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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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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中)为第四部分中到第六部分。

 

3. 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

A.极权主义和一般专制,中央集权专制第三个根本性的区别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极权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并且把这个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这也就是共产党反复强调的“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

极权主义统治者就像一伙儿操纵社会机器的工程师,这台机器必须按照他们所想好的“正确”方式正确运行,与他们给世界制定的规律一致。通过这种运转又用这套意识形态反过来迫使民众把掌权者奉为不可违背的神圣。为此,这就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制度。因为即便时下这个社会还有某些缺陷,但是这反而成为民众为了更好地未来而必须牺牲贡献的原因。因此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这个存在的权力,告诉你,要扔掉它、反对它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种和一党制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把统治精英凝聚在一起,并要求占有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也被称为“政治宗教”。

 

B.然而,极权主义专制者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其实仅仅是形式上的联系,而非意识形态的内容。它的内容会按照策略需要而改变。唯一保留的就是掌权者是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的断言。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仅仅是按照他们所要求的那种绝对化和对于族群和群众的公开的欺骗相联系。马克思、列宁乃至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内容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或标语。通过它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只是利用党来控制群众。

为此,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样显现的是极权主义固有的本质:“能够抓耗子的就是好猫”,能够保持政治权力的就是好的东西,政治权力是一切存在的中心,并且为此可以摧毁践踏所有其它一切的生存权利。

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是,他们相信的“学说”是,这种学说要保证他们对于那些追随他们的人的绝对统治。任何不符合他们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排除。如果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候不能够完全成为现实,那么也至少必须存在在人们的意识中。

 

C.与极权主义相比较,在中央集权(传统专制)社会中,意识形态并没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和地位,也非一切为政治服务,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权力化。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意识形态和一般精神的区别。意识形态是政治当先,统治者的观念当先统治一切。而一般精神有其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就是统治者也不能完全违背它。这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就是皇帝也必须遵守更为根本的规范。在中国语言中革命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就是,是可以革天子的命的。而再如当代,国民党推行过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推行的革命化,五讲四美等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被政治控制的一切,统治者为最高,前者有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前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专制社会,如果没有能够完全意识形态化,没有一个类Hierarchy的僧侣结构式的政党垄断贯彻权力,那么这个专制社会至多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而非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两点可以说是判定是否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两个必要条件。

 

4.极权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A.在对法律的认知及合法性问题上,极权主义和传统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仅表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及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国际社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上。

 

奴隶制的专制,罗马的专政,绝对君主专制等传统专制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只有暴君,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没有合法性基础,推翻它是正当的。但是极权主义在这点上却和暴君一样,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及一党制绝对统治的要求,极权主义国家的法律第一条就规定了政党至上,权力至上。为此,在极权主义社会,议会多数制和法治国家的法律都只是一个装饰品,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只要一个党高于法律,并且使得多元成为非法,这个国家就是可以称为极权主义。这也就是说,如果在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一党权力不可触动,这个国家的的合法性是在一党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极权主义国家。这同时让我们看到,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谈一般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法治国家问题,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南辕北辙。因为这样的国家,如果这个党想要如何,如何就是法律。

 

B.极权主义的这种所谓“合法性”决定,极权主义统治从建立政权那一天,甚至在此前就已经开始慢慢地不断地把权力集中于一个领导人,一步一步地走向独霸统治,一步一步地突破使用暴力和多元的限制,一步一步地走向彻底消灭所有的政敌。它是在恐怖的秘密警察,垄断控制社会的意见、信息、教育、研究乃至艺术的宣传的帮助下,而不是法律下彻底垄断权力的。

这同时意味着,对于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可能由于所属的族群或者阶级,或者信仰、言论等原因,只要不完全适应这种统治,他们从开始就会被置于法律之外,无法返回到所谓“合法”的制度内。为此,人们在此就可以看到“非法的”极权主义统治下对于“国家敌人”的一个所谓“合法”判据。

在这样一个多元是非法的,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人们必须看到,任何被容忍存在的多元,都是因为掌权者让他们存在,而并不是它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有存在的基础。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统治与旧的绝对君主主义等中央集权的区别是,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的行为中,你看不到任何传统宗法社会约束。这也是所有的那些极权主义,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所具有的血统相连的一个特点。

