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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走向未来丛书群体解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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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

─仲维光─

 

D.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眼界:

金观涛一九八七年写的《我的哲学探索》一书,虽然有些地方需要读者重新考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具体思想状况。在谈到那时的思想时,他说:“文化革命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最使我崇敬的还是马克思,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生涯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洞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27)他自己认为,那足以动摇他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一九六八年,“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维方法将其贯彻到底。”(28)他说,由于“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相容”,因此,对彻底的辩证法产生了恐惧而转向科学。这种转变使他突然发现科学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摆脱出来(29)。他说:“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改造哲学,这是历代大师所重视的。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使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30

这段文字写于一九八七年,它对我们分析八十年代大陆青年的思想状况很有典型意义,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上面所述的这一代青年的三个特点。首先,这里充满了哲学外行话。例如,辩证法实际上即是一种思辨方法,任何一个专业哲学家都会对这种“思辩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不相容”的表述感到奇怪。关于科学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则至多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梦话,近一百年来的科学思想和哲学的发展,早已经使得这些问题成为死问题,即便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是对科学的批评,批评科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这里再次表明了共产党封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特点:无知而且狂妄。当代受过比大陆这一代青年扎实而深厚的自然科学训练的哲学家可说举不胜举,例如,罗素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之一,石里克是物理学博士,维也纳学派和当代分析哲学的每一位哲学家都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即便不讲这些科学哲学家,我们同样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流派的哲学家的例子,当代现象学的奠基人胡赛尔年青时曾先后在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学习过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再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莱(F.H.Bradley)、克罗齐(B.Croce)等对自然科学也都有相当基础。当代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和最前沿的数学物理问题紧密相连,很多大哲学家自己就是大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亲身参与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由于害怕数学理论的艰辛而造成了当代哲学的贫乏,这一命题在共产党国家的哲学界可能存在,但是对于当代世界哲学史却只是无稽之谈。

第三,这些回忆写于八十年代中期,它表明金观涛一直完全被禁锢在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的思想框架中。例如,他坦率承认至今仍然具有的对辩证法的赤诚信念,以及用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努力等,这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思想方法特点。

E.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出路:

一九七零年初期,金观涛利用他的科学知识写了一份改造辩证法的哲学提纲。这份提纲在他的朋友中传看。此后他继续“着手用科学改造哲学”。他在一篇在大陆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一边思考和做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31)但是,在同一时期在海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文革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探索处于学术封闭的环境中。……承认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光彩的。……但是时代却迫使我们去走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32)他宣称,他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当他看不到用科学改造哲学的企图在这个社会上的出路时,他明白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自己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此后他对哲学绝望而极端地看不起哲学。

金观涛的这一表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切的,如“大量”一词的实用,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还是从金观涛其后作品所涉及的思想和文献来分析,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观涛以后的“独创性”的哲学活动。

金观涛和刘青峰结婚后,于一九七四年调到郑州大学化学系教书。据他自己说,和刘青峰的结合使他开始思索中国历史问题。那时,金观涛读了几本关于控制论的书,于是尝试把控制论应用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去,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会长期停滞不前。然而控制论的思想和概念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人对于他把控制论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对控制论的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控制论解释表示异议。对此他的回答是,“在国际上,利用控制论和系统论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但是由于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一开始系统应用控制论方法之时不得不马上发展它,……当时我已看到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些和电子计算机革命联在一起的新型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想改进辩证法的哲学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33)金观涛把这种控制论称为“我自己的”控制论,用以回答从控制论的严格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思想出发对他提出的批评。事实上,金观涛的主要兴趣仍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一九七六年前后,尽管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处于极端专制的时期,但是金观涛仍然能够在刊物上发表用自然辩证法观点谈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

2.旨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带有政治性的工作:

