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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四)(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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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东德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寻求知识的知识分子肯定会走向另一条路。而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打破那种封闭社会的禁锢,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桎梏的重要道路,也是唯一真正的道路。

在东德,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知识分子: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下决心走向另一条路。由大的和中央的研究机构进入小的、边缘的研究机构,由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题目转到实验性或经验性更多的题目和计划。同时由潮流性的思想转向广泛的文化习俗传统的研究。这条持不同政见之路既没有走向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那种教派的死路,也没有走入衰落,更没有走入权力和制度思想家的窘迫。相反,这一研究方向不但使他们疏远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使他们离开了那种与之相随的所谓社会主义理想。

这是一种知识的选择权,它属于那种要完全摆脱权力集团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形式。这正是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柏林的哲学家沃尔夫冈·海瑟(Heise)(19251987)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他不仅抗拒对哈佛曼(Havemann)(东德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的政治迫害,而且在六八年对政府要求知识分子支持对捷克的干涉保持沉默,他虽然失去了官职,并被禁止发表东西,但是尚且能保持安然无恙。他由洪堡大学调到美学和艺术科学研究所,并且立刻就继续了他的社会批评。但是,这次他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释。这种转向的必要也反映在题目的选择上,一九五八年他的主要题目是对“社会主义中异化”的研究,但是,到了一九七四年他的题目变成是“对流浪者夜曲的十个解释”(ZehnParaphrasenzuWandrersNachtlied)。

在那个封闭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只要他有能力从封闭的精神的牢狱中看到外部开放的世界,他就会越来越感到知识的贫乏。对于那些热爱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它比对统治制度的现实批评更具有吸引力、更丰富和更重要。这种知识的寻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肯定是:寻求确定知识的理想,走出道德上自我辩解的阴影,是最终值得相信的力量。这其实才是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抛弃极权社会最实际而有效的道路,哈威尔把这种抛弃“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极权社会的基础总结为一句话“生活在真实中”。

“生活在真实中”正是在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某位汉学家所说的“理论上的纯粹、彻底和一致性”的基础。在每一个专业领域中,在每一项哪怕是细微的活动中,如果追求“生活在真实中”,那么,就不会产生所谓“在过渡阶段,对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的遁辞。谎言,哪怕是最小的谎言也是谎言,也是寻求知识的敌人。

 

 

五.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

持不同思想的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在过去半个世纪,持不同政见者已经成为崩溃的和正在崩溃的共产党社会的一种特有的地方病,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副产品。因为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极权社会,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都必然会要求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迅速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而新兴的工业带来了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新的科学技术曾经使当代极权制度变得难以动摇,但是,曾几何时,新的科学技术,如通讯传播技术、交通的发达等又使得专制封闭变得不可能。因此,正如南斯拉夫的现代持不同政见之父米洛凡·德热拉斯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共产党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注解51

作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然现象,共产党社会从六十年代以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花园,在它之中长满了各种花草,既有四季不断的,也有朝生暮死的,既有土生土长的,也有生气勃勃的异国风味的花草。在他们之中包括具有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特点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持不同政见者,民族种族主义者,宗教狂热分子,文化上的离心分子,以及劳工抗议者。这一切使外部的观察者眼花缭乱。

在与官方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距离的知识分子中,在他们的持不同政见之路上,又分成不同类型。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持不同思想(意见)的知识分子教徒(Heretic),持不同政见型(Dissident),反叛型(Rebel)。这种构图式的区分当然并非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并且在这些形态之间甚至有互相过渡和交叉,但是以东欧的变化为例,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种划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持不同思想(意见)的知识分子教徒:

这类知识分子不仅包括那些为党积极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党员,也包括那些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或在权力和派别问题上与权力集团有分歧,而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或为改革,或为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近似于前者的,如于光远、陈一谘、严家其、陈子明乃至以前的王蒙、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近似于后者的如现今的李泽厚金观涛,以及苏联的麦德维杰夫。这些人弄不好也会身陷囹圄,但是他们也有机会染指权力变为“正统”的共产党人,推行他们理想的并且对他们有利的极权专制,因为他们骨子里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是共产党。在这个群体中充满了猜忌和争执,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和恐惧。

 

持不同政见类型:

这类知识分子一般都远离权力,并且对权力没有强烈的要求,而是或出于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种族问题,或出于文化和知识问题,而和正统的权力和社会产生了疏离,并以抗议手段形成一种坚决的少数人的,与正统并立的精神上的小的文化群体。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代表是许良英和方励之,过去的魏京生则属于前二者之间。

 

反叛型:

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少数人由于其强烈的批评和追求精神,从知识、文化、和信仰上最后完全背离了极权社会及其制度,而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方法规范。这类知识分子本质上和极权社会格格不入,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政治上和极权社会都始终处于一种完全对抗的状态。这类知识分子也会寻找有助于自己生存的小环境,以对抗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扼杀,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会转而问政,如以前波兰的教会和某些知识分子,如捷克的哈威尔。在中国,如七十年代末期的《今天》杂志群体和《星星画展》群体。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激烈的政治口号,但是,他们追求和建树的内容却是完全和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对抗的文化艺术。因此,那个社会的统治者必然要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活动提升到政治的层面。

