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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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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笔者注】从根本上,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都对左派、新马克思主义及哈贝马斯持否定态度。对于费耶阿本德来说,只是由于反抗资本主义,或者更进一步说,对人生存在的浪漫反抗,后来引左派为同道。但是,正因为此,费耶阿本德由于反抗现实,而深深地陷入现实的泥坑,最后和左派们的关系,他自己也无法涤清。这可能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背谬,人生悲剧。

在这一组讨论中,费耶阿本德明确地认为,敌人是左派;哈贝马斯缺乏对哲学的理解,他的科学理论是一种极度的混乱;但他又认为,哈贝马斯虽然不是他所要的浪漫主义者,毕竟还能捏造出混乱胡涂的条例。费耶阿本德在信中说,在他的生活中不曾遇到过聪明的左派。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哈贝马斯缺乏对哲学的理解;被黑格尔的黑话弄堕落;是经院神学家,书中有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藏头遮面、装腔作势。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哈贝马斯和左派们的晦涩难以理解,不是由于深奥,而是他们自己就不清楚。在人文科学上,从智力上说很多左派属于弱智。

 

1967727,阿尔伯特:

马库塞是柏林学生的偶像,你肯定已经听说了。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则已经不受极端主义者的“欢迎”了。对他们来说,马库塞也还是太温和了。然而,他或许会和毛泽东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毛--松,或毛库塞。他的解释可能首先还是来自:在具有暴力─激进─敏感易变的宽容思想方向上的,它并且还稍微带有一些自我同情,社会阴谋理论及更高层面的反思。(反思是他们喜爱的语言之一,它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黑话。只要它和模糊不清的深奥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就好象无论怎样都具有更高的理智特色了。)

 

1967,(9?)费耶阿本德:

……在伯克利也同样有一个可怜的海因特尔(黑格尔主义者─笔者注)式的人,他已向我讲了非常多的关于波普-阿多诺争论和其后而来的阿尔伯特-哈贝马争论。那么,这件事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哈贝马斯冗长的哀叹我在有关哲学研究的杂志上看到了。傻,他倒是不傻,他只是同样有点缺乏对哲学事物的理解。……

 

1967920,阿尔伯特:

关于和哈贝马斯的争论,则恰恰平静无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让它们安静了一年多。关于这个讨论他还没有为卢希特丛书(Luchterhandbuch)写答应了很长时间的后记(他一直不断地拖延约定的日期,第一个约定时间是去年秋季,最后一个〔最终的〕是今年七月初)。这本书的编辑,本瑟勒(Benseler)已经非常愤怒。在这期间,哈曾经想把这件事推给一个博士生,但是,它又被退回给他。我应该在哈贝马斯后进一步写一个后记,阿多诺写一个前言,然而,他也让我们等待。法兰克福的人看来对于出版所有有关讨论不怎么感兴趣!!对此,我能理解他们……在有关哲学研究杂志上的哀叹我还不曾看到(名字,何时出版的?)。是谁说哈贝马斯傻……其实只能说:有些混乱……被黑格尔的黑话弄堕落……被阿多诺和伽达默尔感染,一种恶劣的解释学-辩证法的混合

 

68420,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汉斯,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邀请我做一个讲座,在同一系列讲座中做报告的也应该有那些有名的并且看来观点极不一致的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和哈贝马斯。我已经选好了我讲座的题目“对自由来说的恶劣时代”,我将论述反对世界教会运动,拥护“单向度的人”,反对新左派,反对大学的人文化等等。写作这篇讲座给了我极大的乐趣,而听众的很多乐趣将会遭到败坏。(如果我在讲座中提到你的名字,你给我多少钱?我想,提到一次你应该付五百马克,两次我就便宜一些,八百马克。对你的反对者也是同样的待遇。)

 

68427,阿尔伯特:

