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仲维光]首页 

仲维光
博客分类  >  其它
仲维光  >  未分类
仲维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下)

41035

6-4:在政治文化领域中,对于极权主义起源做出最多研究的弗格林,他出生在德国科隆,长在维也纳。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政治化宗教》一书中,弗格林第一次提出政治化宗教问题。十年后他的提法改为“替代宗教”和现代诺斯替派。[1]

弗格林使用“政治化宗教”概念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民众运动。他提出的思想的基础是,当人们谈论国家等社会问题时,以往都是在和宗教平行的独立的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范围内,但是他认为,对国家等社会一般问题的理解是不能够把它们当作与宗教完全无关的世俗的事情和宗教清楚地划分开来处理的。所有近代、当代,人世间的问题都带有深刻的宗教根源。不理解它的宗教根源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对一个政治事件的认识,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类团体的那种宗教信仰冲动的力量,找到那些表述中的带有宗教性的符号,那么就肯定没有看到全部。无论它能直接看到,还是不能直接让人们看到,以一种转化方式出现。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弗格林,以及本节中我们提到的西方学者们使用的“宗教”一词,都指的只是基督教,绝对不包括东方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明确地说,弗格林的意思是,不理解基督教就无法理解当代国家,以及当代社会。当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宗教思想和文化的扩延。事实上,我们叙述弗格林的思想时,读者都可以把“宗教”一词直接用“基督教”一词替代。

在其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弗格林完善扩展了他三八年的思想。他认为,造成极权主义,乃至现代社会所有一切弊病的可以追溯到诺斯替派,也就是那种对于人类知识的推崇。对人类知识的推崇造成了人的膨胀,把人推到中心地位,产生近代人本主义,替代了宗教。这个发展使得一方面表现为宗教政治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膨胀,科学膨胀,现代国家膨胀,取代宗教占据的最高地位,从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病。

弗格林给出了一条发展的线索。他认为,人们可以发现,最古老的政治化宗教出自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古埃及。在阿肯纳顿(Echnaton)的太阳崇拜中到达第一个高峰。其后通过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帝国思想,特别是沿着博丹(Bodin)和霍布斯的人本主义的国家观念,宗教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及语言形式越来越世俗化。人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活世俗化成为反基督教运动的一个基础,如纳粹能够发展所展示的。

对于弗格林来说,宗教和政治从根本上是互相联系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诺斯替派,知识论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们所产生的所有的信息都让人看到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神论的世俗化产物。也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产物。

在他三八年最初提出政治化宗教这个思想时候,他强调了它的外在的很多现象特征,也就是从三十年代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很多运动中带有宗教特点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实际上是一种尘世的教会现象。“僧侣统治等级和制度,普遍和特殊的教会,神界和妖魔界,引导者与末日预言直到今天还保持为宗教社团的语言。但是慢慢地它的内容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利维坦所展示的内容。”在通过关键性的对于神的侵蚀步骤后,政治宗教最终找到它的表述方式,人民及民族精神代替了宗教实体内容,人民、民族与同志创造了历史现实,而实现人民精神和意志的则是领袖。以前这些都是精神世界中的神所独占的。

现代专制者,极权主义专制就是建立在精神世界的这种宗教性的基础上的,“种族集体,阶级或者国家被提升为实在的存在对象,幷且由此而神圣化。”这个‘神’化寻找幷且发现了紧密地和自己的那种救赎神话联系在一起尘世化的思想。

按照弗格林的理解,现代极权主义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诺斯替派产物,人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结果。一方面他们取代的是基督教,另一方面弗格林也就自然地认为,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才能够实现民主,实现人的价值。所以,对于笔者来说,弗格林其实为东方人留下了更多的对于当代历史,文化及传统的多元讨论空间。

 

6-5:对于自由主义学者来说,探究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极权主义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法国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

波普用封闭的社会描述了极权主义社会的特征,他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辩证法追溯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从而批判性地考察了这个专制社会的认识论及哲学思想基础。[2]

法国的自由主义社会学家阿隆是最早接受并且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来描述纳粹和共产党制度的人之一。他几乎和弗格林同时提到政治化宗教问题。但是政治化宗教对于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来说和思辨学者们不同,它只是描述的方法,是极权主义社会所显示的一个特征。[3]

