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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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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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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归纳问题

    波普的家乡,维也纳是逻辑革命的舞台。它的本质在于,通过形式化来清除日常语言的不准确,逻辑是一种句子和符号体系的事情,一种人的意识的客观分离,如同动物在院士森林中留下踪迹,蜘蛛留下蛛网,人类在世界上留下语言、假说。按照波普的说法,意识世界严格的和客观所认识的世界相分离。

    他在193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研究的逻辑》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检验。在这部著作以及其它的批评性著作中他已经和逻辑实证主义开始了争论。这是规模广泛的一部书的第二部,他讨论了认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它含有对康德主义的批评和修正。1978年第一次出版了此书的第一部分。

    在这一讨论中,他的出发点是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

    如果人们直到今天都是要死亡的,那么以后人们也必将如此。这一用形式逻辑表达的句子是一个判断,一个建立在归纳基础上的判断。在这里认识被一般化了。它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由过去导出的标准。在语言世界休谟的发现首先被利用,休谟曾经指出,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到今天为止它不断地重复出现,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一般化结论。因此,太阳明天要升起来和人都是要死亡一样,都没有绝对可靠的预言性质。过去的成果能被应用到未来是没有任何逻辑作用的,归纳没有任何逻辑基础。没有一个经验的表述最终是真的,那些看来是符合逻辑的句子,最终并非如此。

    波普由这种认识论的困境出发做出了一个理性的禁忌,他为我们的知识限定了一个界限,并由此同时能够给很多意识形态一个明确的拒绝。因为对他来说,我们的知识在共同的经验范围中绝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他给予我们一句怀疑的格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只是猜测。”这就是他给予我们的认识的批评性分析的结果,只要越出同义复述,我们的知识不可能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显然这是一个分析判断,对宾语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句子的主语中了。但是与此相比,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却要求一个时间上独立的一般化,因此,它在逻辑基础上却是错误的。

    波普在归纳问题的研究上摆脱了休谟的怀疑主义。

 

    3. 证伪、分界问题和易错论

    关于分界问题,它涉及的问题是,在怎样的范围中可以建立科学理论,和怎样划分它和其它理论的界限。对这个问题中波普给了一个消极的答案,并建议把经验检验作为分界判据和它联系起来。

    由于归纳作为认识的原则并不能得到知识,因此科学程序的核心就必然地不是证实而证伪。爱因斯坦的伟大在于对牛顿的反驳。假说─演绎是通向知识之路。我们设定假说并从中导出结果。如果假说不适合了,我们就会在证伪中寻求纠正假说。

    证伪是波普的前沿理论,他迷恋终生的理论。归纳是一个错误,一个表面的欺骗。证伪拥有一种决定性的转化力量。他相信证伪是一个阿基米德举起世界的支点。虽然波普不想举起世界,只想弄清它。

    这种理解显然地和占据统治地位的看法,证明的科学方法和命题的论述,相对立。一般假说是出于大量的同样的,观察到的单独事件逐步建立的;由那些明显的准则出发能得到进一步的原理;观察可以作为直接的有意义的确定的来源;这一切对波普来说都是错误的科学和其发展的概念。这里他依据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根据很多单独的事件所作的归纳,没有任何基础可以推论出一般原理,另一个更重要断言是,,没有一个观察是没有由理论所主导的。观察在科学中的作用不是构成理论的坚实基础,而仅仅是为我们的假说服务的一个实验,这种假说是由到今天为止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因此,不管那种陈词滥调多么流行,波普绝对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他已经认识到他后来所发展的概念的本质性的特点,即他的富有成果的易错论。人的理性既使在它最高的成就中原则上也是可能犯错的,尽管认识是不断地进步的,但是它永远不可能获得不能怀疑和不能修正的真理。他在科学思想史中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这种观点。按照波普的观点,这种进步和思想所固有的方法特点相联系。弄清这个问题一直是他最重要的问题。