关于巴伐利亚广播电台事,提到我的名字,五百马克等。……鉴于事实上是我曾经在霍赫克普(Hochkeppel)(巴伐利亚电台的)给我打电话时提到过你来德国,并且肯定愿意讲些东西,这有点太贵了。如果我们以一千马克计算,那么就可以确实来考虑提到那些更多的够标准的内容了,诸如,“那个海德堡的有趣的人,他由于愤怒和尽数获悉这些攻击而出席了会议,这使得在哲学上发育不良的法兰克福学学派恼怒不堪,他们最近不得不在一个科学会议上(法兰克福社会学会议)招来狂热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的学生来喝彩捧场支持他们贫乏可怜的论点”,或类似于此,亦或“著名的杀害辩证法的凶手”,或“曼海姆那个反光秃头实证主义老尖”(这里实证主义是讽刺性的,你还可以带有蔑视它的人们可以听到的假笑,使人感到就是这样,你不得不这么说。)。(阿尔伯特有些秃顶─笔者注)如此我就可以考虑付款。每个这样的表述我认为值一百五十马克,这样的表述你只要不多于六又二分之一次,你就可以按照上面所说来讨债。如果哈贝马斯也要同样付钱,你也要这样考虑。虽然提到,但是永远是贬义的,轻视的和持克制态度。─而关于你有关单向度的人的段落,我非常急于知道,我几乎无法强迫自己读完马库塞这本书。

 

6861,阿尔伯特:

至于马库塞先生,我是在阿尔卑巴赫认识他的,他至今还是左派的偶像。他对我来说有些太独裁了,也可以用你的维也纳人的话说不那么“轻佻”,他是一个德国清教徒。我现在读了他的书,《单向度的人》,只能说,一本单向度的书,不怎么样。作为社会分析,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的“新工业国家”,比它好一百倍。他对社会机制有一种了解!并且他很少受哲学(神学式的说教)影响。顺便说,“维特根斯坦分析”看来马库塞基本上是从格勒讷(Gellner)那里抄袭来的,他友好地把格勒讷分类为一个维特根斯坦分子。对此我十分厌恶。这些先生在柏林的表现会比你所曾推测的更少神学性吗?可惜你不能过来谈谈这一切。

把波普作为维也纳学派的首领?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以前人们也曾这样相信。但是十年来我一直试图纠正人们的这一看法。在哈贝马斯的歪曲影响下,柏林奥托-苏尔的人对此一直不能理解。关于我属于波普右派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马后炮,但是这自然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当我不得不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选择,那么我首先选择或许可以说是“右派”的(或者人们在柏林称之为的“左派”)。此外,我阅读了拉贝尔(Rabehl-杜什克(Dutschke)的呼--袖珍丛书,此中有一些非常好,但是,最坏的无疑是杜什克写的!这种对马克思的英雄式的信仰,神学-圣经注释性的对今天的问题的处理,这种含糊不清的黑话,这种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保存下来的东西,部分来源于早就陈旧过时的国民经济学时期!(如刚说的,加尔布雷斯要更实际、更好!)

 

68720,阿尔伯特:

我去卡尔斯鲁厄(莫泽尔(Moser))那里找一些书籍,在那里我五年来第一次得到一个讲座,我们的老朋友莫泽尔给了我很好的报酬。我必须说,使我有兴趣的不只是报酬,而是报告和讨论。在此期间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处理那些来自德国精神生活的各种添油加醋的个人攻击。(阿佩尔(Apel)、莫姆森(Mommsen)、马库塞、哈贝马斯等等)。他们所说的东西彻底惹恼了我。

 

1968,柏林,施泰因广场旅馆,费耶阿本德:

我恰好刚看了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关于左派激进主义的书,认为很好。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我正在读,不那么恶心。然而,他的《科学理论》我就完全不能认真对待了。它是一种极度的混乱。就我而言,在波普和卡尔纳普之间没有更多的选择。促进科学和使人幸福它都不能。在柏林我和惠伯讷(Huebner)一起主持一个波普讨论班,哈贝马斯一直都来。这个人倒是不傻,只是对事情太过于严肃了。对我来说,我喜爱哥德的话:“我们知道一切,简而言之,在末日审判那天,只是一个屁。”就是这样。

 

19681116,阿尔伯特:

亲爱的保罗!谢谢你最近的信。期间我已经考虑过,是否我们应该更愿意接受“反对方法”,对此我也和施平纳谈了。但是,我们两人本来更倾向“怎样成为……”,且认为这篇文章并不”经院气”。我们绝不认为反对方法的起诉是吹毛求疵,主要是因为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观点也能用到反对理论的构成,而最终到达维特根斯坦式的描述主义……或许克吕格尔(Krueger)就这样认为。