阿隆在探究当时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特点的时候发现,政治化宗教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并且使得意识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化成为合法性。他的这个思想是建立在对于三十年代末期的那种历史哲学和人类学的反思之上的。他推崇在当时已经被损害削弱的自由,认为在一个开放面对未来的历史中,人类是作为一个自主的、历史的存在,也就是作为一个在个人选择、决定和行动的张力中生活,并且可以找到他的位置的人。从这个基础出发他产生了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历史哲学,如马克思、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批判。这些历史哲学都对当时的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哲学都认为他们找到了历史的终极意义。他们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上:那就是认为他们自己发现了历史发展后面的历史结构及因果关系。

对阿隆来说,这些哲学显示的特点是一种神学,或者说宗教学说的世俗化。在把“历史神化”过程中,这类“神学”的特点和内容是由那些创造者在世俗文明中的个人哲学决定的。

和其它的政治意识心态显然不同的是,这种“世俗宗教”吸收了形而上学的精神因素。按照阿隆的看法,它们是由那种普世的历史哲学实体滋养,并且利用它们确立了历史真理。

这个真理世界观,其实是和尘世的救助许诺,末日预言,以及宣布一种绝对的教条、真理相连,从而形成一种世俗化宗教。这个世界观被他们认为是神圣的不可动摇的。而他们是实现这一真理世界观的工具。

伴随这种在世俗社会中以这种世界观替代基督教的信仰,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所有那些对带有超越特点的信仰的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漫画化。这种世俗宗教把以前那种个人对于神圣和救赎的期待的宗教转变为集体的、尘世的许诺。他们宣称在一种新形成的社会中他们能够提供一种平等来代替过去的永恒。为此,世俗宗教作为国家真理占据了支配位置,确立了神圣的价值和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由此,近代形成的那种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政党的分离就被彻底地取消了。

笔者认为,阿隆从政治化宗教方面对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政党的政府制度的分析和他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那些极权主义者之所以强调那些最初的原始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观念占据了那种一统天下的历史哲学的中心,从而这种意识形态变种为一种尘世间的宗教,用它来提供那种把极权主义制度变为现实存在的动员民众的能量。

极权主义者充分地运用了基督教社会加给民众的文化思想方法。为此,所有这几个极权主义尽管在细节上不同,如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一元化的超理性,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理性,但是最根本的特征在二者中却都潜在地存在,这就是他们都是在二元论的基础上,完成的都是一元化,即由意识形态的所规定的,由国家制度化、官僚化所实行的“理性”真理。

对自由主义学者阿隆来说,政治化宗教所含有的意思是启蒙以来的宗教和政治化的二元化的毁灭,而二者——宗教和政治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结合则必然导致专制。

宗教永远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永恒地从社会政治中退出去。为此,基督教信仰在自由主义者阿隆那里和在弗格林那里完全不一样,它是和政治、民主毫无关系的事情。而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阿隆说的宗教和政治的结合所导致的专制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6-6:谈到极权主义的起源,就不得不谈汉娜·阿伦特。因为她关于极权主义的一巨册著作《极权主义的构成和起源》就是以此命名的。但是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政治学者公认,阿伦特的出名是在那些半瓶醋,对思想和学术不很熟悉的圈子里,在喜爱意识心态式的谈论的左派文人的圈子里。

在政治学领域中几乎公认,她的《极权主义的构成和起源》一书是各种文体的混杂产物,其中有思想随感式的,杂文议论型的,而尤其是她的方法,模糊混乱,前后矛盾,甚或可以说根本没有方法。这使得使这本书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杂货铺,很多解释难以理解。她的这本“有名”的读物,在政治学专业文献中是被引述最少的文献。[4]

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学思想家备受争议还有另外的原因,极左派们拒绝她,因为她在谈极权主义的时候把纳粹和斯大林等同而论,右派们声讨她,因为她在冷战的时候放肆的所谓超然态度,犹太人排斥她,因为她没有对犹太人的爱,政治学者嘲笑她,因为她的著作过分的记者性、随意,不是真正的政治学著述。还有一些人认为和以赛亚·伯林那样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相比,她身上的德国气味太多了,对于政治现象的分析过分晦涩混乱。

