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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转载—还学文:遇见许良英先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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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喜欢批评,口无遮拦,接触过他的人大都了解。面对初次来访年过五旬的的客人和他呈上的个人著作,许先生旁若无人地指斥“写什么序呀,吹吹捧捧的”,而书桌上正陈放着他自己为人作的序。[8]这个例子典型而传神,性格与环境相互为用,共产党领导一路作下来,做成了革命领导的心理。如果仅仅是政治态度而没有一个心态的变化,那种角色所沉淀下来的作风不易改变。

许先生作出版检察官,“审查科学院全部出版物(包括几十种学报和各种专著)的‘政治立场、观点和保密’问题,要经我签字后,才能付印”(许良英19901220日致仲维光)。三年的出版审查工作,人们只听许先生讲过一个他放行黄昆英文物理论文的故事,放行显然不是党派许先生担任审查的目的。六十年后许先生说,“这个东西是书报检查员,……反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东西,……当时想到共产党需要,没想到是在控制思想的”[9]。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但有党的需要的观念,执行出版审查就名正言顺而无禁忌。

负责书报审查这段时间许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其它都是为党的宣传文字。即使这篇爱因斯坦的文章也是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批判爱因斯坦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的宇宙学研究徒劳无功等。许先生1964年翻译出版的玛根瑙的《物理学的基础》(H·MargenauFoundations of Physics》) ,一万三千字的“译后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物理学家阶级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发现科学真理。类似的批判文章还有他1965笔名林因发表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1973为内部翻译出版的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W·Heisenberg:《Physik und Philosophie》)一书写的序。[10]对于共产党知识分子许先生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为纲不言而喻。

 

二、奉命而作

 

上个世纪初识许先生,我对他充满敬意,敬佩他在沦为右派的困境中还选择翻译爱因斯坦。直到他去世之后才知道实情不尽如此,原来他是接受党的任务,并且是在“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后,才“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介绍他的思想了”[11]

2011年《腾讯》采访中记者提问许先生,“还想问一个跟您交往有几十年的老朋友,周邦立先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共产党要求你干什么,你是闻风而起,让你干吗你就很积极。但是他当时一下子就辞职,自己在家做翻译。后来几十年你们的命运也不太一样,你比较过你们之间吗?在当时的选择上”。

周邦立先生长许先生一岁,也是浙大学生,当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精通英、德、俄三种文字,四九年后也曾在科学院工作,1954年辞去公职专事翻译;以“社会闲散人员”之身,翻译研究达尔文卓然有成,1982年病逝上海。对记者的尖锐提问许先生答得断然而无余地,“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的, ……我不欣赏他这样做”。区别当然存在,在独立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之间。在那个党管到底、一元定向的时代,选择的代价是沉重的—从物质生存到事业发展,周先生比许先生早走三十年。这沉重也反映在许先生的惋惜中,周“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当他解放后成为一名无业人员以后,他那一段光荣的历史更被人们忘却了”[12]。从革命知识分子许先生已经走不了回头路重作一名没有定语的、普通然而真实的知识分子了。革命,格式化了许先生的头脑,销毁了他非党的感觉和思考的能力,许先生继续随着革命乘风而上。

许先生一生中重要文字工作都是奉命之作而非自由研究:六十年代以右派之身翻译爱因斯坦是受命于“中国高层所下达的任务”(见许成钢:“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祝父亲九十大寿”),八十年代成为科学史研究员主持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是接受科学院的任务。不仅是革命的生涯而且是革命的情怀与人生观屏蔽了许先生有可能成长出自由选择意识的精神资源。

从材料的选取到文字的删节以至编著者的评述,许先生毕生的两种重要工作—《爱因斯坦文集》和《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在什么程度上为奉命所限?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作为学术著作使用?就不是多余的问题了。

 

三、因忠诚而荒诞

 

 “‘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13]

 

“我对共产党相信,对党报也相信。所以我回老家以后,大跃进亩产多少斤?早稻亩产36900斤,农民都不信,我说党报你可以不信吗。我也是信,生产队的农民不相信,我还跟他们争辩。

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都很认真的。林彪说全国一个思想,全国需要有一个毛泽东一个思想,全国就好了,很快就会到共产主义了,我都信的”。[14]

