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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洛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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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波普和萨哈罗夫

─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仲维光─

 

卡尔·波普生前就以尊重个人超越一切,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民众和社会负责,和语言简单、论述清楚明了,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不快。他因此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长期抵制。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1〕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

傅大为先生对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强烈的疑问。然而,这却不是由于史实而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观点,怎样做才算是关心社会。因为波普及其父母关心社会问题,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论。正如波普在自传中所写,

当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维也纳的赤贫景象就是使我忧心忡忡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几乎始终萦绕在我心底。……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一直在致力于改造这种局面,虽然他从未谈起过这些活动。他在两个为无家可归者措办收容所的委员会工作。一个是他担任会长多年的共济会分会,该会置办了一个孤儿院;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建立并管理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收容无家可归的成人及其子女。

父亲的这个工作得到意外的赏识,老皇帝封他为弗兰西斯·约瑟夫骑士团骑士。这想必不仅使他惊讶,还给他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虽然父亲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重这位皇帝,但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一名激进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支持政府。

作为共济会会员,父亲甚至是被当时的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社团的成员。(注解一,中文本,第45页)

他的父亲曾经化名写过一本精彩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之际就被警方查禁,并且一直被列为禁书,直到1918年。

波普的以上说法在多本波普传记中以及各种报刊报导中都有记述。这些发生在本世纪的情况,都是很容易考证的历史,我相信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研究波普的人和波普的反对者都会早就揭示出来。大为先生如果对此有疑问,能做出否证,我想对研究波普是有益的。

至于波普关心社会问题,我想这更是不争的事实。波普可能是对社会和人文问题谈论和写作最多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谈论的问题从社会哲学、政治制度、历史、环境到人们的一般生活;从抽象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到具体的绿党、二次大战、德国和欧洲问题。他晚年的著作,《寻找更好的世界》和他生前编辑,死后出版的《活着就是解决问题》(注解五),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谈论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战争,以及对他所不能同意的各种思想问题的批评。英国和欧洲的很多重要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曾经拜访和会见过波普,甚至出席过他的讨论班和他讨论各种问题。

各类不喜欢波普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波普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恰恰是因为他太多的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过多地以这类知识分子所不能同意的观点谈话;他对这些问题看法太明确、尖锐、直接了当,以致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就笔者来看,波普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社会哲学上,而不是在科学哲学上。在多元社会中,对一个问题必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不是一元的。人们可以批评波普过分率直、甚至主观或粗暴,但是,傅大为先生说,从一九四六到九九四年共四十八年的岁月里,我实在不知道波普在英国关心过什么英国的社会问题的提法,却是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2〕冷战的原因:

傅大为先生在他的文章的第一节结尾,谈到英国主流电视台BBC,在对波普所作的评价中,戏剧性地提到,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对此,他说,

在正急速下坡的英国保守党中的过气首相撒切尔(也是战争贩子)而言,波普每本书她都看过两遍。在西方冷战史的右派的事业中,波普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正是他们最好的弹药,是里根政权指控邪恶的帝国的最佳学院背书。也许,冷战终于结束后,波普的政治哲学智慧究竟如何,在西方(而非后共产国家中)真正的评价才开始。

笔者没有听过BBC电视台对波普的评价的前后文,因此无从评论这一说法。然而,评价冷战和冷战的原因,却涉及根本的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它可以调动人们的刻骨的仇恨和狂热的拥护,使人们丧失理智。笔者认为,除去民主与极权的对立,除去对极权的统治者─那些肆杀无辜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乃至邓小平外,在民主社会讨论问题时,应该尽量回避极端的感情色彩。

关于冷战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问题:1.涉及根本原因的原则问题;2.现实对策中具体问题。

冷战最根本的原因是极权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对立。当代极权社会和传统的极权社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是封闭的,而且是扩张的、侵略的。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由于德国受到外部的威胁,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经验历史史实。同样,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自己是唯一的真理代表者的意识形态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扩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注解八,第25页)事实上,这个三是一切共产党的特点,大至苏联中国,小至柬埔寨丛林中的波尔布特和越南,都是如此。这是冷战最根本的原因。今天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台了,但是,台湾却在每时每刻面对着海峡对面的巨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是传统的大陆中国,而是极权的共产党中国。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八九年极权制度的崩溃尚未烟消云散,共产党的威胁犹在眼前,对台湾人来说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对冷战难道没有直接的体会吗?

