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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走向未来丛书群体解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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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

─仲维光─

 

 

一、问题提出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象其它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切断了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和交流。这种阻隔,西方称之为铁幕。在铁幕背后,共产党一方面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及其思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另一方面则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培养出一批特殊的知识分子。在铁幕背后,共产党内部也频频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铁幕背后的活动,形成了一套既有别于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别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的规范。这种封闭状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和权力斗争,共产党内部的一派一方面为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打击另一派,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使得封闭了三十年的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和外部世界接触,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得以从近角度观察研究这个社会。这种交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两边知识分子的巨大差异: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甚至道德规范都是如此的不同。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共产党培养下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世界一般学术问题的误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海外学者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不理解。(1)这种误解和不理解不仅存在于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甚至存在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西方的专业学者、汉学家,而且也包括海外的华人学者。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在这个有些松动的封闭社会中,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ideologist)和部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宣传媒体和出版物上曾经讨论过一些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关於真理标准问题,民主与科学问题,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文化传统问题,交叉科学问题,史学危机问题,启蒙问题,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关系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中,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又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将以科学思想问题为中心描述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讨论,以及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能进一步对这种有别於世界其它地区的独特的对科学思想的讨论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做出一些分析。

 

二、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论,这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的思想。因此任何对社会现象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描述者对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同样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思想的描述也涉及到描述者对这个社会及其学术思想特点的评价和认识,涉及到描述者如何定位这个社会。许多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其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对这个社会及其学术的肯定或否定。

关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大陆以科学思想为主题所产生的讨论,目前,在海外和大陆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多,只有散见的一些文章涉及了这个问题。例如,大陆知识分子涉及这个问题的有:李中华,《大陆文化热的起因与知识分子的觉醒》(2);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3);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4);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5)。海外学者涉及这个问题的有:傅伟勋,《走向未来的金观涛与刘青峰:大陆学术界的前卫象征》(6);胡昌志,《过去的迷惘:评<兴盛与危机>》(7);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魂》(8);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9);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集>以及刘青峰<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10);陈璋津,《金观涛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11);以及D. A. Kelly,Chin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Guiding Roll of Philosophy ove rScience》(关于哲学对科学领导作用的中国式的争论)(12)。在其它一些有关八十年代大陆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在上述文章中,对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问题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不同作者做出了极其不同的描述和评价。这种不同的描述和评价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派以刘青峰、陈来为代表,另一派以逯耀东、刘述先为代表。对于在大陆围绕科学问题所产生的讨论的看法,两者的分歧甚至可以更深刻地推广到究竟如何评价四十年来的大陆政治、社会、和学术。逯耀东、刘述先认为,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倒退,大陆学术研究的蜕化;八十年代在大陆所进行的很多讨论实际上仍然没有分清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区别。而刘青峰、陈来以及其他一些可以称为有代表性的人则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把大陆存在的问题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道德化,毛泽东个人的某些错误(13)。他们既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倒退,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蜕化(14)。相反,他们认为,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讨论,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和深入”(15)。某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八十年代所进行的改革不仅要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16)。

笔者认为逯耀东、刘述先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并且进一步认为:大陆知识分子不能分清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的区别,不能意识到大陆学术研究的蜕化的原因正是在于,大陆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因此任何人,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要想准确地描述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想准确地描述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

2.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3.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社会,和启蒙的关系;

4.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1.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

Ideology在中文世界中,一般根据日文的译法译为“意识形态”,林毓生先生认为这种译法时常使大家不容易明白它究竟是指什么,因而建议译为“意缔牢结”(17)。但是,在中文中这仍然是令人费解的,仍然未能使人清楚地了解它的含义。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最初由A. Destutt de Tracy提出,用以表示一种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启蒙思想相关联的哲学思想,它最初的意思是指思想或观念的学说(Ideenlehre),并且,从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在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二年期间,A. Destutt de Tracy等意识形态鼓动家曾在政治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后来,这些哲学家给拿破仑的统治带来不利的影响,拿破仑把这个词用作骂人话,他斥责那些思想家为意识形态家(英语:ideologist,德语:Ideologe)。