 

党劫持了个人、忠诚主导人生,一个曾经受过良好训练的头脑也会“执迷不悟”如斯。反右以后许先生还能追随共产党革命我不奇怪,因为他一直还信奉它的主义;许先生竟相信过亩产万斤粮我难以想象,他到底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许先生会不疑“全国一个思想”的说法我惊异,他毕竟读过爱因斯坦。

 

四、晚知晚觉的政治转变

 

1939-74年这35年对毛一直迷信,对党深信不疑”, 1974年在北京了解到‘批林批孔’的真相”开始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许先生说是他政治上的第一个转折,但还不疑共产党、不疑马克思主义。1980年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启蒙开讲科学技术,他很得意的“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980)和“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1981)都是给党国建言的。

许先生承认直到1986年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胡耀邦在台上,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胡下台才觉得“党已无可救药”,“Marxism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1993426日以及523日致仲维光)。直到这个时候,在思想、政治和个人行为上,许先生都没有离开共产党。

198611月因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遭到共产党高层禁止,被迫退休,现实政治上许先生告别共产党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转向“民主”“启蒙”的话题,另一方面投入呼吁联署这样的社会活动:19892月发起42名知名科学家和作家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1994年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1995发起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

 

关于“民主”的“讨论”?!

 

“民主”是许先生晚年的大题目,在他的通信中也如此。于我而言许先生是学者和师长,今天读他的来信我关注的也是在他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我力图发现他与仲维光讨论中的分歧所在,读到后来却越不明白他们争论的意义何在。仲维光的观点不外现代民主制包括两个方面,价值与方法;人权是现代民主制所选择的基本价值,如何实现人权原则是民主的方法:多数决定例如代议民主,而代议制又有两党制或多党制,等等;人权的价值原则是更根本的。

许先生也承认“现代民主概念的内涵是包括人权、自由、法制概念的,人权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1993913日致仲维光),但是坚决反对仲维光“更根本”的说法,断言这是历史倒退—从陈独秀1919年“把人权概念扩大为民主,并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归结为民主与科学”的“创造性重大贡献”的倒退,因为“如果把原来大家比较熟悉的‘民主运动’改为‘人权运动’,不能认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把目标缩小了”(1990106日致仲维光)。难道是敝帚自珍,只因“民主”是自己的大题目,就必要争出一个“进步”、“倒退”?

慢慢地我看明白,争论不在于人权是不是价值、民主是不是方法,而在于人权可不可以是价值、民主可不可以是方法,换句话说,民主能不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批评、不可讨论的。在许先生民主是教条:“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凡是不能保障人权的制度,绝不是真正民主的”(1998516日致仲维光)。而对于他的学生什么都是可以讨论的,“民主并不是如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唯一的教义”,不是另一“最完美社会制度”的标签(19931019日致许良英)。分歧根本,无法调和。

 

许先生研究方法拾零

 

仲维光与许良英先生为什么从相识就分歧?七五年许先生还在考虑二次革命,仲维光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它的主义还有它所由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才有他第一次遇见许先生时的问题,您是读过爱因斯坦的,为什么也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他已从党文化的轨道切出,从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范式中发展。分歧难以避免,分歧无法消弭。

从两人的通信中可见两人几乎无处不分歧,不仅在观点意见更在主张的方式与讨论的态度。后者的分歧更根本。许先生谈论许多问题,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但他的论断常常更近宣传而远学术。

这里谈论所及限于我所接触到的许先生以及关于许先生的文字,拾零而已;虽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一、 阶级分析邱吉尔

 

仲维光一信中谈起“正如邱吉尔所说,民主制不是一个好制度,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制度能够代替它”;回信即被许先生批判,“你对民主的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常被人引用的Churchill的那句话,不过反应了一个大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无奈。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战功赫赫,可以说救了英国。但在1945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7月举行的英国普选中,工党赢得了绝对多数的议席,他的自由党只得12席,正在参加Postdam会议的他不得不辞职回国。这样的民主制他当然不会叫好”(2001728日致仲维光)。

误解邱吉尔的看来是许先生。资料所载邱吉尔19471111日在英国下院演说原文是,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大意为,

