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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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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

—仲维光—

 

去年十一月,潘婧的《抒情年华》发表后,她的影响逐渐由大陆扩展到海外。

我认识潘婧算来竟然已经三十四年。一九六七年,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昨天的事情。我认识潘婧就是在那一年。

究竟是如何认识潘婧的,我记不清了。似乎应该是在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派负责和北京市中学联络的范希安那里。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约一月底,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王力突然来到清华附中我们这一派的住地,在宿舍楼一楼两间由一门连通的十七八米宿舍房中,“接见”了清华附中和一零一中的造反派。那是我们第一次和外校的造反派接触。可以说,是中央文革使我们跨出校际。四月三号和四号中央文革的两次讲话又把中学生中潜在的不同,表面化为四三、四四两派。就这样,人生的三划两划,给我和潘婧同在的那个世界,画出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也许我们都会毫无所知地走出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认识,不知道是属于同一个精神殿堂的。

尽管可能我是同时在范希安那里见到潘婧,史保嘉和XX兰三个人的,尽管这三个同是来自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女附中的女孩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是,我首先熟识的却是史保嘉。那时,我还完全还是个孩子。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时而会吸引我的注意。但有的漂亮得让我感到遥远、生疏,有的让我感到熟悉、亲切, 有的让我感到躁动不安,有的却让我感到安静清爽。史保嘉的漂亮似乎天生带有我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分,所以,在六七年我们就非常熟识了。我们的熟悉也永远停留在六七年。直到今天,它没有衰老,也没有长大。而潘婧,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漂亮、宁静,透明到似乎没有血肉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她对我是遥远的,却是清晰的;亲近的,却似乎又没有了距离,原来完全在自己的脑子中。她对我永远具有吸引力,但却是抽象的,似乎永远没有尘世间的感觉。她在学校里用的名字是潘青萍,这名字的音节对于未解其义的人来说,是通俗的,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声撞击。“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青萍,这是名剑的名字,古韵醇厚,却又清新雋永。这父母怎敢这样大胆,给如此清灵的女孩取如此杀气袭人,侠风凛凛的宝剑名,而单独理解那两个字却又清新飘逸。

和潘婧更多的来往应该是六八年以后的事情。六八年春天,有抱负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认识到文化革命中的分歧是人生和社会深层的分歧,开始探讨二十年后会如何。师大女附中的老红卫兵郑中伟在学校组织过几次跨校际的双方辩论。我所在这一派的一零一中的任功伟,也跨校组织了一个小群体(我和我的朋友戏称它为“二流社”),周末有时到香山,有时到北海,闲谈、交流、游玩。潘青萍和戎雪兰是任功伟组织这个群体所看重的人物。而我由于天生和任功伟气质不合,所以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但是,我也从那一年开始长大,逐渐思索更多的问题,所以和潘婧的来往也就多起来了。

到了六九年,保嘉忙于恋爱去了,我们则在积极地准备插队。为了二十年后,我们在积极地读书、找书。我们一方面积极地思索当时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思索未来,规划自己的未来。从那时起,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进入了反叛期。

同龄的青少年时期的男孩永远不如女孩成熟。和我同龄,甚至比我小的清华附中的女孩,很多人的男朋友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我那时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根本不懂得恋爱是什么,也更不知男子气为何物。当然心高气盛和英雄主义气质,天生在我的血液中流动。从六九年后,潘婧象我面前的一面清爽的镜子,成为我一生中永远的朋友。和她谈天说地,好象是在一片平原上,哪儿都是透明的,相通的;和她谈文学、哲学,毫不费力,点到神到;和她谈人生,谈思想,我从来没有屈辱压抑,要保护自己的感觉。“林妹妹从来也不说那种混帐话”,这红楼梦中的神来之笔,我深有体会。(我非常幸运的是,还有一位从来也不说那种混帐话的导师,许良英先生。)

六九年冬天后,我读的很多书有哪些是从潘婧那里借来的,现在也记不清了。赛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斯汤达的《红与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有爱伦堡的“斯汤达及其教训”的《苦果》,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玛托夫《我的那颗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等等,小说,诗歌,哲学,历史,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学,那时是只要是难找到的书,见到就读。

雷马克和他的书,我是从潘婧那里听到、并借到的。《生死存亡的年代》、《西线无战事》读后回味无穷。《凯旋门》曾经是我到处寻找的书。年龄的增长,也就是生命的展开,雷马克、海明威,和潘婧使我逐渐知道什么是男人,男子气。潘婧有一句话成为我的铭言,那就是:男人是不用打扮的。刻意穿著的男人让人看不起,因为那正说明他没有东西。

