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仲维光]首页 

仲维光
博客分类  >  其它
仲维光  >  未分类
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五)(1995)

6308

六.结语:

从东欧的现状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东欧转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极权社会已经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厌恶和抛弃。但是,在向民主社会的转变的东欧还为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还不得不面对这个极权制度所留下的遗产:“当代”极权社会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的封闭社会,它以其独裁统治,并利用愚民政策,在几代时间内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共产党社会的问题,已经不是更换一两个领导人的问题,而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因此,今天对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特点的分析就更显得是必要的了。

从东欧的过去和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可以给我们很多历史性的教益,从东欧的现状看大陆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可以进一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今天,在东欧,由于很多过去的共产党人在选举中又上了台,而在经济改革中存在着普遍的混乱和严重的困难。因此,一些人产生了怀旧,一些人在问,为什么现在共产党在东欧又回来了?不久前,《法兰克福汇报》就此对《欧洲评论》杂志主编保罗·伦德瓦(PaulLendvai)进行了采访(注解57)。

伦德瓦认为,事实上是人们忘记了考察共产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走了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并没有走,那么就不存在它为什么又回来了的问题。例如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当共产党的第一套马车的当权份子不是名誉扫地被迫退出政坛,就是转到西方企业工作了的时候,许多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共产党人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权力。西罗纳(IgnazioSilone)在他的《并非上帝的上帝》一书中说,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将在“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正统共产党人与在后共产党社会改称社会民主党的前共产党人)之间展开,因为,前共产党人清楚地了解这场斗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今天的斗争实际上却不是发生在这两派共产党人之间,而完全是在“前的共产党人”之间。这就是今天东欧后共产党国家的现状。今天失去权力和获得权力的都是属于昨天的共产党特权阶层的那批人。

伦德瓦这样解答这一问题,必然使我们又回到本文开始时的问题。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问题。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在这些共产党国家中是否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当记者提出这一问题时,伦德瓦明确回答:完全没有。他说,精英阶层要经过数代人才能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政府上,而是应该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伦德瓦谈到的这一点是很多人在东欧八九年的历史变革后的亲身体验。一位西德教授在柏林墙倒后到东德的大学工作,在与西德的朋友谈到这一经历时他说,你和大学生泛泛地谈话还看不出什么,但是,谈话一深入,你立即发现这些年轻人的教条的意识形态框架,讨论很难进行下去,看来这一代人是很难改变了。而且如前所述,非共产党精英的存在不仅依靠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而且依赖环境与时间。共产党的极权制度及各类依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存在,使得非共产党精英根本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和环境。

虽然如此,伦德瓦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因为东欧并不是如从外面看的那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里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才能、彼此不同精神气质,和差别很大的诚实正派。波兰的某些人昨天在圆桌会谈时是坐在共产党一边的,而今天转而拥护瓦文萨了,很多人只是改换了面具,并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面具。因此,弄清这个人昨天是不是共产党员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昨天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有不少党外人士,是比某些专门从事党的宣传的人还要忠实的、共产党制度的奴仆,很多非党员的共产主义制度顺应者比那些和事的党员带来的损害还大。例如在苏联的东正教教会中每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国家安全部的成员。是否党员决非是判断的唯一标准。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谈到东欧后共产党国家民主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伦德瓦把东欧称为“迟到的社会”。他认为,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他们自己的一个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例如这个阶层以前在匈牙利常常由德国人或犹太人,或二者共同组成。而现在东欧各国并没有这样一个阶层有能力对关系国家发展的决定性问题进行探讨和形成意见,共产党的统治使人们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不能形成这一阶层。例如对二次大战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有组织的使民众愚昧的政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了解那时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加工思索这一历史。

当前,在东欧各国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失望、社会忌妒和对想象中的以前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的怀恋的爆炸性的情绪。它不仅引发右翼和排外现象,而且还大大加强了源于改头换面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前匈牙利共产党人,现在的社会主义者霍恩(GyulaHorn)向人们宣布,他的党将会在匈牙利迅速地从上至下地实现资本主义。但是,伦德瓦认为,他必须同时向人们讲清,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迅速地赚到钱,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作道德。然而,对迟到的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易事。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这个迟到的社会在转型中的确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转变中社会最重要的进步特征是,不受人们喜爱的政治家会被选掉,而不是再用军事政变的方法,民主选举成为防止过去卷土重来的重要保障。要想真正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准备被并且接受被选举选下台,同时也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必须采取宽容和文明交往的态度,人们不可能既属于公民社会,又在自己的群体中强迫实行军营式的纪律。就此而言,今天东欧的新“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还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再返回到它们的前身共产党。