[没有人以为民主制是完美或是最聪明的制度,但的确有人说过],除了迄今所有那些已经尝试过的政府形式,民主制是最坏的一种”。

邱吉尔的意思是民主制不比迄今其他政治制度更差。不把民主奉为至善,却是许先生的一元历史观无法容纳的。民主社会中一个败选的政治家可能会指责一切—他的同党、他的政敌、媒体的唱衰等等,唯独不大可能攻击他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机制。1945年败选后,1951年邱吉尔再度当选英国首相。许先生有太多的教条—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阻碍他对民主制度做实际的了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邱吉尔进行出身论的“政治”分析,许先生并不感觉荒诞,他缺少另类思考与感觉的精神资源。

 

二、定义“Democracy

 

199499日信中仲维光谈到已故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关于“Democracy”的一种意见,“民主一词在德语中被翻译成人民政权是严重的错误。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人民的政权,……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寻求一种方法,不使某些人权势过大,并且这始终是民主的中心所在”。

卡尔·波普即遭许先生批判,他不喜欢波普。却未必了解他。许先生认可十七世纪荷兰著名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因为爱因斯坦尊崇他。但爱因斯坦多次谈到叔本华“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要他想要的”的格言深刻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许先生却执意要爱因斯坦“根本不可能接受”叔本华的影响,理由是“众所周知,叔本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悲观论和唯意志论,为人极端自私,而且言行不一。对于这些,爱因斯坦都格格不入”[15]。而那个“众所周知”,官方哲学而已,许先生却以此无视爱因斯坦的自述。

19941021日许先生回信,“你信中所说的Karl Popper 对民主的见解使我吃惊。这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第一次世界后西方一般反传统的思潮,……‘Democracy’源自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ίαDémos+kratia ),Démos译为‘村社,义即选区,kratia为主权,加在一起就是人民主权。这种解释,在希腊的古籍,包括Aristotle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都清晰可见。看来,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如果不承认Democracy是人民政权,试问怎样理解PericlesB.C.430年在阵亡战士葬礼上的讲话和Lincoln1863年代Gettsburg演说(“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呢?”

又是典型许先生的思维、“研究”和话语方式。西文如英文democracy德文Demokratie与古希腊语源近,“民主”则是中文对“Democracy”的翻译。要说明“Democracy”的原意,古希腊文知识是基本工具;不具备这项语言技能,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那样的“希腊古籍”等等,就没有意义。“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的“看来”,未免武断且不切论题。Democracy之为希腊城邦政治中多数决定方法的解释则是在西文辞书中随处可见,而多数决定也确为当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另外,援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论证时间上就有困难:波普所谈和许先生要论证的是两千年前雅典城邦的Democracy,林肯演说是两千年后的当代。贴标签不能代替研究和讨论,无论这个标签多辉煌;这应当是常识。

在引用材料、论证方法和说明事实上,许先生的“Democracy”定义处处疑难。

 

许先生话语方式散例

 

为了这个小标题还犯了一番踌躇。称论述风格?—不当,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风格如何都无可置喙。称论述品质?—也不妥,谈到“品”,价值判断就已预设其中,而我只陈述,有许先生自己的文字表现他的话语方式。

 

一、还是大批判

 

19911126日来信中许先生谈到某人文中的半句话“西方科学中那种对事实的怀疑精神”,随即批判开来,“对事实也怀疑,这算什么‘科学’?她可能是抄袭Marx‘自白’中所说的‘怀疑一切’和‘文革’时高喊‘怀疑一切’的口号。这样的人居然也大谈什么‘科学主义’,真是不知羞耻。光是这句话,你们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对事实的怀疑”固然不通—怀疑一般是针对关于事实的判断而不是事实本身;但“文革遗风”的说法就未免上纲上线了,又如何扯得上“抄袭”?再者,判断错误,错误而已,不是道德污点,“不知羞耻”这种话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不合适。这不是讨论和容许讨论的态度。

所以记录这则故事,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并非为“不知羞耻”激怒而偶发,在许先生那里常见,—对不赞同的人和事批判甚至审判。老大哥的心态自己已不察觉,缺少其它的思维与情感方式觉察这种态度不合适。