阿伦特有关极权主义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非常明显的存在着悖谬。她把帝国主义和反犹主义解释为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毫无疑问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按照她那类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左派文人)看来,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反犹主义的。为此,她根本无法解释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十九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尔曼主义是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而这更无法解释苏联后来的发展。阿伦特的确不能够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极权主义是由她所说的同一种原因,同一条道路发展而来的。用阿伦特的所谓“起源”无法说明导致苏联那种一党专制的原因,和导致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意大利和德国是同样的历史根源。而事实上,反犹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中,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世界的看法中几乎可以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尽管斯大林运用过这个问题迫害打击过他的对手和民众。

然而,阿伦特还是有着她的过人之处。她有着记者式的特有的敏锐。她生在一个具有正常教育的社会和时代,她可以把一个思想变成意识形态式的论述,却并不随便接受那些意识形态作品带来的结论。如那些随意反传统,鼓吹西方的中国当代的那些半瓶醋们。

阿伦特作为一个具有不安灵魂的知识分子,她的优点是在一些方面拒绝那种轻易的,不需要思索的解释的诱惑。关于极权主义她坚持它不是由于现实的崩溃,而倒退回以往的野蛮的现象。例如把它解释为俄国受所谓亚细亚方式中的野蛮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解释对阿伦特来说太廉价了。

阿伦特通过思索探究,坚持认为极权主义来源于当代西方自身、西方文化。也就是它是现代化的一种结果。

一九五零年,她在这本书的第一版的前言中说,“西方历史中的暗流最终流到了表面,剥夺了我们传统的尊严。”[5]为此,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应该到发展的动力中去寻找,而不是到被发展中去寻找,应该在西方,而不是到东方去寻找,应该到我们永恒的人性中的某些特殊的倾向中去寻找。

阿伦那的这个观点当然没有能够阻挡住大批的学者依然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方面去寻找苏联专制的原因。但是她却开启了一个方向。

对于阿伦特来说,西方出现的这一极权主义事实,它是在此前的十九世纪的现代化之后的出现的,因此她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发展或者演化的结果。

阿伦特的这个提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历史学上,历史发展的结果能够得到证明的是最后成为事实的那种推测。为此极权主义的产生,即使不说它是必然的,但是,至少证明了它是先前欧洲发生的某些偶然事件的结果。欧洲当然也可能向另外一个方向发生和发展,但是从历史学的方法来看,阿伦特从这个方向来描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却是确实的,而非推测的。反之不同的描述,例如到亚细亚方式中去寻找,俄国受到的亚洲影响去找,则是推测的,非历史学方法的。

如果人们把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她的《人类状况》及《论革命》三本书一起来读,人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有两种观念性的现代化,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这两种现代化都不简单地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更多地构成两种文化,两种直接对立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各自有自己的道德伦理,心理以及感性和观念内容。

大约也就在这种对于文化的认识上,阿伦特在一九六六年的该书的前言中,由于她的左派情感发作再次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她认为,苏联出现的艺术方面的放松使得苏联已经不再能够被称为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阿伦特这个结论下的太草率匆忙了。因为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极权主义甚至具有了另外一种活力,这尤其是在中国的邓小平之后,甚至拓宽了它的某些方面的存在基础。

然而,阿伦特从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得到的两种文化观是很有启发的思想。首先人们会发现极权主义不仅是一种专制方法,而且带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它和历史上的一切专制不同,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极权主义的这个独特现象,这个“党文化”为从更深层,人类的多元性上理解定位极权主义提供了一把钥匙。

其次,我们在分析传统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的时候,曾经强调现代极权主义和传统专制的不同,无法用传统专制概念描述现代极权主义,以及由此引出的而对中国传统社会你甚至无法不加解释地使用一般政治学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却突然发现,当你用极权主义概念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突然没有了用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所遇到的那种困境和悖谬。或许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代中国是现代化、西化的产物,而传统,传统社会的问题已经退到了后面。

 

七.再谈极权主义与现代化社会的联系

 

7-1:围绕极权主义起源的讨论不仅涉及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到当代现实政治和国际社会的问题。

极权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是内部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不是完全自立于现代社会以外,与现代社会分割对立的社会。很多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它产生于现代,寄生于现代,与现代社会或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成。

正是基于此,因为希望厘清百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当代中国知识精英,被这百年历史灌输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促使笔者写这篇论述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区别。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政治学界早就有人讨论过。美国的政治学者赫勒(A. Heller)在八四年写的论文,“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八四年版虚拟序言”[6]中就非常清楚、明确地分析、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

