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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最根本的分歧是什么?——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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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分歧是什么?

——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仲维光—

 

一九九二年,六四三周年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如此发达的网路,通信还无法如此迅速,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还非常困难。围绕六四,尽管已经过去三年,但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追求仍然在持续对抗和争论。由于我在八九六四前就已经来到德国,并且在八九年底作为第一批留欧学人访问了台湾,因此逐渐在海外有了一些熟识的媒体。身在大陆的许良英老师,当时经常通过信件和友人给我带出一些信息,并让我在国外协助发表,以让海外的人更多地了解六四的真实情况。这篇化名为“陆仁”的文章就是当时由友人辗转带到海外,由我帮助发表的。现在,时过十五年,六四也进入了十八周年纪念日,鉴于当时的传播有限,文章中提出的问题重要,所以我在友人的建议下,再次拿出来发表。

促使我再次想到这篇文章,拿出这篇文章重新发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那些被镇压、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满仇恨,不能宽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新西兰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组织一个“和解智库”,推出一个“和解”的论坛。这真是匪夷所思!本来“和解”这个提法,即便是专制者主动提出都是极其虚伪和居心叵测的,因为专制者要做的是认罪,要接受的是被审判。然而,现在这个“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提出,这就更令人厌恶和恶心了!

现在我重新发表这篇备忘的文章,是想说明,我们和他们的追求不仅现在不一样,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从我们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就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对专制者的态度和感情不同。我们不爱共产党,不爱极权专制者,我们不想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说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从笔者九零年开始激烈地抨击党文化以来,在八九年六四后产生的海内外的所谓“异议人士”中,不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是仇恨和孤立。

从根本上摒除党文化,形成一个运动是在零四年——法轮功学员们被残酷镇压五年后,大纪元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明确地提出要清理党文化,彻底抛弃共产党。八九运动十五年后遭受镇压的知识份子没有能够明确提出的,因法轮功被镇压的知识份子在五年后走出这一步,并且一经走出来,就如精卫填海,义无反顾、不可阻挡。

这个事实再次令我看到,产生这种根本变化的原因是信仰的改变。而这种信仰的改变,它现在也使一般民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某些所谓“异议人士”充其量只能说是共产党内部不同派别中的不同意见者。自从共产党建党八十六年来,无可辩驳地为我们留下来的历史事实是,共产党中没有一个派别是光明的、干净的!只有那些仍然还对共产党有感情的人,才会否认或罔顾这个事实,在那里为我们分析以后的共产党中的某派可能变好!

或许我们无法让那些始终和共产党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始终垂涎于共产党权力的人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套句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在纪念六四的时候,让更多的民众看到,过去几十年在他们屁股上打下的、深深的“共产党印迹”。在他们再次向专制者献媚,宣扬对独裁者和解、宽容的时候,将肯定到处遭到积极推进退党大潮,积极清除党文化的民众的嘲笑和唾弃!

 

2007-5-31德国埃森

 

附:

一九九二年台湾出版全球发行的《中央日报》发表的陆仁文章和笔者当时给中央日报的信。

 

谁在诋毁“八九”民运 

——陆仁

 

编辑先生:

 

这篇文章是我的老师,北京的一位十分著名的教授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他委托我设法在海外发表,以便使海外人士能听到在大陆的另一种声音。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学生,六四后坐过一年多监狱。我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它表明在大陆一批有独立人格的,在精神上已摆脱共产党奴役的知识分子在成长。在争取民主的进程中,《中央日报》是少有的敢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刊,因此我把此文寄给您们,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以不负我师所望,不负那位为民主坐过监狱的青年志士所望。

 

顺祝

祺安!

 

德国《莱茵笔会》扬人

 

谁在诋毁“八九”民运   

陆仁

 

 

中共当局无视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根据思想和言论对要求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治罪,并对这些“良心囚犯”进行迫害和虐待。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我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尊重人权,释放因思想和言论而被关押的人,改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待遇。

遭到中共当局虐待的政治犯中,被判十三年并被关押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北京市第二监狱,目前身患肝炎却得不到医治的王军涛,是引人注目的一位。海外不少人士把他尊为“民运领袖”,有人称他为“中国大陆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王军涛因思想和言论被中共当局处以重刑,这是事实,但王军涛真能称得上“民运领袖”和“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吗?近日读到王军涛一封自狱中发出的信,觉得这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这封信是王军涛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即他出庭接受宣判的当天)写给两位律师的信,也许早已在海外发表了,但笔者日前才看到。我觉得,这封信集中地反映了王军涛的心态,有助于众多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士进一步了解王军涛。

首先看看王军涛对“六四”的态度。中共当局悍然动用六十万大军,血腥镇压要求民主改革的和平示威者,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北京六四惨案”,并大肆搜捕参加民主示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特别是,这起惨案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在改革开放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制作这起血案的元凶,理所当然地是人类的罪人。但王军涛在信中说:“其实,老邓也罢,李鹏也罢,至今我不做结论。”这真让人费解,如果因为此信写于狱中,不便公开谴责刽子手,不提他们也就算了。为何非要提到却又“不作结论”。细读上下文,方才恍然大悟。因为王军涛“似乎很敬重父辈”,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有比我们更虔敬的献身精神”,尽管“我面对的正是他们的处置。”这就是王军涛“不作结论”的原因,其实结论早已经下了;他“敬重”“处置”他的“父辈”。而这种“敬重”是因为“父辈”“虔敬的献身精神”。按此推理方法,中国人民该敬重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因为他们是“真诚地”为了“大东亚圣战”;犹太人该敬重发明“焚尸炉”的纳粹党徒,因为他们真诚地想“消灭劣等种族”;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感谢毛泽东,因为他发动历次政治运动,是真诚地希望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对刽子手,他确实能够“宽容”的:“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样的处置才够得上王军涛的“严厉”标准,莫非真如王震讲的那样,把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统统流放大西北,把“民运领袖”处死和终身监禁才够格?以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对付和平示威者,把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处以重刑,这还不算严厉?

