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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从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女士的著述追求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上)

4004

《穿越生死》读书札记

——兼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

— 仲维光 —

 

 

 

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看了很想写点感想,但是,因为很快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它使我暂时放下了已经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想法,参加了一些有关九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现在时过半年,读《穿越生死》一书所产生的一些感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中。因为我感到,这本看来平常的书中,隐藏着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民众和社会生活中很多根本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感情的变化,文学观的变化,思想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来得那么缓慢,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突然;这些变化来得那么平常,却也可以说那么彻底;这些变化来的那么浅显,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无声无息中逐渐被抛弃。

历史的变化也许就是这样,这本《穿越生死》,还有那本《静水深流》,看来平凡,文字和结构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里手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几十年以后的人却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它们开始的。

 

二.中国的变与不变

 

1)阅读《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会接触到对时下中国社会的评价问题,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去国十几年,亲友对我说,看看国内的经济变化,共产党由于改革已经变了;昔日的朋友对我说,你不了解国内情况,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独立自由了;但是,我凭自己半生在那个社会的生活经验,从六九年以来一直未曾间断过的对那个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探索,认为,也许极权社会的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但是从教条的毛泽东到实用的邓小平,决定那个社会的变化的所有的根本的东西都没有改变。正如五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虽然统治形式和社会状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而回到最近十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仅没有走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反而由于没有才气而变得更加猥琐、粗俗不堪;至于畏避风险艰难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坚持过独立自由。

我的确没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有什么比昨天更加“无法”坚持的理由。

然而,去国十几年,最近几年我却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变化,一个社会现象,对于我来说,尽管从理论上有所预言、有所预感,但是,还是感到,它来得那样突然,那样令我难以理解。这就是一九九九年中国政府突然大肆镇压的法轮功现象。现在,眼前这本《穿越生死》,记述了我所不了解的从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我从并非知识分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知识界所没有做到的,没有坚持的内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记录了一个普通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残暴的极权和谎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几乎是所有研究极权社会思想文化的专家学者得到的共识。我自己生长在那个社会,从自己的身上对此也深有体会。五十年代,共产党打掉、打断了所有前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脊柱,从那个时候开始,灌输、豢养了两三代完全浸淫了共产党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陈寅恪、梁宗岱、洪谦,以及他们培育的一代学人,刘杰、蒋天枢等人的辞世,中国既失去了传统的灵魂,也灭绝了西方的精华。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共产党社会的各层精英们的身上,也反映在八九年那批学生,以及其前后的所谓“民运”人士身上。然而,现在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空“前”绝“后”的时期,法轮功从天而降。我所说的从天而降,或许是对我自己而言,因为九九年前,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法轮功的存在。

九九年五月刚刚听说法轮功,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和传统密切联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的群体,为此,第一,我无法理解它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重生并发展,第二我深知共产党的残暴,我感到,它将要为生存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一场你死我活的抗争将会在中国爆发。因为这一切曾经在此前的东欧等共产党国家中发生过多次。此后几年,在中国的发展,果然重复了这个残酷过程。现在,《穿越生死》这本书则和很多前东欧不为当时社会所容的文学作品一样,记述了人们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牺牲。

 

3)事实上,对比九九年的镇压和八九年的镇压在几年后产生的结果,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动,

八九年的镇压,及其后东欧集团的崩溃,居然导致了几万海外“留学生”参加民运。但是,这个聚集是一种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于厌恶抛弃共产党社会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框架和道德伦理,而是由于对某一种现象(贪污腐败)不满,对某一个人(邓小平、李鹏)或派别不满。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感到社会要有大的政治变化了,因此雀跃躁动,想要搭这班车,随社会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来团体,一旦政治形势变化,则必然是飞鸟各投林。

与之不同,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镇压产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在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体化、一元化的专制社会,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诞生不仅困难,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种死地,没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深化,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轻易消失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二零零四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仅从题目上预示了这个历史性的现象和过程,而且从一个个人的具体的经历和在这个磨难中的感觉真实地记载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什么样的生死,笔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艺术与人性的重新觉醒:

林昭、张志新,以及回忆文学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区别: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产生、扩延

 

1)作者王玉芝的确不是中国当今的知识,或者说文化精英。这本书记述的也不是让人一看感到深奥、重大的问题,而让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心声。但是,对于自认为自己已经探索了三十多年启蒙和科学思想,一直关心当代文化和精神问题的我来说,我却发现,整个作品中渗透着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变化,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变化可能就要到来的征象。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化费二十多年努力反省、改变的很多东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这本书的九十七页上,王玉芝女士写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资料,不小心把墨粉洒到黄色的衣服上,费了很大劲儿才清洗干净,可是再怎么洗也没法恢复原样了,这使我联想起谎言和仇恨如何残留在一个受蒙蔽的人心中。”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毛泽东早就深切地认识到,所以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断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脱胎换骨地改造了他们,例如费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产出“新”的两三代知识分子。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色。王玉芝女士和笔者都无可幸免。