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语言概念,并且一般地是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元理论概念,人们多半把它作为与真理概念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18)。从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研究来看,人们用意识形态来表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把思想陈述极其紧密地和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世界观。意识形态式的研究特点是:一.当以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其他学说的真理概念时,它或者是断言它们的真理性在原则上是可以判定的,或者是认为由于思想对社会、历史的依赖关系,它们的真理性在原则上不可能判断的;二.当它批评具体的科学理论时,它就从自己所断言的真理概念出发,通过对于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构成关系的分析,把具体的科学理论批评为是有意或无意的伪造。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这种世界观与政治密切关联,并被用来为特定的政治企图,及其对世界和历史的解释服务。虽然在自由宽容的宪法下,从哲学、宗教和世界观的多元性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不同。但是意识形态时常会被凝结成一种僵硬的教条。顽固地坚持一种严格的学说,也就是教条主义,是用意识形态指导政治实践的特性。在极权制度下意识形态则完全变成一种僵硬的教条,一种禁锢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ung),用来指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它把一种世界观设定为真理,并把预先规定的世界观式的论断看作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领域的真理标准。它固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并依据它排斥拒绝任何世界观上的自由,压制打击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化促进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对立和互相敌视。完全意识形态化则是指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完全排除一切独立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活动,例如文学、艺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这种意识形态化甚至完全控制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例如家庭、亲友、邻居关系。

意识形态式的(ideologisch),在一般使用上总是用来表示教条主义的,和反经验的思想方式(antiempirisch)。在社会科学中,它用来表示那种受社会和政治制约的思想意识。

2.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人们把严格系统的知识称为科学(此处指德文Wissenschaft一词的含义,而不是指英语science一词)。根据定义,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它包括对人和人所创造的事物的研究,例如农业、技术和医学。自然科学研究则是经过严格训练并且运用一定方法对于客观知识的探求。在这里,客观性指的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基础上的那种本体论的盲目真实性,它指的是,任何人只要具有正常的智力,使用研究者所使用过的方法,就能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意味着由研究者个人所获得的认识已经成为知识,成为人们共同的科学财产。

对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那就是熟练地掌握科学方法和坚定不移地忠实于科学工作的伦理与行为准则,这样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科学研究工作有自己的文化。在科学研究中目标的确定,它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它所要求的明确的行为准则等都属于研究文化。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尽力排除任何预定的价值判断和世界观的干扰。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熟悉科学研究的文化,不能理解它,实行它,甚至无法想象它的存在。我们必需强调指出的是,每一位以科学为职业的人都会受到研究文化的约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科学共同体对每一位从事研究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凡是违背这种道德规范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这当然也包括那些天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于生活在极权社会和封闭社会中的研究者,只要想进入国际社会,最终也要接受这种监督、约束和制裁。

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科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决不应该受科学以外的力量、意见和价值的影响。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从事研究和教学,就必须严格排除任何预先规定好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政党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科学和教义、学说、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作为个人的科学工作者是生活在多元的世界当中的,科学研究的文化也仅仅是从属于社会现实的一个子系统。我们不可能把政治完全排除到科学工作者的生活之外,把科学研究的文化完全封闭起来。优秀的科学家一般都和他那时代的文化紧密相连,对他那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都会感到兴趣。如果科学研究工作者热衷于各种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绝不能影响他的科学活动。如果人们能从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意见、鉴定书,他的科学书籍和科学讲座中看出他的党派观念,他就必须退出他在科学领域中的位置。如果他利用科学研究谋取社会影响,政治地位,他就绝不会被准许留在科学社会(或者称为科学共同体)中。毫无疑问,科学家可以有计划并且慎重地从科学领域中走出来,表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必须让人们能清楚无误地辨别出:什么时候他是在从事政治,什么时候他是在科学地说明事实,建立科学的解释。以往的经验从来也没有证明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包含着一种高度的政治理性和智慧,相反,科学家在政治中失败和出丑的例子却层出不穷。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严重的问题是,当他忠于一种意识形态时,他就会完全被蒙蔽,而看不到事实的真相。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英国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Bernal)和霍尔丹(Haldane),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倒行逆施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他们却仍然完全公开地利用他们的科学声望,散布他们的政治信仰。与此同时,有几个德国物理学家居然创造了所谓“德国物理学”,毫不掩饰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其中还有两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类似情况,更为普遍地存在于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

3.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启蒙的关系:

