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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简析(1995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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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简析

 

─仲维光─

 

 

 

按语:应海德堡大学邀请仲维光和还学文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两场演讲,一场用德语演讲的题目是“Ueber die Petition der 45 in ChinaMai1995(关于四十五人呼吁信)(还学文演讲),一场用中文演讲,题目为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仲维光演讲)。演讲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在十三年前整理修改存底,由于现在感到很多看法值得更深入地探讨,因此也贴在博客供大家参考。

 

 

完全政治化是极权国家的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在社会形态上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封闭性,即如卡尔·波普所说,极权社会一般来说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在思想和文化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它造成了封闭社会中的封闭的精神和封闭的思想和学术。

在极权社会中生长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都必然和政治产生关联。例如最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在完全政治化的极权社会中,必然会被极权社会的统治者视为是可能偏离正统的危险的离心分子,他所造成的影响也必然是对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一种消解。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人漠视正统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因此,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涉及政治,涉及政治则必然涉及封闭性和完全意识形态化。因此,作者认为,任何一篇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章,如果看不到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的封闭性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则很难准确地描述、定位中国的知识分子。

本文将由此出发,分别选取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中的几个个案,从他们与极权社会的封闭性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不同关系,进行分析。作者愿意在此强调,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当然和完全政治化的共产党社会有着不同的关系,作者无意于以一代全,而是想以这些个案描述、解释这些个案知识分子的表现及可能的原因,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能特点。

 

一.许良英,及其同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统治,这是分析今天大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许良英就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参与了共产党的很多工作。这造成了许良英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1.开放的学术训练和眼界;

2.封闭教条的思想框架。这两方面的交织和冲突伴随着许良英一生的追求。这也是他那一代人的时代影响的特点。当然对于不同人,表现的现象不同。

 

1.许良英的大学生活是在开放的社会中渡过的,他经受了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虽然,他在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有很长时间处于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许良英和他那一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学术却一直是紧密相连。由此,使我们看到极权社会对学术和人性的摧残比战争更为尤甚。

许良英青年时代奠定的基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开阔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许良英的翻译介绍工作,无论从其选题,还是最后成书的质量都显示了这个特点。五十年代以后许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从他讨论的问题和所引用的文献,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当代学术文献和讨论的问题。

2.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使命感,许良英年青时在科学和爱因斯坦,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此后他在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时间中从事的都是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一九五五年开始的一系列遭遇虽然先使他由革命转为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后又转入爱因斯坦翻译介绍的工作,生活坎坷,但是直到七二年林彪事件后,他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产生怀疑,认为这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带来灾难。八零年前后企图通过对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启蒙,宣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民主和现代化。但是从八三年开始,他依然是每次运动整肃的重点。直到八七年他才开始了政治上的另一次转变,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能宽容和自由,能给人民以民主,逐渐诉诸于民主、人权等原则。

许良英的一生的变化都是和政治影响密切相关联的。他近年来的转变也是如此,政治上变化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认识论的变化。和欧洲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变化相比,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特点,和那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国家、民族使命感有很大的联系,政治上的追求永远把知识的追求置于次要的地位。

 

二.方励之、李泽厚和走向封闭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时代

 

方励之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代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大陆社会的转型期。例如,方励之生于一九三六年,四九年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时,他上中学,他在社会走向完全封闭和意识形态化中,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整肃和驯化中成长。

由于方励之是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成长的,因此和许良英不同,他既受过前辈知识分子良好的知识训练,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又显示了走向封闭的特点。这一点反映在方励之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他能紧密地和当代学术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问题上绝对不随意而为,严格遵守规则。而另一方面,方励之在科学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上却也在不同程度显示了他的封闭性。在科学思想问题上,方励之只了解到爱因斯坦等少数几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学科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全盘西化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说法等都显示了封闭社会的特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他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不过是一些初级知识。造成这种情况并不能只用这并非是他的专业来解释。方励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产党,五七年给共产党中央的上书,八十年代呼吁青年人加入共产党以改造这个党,这些事实都是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基础和眼界上,方励之都显示了极权社会对他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方励之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还保持了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化,那么李泽厚等人由于从事的是人文科学,这一时代的特点在他们身上的反应则是,他们完全参与了走向意识形态化,比方励之他们更少的可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保持非意识形态化。虽然如此前辈知识分子,和在共产党之前的社会的影响在他们身上还是能找到痕迹。

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对政治和国家的态度在他们身上反应是,他们都不是反叛的,或力图为国家服务,或力图为统治者效力。方励之由于科学结论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产生了冲突,并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身上受到一些影响,因此号召知识分子进入党内改造党。而李泽厚等一代知识分子,则始终是要为统治者建言。自五十、六十年代以来他同代知识分子有的暂时曾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例如王若水、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而另外由很多人,如李泽厚、刘再复和汤一介等人则自感满腹经纶,怀揣奏折、待价而沽。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政权的关系既在根本上和其它东欧等共产党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极权社会在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仕对统治者依附的传统关系。

 

三.金观涛:封闭社会中成长的一代

 

经过李泽厚这一代人后,在中国社会表面留下的就只是近代西方产生的极权社会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和能被这种封闭社会相容的,中国传统中固有的符合这种近代封闭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内容。