历史的经验事实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人们的价值信仰,但是,八九年人民对极权制度的完全抛弃,究竟还是使世界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提问题的方式有所改变。时至今日,还对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对对邪恶的帝国的指控放冷箭,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时空的倒置和价值的迷乱了。

关于冷战的原因,关于极权主义国家,我在下面谈到傅大为先生所推崇的萨哈罗夫时,还要提到。萨哈罗夫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本性有很好的论述。

至于英国电视台所说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笔者宁愿把这理解为是一种中性,或积极的描述。是波普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左派知识分子还沉醉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当极权社会中大多数被迫害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声音被东西方的知识界封锁的时候,当西方的政客为了自身的短浅利益而对东方绥靖时,他就清楚地认清了极权主义的本质。诚如波普所说,民主制度并不是用来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民主国家常常显得十分被动,但是,正是波普,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使面临极权社会威胁和挑战的民主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因此,甚至可以说波普在八九年,或说二十世纪末期世界向民主方向转化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波普的思想在使西方自觉地接受,主动地进入和极权主义对抗、进入冷战问题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英国的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否是战争贩子:

如果离开冷战的根本原因谈论冷战,冷战的双方在具体问题和事件上的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面对极权集团的民主社会领导人,有民主理念,理想主义强一些的政治家,也有极其实用主义的政客,有鹰派也有鸽派。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确实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但是,这位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没有违背民主社会的政治和行为准则,她受制于议会和民众,并不能象极权社会中的政府一样可以肆意而为,因此,如果撒切尔夫人可以称为战争贩子,那么罗斯福也可以称为战争贩子了,整个历史就都混乱了。然而,如果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始终企图,并且事实上在从事输出革命的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不能称为战争贩子,那么在谈论撒切尔夫人时也就要稍微慎重一些。

 

二.萨哈罗夫和极权社会

 

卡尔·波普先生曾经批评古巴危机时萨哈罗夫的主张。对此,傅大为先生没有在史实上做出否认,而是在感情上做出激烈的反应。

由波普来指责萨哈罗夫?这其实也是相当奇怪的。萨哈罗夫当年在苏联所受到的压迫、写《传记》时所遭受到的困难,恐怕不是波普所能望其项背的。

傅大为先生推崇萨哈罗夫,认为,放眼东西方,大概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能否做到他这一步。与此同时,他认为萨哈罗夫为世世代代受美国剥削的古巴做点事,这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傅大为先生为萨哈罗夫的这种辩护和对波普的批评,就笔者对萨哈罗夫的了解,认为,萨哈罗夫如果在天有知,也一定会不赞同。笔者愿意在此就萨哈罗夫对核武器、对极权社会、对东方的罪恶认识的变化,萨哈罗夫的思想倾向做一简单描述,以使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倾向有一较为清晰的印象。

 

1〕萨哈罗夫的对核武器的思想变化和反省:

萨哈罗夫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萨哈罗夫的生活环境中两种因素不断地影响着他,并且造成了他一生中的变化。

萨哈罗夫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物理教授,萨哈罗夫生活在俄国社会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阶层,即科学知识分子阶层,这种环境赋予了他的生活以独特的内容和光辉。正如美国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H.E.Salisbury)在为萨哈罗夫的言论集《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所说,