    他的易错论和批评实在论相联系。对于易错论来说,人的认识活动本身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它植根于描述和解释实际过程的目的之中。波普的进化的认识论把知识的成长作为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创造性的设想遭到严格的反驳尝试的选择,如同在他的一本书的题目中所表述的的,《推测和反驳─科学知识的成长》。在这本关于客观知识的书中,他转向反对所有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且通过此提出了真理概念的趋向问题。

    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可理解的是波普对于人们把他的革命化的科学观念仅仅看作是对维也纳学派(石里克、亨普尔、魏斯曼和卡尔纳普等人)逻辑实证主义纲领的修正建议十分失望。维也纳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的标准在于能否证实。如果全部陈述在逻辑或观察上都不能检验,这个句子是没有意义的。

    波普认为他在几年前发展的对科学的解释应该作为替代逻辑经验论纲领的基本原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在以前也一直把他作为维也纳学派的公开反对者。波普也永远持另一种看法。在他的传记中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逻辑实证主义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似乎推测,在这里在他的心头不断地浮现一个问题,即是谁?……我恐怕对此不得不承担回答的任务。”

    波普对于证伪、分界和易错论问题的研究克服了意识形态的绝对化。

 

    4. 三个世界

    那么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波普认为我们讨论的只是作为假说体系的知识。并且由此可以做出批评。因为这就可能纠正错误,要么是淘汰掉这个假说,要么这个假说经受住了考验能暂时继续存在。因此我们不断地探询真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获得它。科学史和政治史的不断变化和转化使我们看到那些不断地被动摇的基础,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绝对的知识。在波普看来,我们得到的只是进步。关于认识,波普从波尔扎诺(Bolzano)的思想出发,区分了三个世界存在,世界一包括现实的事物,世界二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主观观念,世界三包括定理的客观内容,这就是波尔扎诺所说的“定理自身”。波普以具体的事例指出,思想的客观内容属于世界三,它可以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语言陈述,这种陈述的思维过程属于世界二,这种陈述的表述的是世界一。区别了三个世界:物理的、或说客观的、纯现实的世界一,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主观能力的世界二,通过判断能观察过滤并记录储存知识的世界三。这就排除了绝对的知识。因此任何声称获取了可靠的认识都是过分早的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波普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实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在这种暂时有效的范围中包含着波普学说中的实用主义的成分。

    波普在最后的岁月中主要从事的是,分成三部份的本体论工作,即在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和埃克勒斯合写的书主要涉及的就是身─心理论。他的本体论区别了物质世界1和我们的主观感觉、经历和思想的生理世界2。但是在世界3中也存在理论、论证和思想的客观内容。

 

    5. 批判的理性主义

    如果看来我们不能成功地做出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判断,那么这对于所有的科学,对整个世界的取向,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说可能意味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波普并没有对这种极其悲观的状态绝望,而是以理性方法的帮助给予了我们一个进一步科学地从事活动的引导理解的指南。通过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我们甚至可以划清非科学的教条、意识形态,伪理性理论及由它的理论所作的批评与科学的负责的方法的界限。

    显然波普的科学思想是以这种过程为目的,它使科学可能和易于,甚至迫使它进步。科学理论完全是对事实的一种非常有启发行的推测,它虽然不能被证实,但是却能遵循严格的实验检验。证伪理论表明,我们已经把它和事实联系在一起。实在论认为科学是对独立事实的描述。理念论认为科学理论仅仅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实在论和理念论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理论是我们自己特有的创造,特有的思想。它们并不是强迫我们接受,而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思想工具:理念论者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但是我们理论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和现实产生冲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确实有一个实在,并且确实有某些东西使我们能想到我们的概念可能是错误的这一事实。在这里实在论者是正确的。”

