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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诗歌和文学(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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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诗歌和文学

——­一九六年在布朗大学《倾向》组织的文学讨论会上发言

 

仲维光:这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太早了,应该对芒克、北岛两个人诗的风格,两个人的语言作透彻得研究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倒过来做就会纠缠到人的细节上,把问题个人化,弄成人事关系问题。我愿意再次强调,芒克、北岛是两个很典型的案例,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为什么不同,重要的是作品中所显示的冲动特点不一样。我举我听到过的三位诗人的演讲为例。

北岛曾经到波鸿大学做报告。很多人都说北岛的报告中很多是外行话。在波鸿大学讲演中,与德国和中国学生有过一些争论。李盐(笔名,真名为还学文)写出来在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后来多多也来到了波鸿大学演讲。多多的讲话则有一些本性的流露,但是也有一些倾向是值得讨论的。例如,多多虽然在讲座中应用了一些术语,诸如“语言”、“言语”,事实上这些术语严格的理论意义及其变化发展,作为诗人的多多并不能够讲清楚。我听了以后不断地进行了思索。但是正如芒克说的,人能完全自由吗?真的不能。因为我和多多很熟,而且他的那次活动是我帮助安排的,所以终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昨天听了芒克的讲话。这个讲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芒克没有谈任何高深的东西,没有任何流行的时髦的术语,但是他的真情的流露却是比那种刻意的表述和对尘世权势(不只是政治,而且包括知识和精神领域中的权势)的迎合要精彩的多。关于诗歌创作,芒克很真诚,说,他写不出诗时,就不写了。所以他近年来没有写诗。多多也说,我现在写作很困难。年青时写诗,坐在那里灵感就来了。现在则靠拚命抽烟、喝酒,然而仍然很难写出满意的字句。芒克和多多讲的都是实话。他们知道诗歌的源泉在什么地方。直觉告诉芒克,诗歌是象泉水一样自动地喷涌出来的。生命告诉多多,刺激也许能助发泉水继续泊泊流出。我深切地感到,诗歌能最清澈地反映出诗人的本性。在有诗的地方写诗,世故、装腔作势,可能能够利用一个时代的封闭和无知,但是产生不出真正能流传下去的诗歌。

装作诗人和扮演诗人可能会使你不堪重负,乃至彻底扭曲你的人性。

所以芒克和北岛的案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还有时下海外杂志《倾向》和《今天》的不同特点也很值得研究。它涉及的实际上是诗歌和文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当你真的做这样一个反溯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里,居然让没有思想的人变成一位著名青年思想家,没有诗人气质的人经营成有名的诗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极权制度下的社会和文化的荒谬性。

……

仲维光:陈军讲人格问题。但是我觉得分析问题的时候一般首先不是从人格,而是从作品发现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例如,有些作品从语言到结构完全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没有走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研究作者的人格。我们在开始分析作品的时候不应该从作者的人格出发。前面讲的体制内、体制外,也不应该从这个人的外在的存在谈这一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尽管这个人也许在海外,在体制外,但是他的作品还是体制内的。或许根本不应该用体制内外这个术语,而更准确地说你是哪个社会、哪种文化,哪种流派的产物。有两个文化系统,极权主义文化系统和一般社会的文化系统。极权社会有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语言。在它自己的系统内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在做历史研究时,我们描述的是什么?怎样才能描述出它的特点?我们要清楚自己所用的价值和方法。否则会不自恰、理不出头绪。

来到美国后,这几天的会议我有一个感觉。在欧洲对八九年的事件反省很厉害。很多问题不得不重新提出讨论。在美国我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那里似乎没有那么强烈。在欧洲,事情一发生,各派知识分子都出来讨论,比如左派是什么,右派是什么。因为极权社会的文化不完全是我们中国的,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它还有更大的背景。它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涉及人的根本问题。我觉得,多元社会是这样的,不是大家一团和气。在多元社会中恰恰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自由、民主、人权,坚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和极权文化来对抗。因此形成社会平衡。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在争论时也很伤感情。最明显的例子是萨特和加缪。我们中国人研究时常常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望文生意,并没有仔细研究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们两人都是存在主义者,但是有很大的区别。分析问题时要注意,萨特、加缪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中讲这句话,是为什么。他们典型地代表了两个政治倾向。八九年以后,又把他们的争论重新拿出来讨论反省。我们现在推崇哈威尔和昆德拉,其实他们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二人之间有激烈的争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反省问题时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更开阔的视野,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现在讨论本世纪的一些问题,大概都必须如此,它们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研究芒克和其他人的诗的不同,追溯回去,会发现人格的不同。在同一个社会环境,由于人的追求冲动的不同,造成诗的不同,造成他们经历的不同。但是诗歌的研究在一开始,看到的是诗的不同,不同风格,不同意向,不同主题,然后才会发现由于人格的不同产生的诗的不同。重要的是从作品中去看。

仲维光:我同意陈军讲的,回到最简单的问题:即人的尊严,作人的问题。问芒克什么叫极权主义,他知道吗?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作人。作为一个人,极权制度不合我意了,我就不与它妥协。它损害我的尊严了,我就反抗它。我爱这个女人,就爱,就表述。这就是你说的要不要披狼皮的解答。你看他披上狼皮了吗?他披的还是猴皮。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分析“白洋淀”这批人的成长,我发现是从两条路上走到一起来的。一条是从个人,从天性;另一条是从理想和知识的追求。芒克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没有什么理论,他从来不谈制度。如果你的追求返回到最简单的问题上,你就必然是体制外的。反过来,例如看莫言等人的作品,也不是看他的作品具有不具有颠覆制度的力量或目的,而是他的语言、结构的追求是什么。如果这种追求代替了另一种东西,自然就对那制度构成威胁。不应该过多强调表面的政治层面的东西。芒克使用最简单的语言,却具有震撼的力量。相反,一些作家在呕心沥血地玩弄语言游戏,但是却不可能打动人,因为其中没有最本质、纯朴的内容。

……

仲维光:我们真的希望《倾向》能够胸怀越来越开阔,能够容纳更多的东西,能够引入一种更健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贝岭说《倾向》延续了当年《今天》的传统。就是早期《今天》也不是某几个人的,它是大家的。这其实是充分肯定了早期《今天》和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的历史作用。我希望贝岭要不断克服自己身上的束缚、情绪,争取自由,争取更宽一些,人嘛,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从一个圆圈走向另一个圆圈。如果你的圆圈走的大一些,就能多包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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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
   06/09/13 12:54:52 PM
两三个小疏漏烦请老师修正,“——­一九六年”“作透彻得研究”“在刊登在《中央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