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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方励之先生生平思想评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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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后,他更是多次明确地提出,“不要迷信所谓的‘最高’‘指导科学研究的原则’,这种‘最高原则’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我是不同意的。如果进而认为存在着指导科学研究的最高哲学原则,那就更是错误的。”(73)哲学就象数学一样,是物理学的工具,“物理学中包含着许多不同数学的贡献,却不存在一种‘最高’的数学,物理学中包含有许多哲学流派的贡献,但也不存在一种‘最高’的哲学。实际上,大凡是真正的科学,都不会自称为最高的。”(74)过去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研究的指导“总是做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果。这就是说,解放以来,所有的学术批判没有一次是正确的。”(75)他认为,物理学家并不需要很有系统、逻辑连贯的哲学理论,但是,被他采纳推崇的哲学思想,必定要在他的科学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哲学家并没有必要强迫自然科学家去接受自己的哲学,这在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有它自己的独立判断标准,并不以某位或某些党政领导的好恶为转移。培养这种精神是我国高等教育应当重视的问题。”(76

方励之的这些讨论,对于化解这个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C.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极权社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于正常的科学研究的干涉逐渐使方励之感到这个社会的不正常,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的本质。这种认识使得他深切地感到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越过了科学领域,对社会问题发表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其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一起来干预社会问题。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爱因斯坦的很多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诸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中间,他之所以受到爱因斯坦的极大影响,除了爱因斯坦自身的伟大和方励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断地接触到爱因斯坦以外,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出版了许良英等人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一年,他在《中学生》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强调了爱因斯坦的下述观点: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一个人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77

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说,“对知识分子来讲,有社会责任去推动社会。最重要的,经常讲到理想、纪律教育。什么叫理想,就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有责任感。我们有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这辈人有我们的历史责任,你们这辈人有你们的历史责任,要尽自己的历史责任。”(78)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不只一次在文章和讲演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知识分子对于世界上任何不合理的现象必须表示自己的态度,“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79)他说,“自然科学家对社会上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当出现了不合理的、错误的以至罪恶的情况时,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不表态,就无异于帮凶─这是爱因斯坦说过的话,它清楚地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既然物理学家始终追求整个自然界的统一、和谐、完美,那么,在逻辑上他们怎么能容忍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不合理,不和谐以至罪恶的现象?物理学家追求真理的方法使他们非常敏感,而追求真理的勇气又使他们要有所作为。”(80)很多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绝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在自然科学界常常讨论所谓科学道德问题。在我们国家,科学道德仅指的是学术上是否有抄袭、剽窃等等,其实,这是相当狭隘的观念。现在,科学道德讨论的是:你具有知识,就应对人类负责,包括感知危机、提出警告……”(81

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发挥影响的方式,他认为,每个人的地位与条件不一样,方式肯定也不会一样,“有的人从科学角度,有的人从政治角度,也可以包括政权角度,即去当官,都可以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屈服并且主动依附于极权统治者的作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集团本身有极大的弱点和浓厚的封建意识。它缺乏独立的意识和价值标准,总是屈从于权力,总把自己的前途和仕途联系在一期。比如,在学术界,有些人对学术问题的见解不是以本学科同行的评价为最高的标准,而是追随某些官员的意见或者报纸上怎么怎么说;再比如,在领导层,有不少知识分子一当官,原来唯上是从的特性摇身一变为唯我是尊,反作来打击压制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就是封建意识的两个侧面,都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82)方励之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能否向现代化、民主化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身意识的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把屈着的腰挺起来,不要唯上是从,不要样样事情等待‘上面’的旨意,更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某官员的恩赐上面。”“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表示出独立性,立即就会显示出它的力量,因为‘知识就是力量’。”(83

D.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进一步努力─宣扬科学、民主和人权:

在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中,方励之和正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通过这一冲突,他逐渐看到极权社会的弊病,并深切地感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八十年代,科学思想在方励之手中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抗正统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利用科学和民主,后来又加上人权思想对社会现象乃至制度提出了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科学,方励之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84)“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概念、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引进,才叫引进科学,你只引进几个公式不叫引进科学,还可以进一步说科学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引进一些新的文化上的因素,才能够谈科学。”(85)“整个来说,中国实际上缺乏知识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在整个社会中缺乏这种意识。”(86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前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理解是不对的。应该崇尚科学精神,搞文学的人应该学习科学,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不仅只是一个生产力。科学有许多精神的内容,学生应该要有。这些科学的精神包括,“求知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实证的精神,这都是科学的东西,就是跟着科学发展起来的所独有的精神。要用这些精神来扫除旧的。”科学中的求知、求真理的精神使得在科学中没有一个使人迷信的绝对的权威,从而可以排除调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87)。“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指统治者─笔者注)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88