 

C.在合法性问题上,极权主义不仅对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是政治第一,他们的利益第一,而非依照传统的契约关系的原则,以及人类社会固有的伦理、价值观念。

极权主义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却从来不遵守,实际上它由于国内的法律的“非法性”,也无法遵守国际社会的法律。为此,如果它不去签署国际公法或许还较为诚实,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性仅限于对抗、违反,而非败坏。但是它签署了,却胡搅蛮缠,就如同使用暴力一样,在需要违背的时候,极权主义可以没有任何束缚地践踏一切原则。所以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一种对于正常秩序,正常的合法性的挑战和破坏。

和极权主义相反,任何传统专制国家却可以在世界正常的框架下遵守世界的秩序。二十世纪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例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专制,亚非国家的一些专制,如中国的国民党专制,都能够令人信服地遵守各种条约,但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极权,希特勒极权,乃至以后的中国、北韩、北越、柬埔寨与古巴等国却都是从来不遵守国际准则。

为此,只有确认极权主义存在的“非法性”,才能够看到所有被迫害的族群、异议人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社会中对于极权主义暴行的审判和制裁的合法性。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建立及审判,以及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反人类罪”的审判和追查意味着人类社会对极权主义的“非法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深刻。

 

5.极权主义对暴力的运用:

现代极权主义对于暴力的运用常常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很多甚至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界限。

历史已经彻底证明,相信在极权主义运用政治暴力只是单独计划依靠恐吓和恐怖,也就是这个制度只是散布恐惧和胆怯以强迫民众服从是错误的。

极权主义的权力和权力中心,党,不仅依靠力量把目标转化为现实,而且同样依靠他们蛮横的“拳头法则”。由于他们的生存是依靠声称他们拥有不可能有超出他们之外的正确和真理。党献身致力的是历史的目的,所以只有他们知道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谁可以参加进来成为胜利者,谁被宣判为走向没落灭亡,成为历史的垃圾堆。

用“科学”和“理性”武装起来的对世界的解释使得极权主义获得了令人吃惊的良心基础。

党永远正确。它不仅捆绑住人们的手脚,全面禁锢住思想,并由此获得那种明确的必然性,理性知识的确切性,革命热情,以及时刻准备着为了新时代做一切事情,甚至包括采取恐怖行为。

如果把牺牲者们的悲惨控诉加上世界上对于极权主义社会中被操控的犯罪者们的罪行研究放到一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恐怖的肆无忌惮泛滥的恶魔群,在此处是对恐怖的技术操控,在彼处是酷刑下的哀嚎,以及毫不掩饰的草菅人命。它的现实存在不仅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暴政的恐怖,而且甚至超出了现代文学的描述,从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到赫胥黎、奥威尔的小说中黑暗的乌托邦。[1]

 

6.一元化社会及极权主义文化

尽管如此,和极权主义滥用暴力相比更为恐怖的是,他们毫无顾忌地使用哲学和意识形态来彻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由此它造成了极权社会的一元化及其独有的极权主义文化。

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标是所谓“新的人”,“新的社会”。党和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使得它除了经济外看不到人的其他内容。最终人的生存完全归结为酒色财生活,这就使得人的生命被简化,被一眼望穿而失去了所有内在的丰富性。

在这里,在全面政治化的,政治统帅一切中,“人”的所有人性的内容都消失了,人都归化到组织的功能运作中去。即这个社会是一个试图把个人没有任何保留地安置到为社会机制服务的位置上,用消灭人的个性来达到“和谐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与人交往有关的内容都在蜕化。例如语言,对于极权主义统治者来说,语言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统治需要,为了支配和控制民众和社会。而这必将导致语言的贫瘠乏味和形式化,失去了它的现实性和想象力。“假大空”是典型的极权社会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的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这一特殊的特性,可说是史无前例。加缪在《反叛的人》中清楚地刻画出它和过去的暴君的罪行的区别,这就是它的良心是干净的,判决是清楚的。它是一个圆满犯罪的时代,任何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冲动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托词,也就是它的哲学。这个哲学居然可以用来为任何事情服务。加缪说,它甚至可以把谋杀犯变成法官。

