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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洛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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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洛夫

 

四.两点解释:巨棒和拨火棍,反叛师门和剑桥冷遇

 

1〕当维特根斯坦挥动巨棒时,实际上是当维特根斯坦挥动拨火棍时

对于这一很渲染情绪,给不明白事情真相的读者造成误会的提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重新提供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

1946-47学年初,波普受邀到剑桥做哲学讲演,维特根斯坦也出席了这次讲演。在讲演中,波普和维特根斯坦就有没有哲学问题展开了争论。波普说,如果没有哲学问题,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听众中的维特根斯坦跳起来打断波普的话,大谈特谈起疑难和哲学问题不存在。波普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哪些是哲学问题的单子,例如,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吗?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是否存在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是逻辑的,数学的而不是哲学的。波普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有时象用指挥棒一样用它来强调他的论点,他挑战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于是,波普调侃地举了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维特根斯坦听罢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注解一,中文本,第170页)

波普对此说,我实在深感抱歉。我承认,我到剑桥是希望激起维特根斯坦为没有真正哲学问题这一观点做辩护,并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论战。但是,我绝没有打算惹他生气;他看不出这是一个玩笑,我不胜惊讶。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他可能觉察出我在开玩笑,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大为恼火。不过,虽然我希望轻松愉快地讨论我的问题,但我可是诚心诚意的,也许比维特根斯坦自己更认真,因为,毕竟是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

这就是当维特根斯坦挥动拨火棍时的真相。而就上述讨论的问题来说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更有道理。

 

2〕反叛师门和剑桥冷遇

傅大为先生对费耶阿本德对波普的反叛的提法表示怀疑。但是,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心理问题。反叛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知识分子都是反叛的,即便是反叛师门在西方也不是贬义的。费耶阿本德也的确在哲学思想基础上反叛了波普,这表明他在哲学上是有见地的,所以,在德文报刊上使用反叛二字并不为过。而若要把波普的很多东西归于受到剑桥的冷遇和维特根斯坦的对抗,却不免使我想到在从师许良英先生时,他的谆谆教导,研究科学史一定要言之有据,最忌讳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揣测。事实上,剑桥大学早在1936年,波普得到新西兰的大学邀请的同时曾经邀请过波普,而波普为了使更多的面临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便利,自己选择了新西兰,推荐维也纳小组的弗里茨·魏斯曼代替他到剑桥。就波普的哲学和思想倾向,英国的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气氛比欧洲大陆显然更适合他。也正是因为此,在欧洲,是英国接受了波普。而与波普相比,在欧洲大陆的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就没有那么多运气了。

 

五.波普、萨哈罗夫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教益

 

为了能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平气和地和我讨论问题,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虽然精心地考虑了标题,不能笼统用对中国知识分子,顺序也必须要把台湾放在前面,否则会在问题以外纠缠。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是作为个人,谈论客观问题,当我涉及台湾问题时,不希望涉及到我是否以一个台湾以外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思想界指手划脚这类感情问题。这当然也不表明这些问题对我个人,对大陆知识分子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也许它更严重的存在。

 

1〕波普和萨哈罗夫的思想不只是为受压迫知识分子的思想:

傅大为先生很客气地说作为成长于中国而备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仲维光对波普的热情召唤是很可以理解,且值得尊重的。但在台湾当代的历史中,情况就不那么明显。进一步再将之放在西方极度扭曲的冷战历史中,仲维光的悼念长文就更显得问题重重了。傅大为先生还特别强调说,也许,冷战终于结束后,波普的政治哲学智慧究竟如何,在西方(而非后共产国家中)真正的评价才开始。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波普的思想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那样是一种为受压迫的人反抗张目,寻求解放的学说,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波普的哲学涉及的是个人、个人对社会和人类的关系,无论这个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民众。

事实上,正是科学和启蒙思想、波普的思想使我不再把西方作为一个旗帜,而是作为个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站在同一个追求的起跑线上,认真分析东方和西方每一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倾向,并使我明白人的追求是超越国界的,人的偏颇也是超越国界的。这同时使我由长期受左派思想(各种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学派思想)影响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论中解脱出来,把东西方文化各种具体倾向和问题放在同一分析批评平面上。因此,知识分子对一种思想和学术的评价,包括这里说的对于波普的政治哲学的评价,是不分国界和地区的。

至于台湾,作为一个刚刚从独裁社会走出来,民主尚未成熟的社会,作为一个曾经有半个世纪被日本从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精神上奴役的地区,作为一个从根本上缺少具有俄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的台湾知识界,也许,在台湾当代的历史中,情况就不那么明显这一现象,所提示的,正是应该更谦虚、认真地思索波普提出的问题和波普的思想。