    对于波普的科学理论,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异议。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很快就在世界上取得了声名。在那些流行的题目之间,库恩代表了波普对于科学的实际发展所没有表述的思想,科学家不是从证伪他的假说出发,“常规”科学和它的科学家群体更多地是完成这一任务,从单独案例的解决中收集方法概念,并形成一种如他所称谓的“规范”。这种概念将不被更多批评性的检验,而是作为一种科学运行的应用框架而确立的。它一直会有效,直到它的潜能被消耗已尽,或者从根本上理论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按照库恩的观点,接着发生的不是波普的原则,对规范的证伪,而是一个非理性的,可以和宗教信仰转换相比的变换,这种变换甚至使原来科学的信徒和信奉新的科学规范的人之间无法对话交流,因为双方所用的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

    科学的进步是规范的变化,理论不是如波普所说的被证伪后就退出,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那些心爱的思想概念,甚至到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去寻找。但对波普来说,如果理论不能被证伪,它就不是经验的语言,它就不是科学。

    如果库恩是正确的,那么波普的科学进步的模型就被证伪了,而且对于批评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就寿终正寝了。但是正是这个问题,库恩是正确的吗?波普反驳说,库恩所称谓的“常规科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个蜕化形式,在常规科学使用范围中对所接受的假说的不断的批评一直存在于日常秩序的事实中。科学革命问题涉及的越广泛,库恩的解释就越有疑问。按照库恩的看法在竞争的概念的信奉者之间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对于非理性因素,宣传,和机会主义波普也认为它们经常起作用。根本的是关于实在论和作为科学的规定的思想对客观真实探询的差别。波普肯定有一个绝对真实概念,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真实来说没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判据。理性批评是唯一的给予理论于机会的方法,它通过对预先假定的理论的尝试和证伪逐步接近客观真实。

    库恩保证,他不是相对主义者,他承认在较好的和较坏的理论之间有区别。但是,他却又争辩说,人们可以不把理论作为实在的描述而互相比较,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人们放弃把科学理论作为或多或少的实在和它的基本结构的描述来理解,那么真的什么也没有损失吗?科学有很多和世界观共同的地方,但它和世界观的区别是,它要求经受经验的检验。尽管科学及它的理论的客观性是间接的,但是它仍然是客观性。

    维特根斯坦或相对主义者等那些背离经验论的人也是波普后期不断怀疑的对象。他批评《框架的神话》,认为它的目的就是损害客观真理的思想,并因此损害了认识论。因此,今天卡尔·波普成为维特根斯坦真正的对手。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形式及其它某些类似方面的学说是和来源于大陆解释学的某些论题相关的。

    他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很多他自己的学生,如最近去世的费耶阿本德,他也背叛了他。关于对科学的信仰和对占星术的信仰区别在什么地方的讨论使得这位科学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波普的方法论的主要反对者。

    为了强调认识论的和文化现象的客观特性,为了用个体主观经验的和自然科学中分析的描述的结果弄清楚它的关系,波普在后来发展了前述的三个世界的学说。

    波普理论的巨大的前提是我们的经验判断能和存在的事实相比,虽然这种事实浸透了理论,使对经验论者来说最重要的支持同时也处于危险之中。波普的一个进一步的前提是在思想的多元性和理性方法的一致的观察(方法的统一)之间的可分性。这使他处于方法的教条主义的危险中。这意味着由假说层面的绝对有效性转移到方法规范的有效性。当然,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基础动摇了,对科学和进步,对逻辑的有说服力的魔力的信仰不是能没有困难地得到论证的。对于那些流俗哲学的爱好者来说,讨论禁止教条主义的教条可能只是一种吹毛求疵。然而,波普和他所主持的讨论班却在不断地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波普以他的理论反对的教条主义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的问题。

    不必多说的是,他的哲学永远是对那种辩证法思想的一种强烈的批评。他把争论的目标完全对准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他甚至把它称为“魔术帽子中的辩证法的兔子”。波普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所谓三段论,对以前理论的所谓扬弃否定辩证发展,不过只是一种咬文嚼字的废话。

 

三.政治哲学

 

    1. 思想变化 2. 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 3. 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 4. 开放社会的敌人:社会批评和生存问题

