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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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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兰克福汇报》王蒙书评引发的争论的实质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顾宾教授在给施尔马赫的信中提到了施尔马赫本人在《法兰克福汇报》报上发起的那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这场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注解38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后不久,克里丝塔·沃尔夫,这位当年东德共产党的红人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留下了什么》。(注解39)在小说出版时,九○年六月,格赖纳(Greiner)和施尔马赫分别在《时代周刊》和《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书评文章对沃尔夫提出了质疑。施尔马赫在文章中认为,过去西德给予了沃尔夫以过高的文学地位,她的很多书现在已经被忘记了。施尔马赫明确表示,他评论的着眼点不在于这本书和文学创作的艺术评价,正相反,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来探讨沃尔夫迄今为止的创作思想,它产生的心理基础和历史背景,以及她的政治立场。他的中心议题是:“克里丝塔·沃尔夫自始至终到底有没有明白,她是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注解40

关于沃尔夫在柏林墙打开前呼吁人们不要向西德逃离,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她过去几十年中对东德制度和共产党的维护,施尔马赫说,毫无疑问“被深厚自卑感折磨却又总想和西德一争高低的东德专制政权正是这样期望她的”,而“她自己也自始至终把拯救东德看成是党交给她的任务。”沃尔夫把人们逃离专制制度谴责为“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施尔马赫认为她这样想的原因又是“她没有能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复杂系统,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放大了的、家长制的小市民家庭”,所以,“她以及其他与她同时代的东德知识分子”和东德统治阶层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家庭式的”。“政治审查”在她“并非是限制言论自由”,每本书出版前,“她自己即先于政府相应机构对己作政治审查”,假如双方意见不同,她不是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抗争,“而是象小孩子惩罚父母一样,用受委屈的沉默去惩罚对她审查的人”,“她这样作的逻辑很简单,“人在哪个家出生,不能自己选择,即使谁和自己的家断交,也不能改变他是这个家的成员这一事实”。更何况,东德是一个比西德好的“家”。一方面为了这个好家,另一方面也为了不帮敌人的忙,沃尔夫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批评过东德社会主义制度。“她既没有为东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工人起义辩护,也没有对(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东德强建柏林墙抗议;既没有指责苏联(一九六八年)出兵干预捷克改革,(一九七九年)出兵阿富汗,也没有抗议波兰(一九八一年)军管,总之,我们从她嘴里没有听到一句值得一提的给予中欧持不同政见者以道义支持的话”。

施尔马赫对于沃尔夫在这本书中不断地说要寻找一种“新语言”,认为她又是在和人们在玩捉迷藏,提出为什么她不去反省东德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反省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注解41

施尔马赫的文章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周德荣在他给顾宾教授的第二封信中也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相反,过去几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确曾一再─或隐含的、或明显的;不论是在施尔马赫一九九○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格赖纳在《时代周刊》上一同挑起的文学争论中,还是直到今天还难以理清的关于东德作家或是教会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之间纠葛的讨论,或是在由费斯特(Fest)和里特尔(Ritter)计划发起的系列文章‘左派是什么’中─讨论的是我们这一世纪的中心问题:即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么多的如果不是天才,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安德列·纪德、马尔罗(Andralraux,法国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也曾是萨特和他的同班同学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好友)和萨特,居然那么长的时间同情一个完全靠谎言为生的政府?或者像德国的贝歇尔(Becher)、雷恩(Renn)、布莱希特、布洛赫、赫尔姆林(Hermlin),那么无条件地追随这样的政府,而且,就是在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个靠谎言为计的政府时,依然如故?

他们都不能以自己不知道苏联或者后来的东德或者东欧华约各国内情来作借口,为自己推托同谋的责任。同样的,请允许我再一次的引用阿瑟·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话,‘所有那些共产党员或是对共产党同情的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至少曾有过一位朋友,他或是死于北极的劳改营,或是被当作间谍枪毙,或是毫无踪迹地消失了。’”

