分立。而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行政权不断的扩大,政府愈加膨胀,民众的自由正逐渐削弱。而且立法、司法都还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所能起到的限制作用有限。在美国内战起来,林肯公然宣布暂停“人身保护令”,关闭反对林肯的北方报社,逮捕当时的大法官。林肯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美国第一个暴君和独裁者。而就是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将林肯吹嘘为“伟大的总统”。为中国学人所不知的是,美国内战并非因为奴隶制得存废问题,而是南方希望脱离北方,成立独立的联邦。林肯并不是为了奴隶制而走向战争(他很狡猾地使民众相信如此),而是为了维持北方对南方的统治。 仲先生,您致力于民主事业,想实现中国现代转型。然而,民主却并非最佳的选择。希望您能够看这本书《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Hans-Hermann Hoppe在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民主为何不可能。不知先生能否告知电子邮箱,也方便与先生联系。
游客
   10/12/11 08:06:20 AM
秦永敏:简说刘晓波、零八宪章及和平转型——与仲维光先生商榷 听说仲维光是一个致力民主事业的学者,在研究极权主义方面颇有建树,看其文章,也赞成和平转型。以此观之,我们应该是同道,他和刘晓波也应该是同道。偶然见到仲维光《就革命还是和平宪政问题争论致友人》一文,因其所论与我毕生致力的和平转型高度相关,故在网上略略搜索了一下,发现仲先生学术来头颇为不凡,曾经是“国师”许良英的高足,随后又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与其分道扬镳,大概在2006年,仲先生又和刘晓波发生了剧烈冲突。当然那都是他的私事,和本题无关。于我来说,重要的是仲先生反对《零八宪章》,并且尖刻的指责为《零八宪章》判处重刑仍然系狱的刘晓波为中共的“抬轿人”,这就使我大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意思了。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和平转型当然都可以反对,问题是怎么反对,有哪些理由,目的是什么?从中共来说岂止反对,还可以抓人封文,还可以暴力阻止和平转型。应该说明,独立个人反对是人权,团体反对也是其权利,中共抓人封文暴力阻止则是专政,所以,绝不可以把仲维光的态度和中共的做法相提并论。不过据我观察仲先生也同意在中国实现宪政,包括和平的实现宪政,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不是在阻止中国实现宪政,当然也不是在为当局效劳,以此观之,那么他是在横向开炮——在同一营垒中内讧。因为他把刘晓波这个被判处重刑的反对派领袖当中共的“抬轿”人,这就使情况复杂化了,所以实在值得一说。 下面,就来针对仲维光的一些奇怪看法谈谈我的意见。 一、刘晓波的好与不好 首先说说我和刘晓波的关系。于我而言世上没有偶像,刘晓波更只是一个后继者,在民主运动上我干什么都比他至少早十几年:我1970年打成反革命卷入政治,他1989年才投入其中,我1993年搞《和平宪章》,他2008年搞《零八宪章》,我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2008年才提名。当然,他获得了我没获得,但他获奖也并不是他个人的事,诺奖可遇不可求,总有一个中国人在这几十年里会得到,他不过是正好被成熟的果实砸到头上了而已。 我和刘晓波从未谋面,但可视为间接交往的事还有几件。一是1993年搞《和平宪章》时刘念春给了我他的地址,我在北京城奔走游说中掏出地图一看有几个四道口,一则时间紧迫压力巨大随时会被捕,二则此时他声名不彰希望不大,就放弃了对他的拜访游说。二是1997年我从事中国人权观察打听到其电话,为他因和王希哲发双十声明劳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