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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答许良英先生——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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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许良英先生

—“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

-仲维光-

 

去年九月初,我收到许良英先生这封后来公开发表了的信。由于信中有关革命一词的看法和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有很大的不同,信中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西方的一般学界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立即非常谨慎地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够继续和许先生进行讨论。(见附件)但是在十月十号,有朋友告诉我许先生通过“友人”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这封信,这令我有些诧异,此后我上网看到。

除去对革命一词来源的不同看法外,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笔者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早在七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将近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把这些讨论突然公开在刊物上,还是令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学生公开和自己的导师辩驳问题,总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却又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说,是涉及启蒙、涉及政治社会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旦公开,如果再回避将会造成非常大的误会。迟疑再三,我决定首先遵照中国人的传统,退避三舍(半年以后),以示对老师的尊敬,然后,遵照西方知识传统,严肃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示对老师教导、对真理的尊重。稍微能得以自慰的是,或许许先生之所以公开这些讨论,也是因为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希望公开讨论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外,这大约也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特殊的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这些问题笔者在写《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历史贡献究竟在哪里》和《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中就已经提到: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不幸除了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外,还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自身状况整整推迟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以在知识界公开讨论。笔者写那两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够展开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令笔者没有料到的是,讨论的对象经过三十年,还是没有绕过自己的老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说来容易,做起来充满痛苦。笔者在这里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因为虽然从一九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的第一天开始,笔者就不断地和他争论,并且由于很多争论涉及根本的思想问题,所以经常是非常伤感情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年他招考我作他的研究生,而那时,笔者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此后,尽管我仍然经常和他争论,但是他一直对我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关心。

笔者将分两部分来讨论许先生信中的问题。第一部分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各种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论述,以及对这个词的讨论对笔者的启示。第二部分,笔者将讨论近代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为什么一切知识都是推测?为什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会有宗教(广义的)感情,为什么社会需要宗教(广义的)?唯物主义到底摧毁了人的什么?如何看待评价李慎之等先生亲自参与建立的极权主义文化?为什么读过爱因斯坦、罗素等当代西方思想家著作的一代知识分子会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自觉积极地缔造极权主义社会和文化,践踏爱因斯坦、罗素以及波普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毁灭中国文化传统?我们这两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反省这些问题?这一切究竟只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有更深的思想方法问题?!

 

本文首先讨论关于“革命”一词的辨析,以及对笔者的启示。

 

究竟是哥白尼在天文学问题上借用了政治概念Revolution,还是近代在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上借用了天文学上的Revolution一词?对于这样一个涉及语言学、天文学史、政治学史的问题,笔者由于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因此只能从第二手的资料来进行自己的判断。为此,笔者把下列几种说法,及其论述原文引述如下。

 

1)许良英先生认为,

“你文中说,把Revolution理解为“革命”,是从Copernices开始的,不知道有何根据?20年前,我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哥白尼革命”是双关语,因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绕转》中的“绕转”的拉丁文Revolutionibus和“革命”是同一个词。所谓革命,原来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个概念(词)在Plato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决不是到16世纪才有,而它首先是政治概念,以后才被引伸到科学思想领域。你文中所说的历史过程正好倒了过来!!”(引自“致仲维光”《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

 

以下是笔者根据的几个德国出版的文献,以及向古希腊史和希腊语德国学者的请教结果:

2在德国非常流行的皮珀尔出版社出版的由迪特尔·瑙仑Deiter Nohlen组织编写的《政治科学理论、方法概念》(《Politikwissenschaft, Theorien-Methoden-Begriffe》)辞典中对于革命一词则作了如下的解释

“革命概念原始来源于天文学,最初是从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后开始普遍地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彻底深刻的转变。按照不同领域中革命的发生,人们可以把它化分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艺术革命、科学革命。按照承担者,人们则可以把革命化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和管理人员革命。”

 

(3)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有几个地方涉及革命一词,其中既有考证性的引述也有她自己的论述:

A.考证性的引述:(这是笔者看到的最为直接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的论述)

“古典的语言学者已经多次指出,我们所使用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既不是严格对应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希腊词στα`σιζ,也不是μεταβολη` πολιτει`ων”。对此可以参见W.L. Newman所著《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Oxford 1887-1902。在Heinrich Ryffel 所著的《Metabolé Politeion》一书中也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Hannah Arendt,《Ueber die Revolution Piper, Muenchen Zuerich, 1994364第一章有关Revolution一词来源的历史背景注释)”

 