周德荣说,他之所以写下这篇书评是因为,

“不久前直到今天仍然搅扰我的是以下这个事实:时值今天,─我不以为,新出版的德文译本《难得糊涂》的封面介绍仅出于偶然,─人们还称王蒙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好象五年前在德国根本不曾发生过革命。”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事件,这就是周德荣文章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出现了近代最残酷的极权制度,希特勒和共产党国家。讨论涉及的问题之一确实就是能否把用坦克枪弹公开屠杀自己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统治四十年内有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无顾忌地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的共产党国家和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极权相比,这就是周德荣的文章的伦理和政治背景。

究竟如何评价那些为极权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为历史承担什么?这就是周德荣文章的道德和思想背景。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极权国家的特点是要求社会的一切,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国家。国家不承认任何个人事物中的自主,例如经济、教育、科学研究、宗教和艺术等,甚至在那些和国家事物毫不相关的领域中,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意志存在。就严格的意义上说,极权国家排除任何自由民主的宪法的存在,人们作为个人没有“自由”选举权,参与管理权,以及其它的基本权力。国家的暴力掌握在一小部分人的权力集团手中。当国家权力,实际上准确说是一小部分掌权人的利益高於一切时,必然各种邪恶丛生。

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极权社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极权社会的残酷现实的。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关于共产党极权社会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周德荣在他的第二封给顾宾的回信中说,

“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您在前后两封信中一再提到的对我的指责的看法:即我对“近几年《法兰克福汇报》上……那场由(施尔马赫)发起的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没有什么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了‘爱’的问题’。

当然,一方面,我确实知道,共产党从来─毫无例外地、从内心最深处─蔑视知识分子;在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知识分子都是有组织的仇恨的对象;正如阿瑟·凯斯特勒所说的,他们之所以被共产党容忍就好比‘第三帝国时的那些还有些用处的犹太人,他们的之所以被佩戴特殊的臂章是为了不会由此而出差错,以避免在还要用他们的时候,他们被送进毒气室’。另一方面,我却实在想不起来,过去几年中,什么时候施尔马赫曾经发动过一场‘有关知识分子之为有组织仇恨的对象的讨论’。

不,就我能忆及的,自八九年革命以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场讨论。否则,那可是极其可笑的!

因为这样的一场讨论,它应该早在三十年代,在那个‘红色的十年’进行的;或者是在其后的四十年代,当人们违背那些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是高加索人的意愿,把他们强迫遣送回苏联之时;或者在五十年代,当哈里希(Harich)、延卡(Janka)、勒斯特(Loest)等人被关进东德监狱之时;或者在六十年代,当苏联的坦克碾过布拉格而布洛赫却还在学生面前为他的“希望哲学”布道的时候;或者在七十年代,当索尔仁尼琴被强迫赶出苏联,比尔曼(Biermann)被强迫剥夺了东德公民权之时─虽然他直到一九九○年初还爱着社会主义;或者在八十年代上半叶,当哈威尔被关进监狱,克里丝塔·沃尔夫却还在鼓吹和平时,就应该进行的。”

周德荣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那些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等技术和基础研究,以及在军事工业中工作的专家,只有那些卓越的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具”,才会有较好的处境。对于那些在政治、道德上要求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人,绝对不会获得任何机会,在那个社会,他们永远只是仇恨的对象,甚至是那些在这个社会中被赐予了优遇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在西方社会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左派的仇恨对象。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然而,对于极权社会的罪恶,某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反应的呢?周德荣在前面我们引述的文中曾经提出了对那些知识分子的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么多的如果不是天才,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居然那么长的时间同情一个完全靠谎言为生的政府?……那么无条件地追随这样的政府,而且,就是在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个靠谎言为计的政府时侯,依然如故?”

对于触及到这些知识分子的痛处,周德荣说:

“何况,早在我之前,就已有许多有识之士,他们也不懂得这种生活的智慧,例如阿瑟·凯斯特勒。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五十多年前,在巴黎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上,他作了一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演讲。十年后、一九四九年他在其《红色的十年》一书中回顾道,尽管演讲本身‘对党或者是对苏联都没有什么直接的批评’,可当时,‘对听众中的那些共产党员来说,却不亚于向共产党宣战’。因为演说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准确的说是托马斯·曼的一句名言:‘一个有害的真理胜于一个有益的谎言’。