如前所述,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和常规的道德规范。从这个残酷的社会框架中反叛出来,重新恢复良知,恢复一般的思维能力,不仅需要勇气,需要忍受反叛和否定自己所带来的孤独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需要智慧和才气。因此,绝大多数人想到的和希望的是在旧的框架中寻找“新”的出路,这既不需要在政治上冒风险,也不需要为否定自己而不得不去从事更加艰苦的劳动,忍受重新学习的所带来的长时期的寂寞。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十分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在正统思想和“学术”影响下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他著述涉及的领域甚广: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化,而所涉及的专业文献甚少;从他缺乏反叛和人的痛苦的文学作品和对现存社会和思想缺乏深刻批判探究的理论中很容易看出(34)。金观涛和严家其,乃至何新相比较,除了目前他们的政治状况不同,在思想和学术上有着一样的特点。因此,分析研究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带青年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所做的工作和所进行的思想运动,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大陆社会和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有益的。

A.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为方向的政治言论:

金观涛在一九八○年发表的《控制论与制度改革》(35)一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代表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认为,“我们过去往往只注意了制度的阶级性,而忽略制度的科学性,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其实,一百年前当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很重视制度的科学性。”(36)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制度结构的科学性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正处于幼年时期,需要一个不断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必需求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成果。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研究制度结构的科学性的方法。科学的制度结构的生命力在于制度本身就具有不断自动调节的能力。由此,金观涛得出两个结论,一.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设计科学的制度结构,使之具有不断自我调节的能力。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不管它开始是多么优越,如果只是满足于最初的一次调节,它也会走向僵化而跟不上时机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定了一整套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37)近年来的经济落后正是在于制度没有跟着不断地调整。他接着重点提出了要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调整所以经济得以以高速度发展。其它如匈牙利、波兰,甚至苏联,也在不断地变革自己的各种体制。因此应该把调整贯穿于四化的全过程。他以控制论为例说明,应该是鉴别、调节和执行三个机构互相独立,以建立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上述三个机构的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分层次调节是科学结构的三个原理。这种科学的制度结构的保障是科学、民主和法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丧失了鉴别机构的机能,所以科学的制度结构遭到破坏。现在,我们必需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阶级性上是先进的,而且在科学性上也是先进的。”(38

一九八四年,金观涛和贾新民及刘青峰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机制的探讨”(39)。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能力取决于转化链各环节能否协调,疏通整个转化渠道需要一种多层次相互配合的协调机制。由此,他们提出了改革经济结构的一些设想。

一九八六年底,大陆暴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但是很快被当局镇压了下去,随后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争取民主的运动暂时走向低潮。这个时候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和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文章认为“学潮刚刚平息,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证实了我们的忧虑。我们深感改革需要理论,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事实将证明,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一切优秀和先进科学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实践结合,那么改革是不会成功的。”(40

在该文中他们进一步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过程,……它不但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出路问题,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问题,把中国的现代化只看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必然是浅薄的,实际上它将辜负整个世界对它的期待。”在这篇文章中金观涛再次强调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观点,“中国自然科学虽然落后,但社会科学将有一个大发展,会走到世界的前面去。”(41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大陆改革的碰壁和东欧不断变化的形势使得很多大陆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金观涛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出版于一九九○年,据作者(金观涛和刘青峰)自己说是写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一书中,金观涛继续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采取对话方式在十天中谈了十个问题。在第一天中作者提出了“五四时代还没有结束吗?”在第二、三、四天连续考察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们第一次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干预社会模式的设计、实施的巨大的社会工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新事物。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结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特点,即把意识形态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一体化结构”来。这种“一体化结构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社会工程,也必定用自己的社会观来塑造社会结构,计划经济是‘新一体化’结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42)他认为,共产党在的失败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创举,它将解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以及未来世界的出路问题。

在这本书中,作者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一种创举,他断言中国的改革将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空虚和世界未来的出路问题。

B.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概念和框架下的科学哲学讨论:

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家们如同三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那样,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开始了“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43)此后,在正统思想框架中的一批年轻人利用这种形势,找到了谋取自己出路的活动空间。金观涛可以说是这一批人中最成功者之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中金观涛发表了很多文章。