说到哈贝马斯,他傻,似乎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但是,无论如何他关于知识和兴趣的新书提出的是极其无理的要求。他要人们分享他的整个消化过程,以一种非常冗赘繁琐,而没有很多新意的方式不停地评论某些哲学家,如果有时他试图对某个问题给予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么立即就极端地含混不清。他保持着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策略:无区别地对待区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有他的位置。这一套骗人昏话,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抓到。通过他的转意差不多他所作的评述性解释总是更坏。在极其不同形式的口头掩饰下,他悄悄地接受了波普看法的根本部分,并把它嵌入自己的系统,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在这本冗长累赘,繁琐晦涩,且自命不凡的书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新意。顺便提一下,关于阿佩尔-哈贝马斯对认识论兴趣的学说,我刚好在为鲍姆加滕的纪念文集写的一篇文章,“解释学和实在科学”中, 作了解剖分析和尖锐的攻击。我认为,它们只有一种免役功能,为了捍卫他所指定的科学不受自然科学思想的侵害,并且就这一点来说,恰好也就靠近了神学的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她是舍勒(更多天主教风格)所构思的知识形式的新教幻象。这些看法由于我认为是有用的,因此,我在大约十八年前的硕士论文写作中曾利用过。如果不是那么费力,逐渐弄清这种思维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与之相连的美丽的目标。

此外我发现,事实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恰好刚刚读了它,要更好(无论就内容说还是作为教科书!)。当列宁瞄准唯心主义并且非常恰当地分割开它时,阿佩尔、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却再次装配了它,尽管它是带着反对实证主义的面具出现,事实上它攻击的目标却是实在论。作为神学继续的解释学的唯心主义,为了在精神领域中防御达尔文和其它的发现的影响,……好了,那就让它这样吧。洛伦茨-莱豪森(新的关于行为的皮珀尔(Piper)平装本书)比所有现在解释学对此所写的东西,都更多的使我获得了关于理解的知识。(与这些灾难的同时,人们还要忍受诸如哈贝马斯的“形而上学的黑话”的折磨,和同样以模糊问题的方式如“先验黑话”那样使用它。据说,人们能由此使某些德国人印象深刻!!)。好了,别让我和哈贝马斯的产品打交道,我宁愿和列宁和马克思……。

 

19681119,费耶阿本德

是用新的浪漫主义克服理性主义的古典时期的时候了。哈贝马斯,确实不是我所要找的浪漫主义者,因为,对我来说他唱得还不够美妙(但是这个人毕竟还能捏造出混乱胡涂的条例!)

 

19681126,阿尔伯特:

哈贝马斯确实不是你那种类型的人,宁可说他是一位咬文嚼字拘泥于陈规陋习经院哲学家,而不能说成是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我还没不了解,人们可以从他那里读到些什么?科恩-本迪特的书我刚刚拿到。这个人为什么也写成这么厚的东西?

……

卓越的哈贝马斯,如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他的论述主要是依据皮尔斯),要揭示科学比“理性主义者们”规定的还要多。如我所必须指出的,他极其恐惧那种未被规律驯服的想象力……他要把她置于逐字逐句地表述出来的位置。他是一个经院哲学家,如他在书中所表明的,而且其中还包括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藏头遮面、装腔作势、阐释性的、经院式的,等等、等等黑话。

我从直觉上就反对这种类型的神学……但是,为什么我总是经常谈到这种革命神学呢?……顺便说,革命神学在德语空间中的新教神学教授那里将成为一种伟大的模式,在天主教那里也部分存在……他们终于发现一个新任务,这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向外膨胀摆脱思维方式的内在困难(如同某些国家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法……)。

此外,你知道吗,有一关于萨特的书,书中他被定性为浪漫的理性主义者。Iris Murdoch

 