潘婧的打扮,在我看来总是信手拈来,但是总是那么贴切、高雅,似乎什么廉价的衣料到他那里都变得高雅。这时你会更理解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名牌、价格给不了你高雅,可她却随手可得。人经过努力会达到一些目标,但是更高一层的却是很多东西无法刻意追求到。史湘云的“是真名士自风流”就是这个道理。

七一年的冬天我回北京,知道潘婧恋爱了,并且搬到了他的男朋友那里住。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她居然随手就作了。由于她的男朋友我也熟悉,因此,这件事情很让我吃惊。但似乎我也没想更多,因为潘婧还是潘婧,我们还是那样来往,借书换书,聊天。况且我那时也已经恋爱了。那也是反叛的一部分。我从被动地恋爱,到主动地失恋,又到主动地恋爱,从孩子逐渐变成了男人。潘婧对我来说,则好象从来就成熟,并且没有年龄。

如今,二十多年前活跃于北京的这些中学生都已经成名了。我是从这个历史中走过来的,但是令我奇怪的是,那段时期北京最重要的中学生的沙龙,也就是集中四三派,并跨越四三派圈子的,由孙康(诗人方含)和张鲁生热衷维系的西单达智胡同沙龙,却由于八十年代后孙康看破红尘,默默地过平民的生活,而被那些势力的人有意忽略。这个沙龙应该说是这一圈子人的唯一的沙龙。潘婧和她当年的男朋友实际上可以说是这个圈子中的重要人物。虽然潘婧和孙康很少来往,潘婧的男友曾经因为“人格”问题,被孙康当面斥出这个圈子,可是他们的来往朋友大多是这个圈子的人。

潘婧插队在白洋淀,孙康插队在距离白洋淀不远的徐水县,白洋淀—北京,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地理空间;白洋淀—北京,消磨了潘婧的《抒情年华》;白洋淀—北京,孕育了潘婧、多多、芒克、谭辅成等人,也留下了郑义、 北岛、江河、甘铁生等多少当年中学生的足迹和心路。

潘婧从来不是要占据人间一个有形的位置,要显示她的存在的人。但是,在当时北京中学生活跃人士的圈子中,谁都看到她的存在,那是一片飘逸的存在。很多书是从她那里周转出来的,很多新的想法和追求,都有她的影子。她潜在的存在使男人们不敢怠慢,女人们更加积极。

对于很多人需要的世俗的虚妄,她常常一两句话就使那一切烟消云散。记得有很多人吹捧彭刚如何天才,我认识彭刚的姐姐,却始终不认识彭刚,便问潘婧,潘婧听了只是淡淡地说,那是我们院子中的一个小孩。我还认识几个女人,发了几篇文章,出了些许书,就张口闭口我的读者如何,颇以大人物自居,失去了人和女人的本色。潘婧却并非如此,她是有很强自我的人,她非常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学问和文学艺术为何物。和她的穿著相似,看来缥缈的存在,但她其实非常实在。

潘婧读书的思想和灵感,非常实在,既不粗俗平庸,也不装腔作势,故作高雅。这常常使我再次感到,人的本色是最可爱的。农民的憨厚和无知,很多时候是可爱的,可他如果硬要装腔作势,就丑陋了。猴子可爱,沐猴而冠却只能讨人一笑,甚至可能遭人利用。

七二年我转回北京后,与潘婧相似,和家里的关系崩溃多次。由于连年劳累、心情抑郁,我终于在七四年得了肝炎,由于不断的感冒和其它意外的打击,这一病竟然是将近十年。虽然如此,在潘婧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往,聊天。后来她和男朋友分了手,去了大港油田,我们的来往少了,就象一条内陆河,似乎从地面消失了。她和这一圈子人的来往也是越来越少。

七七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师大学前教育系。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她又恢复了和以前男友的来往,但很快又分了手。那期间,她到过我月坛北街的家一两次,但是,似乎一个时期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在忙于进入社会,有的在学校学习,有的在寻求职业,有的在想方设法进入官方的媒体。就我所知,那时,只有芒克还在自由自在地、没有规矩地生活,孙康则看破红尘,淡出所谓文坛,过自己的生活。我在病床上,疾病几近把我打垮,不敢再坚持走自我,自学的道路,也随社会潮流,上了大学。由于身体,还使我放弃了很多社会来往。

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大约是十几年,我和潘婧没有了来往。期间,我只是知道,她大学毕业后,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来又转到作家出版社,再后结了婚。再见面的时候,是九四年,我出国五年后首次回国。

十几年的社会沉浮,很多人有了尘世间的豪华,失去了生命的光采,已到中年的这一代人,脸上的臃肿衰老,大都伴随着世故、惰性。旧日的灵感,旧日的创造冲动,旧日的心高气盛,旧日的聪明灵秀已随江河东去。睹人思己,经常使我非常沮丧。每及于此,我的脑海中常常回荡着儿时背诵的沙白的诗句,