这三类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取向,从东欧转变的经验和过去中国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在极权社会中和在极权社会瓦解后的转型期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在共产党国家内部,当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远离官方的路线和意识形态舞台,例如当局的文学、艺术和宗教活动之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反制度的倾向。反制度现象在共产党国家必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行为和活动,而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又大大促进了反对制度现象和行为的增加。这些人对待官方规定的态度和行为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造成的反制度现象及其意义也各不相同。

反制度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反对正统文化的地下文学和出版物的出现。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以及苏联的地下出版社(Samizdat),中国七十年代流传的手抄本及其后的《今天》杂志。这为对抗官方政治文化垄断提供了另一种与之对抗的选择和空间。这种发出了声音的文化无疑是对政府一元化统治,对官方的新闻检查,对官方文化的一种挑战,并且迫使政府为了吸引群众,在官方的文化中减少政治化,以及在涉及制度的政治决策中尽量具体化。因此,这种文学在人们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那种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不可同日而语。

反制度现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非官方的宗教活动。它们和官方的无神论直接对抗,并且常常吸引很多民族主义分子。如果说文化活动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事情,那么宗教活动则吸引了大量持不同政见的民众,形成对共产党政权长期有力的挑战。

另一广泛存在的反制度现象是和官方计划经济竞争的第二经济活动,这种私有化经济倾向的存在同时也孕育和促进了其它方面反制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如同前述两种反制度现象一样,任何有利个人权益的发展都必然会助长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官方经济的混乱和衰败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这种反制度的经济活动来润滑,因此官方不得不容忍它。而另一方面官方由于惧怕控制不了它,又需要不断地制裁限制所谓“经济犯罪”,这就形成了共产党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西西弗斯斗争。

反制度现象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非常不同,它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波兰,由于知识分子具有独立和批评精神传统,教会的独立,以及大量的农民处于私有状态,一直存在一种在制度之外、与制度并立并有可能代替代这种制度的选择。苏联的第二社会和捷克的平行政治则是很著名的。而过去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则由于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缺少批评的声音,因此明显限制了反制度行为和现象的出现。在这两个国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被限制在和广大群众隔绝的很小的一部分人中,大量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被迫移居国外。并且,在东德大量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是象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一样从更左的方面批评制度,他们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消费主义的观点遭到了一般民众的普遍拒绝。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由于政府预先允许了与制度平行的反对空间的存在,在反制度危机出现前就消融了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中国,直到八九年之后反制度现象才开始得到发展,这显然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分不开的。

反制度现象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当他们关心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关心人权问题时,他们必然会逐渐变成共产党制度的一个变数,必然会逐渐走上反制度道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之所以走向反制度进程缓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政治上,陈子明类型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共产党统治,资治之术;在文学上,如王蒙类型作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现实社会服务,北岛等人则是要“创造全新的语言”;在思想和文化上,李泽厚、刘再复和金观涛一类人则是要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注解52),通过改革解决西方所面临的精神和社会危机(注解53)。而且“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就积极投入过毛泽东阴谋组织的文化围剿,批判胡风。刘再复早在六十年代就是一个热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诗歌朗诵员”(注解54)。总而言之,在政治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对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的依附(北岛除外),在学术思想上他们关心的仍然是狭隘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进程观念,及所谓的人类事物观念,所以很难发展到反极权政治和反制度。

远离人的问题、人权问题,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过去对反极权、反制度现象的产生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在未来的制度的转变中肯定会带来更多问题。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各种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伴随他们的镇压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流行现象。正如一位普通的苏联公民,在痛苦地观察到伴随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弟兄的审判而来的镇压时说,“我常常把这种弊病看作是一种孤立的暴行,但是现在我相信这种镇压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这种镇压这个政府就不可能生存下去,镇压是他的面包。”(注解55

虽然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制度活动的痕迹和规律在共产党社会中很难找寻,但是,共产党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应,他们对此的镇压却是有可以预见的符合规律的模式。研究过去几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那些共产党政策的制定者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模式用以对付各种不同的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模式的明显特点是1.和平消耗,2.有克制的宽容,3.各种政治审判,4.暴力镇压。

 

1.和平消耗

在力图维系政权、化解各种不安因素中,对共产党政权来说,在上述所有这些方法中和平消耗是最仁慈和政治上最有效、付出代价最少的统治方法。消费品的满足可以使民众在政治问题上消极,稳定制度。

在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发挥效力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上满足来换取民众对政治秩序的沉默,即是以民众的舒适来代替抽象的公民自由。这种方法在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68年捷克事件后都有效地采用过。但是从长期来看,由消费品的改善来给政治注入活力的政策在上述社会中却常常得到相反的结果。这种和平消耗政策将会失败,其原因是内部政治的软弱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必定会鼓励和助长人民群众的骚动和不满,他们会迅速地超出共产党制度、法律和稳定所允许范围,而绝不会自我限制在政府的规定之内,从而导致和平消耗政策的失败。波兰从《团结工会》的产生到军管法的实施为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2.有克制的宽容

