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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良知的冲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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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反对专制、宣扬民主的政治启蒙工作:

如上所述,许良英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和社会现实,和政治密切相连的。然而,许良英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直接对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三年许良英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都大声疾呼地宣扬民主,批评专制,因此,在一九八三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由于这次运动只进行了二十七天就半途夭折,他侥幸未直接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就此躲避风险,反而在以后的每次会议上都公开点名批评这次政治运动和它的发起人胡乔木和邓力群。

一九八六年五月,他在题为“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29)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双百方针的口号下的欺骗宣传和欺骗行为。在一九五六年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一九八六年说,毛泽东曾主张艺术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双百只限于科学和艺术,而右派份子把它扩大到了政治。许良英逐一驳斥了这些说法。他说,历史事实是,自一九五一年以来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系列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并致使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害至死;一九五七年也是毛泽东把双百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大搞反右,整肃知识分子。对于陆定一仍然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许良英认为这是把百家变成了两家,他再次强调要想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须要实行政治民主,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者。大约与此同时他在另一篇记者采访中提出,自由不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保障个人自由,不应该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帽子来束缚人们的思想。(30

一九八六年十月,他和刘宾雁、方励之共同发起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是共产党统治大陆后第一次由私人发起主办的对抗政府的自由讨论会。其后由于某些知识分子的向中共当局的告发,及十二月底共产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而中途夭折。许良英这次未能逃脱整肃,并被迫退休。退休后他在家专心研究民主问题。

一九八八年,整个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他再次出来在各种刊物和报纸上撰文呼吁民主,并和新权威主义者等鼓吹专制的人展开了论战。在“驳民主缓行论”(31)一文中,他明确地驳斥了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四种流行说法:一.民主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中国的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因此不能实行民主。二.中国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人民将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三.中国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传统。四.现在实行民主会导致社会动乱,影响经济改革,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之后才能实行民主化。对前两个观点,许良英具体对比了两百年前美国的情况,当时美国的经济和教育都不如今日的中国,但是美国却选择并且成功地实行了民主制。对于第三点,他反驳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东西,可是人们并没有对它表示非议;而民主思想事实上比马克思主义还早几十年传入中国的,因此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对于第四点,他从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失误的例子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驳斥了金观涛的所谓“民主只是一个朦胧的理想”,我们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以及当时正在流行的电视剧《河殇》中关於民主的基本特征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学性”的荒唐说法。他认为,某些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民族主义、新英雄主义是一股反民主的逆流。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民主之路,我们别无其它选择。

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许良英一共写作并发表了十五篇文章,其中十三篇的主题是民主问题,而这十三篇中又有十篇是直接涉及政治性问题的文章。

 

三.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

─忠实于科学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在以科学思想为中心进行讨论和从事社会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是和许良英、金观涛不同的另一类型的代表人物。他的年龄在许良英和金观涛之间,所受的教育和在社会中的经历既有和上述二人分别相似的地方,也有和他们不同的地方。他的专业是天体物理学,然而,自七十年代初期起来,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思想和僵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条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忠实于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也即是忠实于科学研究的文化,使他开始背离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并且最终和统治者─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对于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及其历程,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在极权社会中真正忠实于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和境遇。

1.在逐渐走向封闭的极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工作者: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最重要的反叛群体出现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他们的主体是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没有上大学的那一代中学生;然而,在反叛的学术界最具有思想影响力也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却是方励之,一位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不久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的各种变化和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A.青少年时代的良好的教育基础:

方励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六年他考入北京四中,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统治中国大陆时,他已经考入高中。一九五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认为,在四中的六年中学学习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四中的教育之所以令他难以忘记一是因为教他幻想,给他启蒙的老师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另一个原因是四中的目的是造就富有灵性的人,而不是工具。如果学校的目的是把人训练成统一规格的社会工具,统一尺寸的社会零件,那就失败了。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造就的是人,是能独立思考的人,是独立行动的人,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有文化价值观念的人。中学,正是一个人的独创,志趣和追求萌发的时候,那时,如果他的独创能得到爱护,他的志趣能得到扶植,他的追求能得到养育,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在记忆中留下永久的刻痕呢?”方励之说,他很幸运,四中给他的“正是这样的爱护、扶植和养育。”(32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方励之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物理,他学习勤奋,成绩十分优秀,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为他整个一生的其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和思想基础。造成方励之这一代和金观涛这一代不同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环境。方励之处于一个社会制度变迁的时代,在他的高中和大学时代,社会迅速地向全面意识形态化发展。在这段时期中,知识分子一批一批地遭受到整肃,学校开始不断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可以说到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基本上完全了完全意识形态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使得方励之得以不象金观涛那一代人那样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使得他有可能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受到良好扎实的教育和训练。然而,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个时代在方励之身上的另一面反映,即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过程在方励之这一代人身上造成的影响。

B.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方励之在大学其间,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反叛和独立的思想精神。相反,他基本上是沿着社会准备的道路走下去的。他象绝大多数人一样拥护共产党和占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只不过他试图用自己的才智做的比别人更突出一些罢了。在大学其间,他连年被评为优等生,并且加入了只有极少数所谓优秀分子才有资格加入的共产党。入党在大陆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标志,它使持有共产党党员称号的人享有常人所没有的好处。因此,在当时这不仅表明他成绩优秀,而且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相当主动地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保持一致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事先他和物理系的团总支书记等几个人商量好,在会上突然提出教育应该培养有独立精神的红色专家这一问题,这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然而却遭到了学校党委的批评。因为党委认为,党的教育方针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好了,用不着再去讨论。一九五六年,方励之从北京大学毕业,由于他成绩优秀、家庭出身好,并且是党员,因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由于斯大林去世东欧的国家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些松动,这一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励之和他的大学时一些同班同学毕业后感到在社会上政治空气压抑,中国仍然缺乏科学和民主精神,为此他们决定给中共中央写一封信,提出这些想法。但是这封信只写了一个提纲,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他的几个同学因此被定为右派,他也被开除出党,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然而。上述一切却并不说明方励之叛离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只能表明他在那时仍然对共产党充满幻想,并且依存于共产党。一九七九年,共产党为右派平反之时,方励之又重新回到了党内。但是,这时有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拒绝再重新回到党内,

C.富有成果的科学工作:

一九五八年,方励之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从此他专心于专业研究。六十年代,他不但在教学上十分出色,而且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他再次受到冲击,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与研究。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天体物理学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一九六三年发现类星体;一九六五年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一九六七年发现脉冲星,这些新发现的天体和天文现象极大地刺激了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七十年代初期,天体物理学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很多物理学家转向了天体物理学。方励之也敏感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天体物理学。一九七二年,他在科大组织了一个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天体物理学论文,“关於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33)。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月,方励之在学术会议上相继报告了他的小组对于黑洞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观测的角度提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并计算了由不同物态方程所得出的黑洞临界质量(34)。一九七四年,国际天体物理学界发现了脉冲星双星PSR1913+16,这为检验广义相对论所提出的引力辐射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方励之立刻认识到这个射电脉冲双星非常可能是由双致密星构成的。后来观测证实了他的推测。(35

到一九七六年,方励之已经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做出了很多令人注意的工作,在一九六六年之后的十年中,这在中国大陆是十分罕见的。几乎所有和他年龄相仿的同代人,在那些年中都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无所事事。

D.科学研究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冲突:

由于爱因斯坦的某些宇宙学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相矛盾的,。因此,宇宙学的研究在共产党国家始终是一个禁区。方励之在一九七二年研究这些问题,并且不回避某些极为敏感的概念,这对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家,对于那些俯首于当局的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批评宇宙学的文章。其后,直到一九七六年姚文元等人被赶出中央委员会,杂志不得不停刊为止,在这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批评宇宙学的文章,而所有这些文章批评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

这一冲突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宇宙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种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神学的需要的新神学。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经有了关於宇宙的正确答案,用现代物理学方法对宇宙问题的研究是“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从根本上说,只能是自然科学这株大树的枝丫上生长出来的一朵盛开的却又不结果实的花朵。”“这种‘宇宙学’,包括其中的各种流派,无一例外地都是‘把自己在科学上的无能拿来诬蔑宇宙’(培根),都是现代的新神学。”(36