金观涛和华国凡合作,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的“认识论中的信息和反馈”一文被认为是他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说,“本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过程模式,这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客观规律,职能通过不断实践来修改我们的主观认识,使之不断逼近真理。如果从现代科学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认识模式,可以发现,‘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循环正好相当于控制论中著名的负反馈调节原理。”(44)“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认识论模式时,控制论还刚刚处于萌芽阶段,反馈调节的一般原理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是对科学认识论的重要发展。”(45)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五个方面用控制论语言具体分析了“实践─认识─实践”模式的结构。这五个方面是一.可观察量和可控制量的限制,二.理论的清晰性,三.认识逼近速度,四.反馈过度,五.可判定条件及其它。

他们合作的另一篇文章“质变方式新探讨”,获得了一九八四年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优秀论文奖。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恩格斯把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上升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高度,现在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必需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重新认识质变方式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哲学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的今天,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认证的思考一下。在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究竟应当已什么方式来进行社会改革,我们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形态的改革,是不是还有必要以飞跃的方式,象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展开大轰大嗡的运动甚至暴力手段来进行?为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必需强调整个社会的稳定过渡,为什么不能片面强调矫枉过正?如何理解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同性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在局部地区共存?这些都有待我们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探讨。”“数学上的突变理论的提出,启发我们深入探讨质变量变规律中那些尚待开拓的领域。当然,它本身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发展之中,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数学模型与复杂多边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建立。在这些方面,科学与哲学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46

金观涛在一九八六、八七年写作了几篇文章,最后以《我的哲学探索》为题出版了一本书(47)。这本书可以说更集中地代表了他在此前发表的有关科学史、科学哲学等文章的观点。这部书中的某些部分,据说也是旨在发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且要作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矛盾论》和《实践论》(48)。本书共分为三部份: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整体的哲学。作者说,这三部份分别对应着辨证唯物论的三个最基本方面:唯物论,发展观和整体性(49)。在这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辨证理性的重建是这一代哲学家的任务。”(50)他说,“我决定把理性哲学的重建分成互相联系的三个环节来实现。第一部分是用不确定性概念来取代矛盾,以作为辩证法有关世界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的科学表述。第二部分是建立一种用于分析有组织的整体为何能存在又为何会演化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用新的发展观和整体观考察人和他观察的对象耦合而成的特定的组织系统,研究客观性和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我把这三部份表达为三个哲学命题。第一个命题我称为发展的哲学,它必需从分析黑格尔的错误开始并在发展公理中注入科学规范。第二个命题我称为整体的哲学,它是研究整体和部分互相依存以及它怎样演化的方法论。第三个命题我称为人的哲学,它证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观性存在是需要条件的,科学是以人本身为中心,但科学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客观和理性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出现。”(51)他认为,“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仍然必须是唯物主义的。”(52

C.用控制论语言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金观涛认为,“控制论也好,系统论也好,突变理论也好,它们是近代科学方法的有机部分,只有生长在长青的科学之树上,它们才会有生命力。而且,在将自然科学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中时,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结合社会科学的特点对它们加以改造。”“我们正处于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综合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方法创新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有价值的探讨必然是艰难的。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53)《在历史的表象背后》(54)和《兴盛与危机》(55)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前者只是后者的缩写。它们基本上是“历史的沉思”(56)一文的扩充。在这三篇作品中,作者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写成的。他相信,作为“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该继承的;而且不但如此,“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是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一步在方法上作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5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社会演变时,往往把社会看成由三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子系统组成的。这三个子系统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即文化结构)。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不仅它们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不同的,而且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调节的方式也有差别。社会演变和它们有很大关系。”(58)对于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这种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59)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金观涛认为,过去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终极原因的讨论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原因在于缺乏洞察整体的能力、方法和工具。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缺少一个转折的中间层次,而系统论、控制论提供了这种方法。英国系统论者艾什比(W. R. Ashby)在控制论研究中所提出的超稳定系统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历史。这种超稳定系统具有两种机制:一、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二.依靠周期性震荡来消除偏离。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自身很难变化,但是也有周期性的震荡、改朝换代,可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因此,可以从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历史原因。封建的地主经济、统一的官僚政治和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为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必须采取各种政策和控制手段来维持子系统的平衡。一旦无组织力量无法控制时,就会暴发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并且以此消除三个子系统相互之间的不适应。正是这些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延续,并使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巨大的稳定性。

