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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二)(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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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谈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西方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对苏联解冻文学评价的启示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法兰克福汇报》为什么特邀这样一篇对德国的汉学家产生如此刺激的文章?究竟怎样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某些汉学家们的评价为什么和周德荣的评价产生了这么大的分歧,被国内“知识分子”和某些汉学家捧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李泽厚和刘再复为什么在学术上谈出如此的外行话,在政治上如此殷勤地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为什么对苏联等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和极权制度的崩溃如丧考妣,整个历史是否如周德荣所说的“反正都必须重写”?亦或,是不是天下本无事,根本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存在,完全是那些极端份子的耸人听闻、无事生非,哗众取宠。在此,笔者愿意再次另一个角度,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文学解冻”,从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对苏联当代文学的评价,对比、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俄国文学和当代苏联解冻后的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和现今的持不同政见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比较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比较对苏联解冻文学的评价和中国知识分子及某些汉学家对王蒙等人的评价,肯定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作用。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逐渐出现了一批解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六十年代初期后,在中国陆续出版了中文译本,如爱伦堡的《解冻》、《人,岁月,生活》,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生者于死者》,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等。迄今为止,如果人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时下活跃的中国作家受他们影响的痕迹。例如,如果你把《人,岁月,生活》中所有的诗歌断句摘录出来,分析比较,就会在北岛等人的作品中重新发现它们。但是对这一批解冻文学,西方的研究者却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然,中国大陆的文学和苏联文学,既有很多类似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文学和苏联不同的是:自三十年代左翼占支配地位,自四十年代末期全面封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教条与封闭后,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出现松动─文学解冻现象(包括学术等领域的松动)。

这种晚来了二十多年的解冻,这种前溯到左翼文学渊源的历史,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有很明显的反映。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对这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影响巨大的小说,美国的苏联文学专家马·斯洛宁认为“尽管《解冻》并非是一篇杰作,然而它被成千上万的读者争相传阅。这是因为该作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暴力统治以后,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气候。”“小说及时的政治影响,很显然弥补了它文学上的明显缺陷。作品缺乏深度,性格雷同,结构松散,而且它的风格是新闻报导式的,具有爱伦堡的黑白截然不同的写法特征。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具有重大思想意义的小说,它仍然是这段时间的纪录,也是俄国五十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段混乱时期的见证。”(注解15

对一九五六年秋天发表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但靠面包》,他说,“揭露时弊的文学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就纯粹美学标准而言,并无很高的价值:结构松散,叙述冗赘,风格平淡。但却轰动一时,掀起了狂热的讨论,招来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象《解冻》一样,该作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思想情绪,反映了苏联社会的整个倾向。”(注解16

七十年代初苏联作家柯切托夫曾经对大陆的青年人产生过很大影响,据一位熟悉北岛的女诗人说,北岛的《波动》受柯切托夫的《多雪的冬天》很大的影响。然而,布朗说,“拿柯切托夫为例,他把苏维埃生活中很多适时的、思想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串联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他的小说。他为达到或攻或守的目的,结果是生拉硬拽地把两者都凑到了一起。本书不拟讨论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文学水平很低,如果不能说是令人厌烦,至少也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注解17

对比七十年代末期后的大陆文学,除了以《今天》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人表明了一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疏离,对新的价值和艺术方法的追求外,其它那些与苏联的解冻文学所处情况类似.从题材上引起轰动的文学,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的《丹心谱》,张贤亮的《牧马人》等作品,完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物。在文学造诣上,且不说他们还不能与爱伦堡等苏联和东欧那些与他们面对相同问题的作家同日而语,就是和他们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左派前辈作家茅盾、巴金乃至贺敬之等人,和过去的《小城春秋》、《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相比,从他们对文学的领悟,到驾驭语言和历史问题的能力都略输一筹。