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对于社会起过一定的批评作用,但是,在今天的政治语言中,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的批评意义。相反在哲学和社会学中,恰恰是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争论,说的确切一些也就是重新确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保留了这种批评的功能。这种意义的重新确定与这样一个传统相联系,它们要求通过对社会起作用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包括它产生的范围和传播机制的批评,对于社会能够产生启蒙作用。

今天,如果人们接受这种重新确立关于启蒙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努力,那么,无疑人们也必须同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实:现代极权专制在其历史和政治的构成中,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把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当代,一个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在古拉格群岛,在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文化运动,在柬埔寨丛林,带来了一种野蛮的集体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使得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学院式的讨论领域中,在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它必须要把这种直接的经验,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结果包括在内。这一研究深刻地表明,极权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以为占有真理,非敌即友和领袖完全代表群众意志的思想模式的形成和传播基础上,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挥它的政治作用。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中心任务是,必须象揭示它的社会倾向一样揭示它的精神思想倾向,它导致极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各个不同方面对于现代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和起源的分析越是清楚明确,即把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思想的结果必然导致对民众的全面政治控制和精神钳制,这一分析也就越深刻地向我们揭示,我们必须对意识形态做出批评,必须把这种批评作为一种新方式的启蒙。事实上,在西方三十年代初期那场关于意识形态和知识社会学的关系的讨论中,关于意识形态和启蒙问题的关系就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而当代关于意识形态和启蒙问题的关系,仍然在西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分成两派,一派以“新实证主义”,说的确切一些是“批评的理性主义”(英国哲学家K. Popper,和德国哲学家H. Albert)为代表,另一派则由马克思主义及由它衍生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即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辨证批判理论为代表(19)。

4.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自从本世纪初期以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科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注意,并且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0)。任何一位东欧问题的研究者都不会忽视这一特点。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引入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讨论,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倾向(21)。应该说,这种意识形态化是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建立极权政权的思想原因之一。相辅相成,共产党取得争权后又进一步把大陆中国变成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但统治了人文科学,而且统治了自然科学,统治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细微末节。在大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九五八年之所以能够进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一九六六年之所以数亿人民能够狂热地跟着共产党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事实上,可以说直到八十年代,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陆知识分子都仍然没有完全突破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围绕科学思想问题,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很好的案例。

自从本世纪初期以来,科学和科学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极其关心的问题,在二十年代有过科学和人生观的辩论,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代表逐渐统治了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所进行过的所有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整肃和政治运动都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在不断的整肃中被清理已尽,而剩下所有尚有活动空间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想取悦共产党,谋取社会地位的,还是反对共产党某些做法的知识分子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围绕着它而进行活动的。我们将陆续研究分析围绕科学思想问题的四种不同的现象:

1.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理论:以金观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围绕科学思想的思想运动;

2.意识形态和良知的冲突:以许良英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思想和民主问题的讨论;

3.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忠实于科学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4.严密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正面冲击: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

 

三、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理论

─以金观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围绕科学思想的思想运动

 

刘青峰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章中,把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释为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并且把由此带来的金观涛等人的“旨在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解释为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化,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推动者(22)。此前,一九八七年陈来在《思想出路的三动向》一文中也认为“金观涛把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系统论(即控制论、信息论)方法大胆地应用于中国史领域,把中国历史当做自然科学处理的超稳定系统,以研究长期稳定停滞的机构及机制,这不啻是对传统的中国史学理论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冲击,提示出一个新的方向,开辟了如何转化自然科学方法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广阔领域。”(23

然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逯耀东先生却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描述。他认为金观涛的思想是为共产党改革服务,是毛泽东史观的理论主角,是挽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生出来的怪胎,企图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的魂。(24

虽然上述观点是如此针锋相对,但是它使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围绕科学问题的讨论中金观涛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从某种角度看,甚至可以说金观涛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评价金观涛和金观涛围绕哲学和历史的思想理论,事实上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

1.共产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及其特点:

A.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封闭社会:

金观涛生于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统治了整个中国大陆,这使得他和在此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全部教育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