“落下鼓风的帆,收起击浪的橹,

留恋池上的涟漪,船底宁静的兰天,

从风雨中驶过来的船,在这里搁了浅。”(沙白,扬州史可法舫)

但再见潘婧的时候,她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还是和以前一样。那时,她的身体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打击,怀疑得了癌,这其后两年,她似乎都是生活在这个重压之下,并且进行过最痛苦的放射性治疗。但是,我们之间很少谈论它,我似乎也根本不相信那会打垮她。

九四年返回德国的时候,我为了研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变化,特地带上了爱伦堡六本《人、岁月、生活》。二十年前,那对我来说曾经是非常珍贵的书籍。她看了,还是象以前那样,淡淡地一句,“带它们干吗,那还值得看吗?”我一楞,及至回到德国重新翻看时,才体会到她的话的分量。二十年的变化怎会如此!爱伦堡的书已经不堪入目,无论从语言、概念,还是行文、语气,粗制滥造,浮夸做作。此时才知道西方对这六本典型的共产党文风和精神的作品评价极低。这个变化使我再次看到我们这两三代人先天的缺憾。

那段时间,潘婧的身体很差,但是已经动笔写《抒情年华》,间或写点其它的东西。她想的很多,作品却不多。因为,一个向前看,同时也能向后看,看到自己本身弱点的人,尤其看到了生活在那个封闭萎缩的社会中的几代人的先天不足的人,不可能写的多。厚积方能薄发,否则捉襟见肘,丢掉的是自我,遗笑大方的也是自己。

她写的几篇作品都给我看了,而我返回德国后,感到文章不错,就作主给了海外的杂志,所以她的几篇较为有影响的文章,实际上都是首先发表在海外的杂志上的。如“文革中的心路历程”,“关于武则天的电视剧的联想”。

到九四年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她常常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就训练和是知识的积累来说,都无法和前辈人、和正常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相比。也许能作的,就是象经历了二次大战的那代人那样,记叙好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个好的教训,因为经历和反省毕竟也是人类最保贵的财富。对此我也是深有感触的。从九四年开始,她时断时续地写作《抒情年华》。这本书渗透着她的良苦用心,但她的身体和环境,却使她无法、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使她无法更深地寻思涉历,追思往日。尽管如此,她还是终于把那个时代留在了笔下。

《抒情年华》描述了她那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

生命对每个人都是美好的,但是所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和社会,对每代人,却是不同的。人们对他们自己曾经拥有的生命都会抒情讴歌,然而,如果把对自己生命的爱,混同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却就是情何以堪了。

人们也许会发现,《抒情年华》中记述的追求和骚动,类似于二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也类似于十八、十九世纪,乃至当代西方小说中的西方知识分子。但是,在当代喧哗的中国所谓知识界,青年学生中,却似乎是陌生的。人们能够发现,《抒情年华》中记述的那代人,就功力,无法和前辈相比,但是,比后一代人,却又多了一份虔诚,多了一份扎实。人们也会发现,书中记述的那代人的精神,类似于被专制、被生活夭折的,他们无缘谋面的前辈,却远离那些苟且下来的父辈,以及稍微长于他们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叛,他们对生活的爱,他们的反省,甚至并不输于无缘谋面的前辈。比他们之后的一代人,他们却又多了一份才华,多了一份精神。

潘婧这代人的抒情年华是一个悲剧,但是,读潘婧的《抒情年华》,如果你的思想不停步,你就会发现今日中国的悲剧还在重演。俯今习往,悲剧中之大悲在于,在现在二三十岁的人重演的生活中,人们看不到,最真实的“生命冲动”究竟在哪里!两代人相比,在八九年天安门一代人中,到今天,十年过去,没有看到一个精神强盛的人,更不要说一个象潘婧那代人那样的反叛群体。当然尘世的成功,他们是不缺乏的。

然而,风化石,浪淘沙,生命中最先消失的就是那些尘世的成功者,能够留下来的则是对生命的渴望和追求,因为代代人都有那强烈的对生活和生命的爱。潘婧这一代人能够和不相识的前辈相似,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所显示的最浅显的道理。后代人和潘婧这一代人相比,让人感到沮丧,也在于此。无论是专制封闭,还是知识断代,长夜漫漫,有朝一日生命还是会呈现出她最美好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无论什么样的专制和对人性的摧毁,都是不足为惧的。潘婧的《抒情年华》最可贵的也许就是她记叙的不是政治,不是社会,而是对生命的渴望和追求。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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