这一冲突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统思想认为,宇宙模型或者宇宙解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而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解。他们认为宇宙学是要“建立起一个一下子穷尽宇宙全部真理的宇宙模型”,“但是都失败了”,因为“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奢望”,“宇宙的整体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学解”。(37

在具体问题上,这一冲突集中在大爆炸宇宙学上。大爆炸宇宙学提出的宇宙起源和宇宙在做膨胀运动的假说成功地和很多观测结果相符合,但它的宇宙有起源论,时间和空间有限论,却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这一原理相矛盾,因此被正统思想的卫道士指责为是“现代的创世记”“一本道地的宇宙退化史”“科学的遮羞布”“政治上的鸦片烟”“力图证明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超越,而且还可以无限地自我膨胀”(38)等等。

在这场涉及科学问题的争论中,方励之并没有退却,一九七五年他写了“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一文(39),一九七六年,又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组的名义发表了“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40)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科学概念和正统思想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2.从物理学的思想和概念到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思想:

哈威尔认为,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深刻的危机,持不同政见者以一种与此相对立的理想与行动相抗衡。那些独立的,互相合作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和社团的存在,有力地表明极权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谎言是可以击败的。在《无权者的权力》(41)一书中,哈威尔提出“为真理而生活”这一箴言。他认为,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和职业上坚持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忠实于它所要求的职业道德,至少不昧着良心去积极从事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那么这种极权制度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就会不攻自破。

方励之七十年代以后的思想和生活历程为哈威尔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从忠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忠实于科学概念和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出发,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由此,他进一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和制度根源,并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坚持尽可能讲实话,在不能讲实话的时候沉默,这使他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共产党最畏惧的知识分子。方励之的案例再次说明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它同时也表明,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动摇极权社会基础的最有效力量。

A.从科学概念和科学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

方励之后来在回忆七十年代初期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突时说,“自从一九六五年发现微波背景辐射之后,宇宙学越来越物理化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从事这项研究,我们也就是这种被吸引者。可是,这种纯然的物理研究,却被斥为‘为宗教服务’、‘搞伪科学’云云。这些无知的哲学干扰,使我心目中的哲学形象顿时改变了。原来哲学总是和高尚智慧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则觉得哲学讨厌极了。不能不下决心象轰苍蝇一样,轰走这些哲学,否则就无法有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42)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虽然有所松动,但是科学研究和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减弱,方励之利用这种形势,从科学概念和思想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说,“宇宙学事件发生在十年‘反常’期。由于那时一切反常,所以,上述类型的哲学干扰似乎也只是一时的‘反常’而已。也就是说‘反常’期里,是用坏的哲学以坏的方式去指导物理,故而造成错误。不过,仔细思考之后我没有天真地接受这种‘反常’说明。因为,历史事实是,解放以来所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批判,都是错误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件更早的史实。一九○八年成书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用哲学对物理学家的研究作过具体指导,即对马赫的时空理论的批评。现在应当有勇气去说了,从物理学角度看,那些指导是错的。它至表明指导者不懂(至少不了解)物理。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其错误并非是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结果,而是就当时的物理水平而言的。”(43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方励之从科学研究出发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下问题上:

1)宇宙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

4)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5)时间和空间问题;

6)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问题;

7)天体物理学中的“第一推动”问题;

8)理论物理研究中的“大统一理论”;

9)关于人择原理,科学的“灵魂不死”等问题。

 

1)宇宙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对宇宙问题的看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它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解决了。物质世界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它永远存在,永远运动;宇宙无限,并且没有起源,也不会毁灭。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科学,因此,任何对宇宙问题的探索都是伪科学。对此,方励之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认为宇宙学是一门科学,对宇宙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正当的。

