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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告别革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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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

—仲维光—

 

  八十年代以来,启蒙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仍然只含有为他们个人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功利作用,除了启蒙问题外,另一个在当今世界具有深刻思想根源的问题也被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作为口号,实用化应用的是“告别革命”。它同样不仅在思想界,而且为社会带来了混乱,是一个必须弄清楚,也可以说待启蒙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套一句实用地使用“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先生的话说,不能由于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政治需要”压倒启蒙。

  在考察告别革命时,我们首先同样要弄明白“革命”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谈的革命实际上从西文,revolution,而来。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在学术领域是跟体育领域一样的,你进入足球场踢足球,就要遵守统一的足球规则,虽然这个规则是西方创造的,基本上全是由西方人制定的,你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你不能随意使用中国的蹴鞠规则。在讨论社会思想问题的领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体育项目和规范。所以,这个“革命”也非中文“革”和“命”二字组合原来所具有的含义,这在当代中国知识领域中,很多概念的情况都是如此。如前述的“科”“学”,他对应的是Science,还是Wissenschaft,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你无法体面地进入知识领域讨论问题。你在足球场上的蹴鞠表演,会让人莫名其妙。在这里我没有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比赛相扑,西方人不也必须改换装束,遵守日本人的规矩吗?西方人研究气功和针灸也必须按照中国的精神规范。如今西方研究学习“气”功,“风水”,已经直接用“气”和“风水”两字的音译了。我希望有一天,西方人,至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要用准确的中国式的表述。但是现在不幸,笔者被父辈抛到了必须比赛足球而非笔者生理上所能胜任的蹴鞠的时代。

  革命一词,Revolution,在西文中来源于天文学,是旋转的意思,它之所以有革命的指谓,是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本来人们都是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哥白尼却“使”地球旋转起来,他发现使用地球围绕太阳转描述天体运动,将会使得很多现象的描述更加简单方便。今天虽然人们已经对这个看法习以为常,但是人们其实还是能够想象到,这个思想当初对人们的精神观念所产生的震动。因此人们使用旋转这个词,来描述外界事物,以及人们的思想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货真价实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文翻译成“革命”虽然社会政治含义更多,很多时候人们忘记了他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含义,但是,应该说还是贴切的。

  哥白尼的日心说可以说是天文学的革命,在科学领域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其后的量子力学的产生也可以称得上是革命。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以及接续而来的共产党的革命,乃至中国的文化革命,也都名副其实地是革命。革命就是要整体性的,彻底的变化。

  在科学和知识领域中的革命,是人们使用的前提、方法,乃至一整套包括心理在内的规范都产生了变化。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可能从牛顿力学中发展出来,而完全是另外一种思想规范。由此而来的所谓“普朗克定理”,也就是说只有等老年一代的物理学家死去,新的规范对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来说才再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揭示了这种精神思想革命性变化的困难。

  由此可见,革命,在知识领域中是无法彻底告别和防止的,当然革命在知识领域中造成的也不是彻底破坏性的。例如,在很多地方,人们使用牛顿力学更加方便,甚至在航海的时候仍然使用地心说,描述某些现象。

  在社会领域中的革命则是制度和根本的生活规范改变,由此革命肯定会导致对传统的破坏和中断,革命必然是反“传统”的。对于这种根本性变化为社会所带来的破坏性,无论列宁和毛泽东都是深刻地认识到了的。因此,毛泽东有关革命的名言说的是非常确切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破坏力的革命:

  第一,能够彻底防止、告别吗?

  第二,革命何以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被左派知识分子奉为灵丹妙药,甚至成为法国的阿隆(R. Aron)所说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被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突然炒作起来的,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争论的“告别革命”,它原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告别的是什么?(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有限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社会领域中的革命,看来和在知识领域中一样,是无法彻底告别、防止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共产党信奉的革命外,还有另一类“革命”。只要有“罪恶”的制度和社会,“罪恶”的统治者存在,例如希特勒,共产党极权专制,就肯定需要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统治者是需要彻底告别,推翻的。

  对于希特勒的彻底否定,敢于公开反对的人已经微乎其微,(在德国和欧洲等地仍然有一小部分人敢于公开反对)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却是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为他辩护。《共产主义黑皮书》所引起的有关是否能把共产党和希特勒并列的争论正是这一点的反映。尽管如此,似乎人们都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我们不希望在极权专制制度下生活,那么,就要改变,并代之以另一种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而这种改变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这尤其是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极权专制社会,因为他的制度,及其整体论的专断教条思想,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必然从根本上排斥和破坏传统及其文化,排斥近代人权自由。所以一定要改变转换,改变转换就意味着革命。然而,这种转化,由于是在另一种认识论的基础上,也就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一样的,非教条的多元论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近代人权自由,近代科学认识论思想的多元论基础上,所以,他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和破坏。他能够和知识领域中的革命一样,在多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发生“和平革命”、“柔性革命”。一九八九年东欧各国的革命展示了这一点,西班牙等国家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性质的革命变化。

  检查这种和平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共产党革命的思想基础的区别,人们能够看到,那种暴力革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自以为代表真理的基础上的,而柔软革命则是建立在自由宽容、科学的多元论基础上的。因此,革命虽然无法彻底告别,而告别暴力还是可能的。告别暴力,则意味着告别唯物主义,告别自以为代表真理的一元论,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的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不一定肯定是以一元论,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决定论思想为基础。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元论、整体论的思想却必然导致革命和暴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导致革命学说和暴力。而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左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把革命奉为神明,革命为什么会成为阿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都是整体论(HolismTotalism)的方法。在所谓质变量变的本体论的辩证诡辩中,他们认为整体性的质变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变化,而任何局部的修补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和这种整体论相联的西文中的TotalitarianTotalitarianism,就是我们描述希特勒和共产党社会的极权主义者和极权主义。