转变中的东欧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低估了东欧的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的为我们留下的另一个遗产。过去,少数西方企业家和政治家,尽管出于与那些西方左派不同的动机,但也同样一度沦为流行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例如,传播东德之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这种荒谬的宣传。也正是这种错误的估价导致了今天人们的失望。伦德瓦指出,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到那里已经开始实行技术现代化,但是忘了斯大林不过是一个手里拿着电话的成吉思汗,忘了尽管存在某些技术的现代化,然而,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却仍然是一个冰川。柏林墙倒后,东德几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伦德瓦特别强调,东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振兴或经济起飞的问题,不是靠投资贷款就能解决的;而是全面改变经济结构的问题,即体制改革的问题。

以前西德的那些东德友好人士现在又为从昨天的东德共产党改建的今天的民主社会党辩护,说人们必须公正对待这个民主政党,说它代表了东德的民意。伦德瓦指出,这种做法不过表明这些人继续对自己以前的错误态度辩护。他们明知不能把妓女说成修女,但总想在妓女身上至少找出哪怕是很少一点端庄,以说明她们到底还是应该得到人们敬重的。

今天,人们对中国大陆经济成就的评价,某些“知识分子”对邓小平和共产党的辩护,都正在并且还将重复东欧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它同时为我们留下很多不得不面对的“遗产”。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周德荣说,“在前东德、苏联和其它东欧共同体国家,或迟或早也要在中国,反正整个历史今天都必须重写。”的确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变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共产党的失败。这使得很多问题不再是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而成为为一个有定案的历史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面临一个重写的问题。在德国在就连以前维护共产党的左派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开始重新评价东德的知识分子。九○年在柏林的左倾的《日报》(Tageszeitung)上,该报的记者阿尔诺·维德曼(ArnoWidmann)一反《日报》过去那种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地将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一笔勾销”的立场,而开始指责“东德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是不清白的”,并且质问那些东德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知道“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伙人根本没有让纳粹的集中营在东德关过门吗?”(注解58

柏林墙倒塌后,在东德,伴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伴随着过去国家安全部档案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公布于世。很多知识分子过去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国家安全部工作,主动监视同事,甚至丈夫、妻子。很多知识分子向共产党的高层写效忠信,提出巩固政权的建议,很多貌似倾向于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受国家安全部指派的。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向人们揭发出在柏林墙前的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安全部通过一部分知识分子,潜入这一运动,试图控制导引它。

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共产党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还涉及西方的左派。过去几十年,那些西方左派并不是不知道古拉格的存在,并不是不知道每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残害无辜,并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坦克曾经在各国肆意碾压,并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和专制。以萨特为例,他不仅在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宣扬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工宣队进驻学校和出版社等文化机构,而且亲自到古巴朝圣。左派们在经历了八九年之后,对过去的历史或者保持沉默、采取回避策略并且重新调整自己,或象上面提到的《日报》那样以攻为守。确实如周德荣所说,“象雷蒙·阿隆那样始终以理性批评为宗旨的学者,终其一生,不被任何极权主义时髦思想所动,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确,阿隆生前没有如他的同学萨特那样有名,可今天,除了一些还没有从共产美梦中醒过来的,谁还提萨特呢?”(注解59

历史的确无情,如果它不能完全破除人的虚妄教条,追逐名利倾向,它至少改变了人们提问题的方法。一九八九年的革命即使不说是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那么至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引起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今天正在重新审视、反省过去的历史。面对八九年,很多历史都要重写。即使对于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和失败的左派,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他们也必须改变提问题的方式。今天任何一个稍微有感知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再象刘康那样,象李泽厚刘再复那样,甚至象某些极少数的汉学家那样,提出那种好象完全没有经历过八九年的问题。但是,它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虽然卡尔·波普提出的开放的社会,在这个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战胜了极权的封闭的社会,然而,封闭的精神却既不可能和封闭的社会一同开放,也不可能和封闭社会一同消失。各种思想问题和倾向,包括对教条和封闭的偏执,尽管时间和空间改变,永远会伴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此,笔者希望,对历史的这种重复的对比和分析,能够对极权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认识,对向民主社会的演变提供一些确实,而不是臆测的知识和经验,至少它可以改变某些人提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草,

十九日定稿于德国,埃森

 

 

 

注解:

 

1.《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中国论坛丛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九年。

2.同上,转引自:叶启政,“谁才是知识分子”,第21

3.刘述先:“思想文化危机还是现实危机”,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逯耀东:“借系统论的尸还唯物论的魂”,香港《明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