金观涛出生与一九四七年,他生长在共产党社会最稳定的时期,是完全由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在他受教育的青少年时期,正好是共产党已经彻底完成了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完全封闭的时期。因此在金观涛这一代人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即便是中国传统也是割裂的,或说经过筛选后,片面的。作为个案的金观涛(那一代人中当然有不同的表现)表现的是完全对那个极权社会的适应和顺从,是极权社会中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的学术特点是,一切为现实政治服务,完全意识形态化。其学术和思想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思想方法上,也表现在对当今世界学术和思想的了解和认识上,他们基本上不了解当代其它地区的学术和思想。

金观涛走的完全是戚本禹姚文元之路,虽然题目和六十年代很不相同。但是他和李泽厚这一代人的不同在于他甚至缺乏李泽厚这一代人的学术功底,眼界也有很大差异。金观涛这一代的眼界是完全封闭的。对金观涛的具体分析,笔者另有文章专门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参见仲维光:「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四.文革中中学生中的反叛群,封闭社会中地下开放空间

 

文化革命中的老中学生生长环境几乎完全和金观涛一样,但是诚如叶凯蒂女士所说,他们和老大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瓦格纳教授谈到,封闭社会的封闭肯定需要知识分子的配合和合作才能达到。受他们的启发,笔者认为文化革命中的老中学生中的反叛群已经具有鲜明的特点,因此接受他们的意见,作为具有独立特点的一个群体看待。

造成文革中中学生中一小部分人和金观涛等人不同的原因是:

1〕这批人在他们中学教育尚未完成时,极权社会从稳定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他们经历了极权社会所特有的统治集团中的倾轧,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2〕他们没能进入享有社会优越地位大学,反而被送到了社会底层,农村。这使他们和金观涛等一代人在上大学的年龄,二十岁左右面对的完全不同,一个面对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学术和稳定的社会地位,一个面对的是穷困和充满各种问题的社会底层。一个是极权社会基本结构中一部分,一个是位于社会边缘,控制力薄弱的空间。由此并造成了这批中学生精神的朝向与金观涛等大学生的不同。

3〕文化革命后期的混乱和插队带来的政治上的相对控制松懈,使得这些人有条件形成一个地下开放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可以传阅各种可能得到的书籍,进行各种讨论,尝试各种生活方式。

4〕生理上他们正出于反叛的青春期,并且由于在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很有才能,不能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样受正常、必须的教育,或由于苦闷无处发泄,而转入各种思想和精神问题的探索,或把自己的抱负由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在这个群体中,不是顺从,而是反叛成为主流。

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的这个现象直接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和精神领域。这批中学生的各类人,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一现象也为我们对知识分子在封闭社会中可能起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五.王丹、柴玲等八十年代的一代:蜕化与变化的一代

 

王丹柴玲等人出生在六十年代,成长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1〕极权和封闭造成的各种腐败和蜕化现象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如江河日下。他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社会和学校中的气氛、基本训练和道德和前几代人所处的环境相比都更差。除了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衰败和混乱外,八十年代的重新走入所谓正规的大学事实上早已经不能和以前的大学同日而语了。

2〕八十年代虽然中国是处于相对上有所松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和六十、七十年代不同,人们逐渐能看到更多的一些书籍和了解到这个社会以外的情况,但是还是不能和五十年代初期走向封闭之前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和学术气氛相比。一方面由于自己封闭的思想框架使得他们不可能看到海外学术的真谛。另一方面他们在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从姚文元戚本禹那种学问蜕化而来的,最粗制滥造的为政治需要服务的,例如所谓《走向未来》丛书式的学术。这和五十年代初期青年能接触到的气氛截然不同。因此,在这批年青人身上学术和道德的代代蜕化特点反应明显。

3〕这批人和上述两类在共产党社会出生和成长的人的不同是,蜕化不仅破坏了那种对共产党和乌托邦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也破坏了人们一切信仰,道德和伦理。因此从另一方面说,共产党社会为自己培育了不稳定的因素,这批人对社会的作用,破坏性将远远大于建设性。

4〕这些人虽然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但是和文革中的老中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的是,这种破坏性不能等价于那种反叛。在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反叛群体,一方面是个人才能原因,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他们重新有了沿着社会阶梯走的可能,有才能的人有了出国和选择各类专业的可能。因此,八十年代尽管是所谓改革开放,但是,并没有形成象七十年代初期在老中学生中那样的开放的地下空间。八十年代的开放也绝对不是卡尔·波普所说的那种开放

因此,蜕化与变化是王丹柴玲这批人的特点,这种变化和反叛群体的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这两批人虽然都是在变化,虽然八九年前后王丹等一代人和上述反叛的群体在中国的一般政治生活中合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在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领域中的趋向,及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八九年、及其后这批人在国内,或逃到国外后的种种表现反应了上述特点。

 

 

                     一九九五年六月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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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4/13/11 12:13:05 PM
楼主你看看按你的出生你属于哪种知识分子
游客
   11/25/08 07:16:06 PM
再来一次89风暴行动,民主的革命就会成功了,共产党现在是不得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