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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谈“革命”与“战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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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革命”与“战争”问题

—仲维光—

 

有大陆朋友来信说,近日在大陆学界一些人中在争论究竟如何理解革命还是战争问题。一些人推崇革命,甚至以为是目的,由此而推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些所谓革命;一些人推崇战争,为此而为掌权者们的为了政治目的,以及对于异己力量运用战争鼓吹。究竟如何评价时下这个对于革命和战争的争论,朋友希望听听我的看法。

二十世纪被称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而这两个概念,革命与战争,恰好和我正在研究的极权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这两个概念与两个极权主义政权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在关于极权主义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还有这更深刻的历史、哲学,以及文化根源,所以它们才从十八世纪末期后,也就是法国革命后逐渐对最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尽管对于革命和战争问题的讨论,当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以及两个极权主义的灾难后,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它,弄清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是,这两个问题在大陆知识界的讨论却可以说直到如今也没有进入到学术界,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过。因为尽管从八十年代中期后一些人看到了国际思想界对此的讨论的只言片语,但是谈到革命和战争,就如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谈到启蒙一样,永远是在和现实政治利益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领域。为此衍生出来的讨论也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以论带史式的讨论,或者是些下意识的望文生义的反应。

看清这点并不难,只要看他们引用或涉及的文献,就可以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否了解,而观念领先,意识形态化的所谓讨论是不需要了解这些的。

就我对革命和战争的理解,战争和革命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和时代都是手段。在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现代化中,如何评价这两个手段,则更多地是根据它的价值前提。例如以一个阶级或者以一个种族为最高诉求,而引起或者运用的无论革命还是战争手段在当代都已经逐渐被当作反人类罪而谴责。

在另外一面,以人权、人道为诉求的革命,乃至战争却基本上是肯定的,很多时候甚至被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如罗马尼亚八九年的抗暴革命,九十年代对于南斯拉夫等问题的国际干预。当然即便如此,暴力革命导致的牺牲由于与人道、人权,人的生命的最高观念相矛盾,还是被认为是有很大的负面性。相反在颠覆民主的苏联革命、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及德国希特勒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推翻专制的和平革命是完全被推崇肯定的。

但是对于“革命”,如果推到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另外一个文化文明史,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

“革命”在中文本意中,也就是在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此“革命”并非彼“revolution”,不过是在翻译中借用了这个原来的中文字词来表达西文的“revolution”。而西文的“revolution”的使用,十年前笔者曾经在文章中谈过,它是在哥白尼之后才被如此使用的。

“革命”二字本来的中文意思是是要把违背天命,违背伦理的事情或人结束换掉,即便这个人是最高的统治者天子。这个革命不意味着根本性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改变。用陈寅恪的话说,三纲六纪的改变。革命之中文所指没有价值或者制度改变的意思,而更多的是保守、捍卫,返回。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稳定不变的根本原因。由于它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及文化,因此没有根本改变它,彻底改变它的那种西方式的思维方式,及它所带来的革命冲动和要求。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越是革命,已经设立的形而上学前提越是稳定。但是,这对西方就不是如此,哥白尼革命是彻底推翻了对天认识的观念;政教分离是彻底改变了社会的形而上学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法西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革命都是再次彻底地改变了现代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和形而上学前提。

而西方之所以会不断产生这种改变价值和形而上学前提的革命,是因为其根本的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一神论的思想基础上,这种一神论思想根本的认识论基础是二元论,也就是思想方法是二元论的,结果就导致这种对立和变换。任何对立和变换,对这种认识论来说,只要符合它的形而上学前提就无论革命还是战争都是合法的,甚至进步的,如法国大革命和苏联及希特勒的革命,都宣布自己代表了进步。而这也就导致了和中国传统的另外一个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从来不推崇以战争的手段取得的成功: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即便战胜也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和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对战争和暴力的认识,不仅是一种长远战略,而且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前提基础上的,也就是对天地人的认识,对生命伦理的最高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根本的基础之上的。没了这个前提“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也失去了它的最根本的意义。

因为没有中国这种伦理基础,以西方,即便以现代化的人权观念为前提和基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一句没有血肉的口号,它所意味着的内容和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不可同日而语。西方人过去在上帝面前,现在在法律面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冷淡而疏远,以上帝教条或者法律判据为间离。为此即便兄弟,乃至父母子女之间都是独立个体。中国则是血脉相连,家族相连,生命相连。而这也是现在西方人在生活及社会中常常在不同方面感到非常痛苦但却无法解脱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文化差异实在说改变起来很难,因为形而上学前提不一样,改变的可能只有也必须渐变,无法一下子彻底改变。因为非理性的文化前提及其思想方法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一下子改变就一定是一场具有很强的毁灭性的“文化革命”。

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战争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哪个传统、哪个时期都有。但是把战争作为目的和价值来讨论要么是荒谬的、要么它是在二元论的思想中和信仰、价值或者说形而上学前提联系在了一起的看法。而这就意味着把战争作为一种必要,乃至最高手段的讨论也只有在时下西方历史中,以及时下全盘西化和现代化中,也就是在这种西方文化思想中才可能出现。因为只有在西方,才有为了一种信仰或思想,利用战争消灭或削弱对手,扩张自己。这在二元的思想方法上是一个常态,如在中世纪有十字军东征,在当代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乃至南斯拉夫、伊拉克战争。而也就是因为这点导致了西方百年前开始产生两个极权主义,两次大战,其后尽管代表正义与宽容自由的一方取胜,甚至在八九年似乎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依然也没有持续的和平和稳定,依然是恐怖主义肆生,战乱不断,极端分子让人们应接不暇,反人类罪行不绝。

这样一种党同伐异在中国文化传统是被彻底否定的。因为宗教信仰而十字军东征,因为思想认识、阶级、种族而消灭一个族群都是西方的一神论思想下产生的二元论思想的产物。在中国传统中没有这类东西。崇尚伦理和生命的中国人是有教无类,不分阶级、种族、思想,重要的是你接受“文”化。

谈到战争,在这里还要插一句,在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尤其是涉及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和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一些专家,如德国极权主义问题文化社会学专家迈尔(Hans Maier),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都认为,是一次大战,及一次大战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他们得以取得大发展;是二次大战及战后西方无能也无力继续对抗他们,才造成了世界分裂割据,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冷战。

为此,我认为,西方的文化造成了今天人类物质的进步,并且在本身的文化中尽可能地改善了社会结构,但是却也带来不可解决的悖论,甚至在我看来已经步入了一条二元论走不出来的死巷。所以于我看,或许套用卡尔•波普最后一本书的题目《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此的寻求让现在西方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是:是寻找一个更好的信仰,一个更加包容、和平、共存,并且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形而上学前提,对生命的一个新认识的时刻了。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东方不仅提供了历史传统可为借鉴,而且也开始在现实中提供了一个选择。这就是达赖喇嘛时下对于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在慢慢扩大的原因;这也同样是,时下另外一个中国民众群体追寻的真善忍的生活方法,对生命的认识和信仰所展示的更深远的意义。他们向世界再次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向的人生,另外一类社会及其生活的可能。

 

2014-11-2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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