或者像那曾经倾心于革命的法国作家安德列·纪德。虽然在前言中,他再一次重申了对共产主义理念与苏维埃的热爱,而后才写下了:‘谎言,即使是那沉默的谎言,即使有时看起来可能是适当的谎言,它还是谎言,它给敌人的手中留下了过分危险的武器。而真理,尽管痛苦,却只是通向痊愈的苦痛。’但他的小书《访苏归来》(1936)刚一出版,就被自己当年的战友包括罗曼·罗兰在内,视为叛徒,而成为仇恨的靶子。

不。真理,不论是哪一种,都只会给人们带来痛苦与悲伤;而且,也往往并不如所许诺的,能疗伤治痛。再则,就是‘真理’这个词本身也洋溢着太多的说教气,听起来过于虚张声势,何况,用得也不是地方。除了全能的上帝,有谁能妄称认识真理呢!

托马斯·曼和纪德所说的‘真理’应该是指一种‘真诚’的态度,老实地对他人说出自己对他是如何作想的。不过,任何一个稍微明理的人都明白,与其说‘真诚’是在沟通,毋宁说它离间了人们。抱撼,抱撼。”

关于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极权国家内的知识分子,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说,很多人不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封闭的极权社会,经过数代的教育培养和对不同声音的铲除,包括上述人在内,在极权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依附寄生在极权社会身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学术到精神,离开极权社会、离开封闭他们就很难为生。因此,极权社会必然携带着一批从精神上和“学术”上为他们辩护的知识分子。

对极权社会外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信仰,出于对西方世界弊病的痛恶,而不愿意正视共产党社会的罪恶事实,而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左派,出于各种“目的”和“利益”,拒绝事实,甚至粉饰极权社会的罪恶。当然,也有一部分纯属投机的知识分子。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质疑

 

究竟为什么这些问题这么伤感情,深究其根源正如周德荣所说的,这些问题涉及的是这个世纪的在知识分子存在的中心问题。

一九六八年,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访问法国时曾经对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提出过类似的尖锐的批评,引起法国知识界的震动。对周德荣有深刻影响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他的自传中曾记述了索尔仁尼琴对巴黎知识界的冲击。他说,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尽管他的言谈、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构成了具有其全部痛苦和天才影响的政治现实。他的信念超越了政治,因为这些信念激励着一种非同凡响的个性,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信念是一种精神本质,即相信自由和无条件地崇拜真理。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使人难堪,惹人发火,正是因为他击中了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敏感点,击中了谎言。阿隆说,

“五十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拒绝倾听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一劳永逸地判定,集中营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些集中营由于目的神圣而光彩熠熠,尽管在另一方面它还是集中营。在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这种错误,总想找出理由来辩解原谅或诅咒。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大错特错,由于古拉格是在被他们称为的、世界上最人道的政府的荫庇下,于是,他们就想尽一切可能,不承认有什么古拉格的存在。而且在一方面是极其紧迫的左派的团结一致和与他的共产党同志合作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索尔仁尼琴,两者之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注解42

阿隆说,在西方,有谁象索尔仁尼琴一样战斗呢?他认为,没有,左翼没有人,右翼也没有人如此。

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和极权主义的艰苦而危险的斗争中虽然也曾面临这些西方左派的封锁和打击,但是由于语言问题,他们可以通过其它渠道使西方人了解到他们,因此,他们远远处于比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优越的地位。西方了解到的东欧绝非左派笔下的东欧。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西方就完全依靠汉学家们的一鳞半爪的充满倾向性的介绍了。

某些汉学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它问题的看法,除了和他们的学术造诣有关外,还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有关。很多汉学家自己就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分子,西方社会中的失意者。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六八年学运的活跃分子,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崇拜者。因此他们从七十年代介绍毛泽东思想,到八十年代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介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西方的一般民众和知识界只能通过汉学界给出的东西了解中国。在某些汉学家的笔下,中国是一个遥远的深不可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共产党极权封闭国家,在某些汉学家笔下,“北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言,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杨炼继承了先秦传统”;李泽厚承袭了先秦哲学,刘晓波则延续了先秦的政治思想;共产党的文化部长王蒙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在某些汉学家笔下,仿佛中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封闭、愚昧、专制,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社会,仿佛受苏联解冻文学一鳞半爪影响的中国作家,完全没有苏联的解冻文学所经历过的那种肤浅与幼稚阶段。