至于历史的真正情况,并不是象傅大为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冷战时期,波普的思想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到处受到欢迎。我写悼念一文的目的正是想把西方知识界和媒体的主流多年来排斥和打击波普、阿隆的事实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想说明即使在西方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象波普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要忍受孤独,也需要勇气;而对波普的真正评价确实如欧洲各主要报刊所承认的那样,是近年来的事情,对波普的接受,在德国和欧洲大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

而作为被傅大为先生提到的我个人的受压制问题,可以说,如果不是科学思想和认识论的探究,如果不是关心一般个人的人权问题,我在中国大陆是可以并且也可能幸运的,而恰恰是走上了波普、萨哈罗夫这些人所走的追求的道路,才使我成为傅大为先生所说的长于中国而备受压制的知识分子。萨哈罗夫的情形就更说明问题,他本来是一个在极权国家享有特权的人,而思想追求和良知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的荆棘路。所以,事实的逻辑恰好和傅大为先生说的相反,不是受压制使这些知识分子热情召唤卡尔·波普,而是追求和良知的热情召唤使他们成为受压制的知识分子。当然,如果只有追求和良好的愿望,而没有把个人的权利问题放在第一位,没有理性批评精神,没有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负责精神,就还会走入各种虚妄教条之路,为社会带来灾害。

 

2〕个人与族群:

傅大为先生的回应文章使我深深感到,无论是波普的反省,还是萨哈罗夫的思想变化都很值得台湾和大陆知识分子三思。

在对卡尔·波普评价的分歧上,最重要的是对个人的尊重是第一位的,还是国家、民族乃至群体问题高於个人。正如波普所说,象人类或阶级这些概念是抽象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成为十分危险的。因为,一些人会利用这种抽象的群体概念,制造个人之间的对立,牺牲个人。例如在如何评价极权社会的问题上,如果个人高於国家,那么对古巴问题的考虑,就会考虑到被极权主义压迫的一般古巴民众,而不只是考虑所谓世世代代被美国剥削的古巴并使人陷入支持独裁统治的背谬。

再例如在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大陆社会中,过去曾经用阶级把人们切割为不同的群体,从而造成人之间的猜忌斗争,它的牺牲者的是个人。时下依然是抽象的群体─国家、党的概念高於一切,人权仍然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在台湾,族群问题也在某些政治人物炒作中、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越演越烈,这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泛政治化,无辜的个人之间的对立,也影响了知识界的空气,甚至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

时下,台湾本土意识问题,是一个象阶级意识一样、很典型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从政治上的本土化,蔓延到学术机构的本土化和学术上的本土化,这在国际知识界中是独一无二的。试想如果德国、英国、荷兰、丹麦,乃至日本等各自都推行政治本土化、学术机构本土化、学术本土化,人们会有什么感觉呢?为什么唯独在台湾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呢?这不是矮化自己吗?本土意识是一种比阶级、民族、国家意识更为狭隘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封闭。

犹太人经历了比台湾二二八更为悲惨的灾难,作为父母都是犹太人的波普,在经历这一灾难后,对犹太人中出于反抗的那种种族主义依然说,种族自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错误的,哪怕它是被诱发的。一切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罪恶,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注解一,第144页)

因此,波普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省,对共产党的抛弃,对台湾和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个人高於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你的种族、国籍、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而感到低人一头,甚至羞于自己的种族、国籍,掩饰自己的籍贯。当个人高於一切的时候,你就既不会因为来自贫困地区而感到窘迫,也不会由于出于富裕而趾高气扬。你就会专注于讨论的问题,而不是种族、地区等其它问题。

波普的这种反省是维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健康心态,保持知识界正常的学术空气的重要保障。波普实在是应该引起台湾和大陆知识分子重视的哲学家。情况就不那么明显正是问题之所在,正是促使笔者写那篇悼念卡尔·波普文章,热情召唤波普的另一重要原因。

 

3〕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傅大为先生的文章再次使我深切感到卡尔·波普所不断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波普是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这种保守不是中文意义上的保守,而是一种坚持基本原则的态度。波普坚持自由、理性、批评,坚持个人高於一切,坚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他不断地宣称,未来是开放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更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但是,这完全要看我们将如何去做,这要求我们要极其负责地行事。他反问道,