“以自以为是的错误构想坚持认为当代第三世界的极权主义专制最初产生于自己的传统,是一种过分轻率的固执,尽管这些专制者中的一些人对西方是敌视的。在这方面,阿伦特的观点是正确真实的。极权主义和传统专制毫无关系。它不是倒退,或由于正在发展而产生的结果,而根本就是一种现代化,一种带有深层问题的发展结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者一方面已经扩张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它刺激唤醒了现代工业化。然而,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不是播种西方自由或民主的种子,而是使用了固有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习惯来统治殖民地。现在物归原主,由内部产生的第三世界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向欧洲学习了这种权力的实践,而不再是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统治的基础也不再是按照以往的社会阶层结构从上而下,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创造的对权力充满饥渴与贪婪的中产阶级。”[7]

赫勒的这段话,第一揭示了极权主义与东方传统毫无关系。

在极权主义及其起源这个问题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莫名其妙地视而不见,且不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创党的精英们大部分都是留法、留德,也就是留欧出身,就是没留洋的本土精英也明确地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联送来了马列主义,承认伴着工业等经济贸易交流、政治侵略,西洋东洋一起进入中国的。

第二,揭示了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中产阶级。

社会科学居然如此具有讽刺性,那些论述中国之所以是共产党专制的人不知道从何时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理论,除了不加思考的“中国专制传统说”外还信誓旦旦地说,一旦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产生了就会自然走向民主。可惜中国当代的发展证明的是赫勒的观点,而非他们的观点。

中国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统治集团的得以维持的利益基础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到:

第一,由于残酷的实行专制手段,这个集团的每个人都犯有谋杀罪,为此他们自知维持这个制度的重要性。最近二十年党内斗争的隐蔽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极权主义制度内部也有其精英变化轮替的机制,这个轮替甚至是大规模的。但是论题的结果是,那些新进入的人很多时候比老的对权力和利益更加饥渴。

 

7-2:然而,政治学者赫勒的聪明却还不止于上述的观点。在八十年代末期前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是,传统专制经常能够由于内部的原因而崩溃,但是极权主义专制一经建立却从来不曾由于内部原因而崩溃。这个论点赫勒一九八四年在这篇文章中用匈牙利、波兰的例子给予了反驳。而其后八九年的例子则更证明了赫勒的观点。

赫勒认为,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者在极权主义社会“只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极权化”,那么它就一定会像传统专制社会一样由于内部原因而崩溃。也可以说,只要一个社会没有被完全极权化,或说极权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它就可能会由于内部的原因崩溃。

她同时认为,即使对于一个完全极权化的社会,也是可能发生崩溃,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因为一个社会的完全极权化也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到,而在这段时间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论点虽然在八九年苏联的崩溃证实了它。但在当时赫勒提出这个论点时却几乎没有论据。为此她只能够凭据勇气和智力来推测,她认为,纳粹德国如果外部压力减小,它内部就有可能产生推翻它的可能。然而与此同时她却也坚信,苏联等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通过逐渐的变化而产生根本的改变,根本的改变一定是残酷的“革命”,并且这种革命变化只有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减小而不是增加的时候才会发生。因为在外部压力威胁增加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利用民族主义等因素把民众控制在周围。为此,她认为任何试图损害破坏极权主义的经济的做法都不可能削弱极权主义的统治,都是无效的,它只会增加坚持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镇压的力度和范围。因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是不惧怕饿死民众的,“饿死”,那是民众自己的问题,而非政府的问题,尽管大多数极权主义统治者是希望能够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而维持统治的稳定的。

事实上这个观点不仅赫勒看到,毛泽东及其后的共产党的左派们也都看到了。邓小平们的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这种不得已而为之栽下的是极权主义的松动,自己灭亡自己的种子。东欧各个国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采取过这种方法,其最后导致八九年的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这点上,对于维护极权主义专制来说,薄熙来“唱红打黑”是正确的,胡锦涛上任初期就朝圣西柏坡,赞扬北韩也是正确的。而八九年邓小平的孤注一掷的镇压,九九年的镇压,零七年、零八年拉萨事件,一零年七五乌鲁木齐事件,这类事件的必然发生,赫勒也都早已经做过预言。