 

与极权主义统治和社会的这种绝对的一元论相比,传统专制是有限制的多元论,尽管有人更愿意称传统专制是有限制的一元论。但是无论怎样,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并且正是这种区别造成了传统专制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极权主义专制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当然这个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

 

7.极权主义社会崩溃留下的是真空

极权主义由于对这个社会完全实行意识形态化,一元化,因此在极权主义崩溃后留下的必然是真空,而非一个连续的过渡。这一点也是它和传统专制不同的根本点之一。这也是我们之所以绝对不要极权主义、共产党的原因,因为它摧毁,灭绝了所有这个社会其它的可能,其他的存在,一句话极权主义毁灭了人类固有的所有的多元性。

而对于这个问题荒谬的是,那些为极权主义存在提供理由的人,居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没有共产党,因为现实中没有政治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这完全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诡辩,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自欺欺人,或者根本就是弱智。因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从它建立开始就把摧毁社会所存在的一切,包括制度、法律、社团、族群、伦理,乃至文化教育艺术作为自己的目的。

 

 

五.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与中国传统

 

5-1:现在回到中国问题,究竟用哪个概念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形态,并非是一个可以随口就说的简单问题。显然用dictatorship,与用despotism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形式既不是罗马式的,也不是奴隶制式的。中国的皇权制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当然如果一定要比较,或许和古希腊的制度相比,可能还有勉强可以作比较的前提,而在罗马以后,由于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以教会为模式的国家制度上的,因此由于根本规范的不同,而如托马斯·库恩所说完全失去了可比较性。所以研究中国传统问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使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整套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建立的。各个概念的基础,或说前提、产生及描述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不用库恩的理论完全不可比来看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说是把驴的鞍鞯用到骆驼身上,甚至说的刻薄一些,这些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

这问题就像不同语言翻译一样。本来不同语言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根本没有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翻译。可人类为了沟通,为了互相理解还是必须强为之,尽力在共同的规范上対译。如今西方是强势,我们全世界的人使用的都是在西方的语言、思维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的物质的一切,所以我们除了在物质上,在思想精神上也必须尽量以西方为基准。这就是说如今谈论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必须以西方语言产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概念为标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必须遵循。但是在遵循的时候,如果谁忘记了驴唇马嘴的区别,谁就会在把它用在东方的时候带来很多自欺欺人的问题。

 

5-2:所以中文世界的问题不仅是集权还是极权主义进入后产生的混乱问题,而是根本上使用“专制”这个概念的时候就由于是借用的而产生了模糊甚至混乱。

我不是中国历史专家,就我所知,对于人们一直不假思索地挂在嘴边的“封建专制”,“专制”一词应该对应什么大约还算好说,authoritarian就能够较为接近中国的所谓专制。进一步仔细推敲,那个定语“封建”二字,完全是一种不动脑筋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盲目的鹦鹉学舌。因为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先生就在书中说,中国从南北朝后就没了封建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没有封建,那么又如何谈二千年的封建专制。[1]

最能说明封建专制这个概念荒谬性的大约应该是再从中文返回,翻译成西文。

如前所说我们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来自于西文,因此它应该能够返回西文而具有明确的意义,才能够说明这个概念的应用是准确的。但是不幸,这个概念返回西文是Feudal autocratic。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在中国被说烂了的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社会,但是在西方却没有这个Feudal autocratic。这个“封建社会”本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基于西方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但是这五种社会形态却并没有哪一个社会形态必然、永恒地与“专制”联系在一起。

在封建社会某个国家,某个时期存在过的专制,应该是absolut monarchy。直译大约应该为绝对的君主,或者专制君主,而这个概念在欧洲只有在十六世纪后的某个国家、某个时期出现过,而非整个所谓feudul历史时期。而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absolut monarchy常常在进步观的人们看来代表的是进步方面,而同时期的那些王公贵族,教会力量则常常是对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反动和倒退,是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封建专制,姑且不说封建这个概念不能随便应用于传统中国社会,问题是即便强行使用也意味着还有非绝对化的、不专制的君主。