王军涛信中声称:“我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不要只看到个人的恩怨”。读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使我非常惊讶,乃至愤怒!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牺牲,“六四”惨案即为一次沉痛的牺牲,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把“六四”铭记在心,当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激励自己和同道继续努力的精神支柱。王军涛却说什么“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并把民主与专制的对垒轻描淡写地化为他们几个人与当局者的“个人恩怨”。口口声声要“让死者安息”,不知王军涛这话如何说得出口!

其次,看看王军涛对于民主运动的态度。在这封信中,王军涛只字不提“民主”,将“八九民运”称之为“八九年那样的轩然大波”,说他“并不认同这个‘运动’的方式”,对它的驳杂的内容,“也很难苟同”。众所周知,“八九民运”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推进民主改革,要求行使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其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王军涛对此都不赞成,那么他赞成什么呢?在信中,他说:“我不赞成在一个危急关头以公民利益为理由,把祖国引入一个风险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负责地行使权利”。好漂亮的语言!难道“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不是在理性、合法负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三千多学生进行长达七天的绝食,只希望当局者承认他们有进行和平请愿的权利;军人发出的“达姆弹”已打中身边的人,大家还在天真地想,是橡皮子弹吧;在逃避追捕时,学生们还在劝因目睹屠杀而愤怒的群众“不要仇视军人”;凡此种种,都是铁证!

王军涛在信中说,“当我们追求自己的正义时,一定得考虑老百姓”,因为“这个国家稍有波动,在社会底层,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难道追求正义是属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而不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正义?至于统治对腐败无能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当然得由当权者负责,而不能有民主运动负责!毛泽东曾把“大跃进”造成两千万人饿死的罪过归之于“老天爷”和“老大哥”,李鹏也把所谓“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衰退,诿过于所谓“动乱、暴乱造成的损失和帝国主义制裁的影响”。王军涛这样写,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考虑,但实属不明智,这样岂不正中李鹏的下怀?

再看王军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王军涛在信中宣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我自己曾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也曾被中共当局关押过较长的时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王军涛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在因参加|“八九民运”而被中共当局系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表现最差者,如刘晓波、李盛平这样的极个别人,也仅是把自己所干,所知之事讲出来而已,并无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之事发生。中共当局并非不想搞一次类似于“国会纵火案”、“莫斯科审判”的假案把戏,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和学生都拒绝“合作”,又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才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如意算盘”。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出于王军涛所“敬重”的“虔敬的献身精神”,拼命罗织自己和他人的“罪状”,使当权者残民以逞的阴谋一次次得逞;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的解放和心灵的觉醒,对中共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进行抵制;“六四”之后,除钱学森、何新等极个别败类之外,知识分子普遍拒绝与当局者合作。但就是在这巨大的进步之时,王军涛去胡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颓丧”,还指责什么知识分子,竟然只有那样少数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是考虑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的判断。

王军涛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被捕的,在逃往时他曾得到许多人不计利害、生死的帮助,他理应对实际情况基本了解,但他却得出了这种反历史的荒谬结论,他这才是真正的“诋毁运动“,诋毁觉悟了的中国知识分子,诋毁觉醒的民族精神!

最后看看王军涛对自己的态度。王军涛在信中声称,“本来我不该在法庭上为运动中不该我负责的事情和观点辩护”,只是因为,“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以及“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而“那些活着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合理的辩护“,以让死者觉得,”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的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他在信中说“为大量的证言的内容吃惊”,“当某些言行是带来惩罚的原因时,我愿承担;一俟它们成为荣誉或带来利益时,我将还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应有者!”

笔者之所以不嫌烦琐,大段摘抄王军涛的话,是为了让读者看出,王军涛在此信中是如何极力向当局表白自己是无辜的,是在代人受过;是如何巧妙地借机贬损他人,抬高自己。在信中,他说他曾为反对领袖的合法权利辩护,而隐含的内容则是表白自己,“我不反对领袖”。更值得深思的是,王军涛声称“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我面对镜头,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从中我们可以嗅出一些政客的市侩气息来。

王军涛曾因参加“四五运动”和“民主强运动”而声名大噪,据说他要做“毛泽东”,甚至连举手投足的姿态都学毛的一套,从一九八八年秋季即到处鼓吹“新权威主义”,说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希望能恢复秩序,在没有秩序的生活中受不了”,“要中国人民作整体选择,它不一定接受现代化”,“让每个人自己抉择的话是抉择不起来的”,“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交给全民公决,结果是不利于这个民族发展的;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搞民选,民选的这一部分官员绝不比政府任命的官员更清廉,可能更腐败。(参见王军涛“中国当前需要行政权威”,《国情研究》一九八九,三月,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出版)

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后,王军涛不再宣传“新权威主义”,也投身于民主运动。据我所知,在“八九民运”中以及在其后审判过程中,王军涛对整个民主,对其参与者和代表,并不是很负责任的。

主张在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投身民主运动却不赞同其内容和方式,只不过想借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王军涛被崇敬为“民运领袖”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仅此一端,即可以想见中国的民主事业绝不会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卓绝,坚持不懈的民主启蒙运动,才能成功。

最后,对所有因“六四”和其他思想,言论而蒙难的人士,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并吁请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处境进一步予以关注,加强对中共当局的压力,迫使其遵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并以此原则对待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践踏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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