林毓生:“共产文化下的文字障”,台北,《联合报》,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

4.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政治压力下的文化进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台北,《当代》一九九二年五月。

“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台北,《当代》一九九三年五月。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仲维光、还学文,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即出。

5.“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德国,《莱茵通信》,第十九期,一九九一年九月。

“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德国,《莱茵通信》,第二十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不该忽视的经验: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美国,《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一期,一九九二年七月。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台北,《中国论坛》,第三百六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月十日。

“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美国,《中国之春》,第一百零六期,一九九二年二月。

6.见注解4

7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Fuer Deutschland,1995,1,14,Feuilleton

8.此处参见周德荣关于德国九○年后文学争论的书稿。

9.李泽厚、刘再复:“本末倒置的世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摘要”,台北,《中国时报周刊》,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10.胡平:“评刘再复、李泽厚对话录”,美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一月号。

刘宾雁:“评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美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二月号。

11.金观涛、刘青峰:《新十日谈:关于文化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对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年。

12.“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二”,台北,《当代》,一九九三年五月。

13.同注解11

14.《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马汉茂序言,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即出。

15.《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45页。

16.同上,第14页。

17.同上,第106页。

18.同上,第16页。

19.同上,第157158页。

20.同上,第9899页。

21.同上,第102页,第100页。

22.同上,第134页。

23.同上,第136137页。

24.张洁:“我觉着恶心”,北京,《北京晚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5.《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者─大陆当代文化名人评传》,马汉茂主编,台北,正中书局,即出。

26.金观涛、刘青峰:“从历史发展看中国改革的未来”,香港《百姓》,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4244页。

27.同注解十五,第2223页。

28.李欧梵:“我观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问题”,《九十年代》,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号,第95页。“从两个文学会议看中国文化的反思”,《九十年代》,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第81页。

29.潘婧:“王亚茹─反‘渴望’”,《中国作家》,一九九一年十月。

30.同注解十五,第84页。

31.同上,第139页。

32.同上,第23页。

33.同上,第30页。

34.同上,第9293页。

35.同上,第29页。

36.同上,第134135页。

37.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兼答林培瑞、杜迈可、张隆溪教授”《二十一世纪》,香港,一九九三年十月号,总第十九期。

38.此段笔者参考注解8周德荣手稿,特此致谢。

39Wolf,Christa:"Wasbleibt",Aufbau-Verlag,BerlinundWeimar1990.

40Schirrmacher,Frank:"DemDruckdeshteren,strengerenLebensstandhalten"《法兰克福汇报》199062

41同上。

42Aron,Raymond:<<ErkentnisundVerantwortung-Lebenserinnerungen>>,MchenZich,1985,396页。

43.同注解37,第119120页,第126页。

44.同注解40,第433页。

45.同上,第432页。

46.参见注解4文章。

47.参见注解926

48.参加注解9,注解12文章附录,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

王若水:“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刘再复:“关于我北京住宅被劫事件”,台北,《联合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

49.参见注解12

50.还学文:“就〈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与作者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十月号,总第七期。

刘青峰:“答还学文先生”,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十月号,总第七期。

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一年四月号,总第四期。

51Sharlet,Robert:"DissentandRepressionintheSovietUnion",CurrentHistoryVol.73(October1977):130.

52.同注解47

53.参见注解26

54.刘书林:“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悲剧启示”,《北京之春》,美国,一九九五年二月号,第104页。

55Sharlet,Robert:"DissentandRepressionintheSovietUnionandEasternEurope:ChangingPatternssinceKhrushchev"in"Prague1968:TheAftermath,"aspecialIssuofInternationalJournal33(Autumn1978):795.

56.参见注解48

57"WarumwirdmanimOstendieKommunistennichtlos,HerrLendvai?-EinInterviewvonKrisztinaKoenen"<<FrankfurterAllgemeineMagazin>>19941223.

保罗·伦德卫(PaulLendvai),一九二九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还在大学学习法律时,就经常给报纸撰稿。一九五二年由于政治上不可靠而被逮捕。一九五七年移居到奥地利。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二年他任《金融时报》驻维也纳的通讯记者,一九八七年担任奥地利国际广播电台总监。与此同时,他还是《欧洲评论》杂志的主编和合作出版人。他由于《在希望和冷静之间─对东欧转变的反思》一书而获得布鲁诺─克莱斯基奖(Bruno-Kreisky-Preis)。

58Widmann,Arno: "UnterLinden" Unfreundliche Bemerkungen zum Auf ruf <Funser Land>,den DDR-Autoren im November 1989 lancierten, in: die Tageszeitung,7. April 1990。转引自周德荣关于九○年后德国文学争论的手稿

59.同上。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