所以问题荒谬的是,西方有封建社会,却没有人称封建专制社会。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封建社会,但是却不仅驴唇不对马嘴地来了个“封建专制社会”,而且一来就是两千年。

或许有人说,“封建专制”的确是中国独特有的,是不能够翻译成西文的。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的确有的中国的概念现在被西方人认识到根本无法用西方那套二元论思想来理解和翻译,例如“阴阳”、“风水”、“气功”,乃至武术,最后只好使用原文音译。但是“封建专制”这个概念却是货真价实地从马克思的一元论来的,是以西化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套中国的结果,所以这里产生的任何荒谬都是它自身思想的荒谬,那些马克思主义信徒的荒谬。

考察对比这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杜撰的概念,这几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否弱智,我想后人会有更多的研究评述。

 

5-3:在一个混乱的专制概念的基础上引入的集权与极权的概念当然也不可能是清楚的、准确的。

中文世界“集”权主义的概念进入很早,但是却始终是限于表面,只是一个在程度上加重了传统专政色彩的政治语言。为此,很长一段时间“集权”和“极权”交替使用,没有明确地区分过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这当然同时说明在中文世界中,人们对这个概念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感到必须明确定义,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没有感到使用“极权主义”的概念的迫切性、必要性。这尤其是在四九年以前。这中间自然也就包括了对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两个概念的混淆。

谈到出自欧洲的极权主义及其概念,说它与中国传统风马牛不相及是毫不为过的。事实上在这里,那种中国传统专制,乃至秦始皇专制是极权主义专制的说法更能印证我前边所提出的“驴唇不对马嘴”问题。

如前所述,极权主义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

一,具有基督教会的Hierarchy层次结构的一党绝对统治,

二,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

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由此又让我们看到决定极权主义存在的第三个必要条件:

由于极权主义社会是一元的,因此极权主义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的特点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定是二元论。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实现完全的意识形态化,也更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实行一元化。

由此,这就首先决定了实行极权主义必须反传统,反对传统的一切非“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前提,文化思想前提,而重新彻底建立一种“二元论”的文化思想基础。

其次,为此就决定了可以作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只有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那种绝对化的学说,也就是只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或者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那种绝对的观念论符合这个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一元化特点,决定了极权主义统治一定要反封建。因为封建带来的是多元分离。所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封建社会不可能是极权主义。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非二元论基础上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和彻底实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要想实现极权主义首先就要反传统。所以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极权主义国家必然会发生。

 

这一点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正如德国的政治文化问题专家迈尔所说,只有亚伯拉罕之后的三大宗教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才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为此,而这就决定了东方社会要实行极权主义就必须彻底西化。[2]

 

六.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探索

-兼谈极权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毫无关系

 

6-1: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而是二十世纪一九一七年出现的共产党极权,一九二二年出现的法西斯极权使得政治学、社会学者等感到传统专制概念无法描述这个新的,二十世纪的政治现象。所以,墨索里尼一提出这个新的说法立即被自由主义政治学者接受,并且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讨论中逐渐完善,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学和历史概念。

极权主义概念已经被接受的一个标志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也就是说可以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二十世纪的特征。

既然极权主义和任何一种传统专制都不同,那么这种极权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为此,伴随描述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学者来说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极权主义如果它是一个新现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

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左派文人在五四后正热衷于全盘西化,囫囵吞枣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作西方思想的精华引入中国的时候,欧洲的学者已经在探究,为什么在欧洲大陆会产生极权主义?