我们能否做一些事情阻止象在远东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我指的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牺牲者,伊朗霍梅尼的牺牲者,俄国在阿富汗的牺牲者,中国那些新的牺牲者。我们能够有所为阻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发生?亦或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做什么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波普说,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能。我相信,我们能很有作为。当我说我们,我是指知识分子,也指那些关心这些问题的一般人,尤其是指那些能阅读和写作的人。(注解五,第246页)

波普说,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曾经参与制造过最骇人听闻的灾难。以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理论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我们只是要由此停止那经常是以最好的意愿来煽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由此得利的是某些个人。没有人能说,这对于我们是不可想象的。(注解五,第247页)

波普认为知识分子非常容易感染的恶习是傲慢,固执,自以为无所不知,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些都不是小的恶习,它曾经导致纳粹和共产党的残暴。这一切最严重的事件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出于胆怯、自命不凡和野心所参与从事的。(注解五,第248页)我们想要引人注意,于是我们用一种不可理解的,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深奥难懂的、充满艺术性的语言谈论。这一切是我们从那些黑格尔式的老师那儿学来,并且和所有那些黑格尔的信徒相联系。这是一种语言污染,德语的污染。我们竞相竞争着使用这种语言。它使我们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明白清楚地谈论问题,不能证明谈论的对错。它使我们超乎寻常地废话连篇并且由此浑水摸鱼。(注解五,第248页)

大陆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为了政治的需要,媒体和知识分子可以讲各种概念含混的黑话,一个毫无诗人气质,极其世故的普通知识分子,可能成为诗人和文学家;一个没有任何思想,没有读过很多书,不懂得怎样研究的人,可能成为青年思想家。这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一切靠政治机遇的社会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在今天正走向开放,向成熟的民主制度过渡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中非但没有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学术和道德规范,而且老一辈人,象胡适、吴大猷等人坚持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和道德规范,今天也越来越少,各类时髦的左派,以及非理性的语言充斥,诚如波普所说,或出于傲慢,固执,自以为无所不知和知识分子的虚荣心,或出于胆怯和野心,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竞相使用这种语言,利用媒体炒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已经从昨日的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变成今天的性解放、后现代和反对理性与科学的末日思想。台湾知识界的很多人对今日台湾社会风气的形成是有一定责任的。左派共产党人战胜专权的国民党后使大陆成为今天这样,所得到的教训很值得台湾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思索。

回应一文使我再次感到,卡尔·波普在德国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及今天德国知识界对这一段历史的反省,对台湾知识界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对大陆知识分子则也是正在逐渐走进视野的事情。

 

4〕关于反美反帝情结:

傅大为先生在文章中所表现的非常动感情的反帝情结,在二十年前的大陆是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情绪,但是今天,几乎只有极少数大陆知识分子还保有这种情结。这是一种很值得思索的历史现象。对于台湾的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帝情结,我认为卡尔·波普对知识分子、对德国的批评很有借鉴作用。

波普说,美国和英国牺牲了很多人使欧洲脱离了希特勒的地狱,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大西洋宪章奠定了新世界的基础。战后通过美国所带来的不仅是欧洲和北美的和平,而是世界的和平,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计划。但是,这一新的舒适环境一经创立,西方刚刚变好,知识分子就开始激烈地大声叫骂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社会、文明、和环境。波普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夸张,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和环境从来充满危险。(注解五,第249页)而对于那种对美国的咒骂,波普说,德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有许多谎言,尤其是关于美国的论述,它给学生一种反美教育。这是一种可笑的谎言,波普说,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反对美国。人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使用暴力。如果德国人非要反对一种东西不可的话,他们应该对准自己的过去,而无论如何不应该反对他的恩人。人们不应该忘记,战后只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德国人才避免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后果。德国不应该恩将仇报。(注解七)

美国的确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但是,就台湾的存在来说,从民主理念、制度到经济,更不要说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保障,受到美国的正面影响比德国还要大。和对美国英国的咒骂相比,台湾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极权的东方罪恶邪恶的共产党帝国有更切身的体会,应该对日本殖民者有更多的认识,而不应该为极权主义背书,不应该在曾经为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灾难,连日本年青一代都开始扬弃的,封闭的日本意识面前胆怯。

 