19691013,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在耶鲁我以科恩-本迪特的一些观点作为科学理论讲座的开始。这使人们感到突然。但是,在我的讲座开始前就和左派有一个争论(这一次不是在科学理论课,而是在序言课上)。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理解的不多。我越来越发现,我坐在旧式的理性主义和“革命”两把椅子之间。它们都不适合我,因为,在这两方面都有道德主义者,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者,而我是个人主义者,不赞成任何运动。此地的一个左派同事对我说:“和我们一起,我们能发挥你的用处。”对此我的回答是:“没有人能利用我”。他回答以“但是你有责任……”!这不过又是古老的清教主义而已,只是用了另一个符号。“人若已经愤怒,人就不再思索”,如果人们单单只有愤怒时,他就会随意践踏其它人。这不是为我准备的。而且,这个“体系”,包括波普,也都不是为我的。因为我早就不能严肃对待这个稻草怪物了。那些道德主义的限制比比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事情究竟如何发展。

 

19691027,阿尔伯特

(关于十月中旬在杜塞尔道夫开的德国哲学家会)……哈贝马斯,糟糕,非常糟糕。他想公开展示,他使用这种极其可怕的紊乱不清的分析性语言,并且最终象魔术师从空帽子中变出兔子来那样,由他的私人代词中,或非常类似于此的、可怕的辩证分析的浓汁杂烩中得出他迄今为止的那些观点,是由于他学习了奥斯汀。

 

1970,(书信集,第97封信)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规则的、安静的、秩序的、在性上也和在其它社会生活一样的朋友,

由于肝病(酒喝的太多了),德国波普主义酒徒的祝愿只能在我的被观察的病床上空飘荡。这本来是一个矛盾,不是相处非常好的德国的波普主义者们(批评理性主义的威廉时期),而是波普主义者们的狂饮暴餐。然而,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确实已经习惯自身并不辩证的矛盾。前两天我是这样渡过的,(A)对正在进行的离婚提出一些忠告,(B)负担流产和到瑞典旅行的费用,及(C)以以下警句:敌人存在于左派,我作了两次激动人心的反对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讲演。亲爱的朋友,你们或许知道,,这里除了麻醉药外还有其它的东西。在伯克利、西雅图、纽约有小规模的革命。在伯克利有安放炸弹、砸碎窗子玻璃、涂抹墙壁。我由一辆大众牌公共汽车上最近距离地看到,并且几乎由此挨了一顿训斥。因此,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在我的两个班上我开始批评。首先,我要分清,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行事的。在一张地图上我准确地说明开关装置的位置,还要说明人们怎样能够使它们喷射(在战争中我毕竟不曾是先锋),而后是水泵站的状况,等等。第二是战术考虑,意识形态等等,如此来说明,由一切可以观察到的观点来看这些行为为什么是不完全的、愚蠢的、幼稚的。敌人是左派,下周将在有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党棍们参加下讨论。此外下周也要讨论作为发展学说的起源说的适用性,关于隐藏的参数(在伯克利大学正在做关于此的试验)。我将让对于这个班来说是陌生的、一个戏剧小组的成员参加这个课并且由他们自己来讲,以此使学生的那些消极行为变得可笑。很长时间来我已经放弃了那种系统的讲课。每一次课都是一次“偶然”,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真的会是什么。这很符合我的懒惰,我相信已把这件事作成更娱乐性的了。我的同事,首先是系主任,都快要中风了。他们在考虑怎样才能摆脱我。但是,这很难。(如果人们把我从伯克利扔出去,你是否能接受我做助手,或者在玛莎“下面”作下面助手,为了不完全忘记性欲问题)。

 

197032,阿尔伯特,

亲爱的保罗!

你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信件增加了欢娱的旋律。我有个印象,由此能够析出一种振荡规律。因此,令人高兴的是,由于你的信件属于少数几个人,我非常愉快地阅读它并总是愿意回复,而不必有义务压力。此外,它也使我们这个小群体的其它的成员感到愉快……你对左派的攻击当然尤其使我高兴,特别是他们在政治的光谱中积聚了非常大量的唯心主义的弱智思想。希望你不要走到得罪一切的地步─包括大学的管理机构,从而两头落空,尽管你现在有足够的位置可供选择。无论怎样不要放纵感情,要保留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的下层建筑,现实主义。因为,你想要得到一个助手下位置─比如说在玛莎下面。确实这件事调侃的东西是不应该小看的,而且你的战术还没有遭到官方的限制。但是,在此我也想到那些人向你提供的可笑的报酬。主要是你不负责任地放弃了你的作品的可观的收入,─便宜了那些弱智的左派,他们永远不会感谢你。