在许先生那一代人,意见垄断是少数人的特权;今天是动辄以为真理在握,不容他人置喙,遍地枭雄。一代风气影响几代人。

 

二、断章取义,借题发挥

 

2002121日许先生来信写道,“至于‘良心’,是有客观公认的准则,不象你说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良心。……你所说的共产党和希特勒的“良心”,不过是一种兽性而已,也是中国古人所骂的“衣冠禽兽”!”。维光写出这种不通的话?该批,—这是我即时的反应。后来在他2002118日给许先生的信稿中看到下面一段话,

“知识分子一词我感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从现象上我们就看到只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性,批评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个词,什么是良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准则,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觉得不能神话知识分子”。

才知道维光说的是“良心准则”不是“良心”,随后是省略主词的定语“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许先生径自删去原文中的“准则”,一变而成他要批判的“希特勒的良心”,于是一路扫荡过去。许先生的信读多了我发现,在要表达不同意见或批判的时候许先生经常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使得与他的讨论于是劳而无功。

不容分说的“严厉”是批判的性格,基本的严肃则是研究所必须的态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而不觉,却是我对许先生所未期的,不料受过科学思想训练的人会变得如此。

 

三、“鼠目寸光”的印度人

 

这是一则真实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被决裂前那一两年信件往来已在减少,从许先生200391日最后的一封信很快读到他2001728日的来信,“那个70多岁印度人的话,纯属鼠目寸光的偏见”映入眼帘。“鼠目寸光的印度人”早已牢牢嵌入我的记忆,收到许先生来信当时维光就对我说起他这一惊人之语。这种粗暴无理的傲慢,始料未及,许先生似乎不在意基本的尊重个人。

这位年长的印度人是我1984年初到德国在雷根斯堡留学时认识的印度女友Gita的父亲。在Gita身上我学会赞叹印度人的智力—她曾在英国牛津求学、在法国索尔邦取得博士学位,在斯坦福作访问教授,2002年成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历史教授、海德堡大学三百年来第一位女性历史教授。她有一对聪颖的儿女,一路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一同经过牛津、哈佛,走向普林斯顿。在Gita身上我感受到印度人的美德—她细心、体贴、周到,事事替人着想,不露痕迹地让你感觉舒适而免于为难。不经意间Gita在我心中悄悄地播种下对印度的好奇、关注和尊重。

那是1998年,我们要去印度、去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去见达赖喇嘛。去印度的旅行,Gita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行前去看望Gita一家,碰巧她父亲正从印度来访。老人问我们以后想做什么,我们答说回国准备在介绍和传播科学认识论和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方面做一点事情。呻吟片刻老人反问,“你们不觉得今天西方的影响太大了吗?”我们一时语塞,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还没有认真想过。

Gita的父亲,Shri Dharampal1922-2006),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甘地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印度18世纪的科学与技术》(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1)、《公民不服从与印度传统》(Civil Disobedience and Indian Tradition1971)和《美丽的树》(The Beautiful Tree1983)被誉为开创性的,开启了对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科学成就与人文景观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他接受的是印度的英国式教育,大学曾习物理,曾在英国读书。

虽然不是毫无批评地崇洋媚外,但涉及到中国问题,那时我们的基本倾向还是全盘西化。Dharampal老人的反问对我们触动很深,对西方他当然不是 “鼠目寸光”,对印度他也不妄自菲薄,他的发问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关于这个问题Gita还告诉我们甘地当年的一个思考,他曾把盲目西化形象地喻为飞蛾扑火。对此我们开始思索,由此我们开始变化。开始面对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收起不假思索的疏远、自以为是的审判,转而观察、学习、了解,而后判断。

印度老先生的问话却令许先生愤怒,出自“比中国落后一大截”的印度,居然质疑西方的影响是不是太多了。1998年底来到印度,我们知道印度领先国际的软件开发,我们也亲眼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赤贫;泰姬陵旁颓败的阿格拉小镇及其烟尘滚滚的荒芜,拉贾斯坦帮首府古城斋浦尔的充满生气与欣欣向荣。印度“就交通设施,城市乡村建设,人的精神面貌来说,比时下的中国还要落后。……我到过泰国,那边的情况要比印度强得多”(仲维光199946日致许良英)。迎面而来的强烈对比把我们逼入困境:对于印度—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现状:殖民时代、独立以后,我们几无所知;我们仅有经历,还是行色匆匆浮光掠影,不曾与印度人有过交流。我们没有资格判断,我们唯有困惑。维光心中浮出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印度的传统文化有问题,还是面临现代化,面临西方,被西方影响产生的新问题?还有民主了,究竟采取什么政策问题” 199946日)。