对于王玉芝女士的这个感触,笔者在对自己的反省中深有体会。

很久以来我都无法摘掉共产党安装在我身上的眼镜。这使得我在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共产党进行反对封资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遵循毛泽东思想,文化革命几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我们居然愚昧地认为,我们在精神上和知识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两“论”,在知识上,罗素、陈寅恪这些人已经被抛弃在后。那时作为人,我们当然也有不满,有愤怒,有爱和恨。但是,就是这些也完全是党文化式的。

这个党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左派知识分子配合共产党政治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它已经有着将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党文化有着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价值观,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假大空的欺骗民众的煽情。它营造了一种敌视传统与一般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占据统治地位、主流地位,就会立即对社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热情地参与的造反派,这个造反派和某些前辈左派知识分子,某些前辈所谓“有正义感和热血”的共产党员一样,虽然有对所谓“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识框架,却和前辈是同样的,不过是在试图完善这个五四以后,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和世界的社会,及其文化,乃至所谓知识,也就是所谓共产党思想和社会。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人性走了一条畸形的变态的道路。从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社会,也就是,从一个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坏的,积极地和消极地,人性的和对抗人性的,各种因素能够调整自己、调整社会、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个畸形的,一元化党文化统治一切的社会。这个党文化的特点是,自以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自己不仅能够发现,并且代表真理。这种信仰和整体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伦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这种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战中德国千万人跟随希特勒屠杀残害犹太人,各共产党社会屠杀残害所谓阶级敌人。人们一旦被这种文化附身,谎言和仇恨就会自然不断地产生。所谓“假作真来真亦假”,五十年来每一个在共产党社会社会生活过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体会。

然而,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却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从五四前后在中国努力奋斗半个世纪的产物。其后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这种文化,包括它对每个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觉地寻找它溶化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溶化在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喜怒哀乐中对人性的扭曲,自觉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识框架中的加强给我们的变形眼镜。我深知进行这一切的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很多时候犹如想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几乎不可能。

 

2)然而,在王玉芝的《穿越生死》中记述的却是对这个眼镜的抛弃,对这个眼镜所代表的文化和社会的抛弃,一种重生的新的追求。在此,我们可以对同样是反抗,起于五十年代后期的林昭,六十年代中期后遇罗克、张志新的文字和追求做一对比。

林昭虽然出生于三十年代末期,但是,她的思想和精神,看问题的方法却基本上是革命文化,共产党文化的产物。热情夹杂着对大而空的革命理想的追求。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在她的妹妹作为正面推崇对她的记述中写道,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彭令范)

今天我们生活在正常社会中的人,看了这样的话会感到奇怪,把党作为母亲,不仅可笑,而且这样的语言和思想令人厌恶!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不仅把这视为正常,而且神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除了毛病了呢?在于价值和思想方法!

“我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我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我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历史的发展牺牲自己”。稍加追问,就会看到它的荒谬。狭义地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党文化,广义地说,这是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整体主义文化。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人们能够正确反映世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自以为自己能够找到,并代表这种真理、规律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产生出一套假大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在这种意义上,遇罗克、张志新都是这个党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产物。他们悲剧性地把人生而就有的正义冲动,载入假大空的文化精神中。所有林昭也罢,遇罗克、张志新也罢,伤痕文学也罢,都没有摆脱党文化,也没有做摆脱党文化的努力。这其实就是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所谓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的区别。

“十月革命”之后,从二十年代以来,延续不断的东欧诸国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传统未断,和世界的联系未断,而中国的,陈寅恪以后的知识分子,断了血脉、断了代,反抗也罢,支持也罢,都是在党文化(准确说,整体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天地中。在这一点上,不是知识分子、也并非作家的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中所显示的冲动却是,追求一种非党的文化,告别党文化。

当王玉芝受到残酷的迫害时候,她和林昭、张志新的反应不一样,她在书中写道,

“虽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义,但我知道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修炼文化的存在,因为我并不认为修炼是迷信。能够遇到一门真正的佛家功法,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运。是法轮大法使我知道了人无论做什么、想什么,只有顺应了‘真善忍’的要求,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也是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挣钱、出名、一味地追求享乐,而是为了回归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境界,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第35页)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写一封揭批法轮功、保证不再练功的信,就会立即被释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确有人承受不住,背弃了自己原来神圣的信仰。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毁掉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仰,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摧毁大法弟子的正信。而这场灾祸不仅仅殃及法轮功学员,全社会的正义良知都不得不在选择真理和邪恶之间,做出残酷的决定。当一个人在独裁者的淫威下背弃自己的信仰时,所失去的东西比性命还更宝贵。”(第133页)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们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对革命、党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基础上,但是,王玉芝等法轮功学员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既不是向统治者哭诉,“我不反对你们宣扬的东西”,也不是向统治者怒吼,“我比你们还革命,思想还纯正深刻”,而是平静地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只是坚持,并询问,我这样,错在什么地方?

