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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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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欧洲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论文)

 文章概要:

三十年前,二十世纪被学者称为是“意识形态的世纪”,一九八九年后则被更广泛地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实际上显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二十世纪的重要问题,而且与极权主义问题密切相连。本文从文化前提、近代政教分离的历史背景探究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及其意义,在这个分析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

1Ideology—“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文化独有的问题,是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企图代替基督教神学位置的世俗观念。它导致近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很多现象。

2.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让我们看到,近代社会的人权、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诞生,首先面临的是一个老的基督教社会框架,最近二百年世界上很多问题和矛盾,乃至冲突的发生都是“老瓶装新酒”的结果。因此称当代社会为“后现代社会”是不准确的,它其实只是“后基督教社会”。最近二百年在欧洲世俗社会发生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够在中世纪前的欧洲的宗教社会历史中找到它的镜像。当代社会不过是走向真正以人权和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社会的一个起点。

3.当代中国是在世界历史潮流影响下发展变化的。本文在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础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人们思索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方法和思路,重新以意识形态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问题,即政教分离后在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为背景和基础探讨了五四问题

4.本文最后一部分探讨了意识形态和四九年后的中国社会的关系,认为共产党国家及社会是一个由西方引入的世俗基督教化社会。而共产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一种是世俗化的政教合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党专制既是一种制度形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专断的观念。当代中国产生的社会问题是比中世纪欧洲社会还要恶质的世俗教团社会的堕落。

 

本文共分五部分,

一.问题提出

1.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普适问题

2.当代中国问题导引我进入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

3.意识形态问题导引我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问题的研究

二.意识形态辨析:西方文化思想的独特产物;

1.思想、文化的追求及翻译

2.中文世界的意识形态问题

3.概念辨析:“意识形态”是完全误导理解的错误翻译

4.意识形态问题简述

5.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基督教)宗教化

6.意识形态:人本主义的过度膨胀要求带来的根本问题

7.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

三.意识形态与近代世界问题

1.意识形态与最近二百年欧洲社会的历史政治问题

2.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问题:种族、阶级、地域及观念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

3.意识形态与当代社会的观念化、物质化、世俗化

4.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个忽视意识形态问题存在史的意识形态性结论

5.杭亭顿文化冲突论挑起的是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对抗,观念论问题

四.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问题;

1.五四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观念论的进入

2.一九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

3.“一党专制”是一种典型的近代观念论,一种“意识形态”

五.结语

 

 

一.问题提出;

 

1.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普适问题

 

有朋友总结说,“人类的冲突只有两类。一类是动物都会的,关乎利益,诸如地盘、配偶、食物之争;另一类是人类才有的,关乎对错,为意识形态之争。”

这个说法貌似有理,但是细究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第一类,源乎动物本能的冲突,生物冲突确实是超越种族、文化与物的种类。但是第二类冲突,却是人类独有的冲突,其一这个冲突是否是关乎对错,其二是否是意识形态之争,都是有疑问的。

举例来说,信仰之争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发展到今天来说就不是一个对错之争,而只是一个非理性的,没有道理的“信”还是“不信”之争。或者用哲学上的语言说是形而上学前提的不同;用科学上的语言说是假说不同之争。

每个假说下通过逻辑都可以构成一种理论;每种形而上学前提都可以导出一种哲学解释体系;每种信仰都可以形成一种宗教。然而,无论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科学认识却都不能够用绝对的对错来判断。因为即便是科学和哲学,能够获得的证实或证伪也都是暂时的,没有人敢肯定绝对如此,例如,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解释被牛顿的近代物理学取代,近代物理当代又被现代物理替代,并且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相对论理论的比较关系也不能够用对错来判断,而是描述的方法不同,所得结论和适用范围也不同了。因此也就更何况宗教了。

其二,人类有的这第二类冲突也不都是意识形态之争。例如对于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冲突、对抗和战争,使用这两类冲突的朋友也应该能够看出来,用意识形态冲突来解释非常勉强。“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并不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因为统治者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天怒人怨,天命就要更改,就要 “革除天命”。

至于水浒中的“替天行道”,陈胜、吴广起兵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之争也都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