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其它社会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者。他们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或沉湎于智力追求的个人。例如,他们不是与蓝领阶层阶层相对的白领阶层。事实上,将俄国的知识分子区分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经济地位,而是他们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观点,是他们的献身意识:为了原则、为了改善他们同胞的命运、为了清楚社会上的邪恶、为了无私、为了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谈论真理的责任,一句话,为了真理,他们不顾在肉体上和物质上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充满了俄国宇宙神教的传统精神。他们相信人的可完善姓,相信可将牺牲置于自身的自我责任。在反对沙皇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和暴虐的斗争的那些漫长而血腥的岁月中,培养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给予革命运动以道义上的热情和哲学上的辩护。虽然在苏联时期是那样地困难,虽然有警察、镇压、清洗、宣传和思想控制,但俄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象长生鸟的一样幸存下来。(注解:长生鸟,埃及神话中相传此鸟每五百年自行焚死,然后由灰中再生。)正是在这些诚挚的、献身的、热情可敬的、强烈坚持原则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哲学家们的环境中,萨哈罗夫度过了他早年的岁月。(注解四,序)

但是,另一方面萨哈罗夫又是生长在一个极权、封闭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他专注于核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时期。苏联严格的保密制度双重加重隔离了他与外界的接触。1948年,为了和美国人进行核武器对抗,斯大林任命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P.Beria)负责领导一个应急计划征集所有的研究和生产能力研究核武器。物理学家们都知道,这种能超越美国的核武器是氢弹。萨哈罗夫和塔姆参加了这项计划。萨哈罗夫当时认为,如果苏联和美国都拥有这种可怕的核武器,他们就必然去设法解决他们的分歧,而不是彼此摧毁对方和摧毁世界。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察(P.Kapitsa)和萨哈罗夫和塔姆不同,他拒绝了斯大林要他为原子弹工作的请求,结果有很多年被软禁在家中。

萨哈罗夫从杰出核武器物理学家走向关心更广泛的问题的转变是在1957年初,他受到西方物理学家的影响开始的。1957年初,在象阿尔伯特·施韦策(ArbertSchweitzer)和莱纳斯·泡令(LinusPauling)等那样一些人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论述的影响下,对于来自核爆炸的放射性污染问题,我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注解四,导言)1958年,尽管他仍然在远离莫斯科的秘密的核武器研究中心,他开始相信,对于科学的目的来说,不需要在大气层中进一步试验,进一步的试验只会帮助加剧军备竞赛,增加来自放射性尘埃的危险。他试图阻止列入计划的一系列苏联武器试验。对社会问题的思索,特别是思考他在核武器制造领域工作的社会后果,使他变得忧心忡忡。正如他后来和《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谈话中说的那样,

我逐渐开始不仅理解到核试验的犯罪性质,而且立即理解到这个事业整体的犯罪性质。我开始从更广泛的、人类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和其它的世界性问题。

正是这种思想,将萨哈罗夫缓慢而又稳定地带进和极权的苏联政府的冲突中。19619月,就一系列大规模核试验的必要性问题,他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挑战,在1962年,他强烈地抗议第三个试验系列。当然,他都失败了。他对史密斯说,

我不能阻止某些我认为是错误而且不必要的事情,这是可怕的。我有一种对于无能为力的恐惧感。在这以后,我就是另一个人了。我同我周围的事物决裂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决裂。(注解四,序)由此可以看到,萨哈罗夫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的改变是在1962年以后,并且是在受到西方物理学家的影响之后。

在此我愿意补充一点,萨哈罗夫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

有很长一段时期,萨哈罗夫与苏联政府具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北京是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只是重复了政府对中国的标准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离开了正道的、无法预料而且疯狂的大国。一直到1973年相当晚的时候,萨哈罗夫才坦率地收回了他早期对中国的评价,并表示,他曾经错误地评价了中苏对抗的本质。他在《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的导言中说,