由于语言关系,虽然在西方很少有人能更详细地了解中国情况,出来和汉学家争论这些问题,但是,人们却自有别的办法报复这种偏颇。时至今日,张爱玲的作品的出版在德国的遭遇正是汉学家所造成的结果。正如周德荣在给顾宾第二封信中所说,

“当然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自由国度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所喜爱的这本或那本来自中国或其它国家的书翻译,只要他有这个能力。对此,根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就如同几年前某些西方的文学批评家称颂克里丝塔·沃尔夫为‘德国文学中的第一女士’一样,虽然她自己表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行’;或者将沃尔夫·比尔曼说成,准确的应是想说成是‘德国的哈威尔’,虽然和哈威尔相反,直到一九九○年初他还念念不忘,‘尽管有这五支入侵干涉的军队/尽管是手足间的谋杀!─但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或者是将萨沙·安德森(SachaAnderson)与纽约流行艺术(Pop-Art)艺术家安迪·沃豪(AndyWarhol)作比,尽管他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密探。

……我想要说的是,您今天所抱怨的,即德国的出版社对出张爱玲的书没有兴趣,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正归功于许多汉学家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什么使得这些出版社对您多年来试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毫无兴趣?

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多年来被那些垃圾,那些自称为伤痕或改革或其它什么文学败坏的差不多了。数十年如一日,人们就用这些东西像填鸭子似的给出版社硬塞进去,以致他们如今不再有耐心和能力去分辨第一流的作品和第三流作品。

这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张爱玲,一位如此重要的中国女作家,在德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出版社!在这个世纪的中国,再找不到另外一位作家,能比她更好和更具艺术性地塑造、刻画了生活在那个逐渐告别传统、蹒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向现代发展的社会里的人们;她的作品中的语言、文字属于中国人笔下曾经写出过的最美的文字。

而反过来说,这恰是德国出版界的耻辱,而德国汉学家也当在此列。事态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他们难脱其咎。”

虽然夏志清教授一九六一年就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是在德国的汉学家为什么不热衷张爱玲的作品呢,答案无非只有以下几个:或是他们太热衷于政治和时事效应了,或是他们太热衷于和大陆中国拉关系了,或是他们只是语言学者而不懂进一步的文学和美学,不了解极权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亦或他们仍然没有体会到中国语言的三昧,没有领悟到张爱玲作品中的语言造诣。

然而,对中国的一般知识界来说更不幸的是,西方这些汉学家常常被他们误认为是西方的代表,汉学家们的工作又导致了某些人在中国的声名,助长了中国的某种倾向。这一结合为铁幕中的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道屏障,一道妨碍他们冲破封闭社会的屏障。这道屏障只是在近年才开始受到冲击,虽然如此,汉学家们还是比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反应要强烈得多,“来自或者有关中国的文献,贵报副刊上,一向极少见到评论,一旦有,却总是惹起我的不快。不过,迄今以来,我都还能忍受。但上述这篇评论刊出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见前述顾宾教授信)

历史虽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场景,但是,尽管人们处于的时间和空间不同,很多时候却面临相同的问题。索尔仁尼琴一九六八年向西方左派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过了二十年之后才由周德荣等人重新向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由周德荣的书评所引起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下讨论的一部分,是一直封闭于世界的中国,甚至是封闭的汉学,逐渐和这个世纪所讨论关心的问题融合的一个过程。

分析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是由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著名作家提出,而在中国却是由周德荣这样经历的年青人人提出,对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再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

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学术─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及思想学术特点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对极权社会的价值和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反叛和批评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同意周德荣的看法。与本文开始提到的时间相同,在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大陆留美学人刘康在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九三年十月号上提出了于周德荣完全相反的观点,辩护并且颂扬八十年代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辩护。这本杂志是由流亡在香港的大陆知识分子金观涛和刘青峰主持的。

刘康在文章中认为,“八十年代中国的继五十、六十年代美学辩论的美学热、‘主题性’辩论、‘方法论’热等等,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刘再复语),产生了一批富有创建和洞察力的中青年批评家。”认为美国的某些汉学家出于意识形态的成见和学术膈膜而对此或否定或不屑一顾,对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过分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和对制度的批评,以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潮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重新认识从瞿秋白、鲁迅到胡风,从周扬到王若水,从朱光潜到李泽厚、刘再复,这条极为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和美学理论的传统。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运动中,各种学说、思想、流派蜂拥。不过,影响最大、对官方意识形态造成威胁和挑战最强烈的,还是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等的思想理论。他们的理论基于中国的经验,高扬人的主题,力图通过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标,既有深沉的历史感,又有放眼人类命运的宏大胸襟。可以说,李泽厚等在八十年代,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他们的思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注解43