从科学意识到民主意识,他认为,大学要允许自由探索,不受任何约束(89)。大学应该培养学生“在学问和知识上,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每个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的作用上是独立的。这是民主意识的起点。”(90)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91

他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和技术人员(Technician)是有区别的。知识分子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还同时想到社会,想到全局问题。并且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独立于政府和领导,绝对不需要一个外来的干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有相当的依附性和工具性。这是长期封建式培养的结果,知识分子本身被异化了。在文明社会中知识分子越来越占主导作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为政府服务的工具,并没有形成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全局的一种独立力量。这正是社会不发达的一个标志。(92

对于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宣扬的民主不适用于中国的论点,他说,“我相信,主张‘民主不适用于中国’论者,将来也同样会绝迹。因为,民主观念,也无地域之分,是普适的,我还确信,这一次的绝迹,用不到三百年。”(93)但是,他同时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94)“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95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方励之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开始谈论到共产党社会最禁忌的人权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关于人的问题,方励之最多只是提到古典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开始从民主问题谈到人权问题。他提出:“‘扩大民主’这种说法也不准确,扩大民主是由上到下,实际上民主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这个社会里的公民,我要尽义务,尽义务我就有了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的政治权利,因此,我有权过问国家大事,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干部。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常识,但这种认识在群众中很不普遍,总觉得好事情是政府恩赐给我们的,不认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观念的更新很重要。我认为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观念是先进的,如人本主义,我们应该发展它,不应该削弱它,要赋予它更新更多的内容。作为人,我应当受到社会尊重。我们要通过政治体制提高人的尊严,增强人的活力,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而不是象封建时代那样,把人只看做一个顺民,一个工具。”(96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对于人权问题的提法又进了一步,真正开始涉及一些基本的人权观念。自六十年代以来,方励之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在八六年前后他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他说,“上面给你民主则社会实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涵义我要进一步说清楚,民主本身的涵义是首先承认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去争取这个权利,然后组成一个社会。一定要首先承认每个人有这个权利,不是上面给我们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人权这个说法在我们国家非常忌讳,其实这个说法是很普通的。所谓人权,只不过说人生下来就有生命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婚姻的权利,思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很普通的,作为一个人来说,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叫做人权。不要把这个词看得非常可怕。”(97)他进一步提出,理解民主的关键问题首先就是承认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民主是从下面来的,每个人自己有权利,或者用一个我们国家比较敏感的词来说,即人权。人权,我们这里不大敢说,其实人权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什么叫人权呢?就是每个人生下来有活着的权利,即生存权利,我生下来我有思想的权利,我有大脑,除非白痴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可能性当然也没有这项权利了,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要学习,我有婚姻的权利,等等。其实,这些本身就是所谓人权。我们把人权说的非常可怕,如洪水猛兽,实际上是非常普通,非常基本的,每个人都应当承认这些东西。”(98

到一九八七年夏季之后,方励之已经开始把人权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断地强调民主观念的基础是人权,然后才是民主的方法问题。(99)他明确地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民主概念和毛泽东讲的民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讲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作风,就是领导人要听取意见,或如现在提倡的对话。而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权利。”(100)与此同时,方励之不断地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

E.从天体物理学家到大陆中国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七十年代以前,方励之基本上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断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后,在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思想上,方励之和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七十年代末期,方励之为了冲决这种思想的桎梏,开始主动批评这种教条的哲学,并进而开始过问更多的社会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大陆的思想领域逐渐越来越有影响。八三年开始受到共产党上层的注意和指责,但此后他仍然不断地公开批评一些领导人的观点和行为。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终于促成了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八七年初,在共产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判。但是,方励之并没有沉默,在八七年、八八年他更进一步批评共产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八九年初,他公开呼吁释放政治犯,呼吁民主人权,促成了海内外知识分子一波又一波集体签名呼吁政治改革,呼吁民主的行动,最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八九民运。方励之从而从一位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四.结语

 

