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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上)——纪念九评发表八周年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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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要:(发表于《新纪元》2月21号)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对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学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国”指的的是什么,然后。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在西化、全球化过程中从“文化中国”发展到政治国家,最后到党国;西方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政治国家,这两条线索提出对“文化中国”的重新思索,以及对于近代国家为人类带来的问题的质疑。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二.何为“文化中国”,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

 

 以信仰为基础,从文化问题出发,九评彻底地对共产党及其社会进行了分析。这个方法让我们看到,九评实际上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广泛深刻的问题,人究竟如何活着,人如何思索对待人组成的社会,及它给个人带来的一切。如果看不到这个广阔的、深刻的背景,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认识九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点上,九评启发并且促进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问题,当代世界,以及人类未来面临的问题的重新思索。为此,它就从另外一方面再次让我们看到,九评涉及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它不是以政治为目的,它是建立在对于“真善忍”的追求和信仰上,是以一种“坚持”和一种“建设性”的“新生”为基础。所以,它的眼界和关怀是超越性的,广袤的。

在纪念九评八周年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时下中国的政治,更好地理解九评八年来带来的极为广泛的努力,我们也就有必要超越政治,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对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史,对于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史做一些反思和讨论。说到底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九评带来的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

 

究竟如何看待我们中国民众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追求?一百年来在物质上处于的弱势使得中国人对于传统的看法莫衷一是。最极端的看法是妄自菲薄,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传统。这个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继续的十年——八十年代末期到达了高峰。它整整造就了两三代失去了自己价值基础及自信心的中国人,使他们身心自惭形秽。实际上,九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重新回到中国传统价值为基础,探究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所以,九评不只是针对共产党暴政,而且是针对历史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的探究结果。

在这一点上九评可谓和西方近代先哲们,和当代科学思想探究所到达的多元论,自由主义多元社会观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它对西方现代化为人类带来的进步变化是肯定的,可它对中国传统价值,及其社会积极方面的肯定,对其对于西方文化的启发性、互补性,乃至包容性的揭示,也让我们看到了东方文明对人类社会来说根本的贡献和价值。

细读九评,联系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

我之所以如是说,从九评中看到一个“文化中国”,是因为九评发表后,它不仅带来退党解体中共这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而且有《神韵》等各种推崇、建立更深刻的文化精神的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包含着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现及推崇。

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尤其是《神韵》,它让我们思索的问题就包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民众、先哲们过去两千年来的追求,以及伴随这种追求的中国社会。难道两千年的历史只是如共产党的唯物史观所说的“封建专制”?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最廉价,最不需要动脑筋的观点就是到中国传统中寻找共产党专政的根源。这种对传统的攻击,轻者是共产党继承并且极端化了传统专制,重者则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坏是因为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后金观涛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及后来的《河殇》电视片典型地代表了这两种倾向。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深刻的问题常常是最简单的问题。爱因斯坦就是对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提出了疑问。其实牛顿力学的那个苹果的故事,阿基米德浮力那个澡盆故事都是如此。深刻的人看到这点,而一般人却视而不见,随风起舞。九评的故事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以信仰和文化为基础的九评从根本上摒弃了彻底反传统的观点。这也是九评之为九评,之为当代最深刻的九篇文献的原因。

九评认为,中国当代问题毫无疑问地是共产党带来的问题,极端西化带来的问题,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及其文化带来的问题。

这个结论让我们看到:传统问题是历史问题,已成为历史。当代问题是当代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面对。

这个结论也让我们看到,传统绝对不是非黑即白,可以完全否定的问题,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在这一点上,九评和《神韵》对于问话问题的关切让我们看到,曾经有一个和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让西方人感到惊奇,难以理解的“文化中国”。就完全象我们中国人惊奇于西方的存在和发展一样。

 

二.何为“文化中国”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

由于共产党的一元论史观,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所以我不想重复九评中的论述和《神韵》中的表达,而只想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山外来看庐山,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完全与共产党社会不相容,曾经和西方发展方向不同的,让他们惊奇和羡慕的“文化中国”。这个“文化中国”,其后在片面西化过程中被共产党所彻底粉碎。或许这也是一个更好地说明九评的蕴含和意义,以及何为“文化中国”的好方法。