然而,即使谈到他们处理的政治内容,和苏联作家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脱离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政治窠臼。他们忠党爱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和作品中,只因为美丽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出了几个坏人,在某几个环节上运转不正常了,所以要换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改革派、邓小平上台,所以不能再整肃他们这些忠党爱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这就是前述作家以及王蒙等人八十年代所有的作品的真意,这也是前文提到的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人至今还在坚持的思想。他们和邓小平、黄克诚不肯反对毛泽东一样,因为邓小平黄克诚深知没有毛泽东那一套就没有他们自己现在的一切,而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也深知,他们和苏联的反叛作家不同,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甚至和前辈左派作家不同,没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化,他们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参看本文第四节)这种作品和解冻文学的冲动相比,不是促进了人们对被极权社会扭曲的人性的疑问与反思,而是象一只无形的大手阻止了人们对新的价值和方法的追求。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斯洛宁认为,解冻后,以前的家庭生活,结婚离婚,爱情中骗诱和欢欣在苏联的小说中再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若隐若现了,它们无所顾忌地涌现出来,几十年来受冷遇的题材和人物一下子都闯入小说和戏剧之中:私生子,不忠实的妻子和丈夫,调情的年轻女人,好色的男人,酒鬼以及赌徒等全进入了文学作品。个人问题,感情冲突,紊乱的性爱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占了上风,因此象“查妮·里沃娃把色情场面和引用列宁的话交替穿插起来的《伊琳娜》一类二流的、甚为平庸的小说获得成功,都是由于主人公的私生活受到极大的关注”(注解18

美国东欧文学评论家莫·弗里德伯格说,“如果发生另一次自由主义的‘解冻’,《大都会》杂志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使我们预知官方控制的文学中出现哪些题材的话,那么我们所能预料的将是更多的伏特加和厌世愤俗,也许有大量的色情描写,但这种色情也不过是乱搞男女关系而已。”(注解19

八十年代这十年的中国大陆文学也经历了这一过程。由于几十年的禁欲,完全政治化,因此色情在开始的时候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也起到了化解意识形态化的作用。

但是,文学中的色和情的描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粗鄙、暴露的性描述可能能赢得很多读者,然而,它和文学价值是两回事。例如张贤亮的几部小说,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等运用的就是把色情场面和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尼采的语录交替穿插起来,而对于色情的描述既粗糙,又呆板做作,甚至还有教条主义。某位青年诗人在九四年初出版了一本小说,据说小说由于描述性过于暴露而立即被当局查封,但是,德国研究文学人的看了后,认为小说中关于性的描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非常单调,显示出作者语言的贫乏。

令人感兴趣的是,大陆文学的发展居然也确实如弗里德伯格当年对苏联的预测那样,近年来也是更多的酒精和厌世愤俗,以及“不过是乱搞男女关系”。《废都》的出版和走红很有代表性。为迎合市场效应,作者甚至使用了以下删去多少字这样的噱头。然而,《废都》无论就其性描写的文学技巧,还是对那些赤裸裸的性活动后面的深厚而神秘难测的内容的开掘上,都不能与几百年前的中国文学名著《》、《金瓶梅》相比。如果人们把这三本书中关于性描述的段落拿出来对比,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差异。但是,不要忘记贾平凹写《废都》时,面前放的不仅有二百年前的这两本书,还有其它的描写性的文学作品。而就其对性活动深层的内容的揭示,《废都》根本不能与前述作品同日而语,就其对社会现状的准确描述,《废都》又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萎缩的不仅是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而且也包括男女关系,以及文学中对男女关系的描述。市场效应,甚至暂时的成功相比较来说还是容易获得的,但是要想让人们在几年之后,甚至多年以后,还能阅读,要想使出版社对这些地区的作品胃口不倒(参见第三节〔3〕),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美国东欧文学评论家布朗认为,在苏联发表的文艺评论的数量超过任何别的国家,“但是,在本书涉及的头一个十年里,这些文艺评论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见解按每页平均数计算,也许是世界上最少的。因为迄今为止,苏联的文艺评论还只不过刚从斯大林主义僵死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多数还没有摆脱因受压抑而缺乏灵感的、人云亦云的状况。”

“斯大林死后的十年,文艺评论家仍在沿用他在世时候就僵化了的公式。……事实上,也许一个评论家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够不向任何人屈膝而仿佛写的全是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些评论家就装成真是这个样子。”(注解20)“保守主义的评论家大段大段地、虔诚地引用十九世纪把艺术献身于社会的倡导人杜勃洛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文章,借以证明党性、人民性、真实性和联系生活等口号的正确性─这些口号已经成为经常重复的祈祷词。”