 

7-3:社会科学无法找到一个唯一的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终究没有步东欧的后尘,其原因却既不在于薄熙来和胡锦涛们的认知,也不在于邓小平的改革,而在于这个诞生于西方的极权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于西方态度的变化,欲求的变化。

赫勒说,在完全极权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中国的变化说明了这点。在这个过程中,残酷的整肃和经济衰退迫使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再次实行私有化。而私有化就必然带来社会的松动,多元倾向。任何分离倾向,多元倾向都是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一种对抗和瓦解。它为最后极权主义崩溃准备条件。

然而,没有革命,条件永远是条件,极权主义不会自行演变结束。没有革命,吊诡的是,西方甚至会继续利用极权主义来为他们服务。

赫勒指出,推翻极权主义永远是极权主义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任何试图依靠外力,以为西方不喜爱极权主义,会帮助那里的民众推翻极权主义统治的想法都是一种幻想。历史发展证明了这点,只有在西方感到受到极权主义的直接威胁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对抗极权主义,例如二次大战,以及冷战的某些时候。但是更为经常的是张伯伦的绥靖,是七十年代初期左右的东西方“缓和政治”,是德国的施罗德,台湾的连战们访问大陆,歌颂极权。“汉贼不两立”是上个时代的事情,因为那一代人无法逃避残酷。在这个时代,当台湾自身没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残暴统治的时候,欧洲和西方没有感到威胁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是与极权主义的共谋利益。而极权主义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也一定会接受这些。

历史不断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现代化、西化带来极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的灭亡。过去,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在西方合作下不仅开始现代化,而且是不断地现代化。现在中国也是如此,不仅是西化,而且是不断地在极端、片面地西化。阿隆在五十年代后期曾在对于西方和苏联的关系的探索中,用后工业社会的观点来探究当时的国际形势。他当时就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极权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很多时候,西方,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可以说是积极地直接或间接利用极权主义,甚至协助造就了极权主义。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源于西方文化,近代化的极权主义和西方社会的其它部分,不仅相反相成,而且也有相辅相成。历史也告诉我们,只要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没有彻底在根本上反省自己做出更为多元的改变,极权主义就会以各种方式继续存在下去。不是福山“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而恰恰就是他们所推崇的这种文化的另外一面,或者用阿伦特的话说,这种文化“深层的某些东西”带来的痛苦还在折磨着东方,折磨着世界!

 

 

2012-10-5 德国埃森初稿

 



[1] Eric Voegelin: ''''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1938, Neuauflage 1993.

关于弗格林的本节参照:

Michael Ley: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 Bodenheim 1997

Michael Ley, Gilbert Weiss: ''''Voegelin in Wien. Frühe Schriften 1920-1938'''', Wien 2007

Richard Faber (Hrsg.): ''''Politische Religion - religiöse Politik.'''' Würzburg 1997

[2] 可参见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等著述。

[3] 本节有关阿隆除参照了阿隆的著述外还参照了:

Birgite Gess, Liberales Denden und intellektuelles Engagement. Die Grundzuege der philosophische-politischen Reflexionen Raymond Arons. Muenchen: tuduv-Studien.

Joschim Stark, Das unvollendete Abenteuer. Geschicht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m Werk Raymond Arons. Wuerzburg: Koenigshausen & Neumann, 1986.

[4] Birgite Gess, Die Totalitarismuskonzeption von Raymond Aron und Hannah Arendt, in. Hans Maier (Hrsg.): "Totalitarismus" und "Politische Religionen." Paderborn, München u. a. 1996 (Band 1) S.264-275

Seyla Benhabib, Fram Matin Heidegger to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In. Totalitarismus: Eine Ideen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Hrsg. Alfons Soellner, Ralf Walkenhaus, Karin Wieland, Pp. 158-173

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i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edge, 1992.

Agnes Heller, An Imaginary Preface to the 1984 Edition of Hannah Arendt’s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n.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astern Left, Western Left: Totalitarianism, Freedo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1987. P.243-259

[5] 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 Piper Muenchen, 2003, 参见注解11.

[6] Agnes Heller, An Imaginary Preface to the 1984 Edition of Hannah Arendt’s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n.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Eastern Left, Western Left: Totalitarianism, Freedo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1987. P.243-259

[7] 同上,252-253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