 

近代西方学者早就认识到,传统中国丰富的文官制度,国家结构,以及国家观念中的文化因素。

早在启蒙时代,启蒙学者们就看到,东方中国存在着一种完全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与存在充满着敬佩。这种景仰一直延续到当代真正的“有学养”的汉学家。我这样说是因为当代的某些汉学家实际上不是“汉学”家,一些人原本就是西方的共产党人,只因为共产党及其思潮在西方的衰落,乃至遭到唾弃使得他们只好流落到东方,而另外也有一些人则完全是游走于政治和利益之中。

且不说启蒙时代学者们的论述,因为那时东西方的物质力量是相仿的,现在我们只引述我们同时代的西方学者的看法。

“文化中国”虽然对于时下的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他们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1995,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却从来没有因为当代中国的衰弱而忽视曾经存在过的那个“文化中国”。他们在其著述中再三强调,历史上的“中国”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更多地是一个“文化中国”观念,而非一个“政治中国”。

对于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国家观念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中国,根据他们的论述我把它总结如下:

1.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基于文化,而非种族、地域;

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基于文化,从历史现象来看是非常显然的、明白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秋战国,若从政治国家的观念,齐、楚、燕、韩、赵、魏、秦,没有一个是中国,可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民众,文人和武夫,没有人有那种无法克服的地域和政治阻隔,以及如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因为信仰、文化造成的群体仇恨。复国的越王勾践,怨愤绝望的屈原是个人的“家国”仇恨。

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三国、两晋、五代十国,中国屡屡分成不同的政治国家,可是同样没有人认为没了中国。这中间就是因为文化中国始终超越政治国家。

文化高于政治,文化使得政治不成为严重的、僵硬的、非黑即白,严格排它的二择一的问题。文化为中国人注入的精神甚至在《三国演义》中开章名义地就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国人根本不惧怕“分”和“独立”。所以欧洲十九世纪后那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在中国地区并不存在。由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而来的公投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中也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由于文化的存在,独立是个无需担心的问题,并非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一点,文化在中国人的国家和社会已的作用,费正清和赖肖尔说,“中国文化的稳定程度是任何其他文明所未曾达到的。”(154页)“中国文化精神给予中国人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外部世界感到好奇而能够加以容忍。”(149页)

对于外来的侵占,他们说,“中国人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或许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是对文化上的征服连想也不会去想。因此中国的排外性与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中国不是作为一个文化小单位,而是作为一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做出反应。甚至在其军事力量相对落后于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区时仍然非常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因为具有这些与民族主义的异同之处,我们称中国人先前的这种态度为“文化主义”,也就是说按中国人的观点有意义的单位确实是整个文明,而不是在一个较大的文化整体中比较狭隘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单位。

中国社会的这种巨大的凝聚力不能够从地理上去找原因,因为皇帝的命令以骑马传到边远的如广东,要一个月以上。这种统一必须到制度上,从已经确立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上着手,中国国家被看作和中国文化紧密相关,整个生活方式与统一的帝国是密不可分的。”(182页)

 

2.上述论述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认同基于道德,而非基于血统或者观念

没有比“革命”这个中国传统词汇所具有的本来含义更能够说明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认同是基于道德,而非西方那样基于上帝或者国家权威。

“革命”是中文本来就有的词汇。西语中的Revolution的翻译对应直接使用了“革命”这个词。这个revolution表述的是观念的彻底否定性的变化,社会的颠覆性变化。尽管西方学者在考证revolution这个词的意义时曾经借用过中文的革命,但是中文“革命”一词却更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它指的是当天子,或者皇帝“无道”,无德的时候,民众可以起来把他们推翻,更换他们。天子的合法性在根本上不是在于天,在于血统,而很大方面在于道德。“孤是一个有道的君”,这句在京剧中常出现的戏词典型地表明了皇帝的合法性在于“有道”。

