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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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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观念论问题让我们看到,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首先与它的形而上学前提,或者说与这种思想文化及社会建立的价值基础,对宇宙和人的理解的假说基础,信仰有根本的关系。其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思想问题又和文化及社会问题的演变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离开文化,或者说一种概念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离开历史性的前提谈论一个概念只会带来混乱。很多时候人们的迷失是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克服意识形态问题,即历史如何发展问题让我们看到历史是偶然的,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它究竟会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全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当然历史现实确实是存在一个中国人所说的,可能发生的“走向”的“势”。尽管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想因势利导,然而,最终导向何处还是有很多偶然性。虽然有很多时候是无可挽回地乘势而下,但是有时候却也可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识形态问题在后基督教社会,也就是在所谓“现代化”社会中的影响及变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点。

 

为此,在最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谁把西方近代当作静止的榜样、典范、模板,谁就一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学费。因为对于动态的西方的近代史研究让我们看到,最近三百年的变化即便对西方来说也只是一个开端,更何况这三百年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和人文的脱序已经让西方几乎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文化、环境带来了不可低估、不可原谅的破坏和毁灭。其中尤其是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化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为人类带来了分裂与对立,两次世俗观念性的世界大战,以阶级、种族,党派名义对不同族群的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所以,谁把西方作为榜样,而不是像西方的贤哲、民众们一样,从促使政教分离开始就面对社会和历史问题,持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去思索、探究,反省和纠正自己,谁就一定是自欺欺人并且自食其果。

 

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的教训二是,对比西方同代人的探索和反思,研究中国当代问题,尤其是文化和学术问题让我们深刻地看到,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欧洲、西方阴影下的产物。百年来的中国史根本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脚注,根本就是政教分离后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如阶级、政党等世俗观念的直接结果。所以研究中国百年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如西方学界、思想界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都一定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及学术敏感,一定会荒腔走板。这尤其是对于一位来自共产党社会的所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他所做的一切都一定是有疑问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在所谓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的各类所谓“青年才俊”,《走向未来》以及《河觞》的撰稿者们,意识形态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时期,那种社会状况下的这几类政治思想动向正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观念论的结果。它不仅根本不是学术及思想研究,不是向前的,试图对抗极权主义专制的思想冲动,而且直接就是老大哥——《真理部》的存在的产物,直接所要的结果。正是这个倾向导致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环境每况愈下,并且至今这一过程还在持续。

七十年代末期后的这一潮流展现的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预言:两代人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失去了非意识形态化的、一般思维能力,失去了极权主义统治下正常的对抗专制的思想犯罪的能力。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给我们的教训三是,欧洲为世俗化宗教带来的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次大战,上千万人的生命。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西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甚至更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一攫取政权,伴随二二年法西斯,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对于这个现象及思想的探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对于东方各国来说,尽管近代这个政教分离带来的恶果,在被欧洲,也可以说是西方强势文化和政治冲击、改变甚至可说是席卷的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乃至亚洲其它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付出表现的形式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但是都是灾难性的。然而对这个西方带来的恶果,直接平行对比于西方,思索及反省的范围及力度与我们所经受过的灾难和牺牲相比不成比例。

或许人们可以说,这个曾经被西方左右,下意识地相信西方中心主义,跟着西方走的倾向大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不是神,不会超前看到这一切,很多时候只有付出的代价才能迫使人们去思索和反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就在二次大战后,冷战初期西方已经全面对此反省的时候,我们却又继续为之付出了上亿人的生命。就在八九年后开始更为深刻地研究极权主义的教训的时候,为什么希特勒极权与共产党极权如此类似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介入这一探究的场地,并且继续在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从来还不曾同步地与西方的贤哲及民众一起思索反省过当代历史。

为此,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最现实的教训就是,西方学者在冷战时期,在八九年后对于这些历史问题,思想问题的探索是我们的榜样。或许沿着他们的脚印,亦步亦趋地重走他们的路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更为具体地像欧洲的一些思想者,如波普、阿隆、奥威尔,德国的布拉赫、迈尔(Hans Maier)、达伦道夫那样,对此不断地进行反省和拷问,不断地有所觉悟。如果时下我们不能够如阿隆那样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有了抵抗它的力量,那么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说,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不断地增加抵抗意识形态,观念论,抵抗世俗化宗教的力量。

 

这是一个新旧激烈交锋,对抗的时代,它依然随时可能发生比中世纪更为堕落、残暴的事情,就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及阶级和种族灭绝,就如最近发生的九一一事件与伊斯兰国。但是它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形式,新的精神文化的冲动。这样的问题及其威胁性的存在,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会感到。对它的认识及看法,由于角度、方法乃至语言文化的不一,造成了结果的不一,对历史未来影响的不一。为此,这就告诉我们,人类首要的问题永远是:必须不断地向自己的思想方法、认识论问题挑战,怀疑并且反省自己。

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是伟大的,苏格拉底也是伟大的,他们不断地质问自己的认识与方法的能力,质问自己的知识能力。这是一个克服自己的认识局限,从一个圆圈走向另外一个圆圈之路。然而,在进行了这样的质问之后,人们就会看到,把它推向内化的中国贤人,孔子们也同样是是伟大的。因为在这些中国先哲们开拓的文化传统中,甚至没有产生或说导致“意识形态”——“观念论”的因素,没有那种导致世俗化宗教,世俗化政教合一的可能。这无疑是一种思想文化的良好倾向。

 

2015-08-07 德国·埃森 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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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9/12/15 06:17:39 PM
有组织人造冤假错案,进行秘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退伍军人安徽潜山县王焰被政府政治化精神病2007至今,更多真相请求点击中国脑控(精神控制)实验八年受害者安徽潜山王焰博客——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我不想成为一个按照操纵者意图摆弄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