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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走向未来丛书群体解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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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

─仲维光─

 

 

四、历史理论中的两个教条:

金观涛的历史理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的重新诠释构造。所谓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建立在官方思想的两个教条基础之上的。

它的第一个教条主义基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历史是发展的,并且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切与这种发展相异的,人们就必须依靠这种模式去寻找对它的特殊解释,只有以这种“发展”的“模式”为基础,并且以这样的五阶段为标尺,才会有所谓超稳定一说。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看法─金观涛超稳定结构的第二个教条基础。

金观涛的所谓超稳定解构的第二个教条主义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这一论点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和文章中就已经提出,此后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围绕着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进行讨论,而说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长期停滞也就成了近半个世纪来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史学界的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教条下,历史学家的“创新”就变成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是两千年,还是一千五百年,还是三千年,即所谓分期问题;历史为什么没有严格地按照五阶段,可不可能超越了一阶段,或另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所谓亚细亚社会问题。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被共产党彻底意识形态化,失去了正确地提出问题的良知和能力的知识分子更把中国大陆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然而,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可能上述那种“新”意,但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来说,毫无新意。金观涛的讨论正是这一讨论的继续。

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如果“具体”地研究汉唐宋元明清的经济,制度,社会,文学,绘画,建筑、乃至民俗而不是用欧洲中心主义那种一元的尺度度量,都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文明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经验研究可以表明没有停滞一说。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史观,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所谓超稳定结构的拥护者金观涛,以及所谓“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叶晓青和大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及其声称对于多元主义的拥护无疑都是没有思想基础的(72)。即使是半个世纪前的汤因比的多元文明历史理论也绝不可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一元论理论混为一谈。历史理论只要作为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它就必须遵守理论的规则。它的前提和推论,原则与结论必须自恰,而绝对不可能是一种杂烩,任何理论工作者都必须遵守它。

五、独断的本体论:

金观涛对科学思想的论述,同样具有前述几个特点,他所研究的问题及其散文体的哲学论述完全没有进入专业的研究领域。如前所述,金观涛关心的问题根本不是当前世界在哲学领域中所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科学理论家一样,没有涉及任何西方关于科学理论的定位和方向的详细讨论文献。而且,由于金观涛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因此,他所谈的科学思想和世界上其它地区哲学界关于笛卡尔、休谟以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和不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A.金观涛的所谓科学哲学研究缺乏最基本的怀疑精神和分析精神:

运用理性和经验事实对已经存在的理论和权威进行怀疑和检验,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思想基础。然而,金观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没有提出任何怀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只是需要更为具体的科学的方法。他自己也多次承认过,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诠释。这一点从以下诸问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B.独断的本体论:

象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金观涛对于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的讨论,确切说关于辨证唯物主义的讨论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论”讨论。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他所有有关“物质”,“客观”等概念的使用,都和当代科学哲学的使用不一样,包涵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是辨证唯物主义存在原理的基本特征:人们对物质本体是不能怀疑的。而精神完全能够并且是物质的真实反映,辩证法既是原理也是方法,物质概念只是作为它的内容被崩在辩证法的框架中。这种唯物论不仅不研究科学所关心的认识论问题,并且和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识论方法和原则相对立。金观涛在讨论哲学问题时,虽然也使用了一些量子力学的术语,但是,他对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并没有重新讨论和定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坚持的是唯物论,他的讨论没有涉及任何时下科学思想所他论关心的认识论问题。

C.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本体论是它存在法则的基本特征,而方法论是第二位的;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是科学的世界观,这种要求使它成为一切的指挥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只有当它涉及社会问题时,它的重点才会放在辨证的方法论的特点上。对他们来说,这种所谓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科学技术进步共同成长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标准,是在一切结构中普遍适用的。既然如此,为官方服务的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到科学中去找寻这种整体性,普遍性的原理。这就是在七○年左右,苏联的哲学界所讨论的作为整体科学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应该是一种哲学的原因。(见71

金观涛所走的路和苏联哲学家的路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从抄袭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就会更多地发现这种教条哲学的特点。这种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的重点是方法论的规则,它要寻找的新方法仍然是物质世界的整体的普遍规律。然而,对于今天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来说,它要求的是一种开放的方法论,它不承认那种本体论式的、绝对普遍的、永恒的基本原理。它认为根本没有固定的基本原理,只有假说,而假说必须经过经验检验,必须永远公开保持修正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金观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教条主义。