所以实际上人类的冲突由于文化不同,也就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形而上学前提的不同、价值观、伦理观不同,冲突的原因和形式也不同。反映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冲突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冲突。

 

2.当代中国问题导引我进入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

 

尽管我不认为人类的冲突都能够归于意识形态,而认为冲突是否能够归于意识形态问题,要考究产生这类问题的形而上学前提、认识论基础及文化及时代内容,从而排除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有效性。但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我却认为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以及近代化、全球化问题是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打开近代史的一把钥匙。而这位朋友之所以把一切归于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倾向下产生的,即在某种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这种对于人类历史的误解。

在研究极权主义和当代社会问题的时候,二十五年前,也就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在中文知识界第一次把意识形态问题引入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社会问题的研究。几年前,我又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谈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说二十五年来在我的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探究中非常频繁地在有关当代文化、思想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

我之所以会接触到这个问题,并且特别把这个问题在中文世界再次突出出来源于我步入人生以来,从青年时期开始的对于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问题的不断思索。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的思想开始产生彻底的反叛,对于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面对的四九年以后的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产生了彻底的怀疑。以我高中毕业的知识基础及在当时可能得到的极为有限的书籍阅读就让我深切地感到,这个文化及知识界需要从根本上否定。但是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却一时无法明确地把握。当时我只是认为,以论带史,一切为政治服务是错误的。然而那时我却还区分不出我们每个人看历史所自然而然带有的观点,“观察渗透着理论”和“以论带史”的区别,也就是还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和一般“理论”问题的区别,意识形态和一般思想问题、哲学问题的区别。对这个区别的把握还是很后的事情。

为此,在当时我首先认定的是,四九年后大陆学界发生的问题肯定是在认识论及方法论上出了问题,为此我走向了启蒙以来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十年的自然科学和文史的学习让我彻底明白了“描述”和“思辨”的区别,经验、理性、理论和专断、教条的玄学的根本区别。八十年代中期后,我彻底完成了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本改变和必要的知识训练及积累,再重新返回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在德国我看到的德国的极权主义问题专家布拉赫教授的著述《意识形态的时代》,那时我记起起曾经浏览过的丹尼尔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中文译本。布拉赫教授的著述,当然首先是他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拒绝,一下子让我看到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引导我在对于共产党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上从认识论问题转入具体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不仅成为我打开共产党社会的一把钥匙,而且成为打开近代西方史,人类史的一把钥匙。

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我的思想经历,高中毕业前后从苦读只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开始,不到一年,六九年夏天我就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并且终生对于这门蛊惑人心的玄学保持清醒认识的过程,这让我感到认清并且抛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而此后从我感到意识形态问题的存在,到探究及最终把握这个问题的思想过程又让我惊奇地发现,哲学家卡尔·波普,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都有着和我类似的经历,这不仅让我感到鼓舞,也再一次感到这个过程的共性,甚至可说套句德国人所爱夸大其词的说法,“逻辑”性的道路。为此这也是我对顾准们,对那些依然吹捧这类不入思想和学术之门的所谓“思想家”们,尤其是那些终生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所认识的,现在还津津乐道地以文革期间读马列为自豪的人坚决拒绝的根本原因。

 

3.意识形态问题导引我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问题的研究

 

“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涉及到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社会的问题,由于它产生于西方近代,因此事实上和当代人类史,今天的全球化问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中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在我一九六八年秋天步入人生的时候,把自己自学的方向定位为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把要说清楚曾经欺骗了我的共产党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作为自己毕生的努力方向。我希望以后的人不要再受这个欺骗。当时我并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早在二十世纪初,共产党一在苏联攫取政权就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解析的对象,而自大地误以为在探究一条人类还没有过的思想之路。这其实不仅是那个社会知识封闭的结果,而且也是那种一元化的、专断教条,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式的思维的结果。

认清青年时期曾经有过的这个状态和倾向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超额完成了青年时,步入人生时为自己制定的这个一生的任务。而导引我突破了这个界限的正是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深化。