  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谈论问题总是使用阶级、历史、资本主义、后现代、人类、男性主义,女权主义,东方、西方、文化,乃至规律、必然性、本质等抽象的大而空的概念。整体论的一元论思想,以及对于这些概念的使用,如前分析是一种没有经过近代科学思想分析,没有经过认识论的检验的思想。它是专断的、教条的。这些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具体的内容,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你无法还原成操作,证实或证伪,它只能为描述一种情绪服务。

例如,来自大陆的一位研究海德格的学者居然把两位完全对立流派的哲学家海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做比较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流”。本质是一种无法捕捉的抽象,而抽象没有深浅的问题,抽象深处的交流则完全无法捕捉,可见他根本就不理解科学哲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最后一个命题)不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就不可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晚期,不懂得数理逻辑,就不可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所以如果试图严肃地谈论维特根斯坦,没有这些基础,最好也是沉默。

使用整体论思想方法的左派们常常是在宣泄情绪,而不是在做科学地分析。然而如此也就罢了,问题严重的是,他们把这种宣泄宣称为“科学”,进而宣称自己宣布了真理,占有了真理,这就为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正如一位诗人,如果他自己渲染一种绝望,或疯狂,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甚至感觉到共鸣。但是如果他宣布,这是“科学”,是“真理”,把社会和所有的人推向于此,那么人们就立即会感到他的荒谬。再如在科学史领域中,女权主义者,尽可以来宣泄情绪,宣泄对于发现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的牛顿居然不是女性的遗憾,但是,如果把牛顿力学作为男性主义的产物,对于女性的霸权,甚至强奸,那就不仅结论荒谬,研究者可笑,而且它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也必须加以注意,加以澄清—“启蒙”。

  这种整体论思想的社会产物,就是极权社会的“假”“大”“空”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无所不在,它绝不只是存在于文化革命中的《金光大道》,“接班人之歌”,从每一台文艺演出,每一句歌词,每一段小说、戏剧、电影的对白你都能看到这种特点,像最近二十年来走红的张承志的作品,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们至今还爱唱的“血染的风采”,都是假大空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则都渗透着革命,和革命情怀。由此人们实际上是可以体会到这种整体论和“革命”是血肉相连的。

  我们说它和革命血肉相联,还由于这些大而空的概念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变化,因此也就都意味着所谓“革命”。可以说,如果你相信马克思的反映论,你就不会怀疑人类感觉的界限,相信你能够占有真理;如果你相信一元论,就会坚信有一条必须走的道路,相信决定论,必然规律;如果你用的是整体论的思想方法,你就会相信一个整体的变换,代之以一个更理想的模式,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一旦你感到自己找到了真理,占有了真理,那么用革命方法来实现它,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套思想,在宏观上造成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实用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微观上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传统道德彻底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一元论史观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使得这一切“合法化”。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革命问题的探究不仅涉及政治社会问题,而且涉及到思想和精神深处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关于革命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就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讨论和争论。一百年前的知识分子苦于对人间黑暗的痛恨,憧憬乌托邦大同世界,幻想用革命的手段一举成功。但是法国革命和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后的专制和残酷,使得对于知识和良知的追求能够超过个人尘世间荣辱利益的知识分子看到革命的肮脏,对于革命的论述和评价从三十年代后,就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中心题目。虽然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托洛斯基认为,革命被背叛了,有好的革命,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肮脏表明要不断革命,而薩特等人甚至借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以中国的文化革命为楷模。但是有关革命的争论,却还是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民众越来越厌恶革命。这就是法国的阿隆为什么在五三年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着重讨论了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三个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尊奉的标语。美国的拉斯基的《乌托邦和革命》记录的也是那一时期在知识分子中的争论。卡尔·波普在六九年和六八学运的精神导师马库斯在德国电台上的讨论,并为此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的题目仍然是《革命还是改良》。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不能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乌托邦,而使用革命,社会能够在民主地点滴纠正自己的路上逐步渐进。

  到了一九八九年,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时候,在七十年代中期后逐渐觉悟的法国知识分子中以前的一些左派,甚至毛分子,对革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省,其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家,弗莱特(F. Furet)。

  虽然告别革命已经成了这一派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提法,但是这个口号后面实际上意味着告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告别左派。八九年东欧的软性革命,共产党集团的崩溃,更加深了弗莱特等知识分子对此的反省,到九五年,弗莱特出版了《幻想的终结》,九七年一群觉醒的以前的左派,甚至毛分子知识分子,集体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更为彻底地清算了左派和革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所谓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产生了更为尖锐的争论,那就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是否可以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一些人认为,二者在罪行上等一切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另一些人,虽然承认共产党政权的罪行,但还是坚持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在笔者看来是如何否定,如何告别的问题,而早已不是是否应该追随、拥护的问题了。

  这就是告别革命这个时髦口号的来源。所以,告别革命,对于现今世界,及其知识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共产党,告别整体论的极权主义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除了在社会公正等问题上的想法外,在科学问题、知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在启蒙问题上,完全如同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述一样,没有价值,而他的唯观念论的、独断的决定论,则是造成一切极权主义罪恶的根源。

  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告别革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讨论,而且被几位在政治上很有企图心的知识分子再次变味炒作。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告别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制,而居然是八九年所征示的、告别民众对极权主义要进行的革命。这对于严肃的思想界,不仅荒唐,而且令人厌恶。

  暴力应该彻底告别,革命却无法彻底告别,一元论,历史决定论必须告别,埋葬极权专制,自由民主却无法回避。所以,告别革命,重要的是告别的是什么,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探索和讨论告诉我们,告别革命,就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共产主义、共产党,告别这类左派;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告别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以及这种共产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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