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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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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

─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还学文仲维光─

 

 

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只是对实际情况的美化。这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清楚,当自己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是否对它打了折扣。他说,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如果人们不是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就会产生很多混乱,和没有答案的争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经伴随那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

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作者还希望能超出地域:中国和东欧,超出时间:近三十年,等特殊性,接触一些更为本质的本世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即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各自的思想传统,极权主义政治和开放社会的民主制度,各种非理性思想和理性启蒙思想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作者过去在不同的文章中就曾不断地涉及过,(注解6)在本文中也无法深入讨论,但是,由于它们将是今后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主要问题,所以作者仍然愿意从不同角度不厌其烦地提出它们。

作者在文章的开始要特别感谢周德荣先生,感谢他无私地允许作者引用他未曾发表的关于德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书稿,感谢他对作者对他的德文文章的译文所做的详尽校对,感谢他在两位笔者近年来的研究中所给予的各种建议和帮助。

作者在此愿意再次强调,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作者深知,更多的工作是在本文以外。

本文结构如下: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二.再谈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西方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对苏联解冻文学评价的启示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三.《法兰克福汇报》王蒙书评引发的争论的实质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四.再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学术─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及思想学术特点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五.极权社会中和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六.结语:从东欧的现状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

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七十年代中期后,笔者曾经就对于邓小平,以及大陆当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和一些前辈知识分子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笔者对自四九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流行于大陆文学、哲学、历史等所有具有人文性质的学科,就知识分子的道德,即就大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这种看法甚至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看法被斥责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侮辱。

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访问台湾接触了台湾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后,对比共产党体制下培养出的将近两代知识分子,再次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提出否定性的评价,因而被留德的某些大陆学生和民运人士斥责为是“对十亿中国人民的诬蔑”。

九十年代初,笔者因为在对共产党培养的某些名人、知识分子的具体研究中,力图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对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极权特点,从理论上提出较为系统具体的分析批评,而致使研究文章遭到封锁(见本节〔3〕),甚至再次被某些汉学家斥责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诬蔑”,并因此被排斥出研究项目。

然而,这些问题还是在不断地、越来越频繁、深入地被人们提出来。最近,在德国的报纸上和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各发生了一场争论,即关于王蒙及大陆文学和近年来汉学家工作的评价的争论和关于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的争论,涉及的仍然是这些问题。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的德文译本《难得糊涂》九四年在德国出版后,《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请该报的特邀撰稿人周德荣先生为此写一篇书评。副刊主编预料到文章将会在某些汉学家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弹,因此,特地把文章安排在编辑部自己的版面中以示重视。周德荣先生的文章在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第二页上发表,题目是“举世皆浊─关于王蒙对全体中国民众的教导”。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提出了以下看法(引号中为周德荣文章原文):(注解7

一.一九三四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就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王蒙的成名,包括在海外,主要是由于他的典型的经历和在政治上的影响。

王蒙批评共产党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使他一夜成名,但也使他付出很高代价,二十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二.虽然如此,这并有对他的精神产生根本触动。他说,党犹如母亲,虽然经常不公正地殴打儿子,但是母亲还是母亲。这种模范态度使王蒙在一九八六年─八九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在中国出版于八七年小说《活动变人形》讲了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出于爱,而却为所爱的人造成了痛苦,痛苦只是由于贫穷。小说实际上是在教导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党的一切,人们不应该只是抓住党的错误不放。

三.虽然在该书德文版“封面称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那些职业上和中国打交道的、并由此当上了教授的,则说的更好:王蒙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但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小说来读,或进一步,把王蒙称作‘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这都是一种误解。充其量,他不过是一位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学的代表人物。”(见注解7

四.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应该是张爱玲,她不仅在中国,一九四九年后遭到排斥,而且在德国,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这篇文章果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先生,给《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施尔马赫(Schirrmacher)先生写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全文如下(笔者译):

 

尊敬的施尔马赫博士先生:

来自或者有关中国的文献,贵报副刊上,一向极少见到评论,一旦有,却总是惹起我的不快。不过,迄今以来,我都还能忍受。但上述这篇评论刊出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看来,评论者要么是没有读过这一小说优美的译文,要么根本没看懂。他以早已过时(八十年代初期)的材料为出发点,批评作者,并且自以为享受着德国给予的政治避难,就可以隔岸观火说风凉话。要是他读过近几年的《法兰克福汇报》话,稍许了解一点比如那场由您发起的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他一定会对“爱”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即象小说所表达的那样,以“爱”作为变形的出发点。这里根本谈不上教导,更说不上(以《日报》〔这里指的是柏林的〈Tageszeitung〉〕的风格)什么“举世皆浊”。评论者既不懂小说原本的题目“变形”,也不懂小说的主题“难得糊涂”。

说到头,这一派胡言到也不足为奇。只是,评论者竟然不知道,去夏以来,张爱玲以及关于张爱玲的书籍在中国到处可见。显然,您的评论家周德荣不了解,或者已经不再了解中国了。也许他在德国呆的太久了吧?

 

顺致问候

您的

沃尔夫冈·顾宾教授博士

(签字)

 

编辑部没有发表顾宾教授的来信,而是将它转给了周德荣先生,委托他给该“读者”回信。周德荣先生的具体回答如下:

“《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让我就您的来信给您写几行字作答。我即言归正传:

一.关于您提到的‘享受德国的政治避难’:

今天想来,真是遗憾,我当初竟然没有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其实,自打我一九八一年在中国大陆公开要求对白桦的电影‘苦恋’解禁以来,我早就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了。

二.关于‘爱之为变形的出发点’:

我文章中是这样写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爱这样或那样做的,并且互相之间也都知道这点。’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至于‘教导’,我指的其实是粉饰现实。

三.关于张爱玲:

您说得对极了!直到去夏,在中国大陆,人们才有缘一识张爱玲的作品。您可知道,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是哪年写的?

时值今天,没有一本正统的中国文学史提到张爱玲,中文的也罢,德文的也罢,更别说给她应得的一席之地。

在德国,更是没有过一本中国文学文选曾有过一回选到过张爱玲的文章,至于她在德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和德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免提了罢。

四.您关于我在德国生活得太久了的提示:

您知道吗,好久以来,这儿的中国人间流行着一则笑话:和再友好可亲的德国人聊天,不出三句话,就象事先约好了似的,他准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想,德国教授还不至于如此。这次可是彻头彻尾自欺了。凭什么不呢?说到底他们也是德国人呀。”

周德荣说“您的恼怒我很理解,毕竟,我可是在文章开头援引了您的话。那些话今天读来,可能多少会令您觉得有些难堪。

不过,您也不必把这事看得太重了。试看,在前东德、前苏联和其他前东欧华约各国─或迟或早也要在中国─,今天整个历史都必须重写。所以,您也不必将此太放在心上。”

 

收到周德荣先生的回信后,顾宾教授又给周德荣写了一封答复信,周德荣先生对这些问题又写了第二封稍微详尽讨论的回信。

笔者的德国朋友对顾宾教授竟然写给《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这样一封信感到震惊,认为这简直是职业谋杀,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与无理攻击,周德荣完全可以到法院控告他诽谤。这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周德荣先生文章中触及的问题,正如他在自己正在撰写的那本关于德国九○年后文学争论的书中所说,是“几近抹脖子捅刀的文学争论”。(注解8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中文世界发生了另一场争论。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的台湾《中时周刊》刊登了即将出版的《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一书的介绍和摘录(注解9)。这篇简短的摘录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的基本观点是:

一.李泽厚和刘再复认为,在西方学界关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讨论影响下,中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底警惕“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提出“反抗现代性”

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吃饭哲学。他们哀叹苏联这个革命大国连一场仗都没有打就亡党亡国,雪崩似地瓦解了,认为就是因为没有抓经济才导致失败。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总结苏联、东欧的经验是对的。李泽厚承认,七十年代他写《批判哲学的批判》目的是为改革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哲学就是要彻底,要讲根本,讲最后的实在。经济是社会的最后实在。”离开这个本,“人格独立”、“人的尊严”等等,都是抽象的空话和大话。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批判,但是,对话强调的是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看作是根本。