极权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仅是东方社会的问题,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问题,这种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解除意识形态是当代,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在社会和政治范围中的处理问题的前提和目标。当然,关于解除意识形态化问题也是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对此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识形态化论的支持者认为,解除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的产物,是这些国家政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家将放弃乌托邦理想的绝对有效性,接受这样一种态度:专心考虑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政治家将只被制度内所必然存在的问题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专心关心现实决策的倾向可能会在伦理或政治领域造成损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看来,解除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伪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暗渡陈仓,它的目的是用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掩盖阶级对立,巩固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极权社会的现实告诉人们,化解意识形态化在促进极权社会解体和向民主社会演进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极权社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化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分析今天大陆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基本上围绕着完全意识形态化,解除意识形态化,还是只是意识形态的转化问题。

许良英、方励之和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一文中所谈到的金观涛,在当代大陆社会中分别属于不同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们身上的各自特点,比较他们之间的不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极权社会、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上述诸问题。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统治,这是分析今天大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许良英就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参与了共产党的很多工作。

方励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大陆社会的转型期。

金观涛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长在稳定的共产党社会中,是完全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

从这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追求,以及个人良知,使他们在极权社会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环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种因素,反过来在这多种因素制约下的知识分子又对于他所处的社会发挥出极其不同的影响。

一.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问题:

与金观涛相比,许良英和方励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不同的特点。

许良英的大学生活是在开放的社会中渡过的,他经受了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虽然,他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有很长时间处于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许良英和他那一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学术却一直是紧密相连。由此,使我们看到极权社会对学术和人性的摧残比战争更为尤甚。

许良英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许良英的翻译介绍工作,无论从其选题,还是最后成书的质量都显示了这个特点。五十年代以后许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从他讨论的问题和所引用的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当代学术文献和讨论的问题。

和金观涛这一代人对比,许良英案例再次告诉我们,观察渗透着理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训练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闭的极权社会中,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对比许良英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金观涛等人的特点。

和许良英不同,方励之是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成长的,因此方励之既受过前辈知识分子良好的知识训练,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又显示了走向封闭的特点。这一点反映在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他紧密地和当代学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绝对不随意而为,严格遵守规则。而另一方面,方励之在科学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上却也在不同程度显示了他的封闭性。在科学思想问题上,方励之只了解到爱因斯坦等少数几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学科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全盘西化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说法等都显示了封闭社会的特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他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不过是一些初级知识。造成这种情况并不能只用这并非是他的专业来解释。方励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五七年给共产党中央的上书,八十年代呼吁青年人加入共产党以改造这个党,这些事实都是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基础和眼界上,方励之都显示了极权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上,许良英基本上继承延续的是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应该说五四以后对科学的理解和推崇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在这些倾向中有经验主义的,有马克思主义的,许良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科学在许良英那儿很多时候是一种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手段,没有科学就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科学就没有近代社会。在批评种种生态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和反对意见之时,许良英认为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却有积极作用工具,它的进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于使用它的人。近代社会需要科学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运用科学这一工具却又必须要民主制度来保障。

在另一方面,许良英又亲自参与了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来许良英写过许多宣传自然辩证法,批评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思想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品,它们从物理学、科学史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做了详尽的诠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还能看到。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在由此谈到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对于历史发展、社会规律、必然偶然、科学理性等范畴的使用,或者说他在对历史社会问题论述中完全继承了三十年代以来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科学又变成了和价值、世界观相连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许良英事实上是站在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之外的。

对于方励之来说,科学思想和概念则始终是作为一种对抗极权社会,化解完全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励之基本上对科学哲学和理论了解不多,他把每一个他已经掌握的科学概念外延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历史问题。这种外延,在开始反抗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尤其是接触到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式思想方法的特点,它的局限性就毕露无遗。

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领域中,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也有很大的不同。许良英和方励之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讨论科学思想问题,许良英和方励之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和极权社会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方励之是以科学对抗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许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但是,金观涛则基本上是为占正统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务,为完全意识形态化服务。

三.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努力:

许良英和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许良英,主要是为化解极权社会,化解它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我们将从下述四方面对比概述他们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身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许良英一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后许良英已经年过五十,然而,他觉悟到极权社会的种种黑暗,觉悟到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断地公开地在报纸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评,反省自己以往的错误,希望以此能唤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释极权社会的弊病。

和许良英相比,方励之也做了很多对社会的批评和反省,但是,却没有对自己五十年代入党等历史做过公开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关他的介绍文章中,到好象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入党、上书共产党中央等都是正确的(101)。