共产党掌权后,对报刊书籍以及电影戏剧等一切涉及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全面的检查,在五十年代,共产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政治运动对稍有异议于共产党思想的人进行了彻底的整肃。到六十年代初期,即在金观涛那一代人正处于求知欲旺盛时期,大陆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在那时根本了解不到国外的情况,只能看到经过政府批准出版的有限的“革命”书籍,至于西方作家的书籍,只有数十本古典著作能得以公开发行;涉及当代问题的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和文学的西方作家著述,为了供批判使用,极少数作品得到翻译,但是印刷数量极少,一般两千册左右,而且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然而,即使如此,上述极少数的出版物自六二年开始还是受到不断的冲击。这种情况到一九六六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除了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极少数吹捧歌颂他们的作品外,其他一切书籍都被禁止出版,甚至禁止借阅传看。此外,在六六年以后的三年中,已往曾被准许出版过的那些数量不多的西方作家的出版物,绝大多数遭到销毁。

到六十年代末期为止,曾出版过受马克思主义者推崇的黑格尔的七本著作,它们分别是《小逻辑》(五四年出版)、《历史哲学》(五六年出版)、《法哲学原理》(六二年出版)、《精神现象学》(上卷)(六二年出版)、《哲学史讲演录》(共四卷,只出版了三卷)。而其他作家则绝对没有黑格尔那样的荣幸,例如,罗素的著作在六十年代以后只出版过一本《西方哲学史》上卷,还是内部发行仅印刷数千册,而爱因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等人的著作只是摘要翻译在内部印行过一些。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著作因为要供批判用,被翻译出版了一些,但是作为内部发行,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每本书印数大都为两千册。如果做一精确的统计,人们肯定会对这种文化沙漠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一代年青人完全处于一种无知与盲目中,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们看到的就只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那些逢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家,或者说宣传家的著述。例如,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戚本禹、姚文元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所谓历史著作;以及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如同中国的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一样,学术为政治服务,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谁如果能利用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服务,谁就会感到无限荣光。

B.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和不充足的科学训练:

在这样一个时代,金观涛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九个月后暴发了文化大革命,此后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他从北大毕业,再也没有受过正常的高等教育。然而,即使是这九个月,如果按照他所说的他还曾参加过“四清运动”的话(25),那么他所受的高等教育的技术(数理)训练又少了不少。因此金观涛如同他那同时代的青年一样,极其缺乏基本的专业训练。但是,意识形态的侵入又使得他们目空一切,沉浸于意识形态之中,以为有了意识形态就可以指导和解决一切,而不愿意再去从事艰苦的专业训练。到一九六九年为止,这一代人身上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整个知识框架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所讨论问题的方法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超出毛泽东的“两论”和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式”的研究。

2)眼界狭窄,根本不了解当前世界上的思想动向和学术研究现状,甚至以为不需要了解也可以站在世界的前列指导世界。

3)缺乏基本的专业训练,这也包括他们的外语能力,他们大都不能阅读外文文献。

上述特点事实上在整个四九年共产党掌权后的大学毕业生身上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在金观涛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一些罢了。

C.因循社会既定“思想”之路的创新:

到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批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生理上正处于一种反叛期,而在实际人生中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目睹并亲身遭受了共产党领导人反手为云复手为雨做法;而另一方面被赶到农村和工厂等社会底层后,他们又进一步看到社会的贫困和不公正。这种情况造成了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疯狂的求知与追求,到处搜集西方作家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甚至经济学等有限数量的翻译著作。一些幸运的人偶然看到了一些六十年代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西方当代作家的作品,于是,以当时北京市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为主,从这一代人中,从整个社会中反叛出去。这少量的西方书籍,其中包括萨特、加缪、贝克特、索尔仁尼琴、爱仑堡以及德热拉斯等人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他们反叛的直接思想来源。他们从中看到了更丰富的人的内容,人的思想,对共产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于是从文学、绘画、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学中产生了全面的反叛。那个时候,在他们之中就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信念:认为真正的思索和追求首先就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叛这个社会。当然,他们的这种反叛仍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反叛后也仍然不能掩盖其基础训练不足,及多年来社会封闭所造成的萎缩。

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则仍然因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路,希望在这之中寻求一条“新”的路。这批人以七十年代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和部分受到文化革命冲击的干部子弟为代表,这些人后来继续了他们七十年代初期的道路,成为形成八十年代共产党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很多人甚至进入共产党的权力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中的一派─改革派。上述两派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些思想交锋,他们的作品也以手抄本交叉流传过,但是后者认为前者远离现实,是堕落的一批人;而前者认为后者是充满“革命豪情”的傻瓜青年,缺乏思想和才气。这两派的分歧持续到八十年代,甚至有人认为会到九十年代,金观涛则自八十年代初期起成为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6

D.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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