“苏联文艺评论的另一个职能是,在党的严密监督和经常干预之下,对于斯大林主义传统势力和革新势力两者之间的斗争,持既参与又批评的态度。”“摆在文艺评论家面前的人物,就是区别哪些影响是正当的,可接受的,哪些影响是有害的。苏联的评论家向来充当意识形态的检察官,他们当前的任务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新内容。”(注解21

如果拒绝极权社会的文化,那就必然会拒绝极权社会中的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为政治和现实服务的文学批评,拒绝这样的文艺理论就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概念和方法。但是,这对于一个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他是自觉地想寻求新思想、新见解,也非一日之事,更何况象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并没有感到这种转换知识框架的需要的人了。由于这些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也可以说没有从斯大林主义的框架中挣脱出来,因此,应用那种马克思主义概念,应用那种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他们所做的理论研究必然是那些概念“标签”的重新分配而已,毫无新意。因此,对苏联文学评论的这种批评完全几乎可以用到对中国的理论研究的评述上。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布朗在总结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文学时说,“应该记住,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文学是为一种极端狭隘的有关人类天性、人类事务和历史进程的观念所束缚的,并且在根本上是受世界最大的独裁者的意志所统治的。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完全是为了使作品得到出版而被迫变得不是虚伪就是肤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说作为那种“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幌子的社会的和感情上强加于人的大众文学。作为读物,这种文学单调、乏味、毫无想象力,一看就知道其结局。此外创作界越来越感到集体的内疚,因为他们曾参与过有计划地隐瞒和歪曲苏联生活的现实,而且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以上,同时他们曾把斯大林时代的特点:缺乏公理,残酷无情和背叛理想的行为合理化了。”(注解22

他又说,“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种一目了然、简单化的框框仍然影响着写作风格,并使作品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比较贫乏,没有感染力。一般来说,即使最好的作品,也缺乏震撼人心和唤起想象的魅力。这些作品在文体上几乎是不‘费力的’。”

“苏联文学往往缺少典故、深刻的形象和丰富的比喻,其主要原因是孤立主义持续太久。苏联文学极少深刻反映俄罗斯往昔的文化,也很少深刻反映当代各国文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作家缺乏教育和渊博的知识,所以往往喜欢把注意力局限在自己周围的环境,自己所选的时间和地点,而避免与外界联系和产生文化共鸣。而这两点恰恰是当代西方文学的特点。苏维埃制度根本就不允许作家成为有识之士。然而,即使那些自己设法受些教育的作家也由于政治上的压抑和害怕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而失去信心,不敢表现出他们精神文化深处的东西。”(注解23

刘心武在一九八七年访问美国时曾经在《美国之音》上谈到他们这一代人。他说,由于在他们这一代的成长时期,中国大陆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因此,他们先天缺乏很多东西。这一课可能终生也补不上了,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只能起一些承前起后的作用。女作家张洁八六年在文章“我觉着恶心”中坦率承认,对于她过去的作品中动辄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就是伟大人物的语录那种假大空,现在她感到脸红和恶心。(注解24)然而,并没有更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封闭,对自己的缺乏教育和知识,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贫乏做深刻的反省。很少有人对封闭的极权社会造成的文化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省。张贤亮在下海经商时说,作家不“下海”就“摸不着时代的脉搏”,而这种荒唐话能如此堂而皇之的说出,正是有其文学价值和方法基础,正是这种极权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尽管极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缺陷,但是,在汉学家们对张贤亮、王蒙、刘再复、金观涛等人的称赞下(注解25),更多的人却是急于装扮成文学大师,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装扮成思想大师,要解决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这可能也是马克思主义想要解放全人类的传统和那种使命感所至。(注解26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和某些汉学家对当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看法不同,美国的东欧文学专家乔吉比安认为,“苏维埃俄国的一些作家于19541957年期间进行的革新,还只局限于如何对待他们题材的主题和如何处理方面。他们并不试图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风格或手法上的限制。”他说“鼓励人们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现在还为时过早。对一些新作品所引起的异常激烈的争论,都是就其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内容而展开,而还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这些作品并非没有文学价值,但是它们的超文学力量,却远远越出文学范围。在这种普遍的现象中,只有若干例外,那就是《日瓦戈医生》、具有真正抒情特征和形式上颇有独创性的希巴乔夫和马尔蒂诺夫的诗歌,若干深入刻划性格的短篇小说以及有些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注解27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除去极少数难以涉足正统地位的青年人的作品有一些新的尝试外,占主流地位的改革文学的作家并没有意识到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他们的作品遵循了歌颂、维护,与各种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不良现象”斗争的革命传统。他们的批评也是为了维护母亲─党和祖国。他们的作品是乐观主义的,对改革和改革派人物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他们的作品以“正面”人物为主,正面人物可能暂时失败,但那是由于正确路线受到西方和旧的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作品中匆匆表明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作家还常常喜爱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学识,在作品中堆满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教、语录。大而空的说教概念,各种陈规俗套,在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王蒙说,是母亲爱孩子的爱出了问题,而不是极权的私欲扼杀了人性,这清楚地表明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愿望、作为独立的人的追求还没有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王蒙的这种占正统地位的,知识分子帮助党制造的谎言,和那些党的宣传部门制造的传统谎言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在到处盛行。因此,正如美国研究文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八六年底时所说,