D.严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拒绝在原则上矛盾的论述:

金观涛要以科学理性重新构造辨证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近代产生的严密科学理论和思想要求理论的清晰性和可验证性,在这种意义上它拒绝任何原则上矛盾的论述,也可以说拒绝辩证。辨证只具有某种启发的意义,它只是向科学家建议,如果他分析自然过程,可以如何去做尝试。任何一种不能证实或证伪的陈述,它的意义只限于“试图去解释”。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因此金观涛的这种思想努力完全是和科学理论不相干的,他的科学思想讨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

六、历史作用:

在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往往不是依附专制,参预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就是为化解这种全盘意识形态化努力。中立化,不过问政治实际上作用也是化解意识形态,所以共产党是不能容忍这种中立的。化解意识形态化的方法除了中立化,不过问政治以外,其积极的方法则是积极引导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化解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地涉及灭绝人性的极权制度,涉及那种教条专断的思想体系及其方法。

六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共产党的倒行逆施,青年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日益加深,反叛精神愈益强烈。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少数人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反叛出去,开始了新的探索。然而,金观涛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怀疑,在政治上金观涛试图为所谓改革派服务,延续共产党在五十年代中国所走的路,在行为上金观涛走的是攀附权贵之路。有人认为,在极权的社会条件下金观涛不得不披着和马列主义的外衣。然而,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观涛并非不得不,而是从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蜕化产物。金观涛的这种政治和历史作用,香港大学逯耀东教授曾经做过准确的分析。他指出,金观涛的历史理论实际上是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主义的魂,使共产党在理论上找到了一条摆脱理论危机的出路。而金观涛的实际历史作用也正是如此。他使青年人不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独断教条,而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调节自身适应新时代的科学,不是极权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人们不能适当地从思想和政策上调节适应这些新问题。因此,毋庸置疑,金观涛的所作所为不是化解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使青年人饮鸩止渴,缓解了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崩溃,加强巩固了这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金观涛在八十年代大陆青年一代中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恰恰是封闭的共产党社会的特点使之所以。其原因在于:

A.这一代青年完全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身已经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无论从语言、概念还是所使用的方法他们都和金观涛是一致的,很容易接受金观涛这一类思想。

B.在这些青年中绝大多数都是仍然对共产党充满幻想。

C.封闭社会使人们很难了解世界上其它的学术思想,其已有的教条主义的心理和学术规范又使他们从一篇半篇的少量文章中很难产生根本性变化。

D.专制政权和宣传出版机构的帮助。专制的垄断使得只有象这样的作品才能得以出版,只要当局通过,这种作品就可以长驱直入,毫无竞争、批评地占领所有的舆论阵地。对于金观涛的“理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一些官方的理论研究机构多次组织座谈会,钱学森等人并且曾经亲自撰文介绍,为这种舆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在青年中产生的巨大效应的现象,近半个世纪中曾经在金观涛的前辈知识分子中产生过多次。在四十年代以前有陈伯达以《中国的四大家族》,刘少奇以论毛泽东思想发迹,五十年代以后则有前文所说的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以及李泽厚(73)等人。

七、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海外为大陆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然而,以金观涛为案例,人们会发现在这种交流中,很多大陆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变化,从语言到思维方法,从选题到分析问题,以及对文献的了解,基本如故。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验证托马斯·库恩的理论的机会。

1)价值与方法的不同使金观涛这一类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规范,一个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使他们不仅和外界对话产生了很大的困难,而且难以对当前世界的学术问题和学术讨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关心的是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政治效益问题,而不是研究问题。对于这一点海外学者已经深有体会。这一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对内,则有意和无意地,即,或因维护自己的地位,或因已不辨是非,联合把稍有反叛思想的知识分子扼杀在襁褓中,使他们发不出声音,就已在幼稚中死亡。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极权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这种心理规范,学术规范的转变通过演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库恩所说的通过彻底否定自己的革命,从新做起,然而这是极其困难痛苦的。首先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固定僵硬的框架,甚至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六十年代末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仍然无反省地坚持这一框架,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学术领域中缺乏应有的敏感,因此他们可能永远认识不到这一差别了。其次,这对于爱名誉地位胜过爱知识的人更是谈何容易,他们即使在这一两年来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花费时间和精力从头学起,从新接受艰苦的训练。这就是虽然有些人到了海外多年却仍然死守旧有的原因。