金观涛还用这种方法研究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一九八三年他和樊洪业、刘青峰合写了一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的结构的演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科学史研究分为内部论和外部论两大派,前者强调科学发展的认识论逻辑,后者强调它的社会条件。而本文则把内部论和外部论综合起来。“我们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规律出发,提出近代科学结构,并且提出它只有从原始科学结构通过示范作用社会化而建立,这主要是内部论者强调的方面。而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转化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如否定性放大等等影响到原始科学结构社会化的,这是外部论者讨论的范围。”(60

他们首先断言西方科学有循环加速机制,然后对比中国情况,认为中国没有上述机制。他们认为,西方自十六世纪后,科学加速发展的第一个机制是理论推动实验、实验又推动理论的循环加速过程。第二个机制是技术促进科学、科学又促进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过程。接着,他们提出要形成循环加速的科学技术结构,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构造性自然观的基础上。他们强调欧几里德几何这种构造性理论对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这种结构对技术的要求是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技术必须要有经济要求作为推动力量,技术必须和人类一般自然观相结合。其次,他们认为欧几里德几何对近代科学有示范作用,并且使科学社会化,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又扩大了科学的巨大社会影响。

把上述原因综合起来,就会发现科学发展和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只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改变,促使近代科学建立的完备条件的同时出现就是不可思议的。“近代科学结构之所以出现与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之交,这只是当时全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精华在那里会聚的结果。近代科学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且随着近代科学进一步发展,它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也会趋于自己的极限。如果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在痛苦的历史反省中认识了历史,在科学的研究中认识了科学,那么她就将可能接过现代科学的火炬走向繁荣发达的新起点。”(61

D.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统治:

一九八六年,金观涛夫妇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研究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开始接触到海外华人和汉学界关於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金观涛的活动方向也从大陆社会扩大到海外华人学界。一九八七年以后,整个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受到全面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批评马克思几乎成了一种时髦。中国科学院的某一位所长甚至说,“现在讲话,若不说两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听你讲什么。”这一切,也促使金观涛转向文化问题的讨论。

一九八八年后,金观涛发表了一些关於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关系问题的文章,并于一九九零年和刘青峰在香港出版了《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在这些作品中,他把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走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使自己成为一种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变成中国式的道德伦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然后,它再通过政党完成政治的一体化。他认为,造成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非理性化和非人性化的原因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共产党的失败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他批评了波普(K. Popper)的科学理性思想,赞扬了韦伯(M. Weber)对理性的分析。他断言,未来的新文化形态是以科学理性为构架,它不同于今天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理性是一种超文化,今天西方的科学理性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它还没有主动去建立一种新文化。(62

《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一文发表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可以说更为准确地代表了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中国共产党文化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总体上乌托邦价值追求并未大规模地转化为社会行动。在相当长时期里,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政策还是较现实的,共产主义理想只作为其最高纲领存在于整个意识形态中。它起了团结党员、统一思想,维持旺盛革命热情的作用。”(63)此后,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这已经引起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和乌托邦划开距离。”(64