四.毛泽东的失败在于他“把民族生活的中心放在文化批判、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革命”上,如果他“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去发展”,放在经济上,“就完全不同,就可能找到出路”。对话认为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第二步才是在经济发展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

五.对话认为社会发展的四阶段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现阶段大陆共产党中央必须有权威、有权力,否则社会就会失控,就会重蹈苏联的覆辙,经济大倒退。对话坚持吃饭哲学,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对立。

对这篇“对话录”持不同意见的胡平和刘宾雁立即发表了评述文章。他们认为,对话颠倒了人的位置,认为苏联的失败不完全在于没抓经济,而很大程度在于专制,在于人们对民主人权的追求。认为对话宣传的是新权威主义,为共产党维持政权出谋划策,并为共产党压制自由作辩护。但是,胡平认为,李泽厚始终没有放弃自由民主的方向,是必须肯定的。刘宾雁认为李泽厚和刘再复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他们告别了六年前的自己。(注解10

关于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学术和思想及其政治态度的评价,九○年在德国波鸿大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究小组中,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位来自大陆和李泽厚年龄相仿的教授认为:可以、而且也应该研究李泽厚和刘再复,但是,必须从学术和思想上给以准确的研究和介绍,而不应该为了学术以外的目的,做出不确切的描述。两位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并且其后仲维光在研究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第一篇文章中,在对各个知识分子群体首先做出定位描述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注解11

但是,这一看法遭到了排斥。并且那位来自大陆的中国教授和笔者因此相继被迫离开研究小组。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其实,采用对话的形式成书、宣扬类似的观点,早在九○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就使用过。那时,他们假托是八九年初的对话在香港出版了《新十日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注解11)笔者之一仲维光在九一年春系统地研究了金观涛从六十年代以来的经历及其作品,从对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式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等概念研究,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系统分析了以金观涛为代表的极权社会所培养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特点。(注解12)他认为,以金观涛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金观涛等人则“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注解13)对金观涛的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行文特点,对他所引用阅读过的文献的具体分析的结果,使仲维光不得不得出结论,金观涛的作品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一种为共产党改革政治服务的宣传。

但是,这篇文章,居然在德国,由于观点的不同和妨害了某些个人的利益,最后被排除在研究成果的文集,《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者─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见注解25)之外。为此,仲维光和某位汉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付出代价,被排除出研究小组。

这位汉学教授说,关于金观涛,他不能同意对于他过于否定性的分析批评。他说:“我理解仲维光在理论上的纯粹、彻底与一致性,他以明确拒绝毛的共产主义为基本要求。而我以为,金观涛以其在内地和香港的活动,在一切专业领域的彼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过渡阶段,对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注解14

对这种看法,仲维光在给他的信中说:“我认为,您对金观涛的评价是一种很个人的意见,并且没有充分的事实和严格的科学分析支持。您(在电话中)说,如果我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讨论,一句话一句话地分析,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人了。这表明,您批评的角度是在科学研究之外。”

“我希望并且也不怕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不希望在科学分析以外。如果在科学以外,成为人事分歧,那不是本书的目的,并且只会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在此,我也愿意再次重申,我研究的是问题。如果一个一个概念的分析下来,不幸得出对中国知识分子很不利的结论,既使它迫使我中途离开研究小组,打乱我们的生活和研究计划,那我也只有接受。对忠实于科学研究和他研究的问题的人来说,没有是否‘极端’的问题,只有他的研究及结论正确与否的问题。”

当然,这位教授和顾宾教授不同,他知道金观涛在专业上还是一个门外汉,所以只说他在专业的彼岸(jenseits:这个德文词还有远离,超然于的意思。),取得丰硕成果,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对一位“知识分子”这样的赞扬:远离专业领域,达到很高水平,并且不能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过高要求,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却毋宁把它看作是一种讽刺。当然,它也使我们看到某些汉学家的“研究”兴趣是在专业领域以外,在非知识的领域中;所以,不接受“理论上的纯粹、彻底与一致性”,不接受“以明确拒绝毛的共产主义为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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