除非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历史条件,否则,这个知识分子共同体必将被推向社会舞台的角落,演变成多元社会中的一小群左派或右派失意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86期,19936月)

 

注释:

 

1.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19884月号。

2.李中华:“大陆文化热的起因与知识分子的觉醒”,台湾《中国论坛》,第295期,1988110日。

3.陈来:“思想出路三动向”,台湾《当代》,第21期,198811月。

4.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第4期,19914月。

5.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第7期,199110月。

6.傅伟勋:“走向未来的金观涛与刘青峰:大陆学术界的前卫象征”,台湾《文星》,1987年第1期。

7.胡昌智:“过去的迷惘:评《兴盛与危机》”,台湾《文星》,1988年第3期。

8.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论的魂”,香港《明报》,198811月号。

9.1.

10.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论集》以及刘青峰《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8年夏季号。

11.陈璋津:“金观涛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台湾《中国大陆研究》,第31卷,第5期,198811月号。

12.D.A.Kelly:Chin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Guiding Roll of Philosophy over Science”(打印稿)。

13.金观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新十日谈:关於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金观涛、刘青峰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

甘阳:“儒家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第17页。

包遵信:《批判与启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58页,第61页,第6667页。

14.2.3.15.16.

15.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5月,第215页。

16.金观涛、刘青峰:“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香港《百姓》,19876月号,第4244页。

17.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12月,第271272页。

18.Meyers Enzyklopaedisches Lexikon,Bd.12,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AG.Mannheim,S.439440

19.Lieber,Hans-Joachim:Ideologie, Einehistorisch-systematische Einfuehrung,Paderborn, Muencchen,Wien,Zuerich: Schoeningh,1985

20.Shils,Edward: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Ideology,i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hg. von D. L. Sills, New York1968, Nachdr.1972,Pp.6675

Jordan,Pascual:Das Ende der Ideologien,inNeueDeutscheHefte2,S.581594

Partridge, P.H.:Politics, Philosphy, Ideology,in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Anthony Quin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p.3252

Bracht,K.D.:Zeit der Ideolodien, Eine Geschichte politischen Denkens im 20. Jahrhundert,Stuttgart1982

Albert, H.:Oeonomi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Therorie,Goettingen,1954

Geiger,Th.:Ideologie und Wahrheit,eine soziologische Kritik des Denkens, Stuttgart/Wien1953

Mannheim, K.:Ideologie und Utopie,Bonn,1929, Frankfurt/Main,1952

Topitsch,E.:Sozialphilosophie zwischen Ideologie und Wissenschaft,2. Auflage, Neuwied 1966

2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22.4.32页。

23.3.

24.8.

25.6.

26.参见扬人(仲维光):“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德国《莱茵通信》,1991年第34期。

多多:“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歌”,斯德哥尔摩《今天》,1990年,第1期。

贝岭:“中国大陆前卫诗歌运动:对一个时代终结的回顾”,台湾《中央日报》,19901020日、21日。

27.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月,第7页。

28.同上,第12页。

29.同上,第1217页,引号内为第13页。

30.同上,第17页。

31.同上,第23页。

32.金观涛:《金观涛刘青峰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33.27.,第33页。

34.参见32.,《金观涛刘青峰集》中“太阳岛的传说”一诗。

35.金观涛、刘青峰、樊洪业:“控制论与制度改革”,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3期。

36.同上文,此处引自《问题与方法集》,金观涛与刘青峰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37.同上,第494495页。

38.同上,第504505页。

39.金观涛、贾新民、刘青峰:“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机制的探讨─兼论我国科学技术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能力的原因”,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1期。

40.16.

41.戴晴:《学者采访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2.13.,第69页。

4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511日。

44.金观涛、华国凡:“认识论中的信息和反馈”,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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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bin207
   09/29/08 11:06:17 PM
国内的文化和艺术更是不能看,我不久前才明白什么叫做“迷失在翻译中”从而努力学习外语 现在不用看,是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知道真理不存在的。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最好“礼教吃人”。 我每天看VOA.CNN之类的东西,还有日本的NHK。时间在飞逝,你不动世界也会把你往前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