5〕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反抗和反省心态:封闭的心态还是开放的心态

上述几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都是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反抗与反省问题。受压迫知识分子的考虑是从国家、种族、群体、地域、以及某一部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出发,还是从个人的价值出发,这导致受压迫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以波普和萨哈罗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开放的心态。他们虽然强烈地反对极权,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暴力革命,而赞成宽容、渐进。开放的心态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因而谦虚、谨慎,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开放的心态反对教条,反对把讨论的问题意识形态化;开放的心态反对族群化、国家化、集体化地处理问题;开放的心态并不自以为是先知、菁英而力图主导社会。英国的知识界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经验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占据主流,所以才能有效地不断克服那种岛国心态,才能不断地接受象卡尔·波普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和不同地区与种族的、各种层次的民众,在英国长期生活。而岛国心态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夜郎自大,和敏感的随时准备自我保护的自卑心理的混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压迫知识分子封闭心态的反应。

一个地区,如果连出生在那里的同种族的人都要排斥,那么,对这种现象,无论有怎样的理由,知识分子都不应该绥靖,更不要说助长它。因为正如波普所说,哪怕它是被诱发的。一切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都是罪恶,因为它象无产阶级革命一样,是饮鸩止渴。克服这种封闭心态,只有充分唤醒个人意识,唤醒言之有物的理性批评,即启蒙精神。左派思想虽然能够作为受压迫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正如今天中国大陆民众和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样,一经醒来,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

 

6〕教条与虚妄、理性与非理性:启蒙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卡尔·波普对此都有很好的论述。我作为在封闭社会中自己摸索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知道台湾有很多知识分子对此有比我更深刻的认识。我所要在此强调的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傅大为先生回应文章的根本性思想问题。我一如既往地尊重台湾知识分子所做的各种研究探索,希望这个已经走向开放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能为中文世界做出根多的贡献。

 

爱因斯坦在纪念普郎克六十岁寿辰时说,在科学的圣殿中有三种人,一种人本来可能成为商人、官吏,只是由于生活中的偶然因素,才走进了科学的圣殿;另一种人是出于智力的愉快而进入科学的圣殿,第三种人则是科学殿堂中的圣者。如果有一天科学殿堂的使者出来清理科学殿堂,他会把前两种人清除出去,留下第三种人。普郎克是科学殿堂的圣者。(注解九)萨哈罗夫和波普也是科学殿堂中的圣者。我做为一个科学思想的工作者,科学的、批评的理性思想和方法,是我在生命的探索中所找到的,而不是职业,我愿意为科学殿堂奉献自己的一点追求。我并不完全同意波普的哲学观点,甚至某些论事态度,但是,我尊重卡尔·波普和萨哈罗夫的追求,思想倾向,尊重他们对社会的负责精神。

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在力图挣脱宗教和各种虚妄思想与政治的禁锢中,产生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灭各种偏见和虚妄,况且即便是启蒙思想,启蒙者,如果不注意,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倾向和观点也会很容易地成为教条、意识形态,但是启蒙思想所带来的批评理性、经验思想成为人们和各种固有的和人为的偏见,虚妄对抗的有力方法。

今天,启蒙为我们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达,这种发达一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媒体从各个方面强有力地干扰影响着人们的一般生活。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各种以知识为职业的人,拥挤在社会的表面,象炒作股票一样,象小贩叫卖商品一样,象算命先生招揽主顾一样,或声色俱厉,或念念有词地兜售知识;当知识的市场上充满各类五光十色的艺术性语言,各种具有邪魔般魅力的非理性的黑话,卡尔·波普和萨哈罗夫的思想和反省,就不仅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而是作为今日台湾知识界,明日大陆知识界的解毒剂而再现。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德国,埃森

 

注解

 

1〕英文版: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PartI,Autobiography of Karl Popper, La Salle Illinois,Open Court,1974。即单行本Unended Quest无休止的探索

德文版Ausgangspunkte,Hamburg,1979

中文版:波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月瑟译1988年。

2Revolution oder Reform?-Herbert Marcuse und Karl Popper:eine Konfrontation(革命还是改革?赫伯特·马库塞和卡尔·波普对辩)

3OffeneGesellschaft-OffenesUniversum,einGespraechmitFranzKreuzer.(开放宇宙中的开放社会,和弗兰茨·克罗伊策尔的谈话)Muenchen-Zuerich,1986

4〕萨哈罗夫,《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萨哈罗夫言论集》,刘兵译,手稿,尚未出版。英文版A.Sakharov Speaks, Knopf,New York,1974

5Karl R.Popper, Alles Leben ist Problemloesen, Ueber Erkenntnis, Geschichte und Politik, Muenchen-Zuerich,1994

6Karl R.Popper,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n Welt, Muenchen1991,6.Aufl.

7<<Die Welt>>,德国,1989219日,21日,23日。

8〕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林骧华,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

9〕《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等编译,197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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