“最近的一些语言上的尝试并不太成功:‘意识流’的技巧仅做到内心(直接或间接)独白的程度;诗的意象不是故意雕饰就是故意卖弄,反而显得缺乏深度;几篇号称为‘现代派’的作品,其语言和形式仍然是传统写实的;而大部分的写实作品在语言上所用的陈腔滥调很多,而对于内心生活的描述似乎才刚刚开始。”

“如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大危机的话,我可以大胆地说:就是一种独创性的想象力的缺乏。诗靠想象,小说也是如此,而把想象变成艺术性的虚构世界的要素仍然是语言”

“我反对的是陈腔滥调、主题先行的写实主义作品。”

“我一贯的论点是:中国不乏伟大作品的材料,要紧的是作家有没有胆识、勇气、良心和艺术才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视野和语言的问题。”(注解28)。

正如女作家潘婧在九一年所说,“过去,我们总是以苦难的经历是宝贵的财产来慰藉自己,后来我逐渐悲观地意识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创造力,以至既使有多如牛毛的作家艺术家之类,我们却没有能力在艺术中再现和认识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形诸于文字留给后人,我们却没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或是昆德拉在《玩笑》中所完成的业绩。由于我们的无能,有朝一日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将不复存在。”(注解29

对于王蒙等人的作品,人们能说的也许只能是,过不了几年,就象《班主任》、《伤痕》、《丹心谱》一样,没有人再去读它。只有极权社会的封闭和文化垄断才会迫使或促使人们去读这样的作品。

过去十几年人们在中国看到的只是文学控制的松动,但是,作家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松动,在作家中,即使是纯文学的冲动,也还不多。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文学”一文中美国的戴·布朗说,“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家描写成仅仅是些被迫违反自己意愿而遵循一套公式的奴隶,是不确切的。那时和现在一样,出现一些投机分子,他们随波逐流地接受这些公式,拿它当作在文学领域里追逐名利的代价。但更多的人还保留着大都市同胞所具有的幻想,真心诚意地服从现行的教条和与之相符的纪律,打心里相信他们所写的是基本的真理,坚信当代苏联文艺思想具有美学的优越性,”(注解30

布朗说,“到一九七六年,苏联文学比前二十年较为深刻了,但是它只在品德问题上而不是在思想信仰问题上进行探究。善与恶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是按其对个人或社会的效果如何加以衡量的,而跟那些使世界上最富有文学创造力的人感到苦恼的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和抽象的力量毫不相干。”(注解31

投机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不乏其人。他们常常是在敏感地分析党内斗争的微妙情况而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抛出什么文章,以赢得党内某些人物的欢心。押对了宝的知识分子就会立即平步青云,获得名誉地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在这种形势下问世的,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改革派的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也是这种心态。而李泽厚先生在四人帮倒台前不久,在八三年反精神污染时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不但“跟那些使世界上最富有文学创造力的人感到苦恼的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和抽象的力量毫不相干。”而且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和他们的左派前辈不同,根本不了解那些作品和那种创造力。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美国东欧文学专家吉比安在评论苏联文学时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上述所引的作品都是,或者大部分是那些急于否定共产党的作者、或者有意识地对苏维埃俄国的信念和基础持敌对态度的作者创作的,那就错了。……一个人可以指出自己的国家以及唯一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党的许多毛病,同时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忠实的、甚至是愿意献身的公民。……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经过专门观察和多提意见的全部含义,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把作家们的‘反叛’,看作是苏联知识分子准备对他们的政府采取公开行动的明证,那么我们对其产生的意义就估计过高了。”(注解32