 

    1. 思想变化:

    卡尔·波普在十六岁那年离开了中学那种安全的世界,献身于维也纳的穷人区的少年儿童工作。与此同时他在大学作为旁听生注册,并参加了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在《无休止的追求》一书中,他谈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他是如何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在由共产党人操纵的一次游行中,他们有意使手无寸铁的青年人在警察局外被无辜地射杀,它许诺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将会成为天堂,但是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则需要流下无辜的鲜血,朝向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革命暴力。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在苏联一方面把上百万人置于饥饿至死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大肆举办庆祝游行。他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和平的口号的真相,开始痛恨这种意识形态,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后来写道:“如果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和个人自由相联系,那么我今天可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花费了一些时间认识到它只是一个美妙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设法达到平等的试图,肯定要危害自由。当自由失去,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平等也不会继续存在。”

    1919年起,波普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的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中揭露了这种伪科学。波普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构思于1919-20年冬天,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36年初在朋友的私人会议上,其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宣读过,但是由于他投稿的那家哲学杂志拒绝接受这篇稿子,因而使它的发表耽误了很多年,它的英文本直到1957年才正式出版。

    三十年代,波普在欧洲亲身经历了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由此他深刻地感到当代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威胁,1937年在希特勒进攻他的家乡奥地利之时,他在新西兰开始动笔写作他的另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两卷本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第一卷《柏拉图的魔法》中,卡尔·波普批评了柏拉图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切方面,尤其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观念。在第二卷《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他集中抨击了现代专制,尤其是蔑视人的尊严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反对所有这三个人,用理性的认识代替他们的预言。《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同属于在战争期间,在黑暗时期为那个时代所做出的探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伴随极权主义兴起的左派思想和各种非理性思想在西方知识界风行,由于他对上述知识分子所崇奉的思想家黑格尔和马克思,尤其是他对柏拉图的猛烈批评,因此,他的书不仅在新西兰,而且在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拖延到二次大战结束前不久,1944年,才在英国找到出版的地方。而直到1957/58年才第一次在瑞士出版了他的学生费耶阿本德翻译的德文本。

    波普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称作“战书”。这本书对于人们争取自由的努力起了很大的影响。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政府镇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本书为他染上了英雄色彩,例如在德国、波兰、苏联和中国。他也为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相信他的思想的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日本他受到很高的尊敬。他的著作有二十种以上语言的译本,在以前的东欧国家经常是秘密地翻译的。在出版四十五年后,1989年革命后,这本书重新经历了一个新的复醒。它不断地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每一个后共产党国家这本书的销售都名列榜首。波普的学生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甚至在以前的共产党国国家,中国,建立了开放基金会。

 

    2. 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

    波普不断寻求推动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波普的社会哲学,即在他的两本书中所展现的社会哲学,必然是遵循它的科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当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用他的理解和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争论时,他把他们看作是极权社会思想的主要来源,或许这里没有任何特别凭运气得到的想法。

      在这两本书中,波普不仅试图探询研究在哲学思想中,即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极权主义观点的根源,而且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在这一批评中努力在所有方面明确、清楚、一针见血,他不仅考虑了这种思想的结果,而且也探究了产生它的冲动。

    他反对在柏拉图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因为他们声称知道社会变化的最终目的。波普明确拒绝这种思想方法,因果链条可以一直追寻到最远的过去,这样就混淆了理论和解释。在历史科学中他反对以预先已经选择的出发点来书写历史。由于环境、意识和理论没有人能够完全看清这个世界的各种情况。

    波普认为,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中直觉观点,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辩证发展的理解,或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规律学说,都不能成为政治决定的基础。

    波普一直和那种规定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目标是什么的原理和蓝图作斗争。他针对那种总是要作最终论证的倾向而提出假说的方法,针对那种把握总体意义的热衷提出对于暂时认识的每一小步的认识。这种清醒的精神具有不寻常的力量。如果不可怀疑的确实的真理,尤其是关于历史的未来发展的步调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么理性争论的条件就必须确保考虑到实际和政治问题。