 

6-2:出生于俄国,成长于德国的古利安是最早的捕捉到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并且探究极权主义产生原因的人之一。

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古利安开始揭示极权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索当代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移居美国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写给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短文中把极权主义等同于政治宗教。他认为在解释一党专制的特点的时候,某些因素几乎肯定是普遍有效的:无所不及的权力要求,党的僧侣教会式的结构,和以政治化宗教的方式来为它行使权力论证辩护。[3]

他在这篇短文中明确地提出“政治宗教”,认为它导致宗教和政治无限制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人类存在的绝对的最终的目标。然而,对于这一“新的宗教”决定性的却不是它的教条内容,而是社会和政治的具体活动需要。这一点即使是在把社会主义作为带来普遍正义的目的工具时候,那些社会和政治活动也依然是这种新宗教的核心。这种极权主义的宗教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整合社会的工具,此外就什么都不是。尽管在制造极端的一致方面它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但是它不能够产生任何新意。极权主义在一个发展社会中,就像希腊时期的军事君主,在希腊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它只是一种滥用与消耗。它象征的不是力量和年轻,而是衰弱和迟暮。

在他五四年过早的去世前,留下了对此看法的两个作品。这两篇文章都集中在“极权主义宗教”问题上。他更强烈地看到它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要求。

他在《布尔什维主义:关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介绍》一书中对极权主义制度做了考察。[4]他试图从整体确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学说来更深刻地理解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本质。他认为,苏维埃主义窃取人间圣国的理想,然而他们只是靠口头上说能够达到人间天堂,目的是论证,没有他们或反对他们就会跌入人类存在的深渊,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真正实现千年“盛世”的工具,苏维埃主义不会做出任何在实际上是错误的事情,同样为了达到最终目标不能够禁止他们做任何事情。

在“极权主义宗教”一文中,他清楚地记述了他先前已经认识到,而现在才做了最终的描述的看法,认为,作为现代统治制度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极权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是一种宗教运动,他们不是努力要改变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是要重塑人性和社会本性。他们声称占有生命和生活的真理,以及对此所必需的认识。”[5]

由此就产生了不宽容和对于人类不受约束,没有限制的权力的要求。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极权主义运动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特点的专制统治。因为一般专制总是强调国家权力,并且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要求上。但是政治宗教的要求却远远多于一个强力的国家权力。一个强力的国家绝对不是目的,而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极权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是相信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保证了他们对于那些追随他们的人的绝对统治。任何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排除。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还不能够成为现实,那么也至少必须存在在人们的意识中。

在古利安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五三年三月,他在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做了一次讲演,对这个题目做了最后的贡献。在这篇讲演中他再次讨论了极权主义宗教现象。他认为,在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中宗教功能几乎是被反转了。为此他把它们也描述为“观念统治制”(或译为意识形态统治制)(ideocracies)。因为照孟德斯鸠的观点看来,宗教一般是一种阻止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无限制地行使暴力。然而极权主义的宗教却变成了促使专制者使用暴力的驱动力。在宗教和权力的关系中的那种张力现在被消除了,代之而来的是二者的能动性地的结合。

古利安认为,极权主义宗教用他们的主张代替了传统宗教以前对于人类生活的要求。[6]

 

6-3:出生于匈牙利,长在奥地利流亡到法国的犹太女学者法尔尕,三十六岁就去世。她在对于宗教精神史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极权主义的宗教原因。

法尔尕在一九三七年秋季在布洛赫和费弗尔办的历史年鉴上发表了有关政治宗教的论文,题为“纳粹主义的产生”。[7]在该文中她使用了“政治宗教”概念来描述德国的纳粹运动。

在这篇论文的开始,她说,“就在眼前一个旧的世界在完全走向结束,一个新的世界以一种至今人们所不熟悉的外形产生。”对此,她考察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老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结束的时候她说,这些解释无法解释纳粹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狂热的吸引力,“老的钥匙无法打开新的锁”。[8]

她使用政治宗教概念来描述了德国的纳粹运动。她认为,既不是社会贫穷也不是人们经常强调的所谓阶级意识形成纳粹追随者的中心动机。更多地是因为一种新的,替代了传统宗教的狂热。它为这个群体的牺牲的人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意义,成为这个运动的革命动力。

她在对德国那些纳粹追随者们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

“革命,这意味着一切都简单了,到处使用的是二元论:朋友或敌人,斗争的同志或者斗争的敌人……,为此产生了对领袖和学说的盲目的狂热的信仰,一种完全的牺牲。”[9]

法尔尕对此提到两个大的基督教信仰群体。她分析了德国基督教徒和信仰者教会之间的对立,最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德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和与之对立的上帝无所不管的宗教。”[10]