对此,费正清和赖肖尔说,“在像现代西方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教会和国家,资本和劳工,政府和私人企业诸种力量在法律规定下保持平衡。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耿直和忠心、真诚和仁慈这些整个家庭体制反复灌输的个人美德才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法律只是政府的一种工具,而个人道德才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法制观念淡薄而出现无政府状态,整个社会被儒家学说牢固地连在一起。这一伟大的伦理制度在中国的地位之重要相当于法律和宗教在西方共同所占的地位。”(16页)

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孔子提出,“政治成功的真正标准不是权力,而应是统治者具有美德,被统治者感到满意。……他对于古礼的强调形成了礼仪在后来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以及就后来在东亚总是依靠外部活动以灌输的观念——这在当代西方可能很不受重视,但却是一种很有教益的方法。”(46-47页)

 

3.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是文化民族,而较少血统民族观念。

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是一个真正以人为核心的社会。中国文化传统推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是和今天的人权思想一样的原则性的、价值基础。可能有很多朝代,很多人,很多特殊事件并没有做到,可如人权原则与当代人的关系一样,人们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它提供给了思想家,政治人物,民间义士向这个方向来努力的空间和可能。而这个努力渗透在古代乃至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历史和社会中。

对于这个特点,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他们的书中说,“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文化中心主义等使得中国人没有那种近代意义上的,强烈的排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例如在西方人的使用与合作上,中国人在从来没有百年来日本人固有的那种排外和迅速摆脱他们的做法。却更倾向于相信。”(401页)

这种道德高于一切,而非血统种族高于一切的文化至上也表现在历朝的对外关系上,“中国统治者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天子对于进贡国家国内的政治有着父亲般的兴趣,批准新王的继位,有时还提供军事保护以击退入侵者,通常还给予与中国通商的优惠,另外还要对他们进行道德的说教和规劝。这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之这是文化主义防卫性的表现。”(196页)

 

综上所述,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核心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来说,不要说商业和商人,就是政治也永远隶属于道德、伦理,永远不具有最高、绝对的意义。(!)“中国人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由官僚垄断的权威国家。因此无论谁掌握权力,中国的民众都与之不相干。帝国的政府是表面的,仅仅限于社会上层,而没有深入到村庄之中。中国的整体是国家与文化的混合体,其国家部分高度集中而文化完全散布于民众之中,国家可以被一个外来的专制政府所统治,而中国的文化生活继续牢牢地被植根于人民之中。”(227页)所以,只有真善美忍在中国传统中具有根本的地位。我们必须看到,这在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而上学前提。即便我们不能够说它能够彻底消除因为信仰不同,思想不同,种族不同,或者政治与经济利益不同而产生的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至少可以说它可以削弱或者遏制这种倾向。

最后,笔者必须要强调的是,“文化中国”并非是一个价值概念,它不意味着好或者坏,而只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的描述。很可能正是这种“文化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没有产生科学,很可能由于薄弱的法制观念,人性恶的那面没有得到抑制产生了中国传统上的很多弊病,可即便是这样,这也不是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现代西方社会也已经让人们看到,技术、法制带来的环境和人际关系问题,政治与经济权力勾结问题很可能把人类的存在已经带向了深渊。

 

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

 

“文化中国”对我们这几代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要重新加以发现和认识,但是对于一百年前,或者说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们来说,却不仅不是陌生的,而且根本就是在他们血液中的内容。

“文化中国”在最近一百年来全盘西化过程中遭到致命的碰创,最后在极端片面的西化中彻底遭到毁灭。要了解这个毁灭,就要先了解西方社会在国家问题上的演变,以及九评总结描述的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1.从宗教国家到政治国家

要了解全球化、西化在国家问题上给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就要首先了解西方在国家问题上的发展变化。在古希腊后中世纪前西方的国家形式可以说是由基督教所决定的。基督教教义和思想,及其教会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权力的承袭和行使,而且决定了社会的结构。教会、教士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被上帝决定的社会各群体的等级和组成是固定的,不能够变更和超越。因此可以称这一时期的国家是宗教国家。