这里我想到了大约十年前,共产党文人张承志,突然发现自己是回民,并且“似乎”也转向了另外一种信仰,因此写了一本《心灵史》。笔者在当时的文章中就认为,这本《心灵史》是共产党党文化的产物,现在把《心灵史》和王玉芝的这本《穿越生死》,和法轮功被迫害的遭遇对比,就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党文化是什么,新的追求从根本上反抗的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穿越生死》和《心灵史》都是一种对信仰的追求,但是,《心灵史》用信仰统治个人,以“民族主义”驾驭信仰,以整体的痛恨和排他来宣示革命式的情怀,作者不过把共产党的假大空的文化,换上了一种准伊斯兰的包装。或者说,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中国一样,把中国文化中适合其极权的东西都保留了。张承志把共产党文化中来自西方宗教中的因素,重新返回西方,包装上伊斯兰的外衣。但是,《穿越生死》记叙的却是一般文化的复归。既然是一般文化的复归,它涉及的就必然是血肉的东西,个人的内容。在《穿越生死》中它的信仰是内向的,个人的,而不是那种排外的、仇恨的。真善忍,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则,返回到每个个人,虽然也是抽象的,“大”的原则,但是由于它返回到每个个人,所以不空,也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假。

真善忍,由于它是内修的原则,因此即便是面对镇压他们的政府、及其为政府服务的打手,《穿越生死》生死中也没有过分刻意地宣扬对他们的仇恨。

 

3)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空洞的,没有具体标准确立的群体和虚幻的口号。正是在这一点上,《穿越生死》不仅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留下的文字,以及张承志的《心灵史》,而且和伤痕文学,乃至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有着根本的区别,它距离社会和政治内容更远,而不是更近。它揭示了一个人的追求和遭遇,法轮功只是一个人的追求的一个人追求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意义上,《穿越生死》所展示出的追求,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

的确,作者王玉芝并不是一位要以文字为生,为自己的追求的作家,而相反是不屈不挠的生活的追求与遭遇刺激、甚至可以说迫使她执笔写了这本书。但是,这正是她和那些政府豢养的,投机的文人们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王玉芝无意走向那里的路,正是一条真正文学产生的道路。真正的文学不是像挤牙膏那样挤压出来的,而是如王玉芝那样由于追求和磨难,由于生命的抗争,刺激而有感,而呻吟、呼唤、呐喊出来的。正是这一点,这本看来不是文学的文学读物,潜藏着古往今来的那些传世文学中深层隐藏着的追求的冲动,社会、历史、文化根本性变化的记载,个人和社会、政治、时代的冲突。

《穿越生死》在现实中国社会中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却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很多所谓传记文学,从张志新到林昭事件所展示的历史真实,从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得一半是女人》、丛维熙的《走向混沌》,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从彭德怀、贺龙、刘少奇,到最近的胡耀邦、赵紫阳,有关共产党罪恶的报道、文学作品、历史似乎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这文山书海中发出来的呻吟、控诉、呼唤,却只是让我们看到,五十年来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留下来的不仅是被整肃、迫害的悲惨和屈辱,而且也留下自己的耻辱。他们要求的是平反,而不是直接,乃或间接地表示,我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暴政和邪恶。不仅失去勇气,而且失去声音。

这里,我要特别说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求人们公开出来对抗暴政和邪恶,而是说,五十年代初期后,几乎再也没有人公开出来说,我追求的是什么,凭什么追求这个,就要受到迫害?

没有蔡文姬的经历,无法写出呼天抢地的悲愤,没有曹雪芹的身世,酝酿不出红楼梦中的回肠荡气,不能像福楼拜那样沾的是墨水,流出来的是血泪,纸上的文字则必定如过眼烟云,经不得人们的任何推敲追问。正是在这一点上,《穿越生死》隐藏着王安忆、张承志们的文字中所没有的人性,所没有的反抗和质问,所没有的追求和呼唤,以及这些作家所没有的人格。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次,像王玉芝这样的普通民众居然敢于站出来,前仆后继地诉说自己的追求。这不仅震动了共产党统治集团,确实也震动了那些被打服,被折断脊骨的人,对于前者,他们被激怒而丧心病狂,对于后者,很多人也对法轮功愤怒和痛恨。“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定是中了邪!”这是很多文人、知识分子把王玉芝视为中了邪,把法轮功视为邪教的一个潜在的很重要的感情因素。

把法轮功指责为邪教,导致上千人丧生、数万人身陷囹圄,导致这本《穿越生死》的产生,当然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却是和中国社会中的一位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所谓“科学家”紧密联系。

 

四.对知识与信仰问题的反省:

为什么首先对练功者发难的是何祚庥这类知识分子:从顾准、李慎之到《穿越生死》,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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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1/26/10 11:20:29 PM
好文!
游客
   10/31/08 12:44:40 AM
游客
   10/31/08 12:44:37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