 

197036,费耶阿本德,

……

……现在,在这里你又要指责我把逻辑和心理问题混淆在一起。是的,因为我是一个奎因主义者。我相信,奎因已经表明逻辑学─心理学的是没有不同的区别。但是人们是能完全独立地论证,科学是由人来从事的,进步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如果某个人向我说,出于心理学原因,某一确定的逻辑必然性带来的是进步的停滞,那么我就会说,逻辑比这还要坏。因为逻辑应该进一步帮助我们(亚里士多德的弟兄们也这么说)而不是制定一个使一切思想停滞的精确的理想(你怎样看性交的“理性姿势”,对此你只有十年的训练,可能仍然还有很大的困难,且由于时间很短而不能达到性高潮?)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还是非常开放的,需要讨论。为什么我引述黑格尔爸爸的话的另一个原因很简单,我想要激怒我认识的某几个人(不是卡尔)(指波普─作者注)。人们应该学会最有血性地处理事物,一篇简短的论文似乎就是一个清教徒自我剖析,其中一切都必须真实。人们大概会仓皇失措─而我却暗自发笑。那么你们,我不忠实的海德堡青年,反正知道我经常是假情假意、讽刺挖苦地写作。我最后将这一切困苦让新左派书店出版也是完全出于同一性质。当然我丢了钱(虽企鹅出版社将编辑出版平装本,还能给我带来几文钱),但是那种人们只能在正派资金雄厚的出版社出版的想法,我就是没有(在格罗夫(Grive)出版社出版这整个杂烩更好,它出版一切淫秽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此外在那本书中对左派有很多旁敲侧击,(在还不曾存在的书中)或许关于马库塞的贫困有整整一章(用这个题目:马库塞博士的遗嘱)。我向你们许诺写这一章。(注解:后来在书中没有这一章,马库塞只和黑格尔一起被提到一次(肯定性的))

 

197047,阿尔伯特,

……

现在,我不断地得到讲座邀请,这确实首先是因为和哈贝马斯的那些旧有争论。很多人的确相信需要我作为反对的另一端,并能动员所有可能的东西。(这时常有一种保守的味道,因为人们会很轻率地把法兰克福的反对者按照这个方向归类为保守。最近居然有以为雇主基金会的代表来找我,他想尽办法想从我这里挤出对黑森州新的的高等学校法的看法。我对此根本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兴趣,只是立即抱怨负担过重。这是这种人很容易理解的一种语言。负担过重看来可能是一种美誉,永远会被善意相待,尽管在一定情况下只能追溯到他没有能力说不……)

 

1970715,阿尔伯特,

……周末我们到慕尼黑参加一个马克斯·韦伯讨论会,也有些消遣活动。一周后我在伯尔尼有两个讲座,一个是对经济学者,另一个是对社会学者和哲学学者的,并且和社会学学生一起进行了讨论。他们刚刚占领了研究所……非常有趣。如他们在此曾经不断感到的,由此出发来看,这些人还有些“落后”,最好的不过是哈贝马斯分子,其中还没有列宁主义者。其后,为了本学期有一个良好的结束我最终开向法兰克福,以便在我的老对手自己的领地上攻击他。这使我非常开心。那个非常大演讲厅坐满了人。我开始就宣布,现在我要向哈贝马斯-阿佩尔科学学说进攻,然后提出代替解释学的方法。我相信,我使一些人非常震惊。在讨论中反对声音很弱并且逐渐消失。可能哈贝耗子根本就没有从洞里出来。……这也是造成我所有那些会受到惩罚的疏忽的回答的原因。但是,我最终也想从曼海姆的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些身来例如为我所计划的国外旅行(伦敦等地)做些“练习”。

 