由于只有教会和教士能够代表神旨,为此这严重地禁锢了社会和个人的自由,限制了贵族,以及后来发迹的商人们的权利和利益。近代历史的开始正是基于要求王室贵族,以及普通个人都有权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感知,而不必经过教会和教士,要求教会和教士们从世俗的生活中退出去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近代是一种宗教退出的过程。但是,这个宗教退出,却不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从社会文化中退出,而是从国家和权力中退出。

这个退出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个人的觉醒,哲学不再作为宗教的婢女,艺术和科学重新返回希腊时代的探究的一种文艺复兴。国家解除宗教化的努力则表现在,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探索的近代国家观念认为,国家不是上帝的创造物,不应该屈服于教会基督教及其教会。他们认为国家是自然的产物,如此产生了契约论、人民主权、统治者的统治权,以及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思想。这种把国家纯粹客观化,对象化的结果造成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化。甚至可以说权力化,国家变成只是一个权力建构。

我们应该看到,直到中世纪,欧洲的“国家”没有近代国家所拥有的那种统治权力。它的权力受到封建领主、教会等各种限制。其后,在与教会和领主的斗争中国家拥有了更多的主权,而且扩大了各种职能,这个演变才使得国家成为近代国家。

政治国家可以说是近代国家观念的特点。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为此,这个权力建构从诞生,还在襁褓中时就受到思想家们的质疑。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问题。

到目前为止,对此的探究告诉我们,正如丘吉尔等人所说,民主制,多党制不是好制度,可在目前人们所知的国家形式中人们更好的替代它的形式。而对此人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的结论则是,一党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坏的制度。至于它为什么比古希腊、罗马的暴君、僭主,独裁者,比中国的秦始皇、隋炀帝还要坏,人们对于希特勒纳粹和共产党的罪行的研究和反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资料。

 

2.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

对于西方来说是从宗教国家演变发展到政治国家,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文化中国”的毁灭,“政治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样一个崩溃毁灭过程,对于其后几代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那些出生在“文化中国”中的前辈贤者们却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一百年前之所以有中西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深深地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基础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体”就是“体”,是无法改变的实在。所以是否“中学为体”本来是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只有“用”还是“不用”,“用什么”和“不用什么”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这就如一个中国人踢足球、练体操,就是中国人之“体”,从事西方运动。无论他如何努力,中国人,黄种人先天的各种体质特征都会存在,都不可能因此而变得和西人完全一样。从“体”上接近的方法唯一可行的就是一代代地杂交下去。但是杂交的结果是黄种人走向白种,还是白种人走向了黄种,这是无法定义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只能是有色人种多了。

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毁灭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何谓文化中国中谈到的那些特点。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带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国家的彻底政治化,如果说民主化的政治化还可以给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一定的空间,那么极端化了的“一党化”,或者说“党国化”则将彻底粉碎一切其它的文化。

在这一发展上两类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文化中国的毁灭。

一个是百年前,辛亥革命满清王朝结束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的自尽。他们以身告诫世人自己与“文化中国”同归。深掘梁济和王国维两位汉人知识精英殉满族统治之清,无论从哪方面都可谓我们前文所言“文化”之于中国超越种族、地域和政治的典型例子。

文化中国中的“文化人”对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国家”带来的威胁是敏感的,尤其是那种“政治国家”的极端化,“党国化”。这第二类例子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在国民党的北伐军将要到达北平的时候的忧虑。在党国文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还没有取得统治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威胁,而相约不入党,甚至准备最后退出大学等学术机构。

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的还有第三个说明,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把“训政”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这也充分说明这个“政治国家”不是中国的。从来的西方国家的演变都没有一个“训政”阶段,一个人为的训导。辛亥革命后的所谓军阀割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它是一种传统中国对于“政治中国”到来的一个最后的对抗。而北伐的结果则说明,是国民党灭亡了文化中国,带来了政治中国。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则是共产党带来了最极端化的政治国家——党国。

 

3.从政治国家到极权主义的党国:

党国是近代国家的一种极端化结果,一种癌变。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两个极权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一亿以上的人死亡,就是这种癌变的结果。