在发表备忘录时,我对原文没有做任何改动。特别是,我没有改动对苏─中关系的论述。这是一件我现在后悔的事。虽然我没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变种持理想化的看法,但我并不认为在备忘录中做出的对中国侵略苏联的危险的评价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中国的威胁不能作为证明我国军事化和缺少民主改革的正当理由。(注解四,导言)

萨哈罗夫在文章中和对记者的谈话中,还不止一次的承认,在1968年以前,他并未涉及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具有物质特权并与人民相隔离的特殊地位。(注解四:中文本打印手稿,第130页)到1970年,他才更加熟悉保卫人权问题。(注解四,第30页)

由此可知,萨哈罗夫秉承了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尊重个人,尊重理性和科学精神,对自己的错误毫不掩饰,萨哈罗夫绝对不需要傅大为先生为他早期所做的事情辩护。

 

2〕萨哈罗夫和极权社会:他对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的猛烈攻击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哈罗夫由对核武器等问题的关心越来越转向苏联的社会与制度的暴政和腐败问题。七十年代初期后,萨哈罗夫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苏联内部的问题上。他对傅大为先生所说的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冷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的导言中他说,在五十六年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冲击、苦难和耻辱,经历了对数百万出色的人(既在道德方面也在智力方面出色)在肉体上的消灭,经历了数十年官方的虚伪和煽动,内部和外部的趋炎附势。现在,我们走过了恐怖时代,那个时代严刑拷打和秘密刑审威胁着每一个人,当时他们逮捕政府中大多数忠诚的雇员,仅仅是为了凑总数和创造一种恐怖、屈从的气氛。但我们现在仍生活在由那个时代所创造的精神环境中(注解四,第33页)

他相信,没有国内的变革,就不能实现国际合作的伟大目标,一个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正在走向没落和衰弱,因为它只要沉沦于斯大林主义恐怖制度呆板而又危险的糟粕,它的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使这个国家在竞争中生存。

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萨哈罗夫越来越看到,只有当苏联解决了国内矛盾,开始反省认识斯大林以后恐怖制度的现实,反省认识它的警察和集中营;只有当苏联走向个人自由、科学探索和公开辩论的自由,结束一党制的思想贫乏,结束单一政党路线独裁主义的强迫性,才能证明苏联在真正的关系缓和中是一个可靠伙伴。他相信,除非这些国内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防止苏联寡头独裁的政府骗人地加入一个协约,却随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撕毁这个协约。由此很可能就导致世界的毁灭。

正是通过现实的体验和不断的思考和追求得出的这一信念,将萨哈罗夫带到了他同苏联当权者就放宽美苏贸易限制问题激烈而又公开的斗争中,使他反对紧密结合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他声称,直到或除非苏联国内的自由化有了可靠的保证,否则就不应给予苏联这些利益。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有计划地保卫人权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向暴力、狂妄和宗派主义。我确信,只有以这种方式,使得存在有最大可能的公开揭露,西方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的本质,那时,这场斗争就将变成世界性范围的拯救全人类的运动的一部分。关于我为什么(很自然地)从世界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人,这一信念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注解四,导言,第34页)

 

3〕科学、理性和自由主义:同一共同体中的萨哈罗夫和波普

被傅大为先生热情称颂,并用来强烈质疑波普的萨哈罗夫实际上和波普是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和方法问题上都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而明确地与各类非理性思潮,各类左派知识分子,各类极端的族群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敌视西方民主社会者相区别。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崇尚科学、理性,他们继承和遵从了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传统。

萨哈罗夫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对事实、理论和观点进行深刻的分析为基础,以无偏见的、无所畏惧的公开讨论和结论为前提条件。他认为,正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这样一种方法。

萨哈罗夫不止一次地说,在哲学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注解四,第18137页)关于人们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更喜欢古老的俄语词汇自由思想家Volnomyslyashchie)。