许先生回信立下判断,虽然他对印度的了解可能也有限。“它今天所以仍如此落后,我看主要是由于:①对落后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②民族主义作祟,抵制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保护落后的民族工业,一方面对外挑起民族事端。如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破坏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③与苏联(俄罗斯)结盟,对抗西方,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尼赫鲁自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1999524日来信)。

许先生的判断是否合事合时姑且不论,单是那种官方政策批评的思路和判断就够教条。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更是典型的共产党社会革命理论,大陆上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许先生知否,民主制下很难实行这种“彻底的”社会改造。

许先生也难想到,对于接近印度、了解印度、思索印度,他高谈阔论的教条不敌印度老人一句平和的问话。

 

四、不仅是错误

 没有想到,更重挫我对许先生信心的还在后面。他1995222日信中的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

“最近粗读了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些章节,觉得多数论点确实是有价值的,但论证方式有时过于烦琐,有点象Marx早期的著作,容易使人生厌。这使我想起了Einstein1944年评论Russell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们读过Hume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Kant)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在这方面,德国人(包括用德语的人)可能最为突出”。

康德哲学我基本了解,爱因斯坦思想也略有所知,他真的认为康德哲学是晦涩的废话?我怀疑。然而,“(显然包括Kant)”的话许先生是用来引号的。我不清楚爱因斯坦是不是这样讲的,但至少了解引号的用法和意义。于是我向仲维光求证,—爱因斯坦不会这样评价康德,他十分肯定。那括号里的话是有引号的,我又叮问。—果真如此,就许先生自己加的;他毫不迟疑。你和许先生信里谈起过?—记不得了。既怀疑许先生的引言,又不敢设想许先生会把自己的意见竟自当作爱因斯坦的;我困惑了。也许能在维光信中能发现点什么,我 怀着一线希望,不意真在他给许先生的回信(199538日)电脑档中读到这么一段话,

“其二是您在爱因斯坦评论罗素时说的那一段话中,‘如果人们读过休谟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康德)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括号中的话我想是您加的。这话是不确实的,爱因斯坦的话应该不会包括康德在内。康德哲学不是晦涩的哲学,相反是以清楚闻名的,当然可能艰深,但是艰深不是晦涩。爱因斯坦不但继承的是康德的传统,而且很有康德哲学的特点,这也是经验主义哲学进入德语世界的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倾向。……爱因斯坦的话当然也不会包括罗素在内。他的话指的是黑格尔一类哲学家”。

说得明确直接、甚至不留余地。

许良英先生1995327日回信确认,

“上信中引Einstein的那段话,括号中是我加的。在我的印象中,EinsteinKant的哲学评价并不高。《爱因斯坦文集》中我曾译了他的评价,你要写EinsteinKant的文章,不妨找来看看”。

难以置信!我不知是诧异还是沮丧。许先生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准规则—即使对一个学生,却没有表现一丝不安。只有老大哥才有这种心安理得,对许先生尚余的信心在冰释中。

 

一段任其错误二十九年的爱因斯坦译文

 

类似的不应当,我在许先生那里一再不期而遇。

在华夏文摘许先生的博客里遇到“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2008[16]一文,由此了解到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一段著名文字两易其译的经过。许先生这两度误译的历史,远离了人们对学者的一般期待。

爱因斯坦那段文字对于中国读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社会热衷和动情绪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那是爱因斯坦1953423日给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英文原文如下[17]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段话,许先生前后有三个译文。

 

一、1976年第一译文

 

第一译文见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初版第574页: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页注中有,“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18]

译文最后一句“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是错误的,“在中国”是译者添加的解释,原文中没有这个词组也没有这个意思。

 

二、1983年第二译文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第二译文修订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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