从宗教国家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的特点是脱离了国家与真理、宗教信仰及文化的关系。近代国家的这个特点使得它摆脱了国家及其权力的绝对化。它假设人所组成的社会与国家是一种自然的需要,一种契约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和关系。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选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形式。然而,西方在十九世纪后,由于新的社会群体与旧有的社会结构的矛盾,由于经济危机,在脱离了旧的宗教的合法性基础后在新的自然法等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尖锐起来,这使得一些人和群体把解决社会矛盾,经济问题的希望重新和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信通过政治手段和经济措施能够实现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拯救。为此就把近代国家再次和一种意识形态化联系在一起,并且把权力和经济手段绝对化。这样,一个党、一个派别、一个政府成了真理的化身,拯救者。近代国家的这种绝对化就形成了一种极端化的形式——党国。

本来这种党国化的结果并非是中国历史的结果,而是西方历史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二元论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才会有这种一元化的绝对倾向,才会有那种民众对于权力和国家的绝对服从和崇拜,而中国没有这种二元的思想基础及意识形态。或许正因为此,孙中山感到了这个近代国家形式的思想需要。他在辛亥革命后,最初把近代国家引入中国时,由于在中国没有它原来所有的文化精神土壤而发生了很多问题。为此,他为第三世界,没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地区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在提出了训政阶段的同时。为了迅速有效同时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尽管三民主义或许自身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绝对僵硬,然而严重的是,这其实就为共产主义这个典型的西方的意识心态进入中国创造了存在发展的空气和土壤。

百年前,中国从“文化国家”走向“近代国家”是一种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的结果。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中国更为不幸却是走向的是一条“极端片面”的西化道路,一个癌变的西化道路,一个西方人自己也一直警惕抵制的道路——党国之路,国家权力的极端化、绝对化。

十九世纪末期后传统的文化中国走向衰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国家之路,一九一一年创建了第一个近代共和国,但是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则完全步入了党国,成为一个比西方还要纯粹的极权主义国家。

在同样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近代政治国家与党国,极权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宗教退出去的近代国家中政党代表的或者是某一群体的利益,或者是某一种政策观点,已经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只有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他们是代表真理的党。而这就注定了这种党的目的一定是党国一体,社会的一元论,也就是极权主义化。

关于当代中国走向党国之路,九评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准确、详尽的记述和分析,这也正是导致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请读者直接阅读九评,作者在此不再重复。

 

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

 

极权主义的党国是现代国家的极端化的结果。为此,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思最终必将导致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现代化及西化的反思。

对于现代国家的反思让我们看到,尽管如今现代国家被人们当作天经地义的存在,唯一合理的存在而接受。但是对于思想家来说,对于关注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的人来说,却不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当人们为了从宗教国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提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家指出,它不仅有它的合理的一面,而且还有它可疑的一面。最近二百多年的历史高屋我们,它的问题不只是思想和理论中,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不断承受着它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这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两个极权主义,人类为此牺牲了上亿的民众,可说是一个空前的灾难性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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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8/07/13 12:19:53 AM
中共一方面极力否定西方,所谓“西化”,而又对自身的马列思想从何而来来做出像样的解释,对传统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抛弃,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完全切断,使亿万中华儿女成为无根之人,罪恶实在太大。 读仲先生文章想到的,谢谢您!
游客
   08/07/13 12:19:43 AM
中共一方面极力否定西方,所谓“西化”,而又对自身的马列思想从何而来来做出像样的解释,对传统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抛弃,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完全切断,使亿万中华儿女成为无根之人,罪恶实在太大。 读仲先生文章想到的,谢谢您!
游客
   08/07/13 12:19:22 AM
中共一方面极力否定西方,所谓“西化”,而又对自身的马列思想从何而来来做出像样的解释,对传统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抛弃,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完全切断,使亿万中华儿女成为无根之人,罪恶实在太大。 读仲先生文章想到的,谢谢您!
游客
   03/06/13 06:56:28 AM
仲维光先生的文章非常值得拜读。 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走不出对中华传统文化无理性的否认、打击,就不可能对共产红祸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
游客
   03/05/13 01:22:09 AM
很赞成仲先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