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术规矩
许先生擅改爱因斯坦引文已出乎意料，爱因斯坦一文三译的始末更动摇了我对《爱因斯坦文集》学术质量的信任。如果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形成，如果1983年再版前言或后记及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修订，如果1998从善如流正确修订译文并发文告知读者；整个事情会简单、有效、并且负责任。这些可能做到，但是许先生没有做到。许先生晚年（2008年）文章“与席泽宗先生商榷”又添类似的败笔，我已不再奇怪。教条至上，其它就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了。
无意中遭遇许先生“与席泽宗先生商榷”[1]一文，注意到文章也涉及爱因斯坦那段译文。席泽宗先生1983年～1988年间任自然科学史所长，大学读天文学，后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著述甚丰[2]，2007年第8547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席先生也曾在《科学通报》作编辑，其间发表“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2），“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科学通报》1955.1），“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2）等重要研究。同一时期许先生在同一部门，不同的是他作党的领导，负责出版审查，写作为政治宣传文章。
许先生“商榷”一文援引席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文中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中译文，并注解说明，“席文引用的是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2005年的译文”。怎么能在批评文章中随意调换援引文字，许先生没有想到这是不可以的么？
我于是找到席泽宗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 [3]一文查证，其中爱因斯坦的那段译文如下，“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这分明不是许先生1976年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许先生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和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也不同。那么，许先生注解所言不实，而是自己制作的事态。既无自律、又无对事实、对他人精神劳动的基本尊重，差不多是恶作剧了。
有意还是无意？毋宁信为无意吧，—老大哥的心态，以致无意于学术研究中不可触犯的禁忌。这是发生于2008年的事情，许先生八十八岁高龄，文章发表于那一年10月。席先生没有作答，于同年12月27日去世，八十一岁。
后话
就个人而言，与许先生的相遇早成过去，不足为记。在许先生身后与他的不期而遇，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记。
2013年5月1日
[1] 《科学文化评论》第五卷第6期（2008）第92-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