他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长期被文化研究者忽略,这就是乌托邦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65)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下,乌托邦理念的结构必然很不一样。中国的乌托邦和西方的乌托邦极其不一样,与乌托邦─大同─对立的不是乱世,而是小康,只有用“道德完美”这种价值投射社会,才能产生中国特有的大同理念:一种泛道德主义神话。中国传统的儒家具有某种强烈的乌托邦性格,但是,儒家文化的乌托邦理念是现世的,具备转化为改造现实社会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和那些建立在宗教境界之完美理念之上的乌托邦最大不同,乌托邦精神始终是中国社会改造之巨大动力。但是,在中国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全面冲击之前,乌托邦一直是潜在的。使得乌托邦追求在历代儒生的社会改造行为中被遏制,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的“经世”精神的原因有三点:

一.儒家经典把乌托邦社会界定为一个在古代社会存在过的社会。因此不象“未来”那样具有现实性。不太容易一下子转化为现实社会的改造目标。

二.儒家意识形态在两千年的政治实践中道德理想越来越被具体等同于“伦理价值”,从而使乌托邦精神现实化。

三.儒家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和道德精英主义:即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始终在第一位,而这种道德的完美有很难达到,遏制了乌托邦是社会理想的追求。

这种对于儒家乌托邦精神的遏制,其前两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进化论和发展观的冲击而崩溃。第三点在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潮流中,由于唯物论和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的盛行,随之而消失。金观涛在此又断言,儒家传统中对乌托邦主义价值的追求,极其有力地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66),在这种断言之后,他说,“既然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承袭了传统的乌托邦精神,将追求完美的道德社会作为其终极价值,那么当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结构时,乌托邦就会在其社会运作中显现出来。”(67

他接着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只要它在结构上和传统一致,那么就可以在这种新政治文化中,找到和传统文化同构的三种遏制乌托邦魔化因素。”(68)这三种因素是:

一.共产主义理想定的越遥远,就越能控制乌托邦主义。

二.不断指定一些接近乌托邦的中间阶段,如“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控制乌托邦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本来不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结构,但是三十、四十年代毛泽东和刘少奇使它儒家化,强调了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和共产党的精英性。

他认为,大跃进破坏了第一种因素,此后中国共产党记住了这个教训,没有再犯这个错误。但是文化革命破坏了后两个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泛道德主义色彩,缺乏法制精神,但文革前,党纪国法毕竟还是存在的。”(69)文革的泛道德主义的神话,把毛泽东思想推到绝对权威的地位,造成了对党组织、国家机构和法律的冲击,由此,金观涛把文化革命中的一切极权暴政归结于“乌托邦实践带来共产党体制的大倒退。”(70)与此相应的是,他认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进步的。

 

四、结语

 

应该说金观涛在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通过研究金观涛对于所谓科学思想的讨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极权社会和它的文化学术特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一、学术为政治服务: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的学术研究特点。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这是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极权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每一个来自共产党社会的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把人们紧密地和政治及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泯灭了他们进行客观研究的能力与欲望,泯灭了对天赋人权的追求和人的个性。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学、艺术、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各种表现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六十年代以后的危机说明在大陆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旧的意识形态的翻新。如前文所述,二次大战以后,任何研究意识形态和化解意识形态的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极权主义制度和其教条的思想,这一点海外学者很容易看到,然而,对于已经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而失去批评和反叛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很难或者说不愿看到这一点。金观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金观涛的文章和其作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思考的问题,所希望走的道路是一种通过文字问政,获取社会效应和政治功利的道路;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的产物;他寻求的是维护和健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金观涛的“新思想”、“新观念”及他的道路和共产党社会水乳交融,他从没有对极权的国家制度和教条的思想提出任何怀疑。

学术为政治服务是共产党为知识分子准备好了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学术丧失了独立性,沦为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完全切断了其他的道路,使独立的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