刘康的文章涉及的问题其实是:封闭社会中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和开放的社会的学术研究是否有区别,封闭社会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及其后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和非极权社会中的文学是否有区别?封闭社会的封闭,和教条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对上述诸人究竟有没有影响?柏林墙倒塌─东欧革命后,究竟哪些问题基本上有了答案,历史又给了人们一些什么新的启示?究竟如何看待索尔仁尼琴和周德荣提出的问题?

虽然刘康等人还没有意识到,但是,进一步讨论,正如周德荣所说的,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却是本世纪知识分子就曾经面临问题,即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极权,以及对当代文明究竟如何看待等问题。

尽管知识分子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而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但是东欧的革命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失败了。在这一转变中,人们摈弃拒绝的不仅是极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而且很重要的还有极权主义的文化。极权主义的价值、方法和文化与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经验事实同样无须争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学说,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本世纪曾经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极权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最后的,唯一最体系化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国社会学家阿隆十几年前说过,“西方人能够据理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同样一个理论,既可以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张目,同时又是攻击最有效益的经济和最自由的社会的武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对其后世的命运至少应负一部分责任吧?”(注解44)当萨特同共产党断绝了往来,但是还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逾越的哲学时,索尔仁尼琴讽刺他为西方思想大师,并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声名扫地,只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我国,没有一个认真的人,没有一个学校里的小学生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不觉得好笑。”(注解45

这种批评确实如刘康所说,隐含了一种强烈的对极权制度的批评,因为,极权社会迫害了人,扭曲了人性,所以,任何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或艺术都必然会和极权社会及其思想产生冲突,都必然是极权社会的反对者。例如卡夫卡、加缪的作品,乃至萨特的戏剧。的确卡夫卡、加缪等人的作品中含有意识形态,含有对极权制度的痛恶和反对,但是谁也不能给他们贴上与“左派文学”、“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相对的“右派文学”、“反共文学”的标签。同样,谁也不能否认专制国家对卡夫卡的惧怕。极权主义国家之所以惧怕现代主义作品,惧怕经验主义思想,就是因为它们推崇的是个人,个人的追求,是宽容、自由和反对虚妄的教条。刘康谈到的那些作家及其作品能在极权社会中乐此不疲,能被极权社会的统治者容忍,本身就是一个说明。

这种批评也可以说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代替一种意识形态。它以自由的、宽容的、开放的意识形态代替那种教条、僵化、自以为占有真理的封闭排它的意识形态。它以对个人解放,自由意志的推崇来代替那种封闭狭隘的“历史感”,“人类命运”。虽然这种精神和思想自身并不能形成一种教条,它只是一种追求和启蒙,一种对抗虚妄的方法,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必然构成与那种极权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极权社会的这种封闭文化在极权社会知识分子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如上所述,刘康提到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著作,无论就其概念和方法,还是其追求的价值都和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血肉相连。(注解46)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共产党国家,是否允许一部作品,一篇文章出版,是否鼓励某个作家、刊物或丛书,都是经过复杂而又谨慎的密谋,而参与密谋的不仅可能是那些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还有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最高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也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获取自己的“知识”特权,甚至打击他们的敌人。刘康提到的李泽厚、金观涛和刘再复等人他们都曾自诩自己的“学术活动”是配合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为改革派服务的。(注解47)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在共产党内某些人的授意安排下出版各类作品的。(注解48)完全意识形态化,一切为政治服务,基本上不了解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学术现状,同样是上述诸人的特点。(注解49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当刘康说对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时,东欧的经验和过去几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来到西方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他们走向了绝境。