方励之在“围绕着现代宇宙学的一场科学与假科学的论争”一文中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宇宙学发展到现代阶段。由于人类实践极大地丰富和提高,天文观测的尺度已经达到一百亿年及一百亿光年的时空区间之上。这种深化提出了探索大尺度宇宙空间中的规律的新问题,并且发现了许多大尺度上所特有的系统性特征。例如,河外天体具有普遍的、系统的谱线红移;微波背景辐射具有黑体的谱型,并且有相当高的各向同性;在许多不同的天体上氢与氦的丰度比具有大致相近的数值;大多数星系都可以归属于不多的几种形态等。这些现象表明大尺度现象和小尺度的天体系统并不完全一样,必须系统地研究它的特殊的运动形式。近年来除在观测宇宙学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外,在对于宇宙的认识上人们也提出了很多有成效的理论。例如,天体物理学家提出了整个可观测的天体系统可能正在做系统性的膨胀运动的观念;认识到大尺度上的时空性质可能偏离欧氏几何;发现某些化学元素的起源可能与大尺度天体系统的演化密切相关等等(44)。理论和观测都表明现代宇宙学是一门科学,因此,方励之说,“五十年代苏联对宇宙膨胀学说本身的批判,是没有根据的,七十年代‘四人帮’对大爆炸学说的批判更是宗教裁判式的对科学的扼杀。要健康地开展现代宇宙学的研究,首先应当打碎这些批判带来的迷信和蒙昧。”(45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这个问题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中的科学家来说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建立在教条的反映论基础上的,对他们来说科学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建立模型的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方励之在这里提出,模型的方法是自然科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随着观测材料的丰富和精确,随着理论分析的深入,人们不断地摈弃不正确的模型,修正不完善的模型,并且提出新的模型,这样就推进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他认为,人们对宇宙的科学认识,使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奠定在越来越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哲学如果没有自然科学,脱离开数学解、物理解的哲学解,绝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只能是唯心主义的玄想(46)。“的确,在他们这种观点泛滥的那几年间,有些热心科学的青年,因为不明真相而上当受骗,对自然科学不做深入研究;仅仅根据一两条哲学原则就来创造哲学宇宙体系,创造世界模式。”(47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

在中国大陆,任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稍有冲突的理论都被视为禁区。“热大爆炸宇宙学,甚至整个现代宇宙学,就是曾被他们判处‘极刑’的理论。”(48)因此,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大爆炸宇宙学在世界其它地区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七十年代末期,在报刊上谈论大爆炸宇宙学甚至会产生轰动效应,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还在报刊上不断地攻击大爆炸宇宙学及其它宇宙学和物理学中已经通行观点。关于如何看待大爆炸物理学,方励之从科学概念出发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这场争论对科学界、思想界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方励之说,哲学原则不能代替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的争论只能依靠科学实验来解决,而不能依靠信仰(49)。大爆炸宇宙学是科学地研究宇宙演化问题的一个学派。他列举了热大爆炸宇宙学的主要观点,认为它最出色的思想是把化学元素(或核素)的形成和演化同整个宇宙演化的动力学联系起来,把核物理的成果同广义相对论巧妙地联合起来。(50)“在现有的几种宇宙模型中,热大爆炸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因为它能说明的观测事实比较多,而且它的一些最重要的预言也被观测所证实。正因为如此,这个学说受到广泛的重视。”(51)他承认,大爆炸宇宙学也有自己的困难和难题,对于大爆炸宇宙学在学术界也仍然有不同看法,但是,“大爆炸宇宙学涉及的学多问题,是科学问题,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加以解决。”(52

4)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关于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一问题,方励之说,它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人们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深化。它和以前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最大不同在于,“以前的争论是思辨式的,不同哲学观念之间的辩论。现在,宇宙的有限和无限已经成为一个科学问题,即用观测(或实验)与理论相互比较以判断是非的方法来研究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许多原来属于哲学探讨的问题变成纯粹的科学问题。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例证。”(53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宇宙无限论时并没有弄清楚无限和有限真正含义。首先,作为数学上的有限和无限,在非欧几何确立之后就有多种含义了。“有限并非一定有边界,无限并非一定无边界。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由无限的周长所包围的面积,可不大于一个有限半径的圆面积。”(54)作为数量或结构不断突破的无限,实际上是受欧氏几何及平直时空观念的影响而对无限的一种直观的理解。在物理上,如果空间是无限的,并且均匀地分布着各种星体和物质,那么通过简单的计算就会得到,白天和黑夜天上到处都一样地亮。显然这和事实是相矛盾的。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方励之不止一次地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一七年发表的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做的考查”(55),用以论证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空间无限论是必须重新加以审查的(56)。虽然距离一九一七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极权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新问题”。