    波普的一些看法引起了争论。这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和理解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所有那些具有历史神圣性的形式,从柏拉图到卡尔·马克思,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拒绝。波普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认为,民众的伦理是,如果它有助于人的自由和尊严,就会超越时代的环境和特点,它应该通过人类世界和自己的表现有效。

    波普的“应该”,是对精神理性,对它的要求的限制的辩护,他认为,激情是不能没有限制的。这种看法的根源是两个痛苦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把自己说成是一种救世的学说,一种不可反驳的科学,为了实现它认为的幸福,它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强迫人们。其后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波普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理论和事实。

    波普冷酷无情的批评不仅限于那种希特勒那种元首崇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也包括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哲学皇帝柏拉图。对那些自以为占有真理的人他没有任何仁慈。因此,波普的另一重要贡献和影响是,他的这些批评使得关于极权专政和自认为自己占有真理这一哲学要求的关系的分析,成为对极权主义分析的一个流行的思想。在和那些同时代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争论争论中,他始终保持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他对于试图把乌托邦设想转为社会实践的批评,对于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以暴力镇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自由活动和冲动的批评,是他的批评的实在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意味深长的结果,并且以此和康德思想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书不仅是探询乌托邦的精神错乱,而是处理的是凝结的历史事实。六十年代,波普又在德国的社会学领域中点燃了所谓“实证主义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阿多诺和哈伯马斯,另一方是波普、汉斯·阿尔伯特和拉尔夫·达伦多夫。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六十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更进一步推动的这场争论的传播。无论是在他对思想史的优美的描述中还是在对黑格尔判断中,波普都决不含糊其词。他在政治上的不可收买,眼光的锐利透彻,和总是一针见血地揭穿那些夸夸其谈后面对社会所带来的真实的伤害和后果,不仅引起了左派理论家的不快,也引起了某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和右派思想家的不满。这些不满甚至增长到对波普进行攻击。

 

    3. 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

    在科学中有效的,在政治上也有效。一个好的民主的政治家会因此而想到他的主张可能是错误的。他将选择那些在竞争中经受住考验的最好的方法。这意味着经受了检验。

    是否能将这种逻辑转移到政治生活中去,使它能在一个好的基础上被提出怀疑。波普以他的开放的社会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流行的高潮成为了它的最强有力反对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出于自己的构想,必定要使理论成为现实,他的统治权利和合法性要求必定要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的无辜牺牲。与此相反,波普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概略描述了一个社会秩序─开放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思想基础是他的认识论的证伪理论,也是人类最可能接受的好的秩序。这意味着一个自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这个社会的成员可以不使用暴力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它的目的在于排除具体的弊病。

    我们并不能够保证,政府的暴力永远能掌握在那些不滥用它的人手中,对于政治组织的首要问题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哪个人应该掌权”,而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它能用其他人取代那个滥用权力的政府。”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可以规定别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们的运气和幸福。

    波普是“消极的功力主义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减少痛苦,而不是增加运气。在这里他的观点明显地类似证伪和证实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预先看到在个人和公开的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各种不可预料的结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在改革具体的弊病中,这种考虑使我们看到那种把总体的制度的改变作为首先考虑的作法是不可能的。那种为了未来的人的完满的幸福而牺牲现在活着的人的幸福的想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波普从他的科学哲学的可错论出发所阐述的政治学说,给予民主的捍卫者一个有力的理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暴力就可以进行改革的政府形式。波普推荐说,它应该是“一个尚不满意的社会技术”,而有些人贬它为磨洋工。但是,波普认为那种乌托邦的许诺和正在蔓延传播的伟大的目标包含了过多的自我论证和对现实的忽略。波普的政治实在论涉及了他的科学哲学观点。理论和现实只是一种接触和交往,它会被现实证伪或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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