“苏联小说家们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向西方学习。对于俄国人民政治命运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仅用道德规劝和改革是不够的。他们不了解如果个人权力要得到承认和保护,还得有一套机构制度。……他们觉察不出,要是人权从抽象王国进入世俗生活的具体世界中的话,那么制度以及社会检验和平衡就是必不可少的。”(注解33

但是,就是这么少的一点反叛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身上也是罕见的。反叛精神在各个时代都是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品质,但是,它在王蒙、张贤亮以及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等知识分子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自己都一再地表明自己的服从性。尽管党─母亲有时会误会他们,但是他们对母亲还是充满了爱。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在那个极权社会中生活,不是象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感到孤独、苦恼、绝望,象被关在牢笼中自由的飞鸟,内心中充满骚动,而是如鱼得水。他们当然也有苦恼,但那是对权势、名誉、地位的馋涎和谄谀,是游离奔走于秉性、政治倾向不同的统治集团中的派系人物间时对“那种捉摸不定、难以理解”的政治形势的苦恼。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上述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的苦恼在那个社会自有其道理,因为正如布朗所说,“作协对听话、顺从的人的酬劳是慷慨的。声望高的作协会员享受的福利,远远高过普通公民。他们能看从来不公开放映的外国影片,有专门的服装商店,有附设高级餐厅的俱乐部,住旅馆也备受优待。更主要的是,他们凭着通常是相当可观的很高的收入,享受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作协会员,作为社会的精华,他们不但受到加深社会的和政治的团结一致的感情之鼓励,而且也被引导到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是一种权力,而不是特权。他们所处的优渥地位,使他们和当权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致使削弱他们对社会尖锐问题的反抗,还能使他们这些自诩为群众导师和发言人的作家和群众分隔开来。只有强烈的爱好独立思考,渴求知识和坚持努力不懈的人,才能使自己不陷入喜滋滋、飘飘然、自我陶醉而又任人摆布的境地。”(注解34

吉比安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苏联作家的集体感。……甚至最吹毛求疵的反斯大林的作家,也都具有在共同的努力中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最虔诚、最富有献身精神的观念,他们之中,只有最个人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个例外,他保留着一种普通的人性感,比起那社会性的、有组织的事业。”(注解35

布朗说,“斯大林逝世后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竭力清算过去,改正过去的错误纪录,尽可能地补偿文学所犯的过失,因为在腐败不堪和异常痛苦的年代里,文学本应起到民族良心的作用。这个过程,既包括恢复公民的责任感,也包括认识到恢复文学(特别是美学)的必要性。作家懂得如果文学界不培养诚实的习惯,不扩展同心协力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更多自由的话,它就不能达到艺术上的成功。苏联文学在重新开始公正地探索人类事物方面,再次重申西方文学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主张:独特的个性;对一成不变的伦理和道德提出责问的权力;反躬自省、个人意志和爱好的可贵;承认文艺是独立于政治于社会制度之外的,它属于全人类。”对于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苏联作家,他认为“很多苏联作品不仅遭到官方当时的强行压制,而且深受顺从于压制的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注解36

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切都会深有体会。顺从于极权制度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自我和对外界新闻检查的本能,他们可以自我批判暴露,阻止甚至揭发同事朋友乃至亲友的越轨言论,而毫无道德良心不安。到六十年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在八十年代,人们从出版物上很难听到反叛的声音,看到的只有王蒙、金观涛这样的为改善社会主义出谋划策的,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作品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垄断和汲取了极权社会内部的“营养”,而且充分利用这个社会的封闭,截获了外部的一切文化联系和资助。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不仅巩固了极权社会,而且压制了那种冲动的产生,─即“重申西方文学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主张:独特的个性;对一成不变的伦理和道德提出责问的权力;反躬自省、个人意志和爱好的可贵;承认文艺是独立于政治于社会制度之外的,它属于全人类。”─并且窒息了这一类知识分子成长。

 

上述这些美国的东欧问题专家的评论都写作于八十年代初期以前,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及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都在亦步亦趋。任何脱离历史的、对于以往的研究无知的讨论,都不会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如下文将提到的刘康的文章─注解37)。从上述对当代苏联文学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的争论是迟早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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