知识分子要想在这个极权社会中获取地位和名利只有走这条道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凡具有这种地位和名利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政治的奴仆。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这条道路过去李希凡、王若水、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都曾经走过,李泽厚、汤一介等人则是想走而未成功。这条道路成了已经成为不知何为独立人格的大陆知识分子的通路,甚至一些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依附于这条路,如周培源、杨荣国、冯友澜。这条道路在各个不同时期所表现的形式不同,在每一时期这类知识分子都声称自己代表了最新、最革命的价值、观点和方法,他们在推动社会。但是,说到底,他们不过都是以自己的学术为现实政治,为他们认为有前途的统治者服务。走这条道路有时也需要冒一些风险,因为它需要揣测统治者的想法,审时适度地进谏和利用所谓“学术”向另一派发难,一旦失手也会败走麦城。失手的人如上述诸人,或沦为阶下囚,或韬晦后卷土重来;而逃到香港、美国以独立知识分子和民主派自居则是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和海外华人介入的产物。金观涛的文字生涯,起伏盛衰完全是在这一轨道上运行的。

二、知识和思想的封闭性:

研究一位作者的著述很重要的是看他的著作的参考文献和他使用的概念语言,这反映了他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的了解和把握程度。从七十年代以来,金观涛在其文章中曾讨论过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甚至诗歌绘画文学问题。然而,从金观涛的著述中所涉及到的很少的文献中,我们却可以明确地看到金观涛的研究和当代世界学术完全是隔绝的。他所依据的资料只限于大陆所出版的很少的中文文献中的一小部分,基本上不了解当代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例如,关于科学史的论述,台湾清华大学傅大为教授曾经明确地指出,“金、刘等人所引用的资料首先就非常的贫乏(均是些比较过时的大《通史》之类的材料)……”。(见10)他关于科学哲学和文化社会问题的论述,也都表明他根本不知道当代在这些领域中的现状及所讨论的问题,甚至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领域中的经典原著。既使是对中国历史的论述,他所涉及的也仅仅是范文澜、翦伯赞等几本通俗的教科书。(见18)金观涛的所谓著述从选题、到破题都充分显露了他的知识和思想的封闭和在极权社会中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特点。他选择的问题多数是早已经被近代学术证明大而无当的伪问题,他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是各国学界所通用的方法和语言,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式宣传文体。他从来也没有了解过这些题目在当今世界研究的现状和分析该题目的方法。当然,这种了解对于一个沿着极权社会所准备的“学术道路”走的人是不需要的,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去了解。

金观涛去过一次美国后也意识到自己读书甚少(见32),但是他却没有对此进一步反省。事实上,无论金观涛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问题的“论述”,还是他的小说诗歌创作形式,以及所抒发的感情都典型地体现出大陆这个封闭的极权社会培养的人的特点,这为人们分析极权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语言概念:

检查金观涛著述的特点,人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他的论述使用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语言和概念。他对一些所谓西方学术概念概念的理解,从来没有超离过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除了在本文中笔者所提到的一些以外,即使到了一九九一年,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对于形而上学、科学、规律、历史规律、封建社会、必然、偶然、理性,经验科学思想,甚至对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理解和使用都仍然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学术规范完全不同。

金观涛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和五十年代李希凡、王若水等人,六十年代李泽厚、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七十年代汤一介等人组成的大批判小组的不同,虽然他引进了控制论、系统论的一些术语,但是他的语言,概念,推理,甚至文风恰恰继承了这一传统,即:蜕化的马克思理论─三十年代以来从苏联传来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事实上,前述诸人在他们的时期也都曾引进过一些所谓新的术语,并且苏联的某些官方理论家在六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大肆宣扬控制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如果人们研究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苏联理论界的情况,就会发现两种情况惊人的类似。(71

四、历史理论中的两个教条:

金观涛的历史理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的重新诠释构造。所谓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建立在官方思想的两个教条基础之上的。

它的第一个教条主义基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历史是发展的,并且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切与这种发展相异的,人们就必须依靠这种模式去寻找对它的特殊解释,只有以这种“发展”的“模式”为基础,并且以这样的五阶段为标尺,才会有所谓超稳定一说。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金观涛超稳定结构的第二个教条基础。

金观涛的所谓超稳定解构的第二个教条主义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这一论点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和文章中就已经提出,此后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围绕着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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