B阿伦特的论述

现代使用的Revolution一词和罗马历史或者市民纷争中的mutatio rerum 几乎没有共同的意义。mutatio rerum,我们知道它是来自希腊城邦国家的στα`σιζ一词。但它们既不能等同于柏拉图式的急剧转变,那种政治体制自身具有的μεταβολαι`;也不能等同于波利比欧斯的政治体制的循环,那种与所有人类事务密切相连的πολιτει`ων α`ναχυ`χλωσιζ,由于它内在的发展趋势,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激发自身的变革。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熟悉的正是这类变革以及与之俱来的暴力。但是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对我们却天经地义的是:在这种变革中总是会展现某些全新的东西,并由此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他们来说,变革并不中断世界的进程,只是把它的循环带到另一个阶段。这种循环是一切生命形式的存在方式:运动、持续运动并且重新返回起点。不论人类事务如何多变,世界的运行在整体上是恒定不变的。这里,正如同在作为整体的宇宙万物中,很少会产生真正的、新的东西。

(该书第一章2324)

 

(4)Chalmers Johnson,《Revolutionstheorie》(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Koeln Berlin1971)一书中,涉及Revolution,一词是这样说的:

 “我们所使用的‘Revolution’一词非常适合于一种不良倾向,它表达的是为了一个即定的目的使用暴力政治手段的概念。虽然‘Revolution’在政治意义上的使用最初是在文艺复兴后期,但是,很多更为古老的含义(例如,行星的‘转动’)给了这个词一种弦外之音。他使人想到,人类事物或许应该类似于统治宇宙的超越尘世的动力的行为。如果我们注意考察地球上最古老的,并且一直存在、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文,我们就能进一步看到‘Revolution‘大地近动ution治手段论述革论述革命的的政治含义。在中文中‘Revolution’一词对应描述的内容是中国皇帝的统治权、权威。‘天命’(原文直接印出汉字‘天命’-笔者注)字面就意味着‘代表上天’。当我们把‘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原文直接印出汉字‘革命’-笔者注)就是取消他的代表权。如果人们对孔子学说中的天命一无所知,也就是据此天子拥有更高的德行,并且由此而拥有统治的权力,那么人们对于在中文中‘革命’一词的思想就会完全不理解。

虽然我们所使用的单词Revolution,本来不包含上述这种意思,但是,西方的Revolution的概念却也在类似的方式上和政治制度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含有不必要,并且因此也无法辩解的动乱在内的意思。”(16页)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政治学理论家。他告诉我们,革命具有前后特定的联系。这就是说,如果人们知道,为什么一些人希望应该按照他们的看法建立社会,改变社会关系,人们才能理解革命。亚里士多借助很多例子表达了他对这个题目看法。‘要求平等是永恒和普遍的,它促发了反抗起义(Aufstaenden)……在对平等的要求中,如果他们认为比起那些特权阶级他们自己得到的少了,就会愤起反抗。可能同样的是,拥有特权的人要求不平等和特权,但是,尽管不平等,如果他们相信和其他人相比,他们不能继续更多地拥有,大家都仅仅是同样地增多了或减少了,也会愤起反对。—这种倾向可能是正义的,但是也可能是不正义的。’(此处笔者翻译自书中的德文译文,德文译文出自Aristoteles:《Politik》,Eugen Rolfes翻译, Hamburg1958P167169-笔者注)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Aufstaende’一词的使用比我们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他研究的是广泛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转变,在这里暴力革命仅仅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症候。—然而,无论如何他强调的是,革命必定是从一种人们已经不再满意的、肯定的社会制度的研究推导出来的。亚里士多德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社会组织的原则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的观念,那么就不会产生革命的感情。

一般我们能够说:革命概念在更进一步和更加抽象的概念层次中找到栖身之处,它们涉及人们互相依存的社会组织。……(17页,18页)

 

(5)尽管笔者在写作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的时候参考了上述的资料,但是,在收到许良英先生的信后,特别请精通中文的东亚艺术博士Petra Klose,中文名字柯九思女士,和笔者一起请教了古希腊史和希腊文专家,她的哥哥Dr. Dietrich Klose博士,请他为笔者订正解释了上述文字中的希腊文,以及在古希腊人的思想。

D. Klose博士解释如下,

A. 古希腊人使用希腊文写作,Revolutionibus是一个拉丁文。他说,的确如阿伦特书中文献所说,在希腊文中没有和revolution完全对应的词。

B. 希腊人的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有些类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是阴阳的对立转化,没有所谓好坏,谁战胜谁的问题。而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也同样如此,循环替换变化是一个特点,但是没有现在意义上的那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革命。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如果僭主制不行了,就换为民主制,民主制出了问题,就再用其它制度代替。这种循环替换和近代带有颠覆性,并且具有全新开始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在古希腊从来没有使用过revolution描述带有革命性质的事件。

C. 他为笔者具体解释了阿伦特论述中的所引述的那几个希腊单词的含义。

 

从以上五个参考资料,笔者依靠自己的判断认为:

一,作为革命使用的Revolution最初来源于天文学,即使在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虽然是第一个系统讨论政治学的学者,可是他对天文学的论述比政治学的论述还要多,影响还要大。上述两个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西方学者也提到亚里士多德也是借用天文学的术语描述社会政治问题。

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由天文学借用的转动变化,更多的是天体在天空中的循环运动,哥白尼使用了Revolution,但是作为现代意义的颠覆性革命的使用,则是哥白尼以后的事情。在古希腊文中没有和现代意义上的Revolution等同对应的词。

三,因此,亚里士多德虽然谈到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他使用的肯定不是Revolution一词。Revolutionibus是拉丁语,那么就更不会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这里错了序。

四,哥白尼生活的年代是1473-1543年,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在1688年。所有笔者所查到的西方辞典都是说,Revolution开始被广泛地使用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是文艺复兴后期以后的事情。

五,关于Revolutiontheory的讨论则更是此后的事情。绝大多数的讨论都是在法国革命以后的事情。

 

上述资料以及其它笔者所能看到的有限的资料,使得笔者看到,没有一个辞典和研究者认为,Revolution是天文学借用于政治学的革命一词,因此,笔者认为,许先生对于Revolution一词的论述,应该提供更多的证据。人们当然都知道,单从德文、英文,更不要说中文的翻译中,是无法作语言学的论断的。因此,由于笔者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不能直接阅读亚利士多德和哥白尼的原始论著,所以有关这个词汇的起源问题,只能借用辞典,或者是如阿伦特等人的论述,以及请教笔者能够找到的古希腊史和语言学者。如果许先生能够提出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资料,笔者愿意立即修改对革命一词的转述看法。

在此,笔者还认为,在追究对革命一词的理解中,笔者在阿伦特有关革命一词的研究及注释中,在向古希腊史和语言学者的请教中,有一个体会非常值得介绍给中国社会和知识界:那就是每一个概念都融有一个民族自己的思想方法,融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不仅中文“革命”一词和不同西方语言没有简单的百分之百的对等含义,而且对应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西方语言,革命的涵义和所指的内容也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发展历史观,而希腊是循环观,中国人则是阴阳辩证转化观。至于当代科学思想,由于认识论基础的不同,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更是完全不同。

最后笔者要再次强调的是,利用翻译书籍,“研究”西方思想,非常容易产生误会。这当然也包括利用英文研究来自其他语言的思想。翻译书籍只能作为泛泛阅读浏览来用。因此,对革命一词,笔者不仅坦率承认读过的文献有限,更愿意让读者知道,由于笔者的学术修养不足,例如不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就决定了笔者虽然对阿伦特的思想方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却必须承认自己根本没有阿伦特等人那种深入研究“革命”的研究能力。(这恰恰是共产党社会和李慎之那代知识分子带给笔者这几代人的东西,也是笔者为什么会写这几篇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的原因。)笔者所能够做的只能是借用别人的研究结果,这种借用如果没有产生错误,误导读者,也就算是笔者的幸运了。所以,笔者时刻准备对此修正自己。

 

200312月于德国埃森初稿,2004年四月检复

 

附件:

 

许先生:您好!

    昨天,九号,收到您九月一号的信。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误会。我七月初完成了那篇有关中国知识界最近二十年来的几个社会问题的文章后,在七月十九号邮寄给了您。八月一号发表时,我把它转发给了谢泳等几个朋友。后来,谢泳的来信说,他刚刚到您那里去,您没有收到。谢泳并且婉转地批评我说,我发表文章应该及时给您邮寄去,您对我很关心。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写信给谢泳,向他解释,已经给您寄去,可能邮寄丢了,并告诉他我会立即再次邮寄一次。考虑到可能是由于信件太厚的原因,我此次分两次邮寄。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后,谢泳来信说,他可以帮助我打印一份寄给您,并且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您的信可以发到他的信箱由他转寄。由于我已经邮寄了一半,因此犹豫几天后还是把第二部分邮寄了。

    关于您九月一号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会思索。尤其是关于革命一词,我会立即查询订正补充。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查阅了一些资料,但是,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关于托马斯·库恩,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推崇,只是谈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可以用他的理论。而对于波普,他的政治哲学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在科学哲学上,我认为他在很多看法上很武断,后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很多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实在论问题上,他和爱因斯坦非常接近。至于在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上,波普和库恩的学说是對立,甚至水火不相容,他的两个学生,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后来都成为他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到波普和库恩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措词都非常小心谨慎。

为迅速把信发出,先写这几句。昨天在网上看到,新加坡又有一例Sars病,天气转冷,望您们倍加注意身体!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2003-09-10

(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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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编者按:此信经许良英先生本人授权,在此摘要发表。

 

维光:

  7月19日来信,7月28日收到。花了一个整天功夫看完了你二万多字的《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感到非常吃力。文中有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不少重要论点我不能同意。你说的问题竟如此多,如此广泛,要逐一讨论,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现在来扼要谈一谈对你的文章的读后感。