改革派知识分子,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Heretic)。他们的普遍特点是,他们从没有对共产党极权制度及其思想原则产生过疑问,即他们从来没有对极权主义思想持异议。同时,他们始终模范地遵守共产党社会的政治伦理。他们的“知识”活动和“批评”“讨论”,常常是在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授意或暗示下进行的,他们从来没有试图背离统治者而独立思考,从来没有想过对制度和统治者灌输的思想进行检视,对极权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提出批评,更没有想到要去忍受由于对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由于持异议而带来的孤独、寂寞和贫穷。他们也会谈论自由、人道、科学、理性,但这些从来都不曾成为他们要坚持的信念和行为准则。

这方面的例子如过去东德著名作家、作协主席赫尔姆林。昂那克上台后表示,在文化领域内无禁忌,并要他这位二次大战中地下活动的老部下对党的文化工作提意见。于是赫尔姆林心领神会地矛头直指昂那克前任乌布利希时代文化部门领导人。

再例如在中国大陆时下的异议分子王若水先生,五十年代参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六十年代参与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以及实践问题的讨论;李泽厚六十年代参与的美学讨论,其实和戚本禹、姚文元参与的历史讨论,以及其后的评法批儒,都是在当局者的领导和授意之下。七十年代末期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他们所标榜的持不同思想的争议,实际上是“御批”的,或“默许”的,而不是“独立”的。这种封闭的讨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和真正的学术讨论相距很远,它充满对概念的误解和随意发挥,为实用的政治目的东拉西扯、张冠李戴。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它都绝不意味着是在促进社会追求新的价值和观念。(注解50

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常常以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彼岸,重新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改造社会的钥匙、帮助全人类摆脱困境的道路,并以此来批评和改善极权社会。他们努力扮演这样一种社会改革者的角色,在道德上并无任何不安。这种知识分子有不同类型,柏林大学教师路德·屈内(Kne)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从哲学到政治科学,甚至到艺术和建筑理论,无所不谈。他大谈要捍卫所谓按人的标准确立社会权利,反对被权力、被市场、被物异化的蔓延。他于一九八五年的自杀发展到那样一种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极限。这种极限存在于那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现实的批评建议的实践和那种于共产主义理想切不断的自我义务意识之间的冲突。对于那些全部思想都围绕着这种理想转的人,当他们从现实中被无情地驱逐出去时,无异于是天崩地陷。他们的全部的生活和思想都与这个政治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不愿做出这种判断。而这种纽带的松懈,将成为他们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疑问。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

由于价值观念和开放的自由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时至今日还经常堂而皇之地谈论他们的学术就是要为共产党服务。这种封闭的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实质上和中国古代所谓“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前文所谈到的金观涛、刘青峰的《新十日谈》和李泽厚、刘再复的《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两本对话录,是很典型的两本书。他们寻找的都是修正、挽救共产党的理论,想要成为的都是思想导师。前者认为共产党的失败在于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者认为在于过多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二者相同的是,只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极权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事实上,至今为止,他们所从事的所谓学术工作都是这种工作。他们和屈内类似的是,无论什么学术问题都敢纵横驰骋地谈论,但是,他们和屈内不同的是,在屈内自杀后,即使在极权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在全世界都被人们唾弃之后,他们人在海外,却仍然在为成为这种角色而努力,仍然在宣扬美化极权社会的价值和观念,仍然忘不了向极权统治者示好,道德上也仍然没有任何不安。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如房龙在《论宽容》中所说,专制造就英雄。极权社会彰显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道德光彩,但是,极权社会的封闭性同时造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背谬和悲剧性。

极权社会的封闭性和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特点,维持极权则必须封闭而不能开放,维持封闭则必须完全意识形态化,一切都必须为了一个所谓最高的带有神圣色彩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封闭必然要求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完全意识形态化,如毛泽东所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政治奴仆。

极权社会给予某些知识分子诗人、作家、哲学家、人文学者乃至很多自然科学家以桂冠,它的首要前提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无论在价值还是方法上都要为共产党统治服务,绝对驯服,否则绝不会得到这些称号。因此,封闭的极权社会的诗人、作家等知识分子在实质上并不能以一般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标准来衡量,不能和开放社会的与此相应的知识分子等价。

所以,一般来说,极权国家中的知识分子的名声,与他们的专业是否相符总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即便没有完全意识形态化,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能和开放地区持平的专业人员。