在同一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关于德国纳粹问题的存在的社会环境问题。“的确必须看到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今天德国的反对者不是‘新的异教崇拜’和一直与之相连的那些宗教上的半瓶醋们……敌对者就是纳粹,一种用暴力的福音教义代替神圣的政治宗教。”

法尔尕在当时提出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的新的因素,新的方向。[11]

 

6-4:在政治文化领域中,对于极权主义起源做出最多研究的弗格林,他出生在德国科隆,长在维也纳。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政治化宗教》一书中,弗格林第一次提出政治化宗教问题。十年后他的提法改为“替代宗教”和现代诺斯替派。[12]

弗格林使用“政治化宗教”概念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民众运动。他提出的思想的基础是,当人们谈论国家等社会问题时,以往都是在和宗教平行的独立的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范围内,但是他认为,对国家等社会一般问题的理解是不能够把它们当作与宗教完全无关的世俗的事情和宗教清楚地划分开来处理的。所有近代、当代,人世间的问题都带有深刻的宗教根源。不理解它的宗教根源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对一个政治事件的认识,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类团体的那种宗教信仰冲动的力量,找到那些表述中的带有宗教性的符号,那么就肯定没有看到全部。无论它能直接看到,还是不能直接让人们看到,以一种转化方式出现。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弗格林,以及本节中我们提到的西方学者们使用的“宗教”一词,都指的只是基督教,绝对不包括东方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明确地说,弗格林的意思是,不理解基督教就无法理解当代国家,以及当代社会。当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宗教思想和文化的扩延。事实上,我们叙述弗格林的思想时,读者都可以把“宗教”一词直接用“基督教”一词替代。

在其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弗格林完善扩展了他三八年的思想。他认为,造成极权主义,乃至现代社会所有一切弊病的可以追溯到诺斯替派,也就是那种对于人类知识的推崇。对人类知识的推崇造成了人的膨胀,把人推到中心地位,产生近代人本主义,替代了宗教。这个发展使得一方面表现为宗教政治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膨胀,科学膨胀,现代国家膨胀,取代宗教占据的最高地位,从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病。

弗格林给出了一条发展的线索。他认为,人们可以发现,最古老的政治化宗教出自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古埃及。在阿肯纳顿(Echnaton)的太阳崇拜中到达第一个高峰。其后通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帝国思想,特别是沿着博丹(Bodin)和霍布斯的人本主义的国家观念,宗教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及语言形式越来越世俗化。人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活世俗化成为反基督教运动的一个基础,如纳粹能够发展所展示的。

对于弗格林来说,宗教和政治从根本上是互相联系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诺斯替派,知识论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们所产生的所有的信息都让人看到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神论的世俗化产物。也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产物。

在他三八年最初提出政治化宗教这个思想时候,他强调了它的外在的很多现象特征,也就是从三十年代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很多运动中带有宗教特点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实际上是一种尘世的教会现象。“僧侣统治等级和制度,普遍和特殊的教会,神界和妖魔界,引导者与末日预言直到今天还保持为宗教社团的语言。但是慢慢地它的内容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利维坦所展示的内容。”在通过关键性的对于神的侵蚀步骤后,政治宗教最终找到它的表述方式,人民及民族精神代替了宗教实体内容,人民、民族与同志创造了历史现实,而实现人民精神和意志的则是领袖。以前这些都是精神世界中的神所独占的。

现代专制者,极权主义专制就是建立在精神世界的这种宗教性的基础上的,“种族集体,阶级或者国家被提升为实在的存在对象,幷且由此而神圣化。”这个‘神’化寻找幷且发现了紧密地和自己的那种救赎神话联系在一起尘世化的思想。

按照弗格林的理解,现代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诺斯替派产物,人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结果。一方面他们取代的是基督教,另一方面弗格林也就自然地认为,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才能够实现民主,实现人的价值。所以,对于笔者来说,弗格林其实为东方人留下了更多的对于当代历史,文化及传统的多元讨论空间。

 

6-5: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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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25/12 02:00:22 PM
Hey, kliler job on that one you gu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