当我认定意识形态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是解析共产党社会文化问题的关键的时候,紧接着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实际上在西方讨论的,也就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九十年代再次突出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们在共产党社会遇到的问题,而是在讨论是否能够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等同并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太一致了。而这个等同并论首先遇到的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纳粹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套一句一般用语来说,一个是“极左”一个是“极右”,但是在组织形式、犯罪形式上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表现却几乎一模一样,完全可以等同并论。那么这样两个表面看起来水火不容的观念系统是否能够,并且如何等同并论?为此,这引起了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思想家们的困惑。在意识形态背后,或者说这个表面的观念论系统问题底下一定有着更深刻原因使得他们能够归纳到同一类别中,或者说找到相通的基础。

其二,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是结束问题,从六十年代以来就是西方知识界争论的问题。阿隆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必须认清、并且克服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并不认为六十年代以后,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由于对问题的具体的研究,对自己的反省使得它对欧洲和西方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不复存在。然而,对此,一些左派知识分子持相反态度。他们以为后现代社会已经超出了曾经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讨论,后现代的问题是西方现代化产生的特殊的不可解决的问题,不能够再归咎于意识形态问题及它造成的对抗。这种看法,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研究的笔者看来,各种各样的后现代提法,不过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后,繁荣于上个世纪初期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种新形式的表现,也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这类看法引起了阿隆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依然存在的忧虑。

这个社会思想问题的讨论,到了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甚至以一种更为特殊的形式出现,也就是“历史终结论”以及所谓“文化冲突论”问题的出现。这两种看法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于最近二百年来意识形态问题以及政治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及评估,而且自己又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观念论。这两个说法的出现不仅没有推进一直存在的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和争论,而且带来更多的混乱。对于这个混乱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它是典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三,在我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由意识形态问题进入政治化宗教问题,世俗宗教问题的时候,对比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和保守的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让我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倾向,不同方法所带来的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他们对这个世俗宗教问题认识的区别,同时让我看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阿隆和弗格林这两位学者的根本不同。

阿隆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对于问题的具体研究讨论来克服观念论的问题,换句话说近代思想潮流中的教条、专断倾向是可以通过启蒙以来的建立在经验和理性基础上的讨论来克服、消除的问题。但是对于弗格林来说,意识形态问题却正是由于启蒙而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他甚至认为,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所有近代思想、乃至科学思想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为此,虽然我是一位置身于启蒙传统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但是弗格林这种在如此广义下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却引起了我更多的深思。

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正是这位在思想方法上,气质上我极为不喜欢的弗格林打开了我对于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更深的基础性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根源、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从而也就让我为意识形态问题,为所有上述几方面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认识和解释的背景。这就是只有在近代史、西方思想史、人类史背景上才能够真正把握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和文化前提,有它自己的认识论基础。而这又帮助我进一步理解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即共产党社会所特有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在中国从来也没有放松,相反是越来越狭窄,从一大二公、斗私批修、一切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最后终于归结于最狭窄的“一党专制”。一切都必须以“一党专制”为准。而这也为如何理解一九七六年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和他八九年丧心病狂的血腥镇压,如何评价、定位七十年代末期后引发于邓小平,乃至胡耀邦等共产党人,在《真理部》领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一把钥匙,一个分析研究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基础。

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来看,所有这些共产党人的所谓“改革”,都不过是一种纯化、改善极权主义的努力。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后中国的所谓改革,如果对它做某种积极评价,那只是在于可以利用这种所谓改革带来的气氛反对他们。而如果单从对共产党的评价来说,共产党内的所有这些变化,没有任何新意,没有任何积极评价他们的理由。这当然不仅包括对邓小平,而且包括对胡耀邦。不仅实质上共产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放松任何一党的极权统治。对此,冷战时期西方专家对于赫鲁晓夫的反对个人崇拜、解冻、党内民主化,党的意识形态更加理性化等问题的研究也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不仅导引我对于中国社会及共产党问题认识不断深化,而且也不断拓宽了我自己的眼界和思想。对于这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最新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结论最后又导致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多元文化问题的新一轮的重新认识。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最后引发我对于艺术、乃至诗歌中的具体形式问题、语言问题,精神追求问题的再思索。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最终导引我在思想文化问题的思索探究范围中大大超出了一九六九年我为自己制定的人生规划,思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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