  我觉得,对李慎之、顾准这样的人的思想评论,首先应针对他们具体的论点,而不应该停留在抽象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这类空洞的议论中。你要批判极权主义,首先应理解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是一种意识形态。至于抽象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你唯一看中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问题,联系更是远了。同是极权主义的Nazi德国和Stalin俄国,它们的哲学思想并不一致。而Totalitarianism作为一个哲学流派,20世纪初由英国人Smutz创立,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毫无关系。这是我大学一年级时从Eddington的名著《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中读到的。在哲学史上,主张唯物论和一元论的哲学家很多,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是反对专制的,更不用说会与极权主义挂钩。例如古希腊原子论创立者Democritius有具名言:“在一种民主制中受贫穷,又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17世纪荷兰的Spinoya,既是一个坚持一元论的理性论哲学家,又是一个把天赋权利、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政治思想家。

  在你这篇论文中,把Popper和Thomas Kuhn的思想奉为经典,是不可取的。Poper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Kuhn否认科学进步,认为Aristotle的物理学与Galileo的物理学是不可比的,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Aristotle说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Galileo用落体试验否定这一论断。这不算“比”吗?至于真理是否有客观性,请你读一读Einstein1930年与Tegore的对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pp269-271);Einstein的论点是代表绝大多数科学研究者的,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明确的宣扬这一论点。记得1986年,我向你们强调说过:我们研究科学思想史的人,应该比各派哲学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任何一派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但决不可拘泥于任何一个派别的框架。Einstein1949年《对批评的回答》所说的,科学家不容许“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的体系”,也就是这意思。哲学家为构成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总是要把一个合理的论点推向极端,结果就往往是荒谬。例如Poper,他的证伪分析是很有价值,但当变成了“证伪主义”,否认科学理论被实验证实的可能性和真理的客观性,这就与真正的科学方法背道而驰了。这在你的论文中有多处反映。如说“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你能说“我今年83岁”,“人总是要死的”,“太阳总是从东边上山,西边下山”这样的知识是一种可能错误的推测吗?人不是生活在虚幻的推测中,而是生活在直接可以接受的现实中的!科学理论大多也如此。原子论在古希腊时纯粹是思辨性的猜测,到了Dalton开始成了科学理论。今天,通过纳米技术,可以直接观察和控制几个原子的排列和运动,没有理由认为原子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推测。

 

  文中多次提到宗教问题,认为“对于宗教问题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从逻辑实证论看来,确是如此。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凡是生活在社会中并关心社会的人,都有权利说说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感受。Einstein对宗教问题就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爱因斯坦文集》第一、三卷中有5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你虽然也一再提到Einstein的“宗教感情”,但理解并不全面。你认为Einstein的宗教感情是与“敬畏和恐惧”密不可分的,可是Einstein并不是这样看的。他1930年在《宗教和科学》一文中,分析宗教有三个发展阶段:(1)恐惧宗教,(2)道德宗教,(3)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一个“真正严肃地接受因果性假说的”具有宗教感情的人,“用不着恐惧的宗教,也用不着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死后要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关于“启蒙”我不完全赞同你对Kant的定义的引伸,而主张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本意上来理解启蒙。Russell在1959年的《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对启蒙运动有个简洁的说明: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对自主的智力活动的重新估价,正如按照字义所说的,其目的是要对以前受黑暗笼罩的地方传播光明。1997年去世的Isaiah Berlin在1956年的《The Age of Enlightenment》一书(此书是我1983年在Boston一家旧书店中买来的)中有这样一段隽永的话:“18世纪最有才能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智慧力量、诚挚、坦荡、勇敢,以及对真理的无私的爱,是迄今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中国要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半个世纪的极权统治的黑暗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历这样的启蒙阶段。当然,负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启自己的蒙,这也正是我十多年来一再强调的。

  你文中说,把Revolution理解为“革命”,是从Copernices开始的,不知道有何根据?20年前,我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哥白尼革命”是双关语,因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绕转》中的“绕转”的拉丁文Revolutionibus和“革命”是同一个词。所谓革命,原来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个概念(词)在Plato和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决不是到16世纪才有,而它首先是政治概念,以后才被引伸到科学思想领域。你文中所说的历史过程正好倒了过来!!

  最后谈一谈文化传统问题。我估计你对李慎之最不满的是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可是你文中只字不提他的具体论点,只说了一句:他“还在教室外”,既不能说服人,态度也过于傲慢,只能引起人反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评价,你和李慎之一样,在近十年来都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他原来自命是“半个新儒家”,1999年开始醒悟。……你如果真想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先认真地读一读他2000年那篇论文。由于我们以前就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在信中已争论过多次,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

 

  祝你和学文都好!!

 

  许良英  20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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