和方励之和许良英相比,金观涛则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做过任何反省和批评,在金观涛那里,他所受过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闭的极权社会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三类知识分子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社会的不同关系。

B.对极权社会制度的批评:

在对极权制度的态度上,许良英和方励之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们对极权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多方面,从要求民主到呼吁人权,从要求科学研究无禁区到要求言论出版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许良英和方励之的这些工作对极权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没有想为统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务,也没有象金观涛那样:认为共产党的错误在於五八年后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产党改革将使他们可能走在全人类的前面,并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样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金观涛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事实上金观涛从来也没有对制度和民主人权以及出版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过任何有损极权制度的言论,

C.对极权的教条思想的看法:

从七十年代以来,方励之从物理概念和理论出发,对极权的教条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批评。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震动了那些被极权社会同化了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从物理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认识论进行了批评,并以经验科学为意识形态,在化解极权的教条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与方励之不同,许良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要人们研究讨论的,因此要不断地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许良英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冲突,他只是主张,在这种基础上要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和方法,修正马克思主义。

许良英和金观涛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两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对于许良英来说是一门学说,而不是完全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出现的。但是对金观涛来说,马克思主义却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他用来为政治,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用来为改革派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理论”。

四.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工作:

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做了很多学术性的工作,他的关于爱因斯坦的编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在华语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在科学史的其它问题上,他也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励之则在天体物理学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都并没有极权社会的色彩,不会与日俱消。

与上述两人相比,金观涛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工作,没有讨论过任何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史领域中的学术问题。

五.对大陆社会的影响:

A.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在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思想界,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所表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许良英和方励之从来也没有想依附共产党,依附统治者,相反,他们不顾危险,经常直接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极权制度和思想,批评各种社会现象。在八十年代,他们多次受到各种威胁和打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这一点对大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B.学术:

对比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特点。金观涛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产物。因此,在大陆学术界,在那些还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的老一代学者中他得到的是强烈的批评,而在年轻一代中他赢得了赞赏。但是这种赞赏恰恰反映了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的封闭、无知,和完全意识形态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观:价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观涛在青年中助长了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及对学术研究传统的破坏。详细具体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来,沿着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发展,金观涛一代把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风、学风发挥的淋漓尽至。对于大陆的学术研究风气的扭曲,作为代表人物金观涛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比金观涛,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则做了许多坚实的研究工作,并且同很多伪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方励之虽然自己有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是,他以科学研究和科学概念为武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的批评,对大陆社会科学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海内外学术界方励之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许良英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经亲自参与了学术领域中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许良英身上的这种倾向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从事转变意识形态的工作,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意识形态来软化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这表现在许良英关于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民主理论的论战中。对此,海内外学术界对许良英的评价褒贬各半。另一方面,在专门科学史研究以及翻译介绍工作中,许良英又坚持了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研究传统,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一些干扰。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许良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之一。对此,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评价。许良英和方励之的学术影响在对抗化解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不亚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

C.政治:

许良英和方励之是八十年代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一种被极权社会泯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的再生,他们从推崇启蒙科学思想,推崇近代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入手,几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极权社会开放初期,虽然这种倾向在他们两人身上还很表面并且有些混乱,但是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大陆,他们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和极权社会不妥协的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他们所从事的这种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陆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注释: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学家联名发表政见史无前例─访问四十二人公开信发起人许良英”,“四十二人公开信签署者简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4月号。

31.许良英:“驳民主缓行论”,广东蛇口《蛇口通讯报》,198919日。

32.方励之:《赞美我主之后:方励之自选集之一》,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811月,第6566页。

33.方励之:《物理》(北京),11972),163

34.方励之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1973),451);《科学通报》,191974),49

35.方励之:《天文学报》(北京),161975),19

36.《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第65页、第95页。

37.同上,第64页、第93页、第95页。

38.参见《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3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海),1975年第4期,此处转引自《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4月,第32页。

39.“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4期。

40.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组:“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北京《物理学报》,19767月。

41.Havel,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incentraleastern Europe,Vaclav Havel et al, Edited by John Keane, Hutchenson London,1985

42.方励之:“哲学和物理─代序”,《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4月。

43.同上。

44.方励之:“围绕现代宇宙学的一场科学与假科学的论争”,《哲学和物理学:方励之自选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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