19701125,海德堡,阿尔伯特,

……星期五,为了败坏他们那些大学政治化的主张,我在德国工程师协会的会上刺激了新左派的一些人。其后,在晚上和那些听讲的大学生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激烈的讨论。重创了他们,尤其是他们最初是以极其傲慢的态度提出模糊混乱的论断和似是而非的论证,这使我非常愉快。在讨论中他们甚至连一些最简单的句子都不理解……

 

1970,(上信的复信,无日期,书信集第122封信),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说到学生中的左派,我拿他们开心已经多年了,在柏林(我说,“你们还想要什么?你们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好的条件,”)和在此地伯克利的各种场所。只是我除了用锤子外,很少论证。如N所说的?然而对我来说,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夏天,在一次课上,我只是顺便提到,如果要我在尼克松和一位学生革命家中间选择,我当然选尼克松,并且毫不犹豫。这时有一个年青人问我,“费耶阿本德教授,如果你的一个助手在校园中被警察射中,你将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照顾好他的女友”。─对此,那位提问的先生以离开演讲厅(或逃离)来表示抗议。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根本不会严肃对待,因为对这些傻瓜不会有用,现在越来越多的规定进入大学。检查队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巡视,检查是否讲课在按步就班地进行,他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在此我在一封公开信声称,我要把每一个这种检查队员赶出去,即使校长参与其中。

 

19701212,海德堡,阿尔伯特,

……

感谢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出版物上对我的所爱的辩护。我很担心,讨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黑话问题,是否会有助于为我的作品在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的开拓。关于“典范系列”,我仍然还没有听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接受它。无论如何,对于传播波普的思想我在此地确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一定不能把它推倒极端,如今再转而使用顶礼仪式,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我的想法。然而,这可能刚好就是,卡尔确实不完全理解我,或不理解我的原因。

好了,左派学生。在我的课上有一个空话连篇的饶舌的人。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省下很多草稿纸。他在讨论进行中发言,即兴地提出异议,有时几乎到了低能的边界,用不着我继续进一步多说了。上周三,他请求我给他大约五分钟时间,做一引言。后来,他谈了十五分钟,向人们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科学”。他“导出”了这个聪明的论断。你能想到是怎样导出的。接下来我只提了一个问题,他感到了问题后的戏谑,显然受到重挫。我根本不在意他的印象是什么……

 

1970,年底,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祝贺左派的渗透。在我的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聪明的“新”左派。我去年在耶鲁讲课的时候,由于在我的班里充满了对理性的批评言论,这几乎使我从新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反对这些人最好是用一点列宁的药,如《怎么办?》,或《左派幼稚病》,如此等等。我恰好正在浏览列宁全集,那里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封他给他的唯一的一位女友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信。在此我能看出她和列宁的太太确实在竞争。我必须说的是,今天在左派中发生的,是在列宁、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的水平以下,深陷黄泉(相对的是高耸入云)。这就是我首先要指责这些人的:他们和传统的关系,“只是隶属于传统,而完全没有从传统中学到什么。”因此,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女士和先生总是保持沉默。现在我的汽车来了,我要到一个有超乎寻常漂亮的女招待的饭店中去吃午饭了。

 

1971130,海德堡,阿尔伯特,

……

对《资本论》人们应该这样阅读,那些马克思不一定非要努力处理东西,要略过去……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之后本身几乎只是蜕化。或许罗莎·卢森堡和类似的人(希尔弗丁?(Hilferding)(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德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是个例外。今天的那些分枝实际上几乎不值一读。我刚好在图青参加了一个的基督教学会会议。在会上我必须针对其它三个人讲话,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Alfred Schmidt),他真的很努力,但是却苍白无力。一位是神学家(Janowski),他的问题在于,他的神学今天应该定居在什么地方。(解答:我能向他证明的只是,他应该定居在法兰克福学派之侧,而不是我这一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直觉)。反动的反启蒙主义的弗格林(Voegelin)的一位学生,他用极其混乱的,并且伴有过分要求的方法彰显自己。对所有这三位先生和他们在听众中的支持者,我用有所针对性的问题及其它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有时帮助他们互相驳斥,把他们对我的攻击转移到别的方向等,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命题是微不足道的无聊之谈。……可惜我的报告总是有些生硬,直到到讨论我才在一定程度上清醒过来(我才化冻)进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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