对于那些骨子里喜欢仁慈的家长制统治的知识分子,有克制的宽容是一个特殊的技术。过多的消费─用波兰人的话说“把香肠塞进他们的嘴里”─并不是总能牵制消耗那些有能力制造麻烦的知识分子。为了政治上的互相牵制和巧妙地消磨掉知识分子的批评能力,政府必须保证他们有一个发泄表达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必须是政府预先设定的和能够不费任何代价就能把那些孕育中的批评进行消毒的“社会空间”。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实行这种有克制的宽容中表现了很高的智慧。这可能要部分归于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小部分中间偏左的人的作用。用比喻的说法是,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制着大多数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的笔。

南斯拉夫发展了一系列的机智的战略,尤其是在“把制度化制度化”和分散“集中制”方面,政府成功地使很多知识分子陷于所规定的被很好控制的领域中。在匈牙利,卡达尔同样成功地把经济改革从政治进程中分离出来。他成功地把政治批评导入把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争论中去。当多重的南斯拉夫的策略使得知识分子很难挣脱政府的怀抱之时,卡达尔的策略却能使匈牙利从一九五六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没有再出现过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只有在响应《七七宪章》时知识分子有过一些动作,但是没有匈牙利自己的争论问题。

在东德,政府则试图不仅单独用“面包”,而且用德国知识分子政治中立的传统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来协助化解知识精英的批评。在这种政策下,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平行批评的空间。在波兰,还在实行军管法之前,知识分子,世俗的和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上保持了与政府的距离,他们在公众面前,在那些明显的政治争论和工人骚动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批评性。

在苏联和捷克,政府为了保持它对舆论的绝对垄断采取了严厉控制,全面压制稍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孤立他们,使他们批评不能影响一般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开始只是有一点不满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赶入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在中国,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和其后的改革文学,以及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注解56

 

3.各种政治审判

这种政策的采用总是在政府感到和平的化解和消融已经失败,他们的致命弱点已经面临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有影响力的挑战。被审判的既包括大量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也包括无数的一般市民、被压抑的民族主义份子或教徒,寻求移居者。

这种政治审判的工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东欧研已经磨得相当完善,在八十年代后只是追求更加精致而已。这些审判一般是通过法律管道,例如直接的政治审判和隐含政治的所谓刑事审判;或行政管道,例如以官僚疏忽,公开的流氓行为,精神问题为名拘留;以及驱逐出境。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选择结果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以及政府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缓和之前的年代,一九六五─七二年,这种审判使得苏联和捷克等国家在国际上引人注目,为此付出了很高的政治代价。在波兰则相反,一九六八─六九年间的政治审判点燃了更大的反抗。在其后的缓和年代,一九七二─七六年,由于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苏联和波兰等国家则以刑事审判和行政处分的政治审判形式取代了那些引人注目的政治判决。这样代价会小一些。

在七六年以后的后缓和年代,苏联和东欧的那些政策制定者们看到,要消除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是想办法化解他们也远远不够了。于是在卡特时代他们采取了一种不顾一切代价的,毫不约束的政治审判,如一九七七年在捷克,一九七八年在苏联,一九七九在罗马尼亚和捷克,一九八○年在苏联和一九八一年在南斯拉夫。但是这些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在这些国家中更多的采取的是低调的代价较小的压制策略。这些方法是:

A.以官僚方法报复:例如对于刁难那些申请移民的犹太人

B.假借刑事案件打击审判持不同政见者,例如指责他们私换外币(苏联和罗马尼亚),接受偷窃物品(波兰),小流氓行为(苏联),抵抗逮捕和殴打警察(捷克和波兰),携带毒品(苏联),同性恋(罗马尼亚),盗窃(苏联)。这些审判一是要重判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行为,二是要在公众中贬低他们的品格,减小影响。

C.强制医疗:例如以精神病患者为由拘禁,这是最“科学”的惩罚形式,它逐渐使政府对此越来越有兴趣,并且在苏联慢慢地完善化,在罗马尼亚广泛使用,在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也有很多尝试。它的使用甚至使统治者考虑,如果我们有精神病医院,还何必需要政治审判。

 

4.暴力镇压

如果上述所有的形式都失败了,并且政府的某些机关也不能有效地和合作以平息蔓延的动荡,所有共产党政府都会毫不犹豫使用第四种手段,即暴力镇压的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极端的镇压手段在东欧国家形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大规模的镇压仅在五十年代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五三年在捷克和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波兰。在六十年代,一九六二年在苏联,及一九六八年对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七十年代后,一九七○─七一年和一九七六年在波兰,一九七七年在罗马尼亚,一九八一年在南斯拉夫,一九八一─八二年在波兰,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和罗马尼亚。这些暴力镇压都是在他们感到政治审判已经不解其事的时候。

值得思索的是各种依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海外的左派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各种策略中的作用,对前两种共产党的策略,他们总是大唱赞歌。对后两种,他们也从没有接受每一次赞歌后接踵而来的镇压给他们带来的窘迫之教训,甚至在发生过八九年事件后的这几年,他们竟然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共产党了,中国已经变了。然而,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无论时下、还是在未来肯定运用的还是这四种策略,以对付内部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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