5)时间和空间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中,“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是客观的,因此,时间和空间也是客观的,物质是无限的,因此,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方励之利用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的最新探索,对这个教条命题提出了讨论。

他说,自从相对论产生以来,时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含义,在测量时间时,只有明确地知道钟是沿着怎样的轨道运动,才能使用它进行含义明确的时间测量。然而,随后出现的量子论给这种时间概念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为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有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以致我们原则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物体运动的轨道,并且我们原则上不能在十的负四十三次方秒以下使用时间概念。有界限的东西往往是有起源的,时间也应该是起源于没有时间的状态(57)。“在量子宇宙学中,时间不再是基本的物理量,它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时间概念开始使用之处,就是时间的起源,宇宙的原初。科学家正在探讨宇宙原初的物理状态及其是由什么决定的。”(58)自一九八三年以来,剑桥大学的霍金(S.W.Hawking)等人致力于发展一种“没有时间”物理理论,一九八四年他们得到第一个完整的宇宙自足解,尽管它还只是对几个非常简化的情况做了计算,不能算是正式宇宙的解,但是它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对于“什么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以及“存在是不是非要有形式不可”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方励之认为,它们将成为过时的问题。“因为,在物理学中已经开始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就象水是由氢氧构成一样,时间可能是由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级量。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物质的存在形式并不一定是时空;二.时间的基本性质在于它与更基本的量之间有怎样的定量的关系,就象水的基本性质都决定于它的分子构造那样。”(59

6)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问题:

物质无限可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教条。列宁说过,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更是强调,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质子、中子、电子都是可以无限继续分下去的。这种无限可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上。至今,上述思想仍然在大陆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甚至绝大多数科学和思想的工作者都不能想象有抛弃这一“原理”的可能。例如,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在纪念忠实于共产党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去世的文章中说,一九五五年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讨论了粒子物理问题,然后,“以他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向他“阐述质子、中子、电子是可以继续分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钱三强听了这番宏论“很有豁然开朗之感”。(60)然而,方励之从科学出发对这一教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在八十年代,方励之不只一次地直接批评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参见43)一九八一年,他在“理论物理学的前景”一文中说,“今天,既然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已经从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化等理论提出怀疑,那么,在物理学中,似乎再没有必要把列宁的‘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视为当然的结论了,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被证明过。”(61)在谈到引力的量子效应问题时,他说,“而引力的量子效应却会带来一个新的能量尺度,在能量大于此值的范围,时空本身不再是一个描述运动进行的连续背景,而是有明显的引力场的量子涨落,因此不可能再谈更深层次的物理结构。这个能量界限是十的二十四次方电子伏。这样,无论在经典的或量子的引力中,我们都会遇到是理论物理终结的界限,或者是在起点之处不再存在物理因果律,或者是在十的负三十三次方厘米之下不再有更深的物理结构层次。”(62

关于对立统一,一分为二问题,他说,自然界有很多基本问题并不象“一分为二”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成对立面的存在。首先,宇宙中存在万有引力,但是在科学史中一再证明没有万有斥力。康德曾经从“排斥和吸引相互斗争”出发,提出宇宙中也有万有斥力,并以这两种力作为他的太阳系演化模型的力学基础,但是,拉普拉斯从力学的角度否定了他的观点,因为为了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并不需要既有引力又有斥力,而只有万有引力就行了。在这种引力体系中,角动量是守恒的,这一点保证了旋转和盘状结构的形成。(注解63)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更进一步证明不存在斥力的精度可以达到十的负四十次方,比光子不存在静质量的精度还要高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大陆的许多教科书还是在以康德的错误观点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做。同样的问题是,自然界中有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粒子,却没有相应的带北磁荷和南磁荷的粒子。这种没有万有斥力和磁单极的科学事实,不仅不是今天科学的缺陷,即它未能显示出世界的所谓“辨证图景”,恰好相反,正是这些“不存在”为我们探索宇宙的极早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其实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伽利略的新物理学的重大区别。(64

7)天体物理学中的“第一推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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