关于他1968年时写作的《进步、共存和理性自由》一书,他说,我试图在这本书中展开论述的基本观点既不新颖,也不很原始。它基本上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材料和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观点的汇集。在今天,我认为这部著作的一些地方是折衷的和做作的,而且在形式上是不完善的(未细致加工的),然而,对我来说,它的基本观点是可贵的。(注解四,第28页)

萨哈罗夫坦率承认,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兄弟在六十年代末期,曾经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和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注解四,导言,第27页)

对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希望他对西方提出批评,萨哈罗夫一方面表示遗憾,说由于缺乏信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不能到其它国家去,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中也被剥夺了大部分信息,因而要避免在国际竞争场所中做政治表态。但是,另一方面,他明确地表示,

我们国家的历史使我们放弃了过分的左派观点,所以我们对许多事情的评价与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不同。(注解四,导言,第41页)

 

综上所述,当赞扬萨哈罗夫,并对波普提出质疑之时,人们应该看到在冷战问题上,在对极权的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在关心社会、尊重个人的基本态度上,在推崇科学的思想方法上,在对西方左派的看法上,萨哈罗夫和卡尔·波普基本上是一致的。

萨哈罗夫和波普是来自不同社会的同一类人,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以自己的生命从事科学和科学思想研究的共同体中的两个典型。这一共同体力图清楚、明确,对社会和对个人负责的思想方式和对自由人权的价值认同,令那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追逐时髦、媚俗的知识分子感到不舒服。

至于傅大为先生所说,萨哈罗夫在苏联所受的压迫和困难是波普不能望其项背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中肯。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如果要讲真话,不苟且于环境和压力,都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一般正常的社会中,在大部分人顺应潮流、趋时附势,在知识界充满庸俗的互相逢迎,要想获得名誉地位则一定要依附各类圈子时,象卡尔·波普和法国社会哲学家雷蒙·阿隆那样在一生中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中面临孤独寂寞,遭受左派知识分子的隔离和封锁,所承受的困难和压力并不比在极权社会下的知识分子更小。他们绝不是象傅大为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宠儿。正如在今天的台湾,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耐得寂寞,抛弃社会中蛊惑人心媚俗但却能获得名利的话语,并不比十年前对抗专权的政府更为容易,对抗知识界流俗的权力,并不比对抗政治上的压迫更容易。我想,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肯定比我体会更深。

 

三.波普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1919年史实辩驳

 

傅大为先生在回应文章中唯一一处提到了史实问题,即1919年卡尔·波普所经历的事件及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反省。傅大为先生认为我的叙述是对波普原文的相当奇怪的一种改写他认为事实是,

在死了几个共产党及社会党人之后,年青的波普简直不敢相信警察的暴力,也不敢相信他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他觉得该为死难者负责,因为他及其他共党轻率地迷信共产主义的绝对可行性等等。原文与仲文的改写多么不同!其次,波普这种奇异之极的反省(导致他脱离共产党),我除了尊重之外,别无话说。我只能联想,当年的鲁迅,在看到学生被射杀之后的反省,与波普多么的不同。刚刚才纪念过六周年天安门大屠杀的许多中国朋友读到波普的反省,又不知会说些什么?

傅先生自己也承认,按照他的理解,这是一种奇异之极的反省,鉴于这种说法将会导致人们对波普的严重误解和误导,笔者感到有必要对这种由于价值的不同而导致的史实困惑做出辩驳。

笔者在纪念波普的原文中有两处谈到这一史实:

生平一节中:

他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共产党人在操纵游行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他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开始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政治哲学一节中:

在《无休止的追求》一书中,他谈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他是如何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在由共产党人操纵的一次游行中,他们有意使手无寸铁的青年人在警察局外被无辜地射杀,它许诺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将会成为天堂,但是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则需要流下无辜的鲜血,朝向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革命暴力。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在苏联一方面把上百万人置于饥饿至死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大肆举办庆祝游行。他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和平的口号的真相,开始痛恨这种意识形态,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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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1/17/09 06:46:13 AM
本文好極了.讓我對SAHAROV有更正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