然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却不仅限于那些依附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投机者,它也从另一方面造成反抗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性。那些异议分子往往也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追求的价值、使用的方法可能在政治上产生离心影响的而受到怀疑,甚至进一步的打击和镇压。这常常使得那些持异议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艺术和学术造诣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往往也是通过政治获得诗人、作家等名声。

封闭社会为持不同政见者造成的另一个独特困境是,在封闭社会中真正具有反叛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很难发出声音,而且很难产生,他们不仅面临当局的残酷扼杀,不得不在很少资料的情况下,自己在精神上摸索,而且面临那些投机的依附当局的知识分子,以及杂草丛生的所谓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压迫打击,乃至国外各种左派知识分子教授的封锁。这从另一方面导致了持不同政见者更多的是以其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和专业影响社会,吸引外界注意。

东德各类知识分子在柏林墙倒前后的变化和面临的窘境,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特点,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的这种背谬处境。

在八十年代,在走向灭亡的东德,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象被驱赶的羊群一样,必须向着一个方向,要么走向一个声音,要么完全沉默。在那里并不存在任何群众社团,任何报刊,人们能在那里或者从那里真正作为知识分子发出声音。任何有反叛抗议倾向知识分子都被迫移居到西德。由于职业关系,受过教育的市民几乎都是封闭的,没有任何交流的可能。激进的人被驱逐了出去,留下来的人还要在思想上“隔离检疫”。如果发现某个人的思想成熟为反对者,那么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重复发生。一旦发现越轨者的迹象,就立即或者驱逐出境,或者将其窒死在襁褓中,不让他们找到任何替代的办法。这种选择使得那些不妥协地向统治者挑战的人成为成为唐·吉诃德。这也因此造成了被放逐的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捷克和波兰的那些在国内参与共同斗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他们很难在东德的政治变化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也同时造成了东德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利用封闭社会所形成的另一特点。

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谈论政治为题,获得了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称号。这是极权社会造成的一种独特的颠倒现象,利用政治获取专门知识的声望,使得他们的所谓“道德”资本同时成为“知识权威”。

然而,这种情况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后给他们带来另一种不寻常的困难。人们再次发现,即使在他们移居西德后,在不必对每日的安全的担忧后,他们也没有安静下来补上这一课。当媒体尊称他们为诗人,这一或那一专业的思想家或专家时,许多东德知识分子自己的确也感到了不安。因为,这种标签的奉承,是不能兑现的,因而,只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由此造成的不安使得很多知识分子留恋过去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可能公开地拥护封闭和极权,因此他们只有说,东德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被偷换了概念。这种拥护社会主义和东德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无可奈何地在两个说法上坚持: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人们对理想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二.东德作为主权国家是必要的,因此,他们支持柏林墙的存在。

然而,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潜在的还有,东德是保护封闭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道防护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在文化竞争中证明他们的能力。这就是东德那些看来似乎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后拥护社会主义,支持东德的存在,反对柏林墙打开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文化能力,在他们背后没有了那个封闭国家的背景后,他们就必然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

知识分子是否具备研究能力,必须在公开的文化知识的竞争环境中才能真正表明。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在开放后都会面临这一问题,重新验证他的能力,尤其是对那些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那些由于各种偶然的政治情况而一举成名的知识分子,这是不可避免的。

封闭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以开放社会的价值和方法标准要求,以及进入或转入开放社会时,必然会面临很多问题,这是历史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他们不能正视这一“名不副实”的事实,反而留恋、坚持封闭社会的文化,这种背谬特点则会使他们只要稍微转过身去,就会清楚地显露出封闭社会刻印在他们臀部上的纹章。上述东德知识分子在转型前后表现,近年来流亡海外的各类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表现,无不说明封闭社会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这个特点。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东德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寻求知识的知识分子肯定会走向另一条路。而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打破那种封闭社会的禁锢,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桎梏的重要道路,也是唯一真正的道路。

在东德,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下决心走向另一条路。由大的和中央的研究机构进入小的、边缘的研究机构,由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题目转到实验性或经验性更多的题目和计划。同时由潮流性的思想转向广泛的文化习俗传统的研究。这条持不同政见之路既没有走向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那种教派的死路,也没有走入衰落,更没有走入权力和制度思想家的窘迫。相反,这一研究方向不但使他们疏远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使他们离开了那种与之相随的所谓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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