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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再读郑延益乐评《春风风人》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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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后基督教社会恶变之二

 

1.

二〇一一年郑延益先生辞世,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本乐评《春风风人》。聒噪的后人,有多少人领悟到有这本乐评的幸运……。

这样的乐评,渗透了一个时代,或者说曾经存在的传统教育、教养,以及这一切给一个人的感知能力、思索能力。我不知道如今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乐评,或者说能让与音乐联系的文字如此隽永,如此充斥天地,可我知道,如今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鲜有如此功力之人,最为平常的是夏虫不可语冰!

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

郑延益的乐评,要么是对于音乐所给予人的细腻感受及启发的理解与具体的分析,要么是对于演奏者技巧的细节说明,没有一句所谓“伟大的人道关怀”、“充满历史感”、“豪情满怀”等的意识形态的口号。它因为和你血肉相连,所以初读让你觉得朴实、平常,句句说的是实话,可是越读的次数多,你就会越觉得它不仅和你的血肉相连,而且深深地进入了你的心髓。郑延益先生笔下的乐曲及人物——作曲家、演奏家,每个人都和那个时代的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人水乳交融。我是从郑延益的笔下、聆听理解了马勒、肖斯塔科维奇、莫扎特,我是从郑延益的书中看到并且体会到穆特、拉宾、雷宾、穆洛娃、斯塔克、克莱斯勒、米尔斯坦、古尔德,托斯卡尼尼、富特万格勒的诠释及表达的特点。

郑延益强调的是对音乐的理解、感觉,而不是技术,他认为技术是可以、也是容易学出来的,可对音乐的体会及表达出这种体会是最根本的东西,也是很多音乐家之所以伟大过人之处。克莱斯勒如此,米尔斯坦也如此。美岛莉、穆特、帕尔曼要想在音乐上留下痕迹,而非只是想要“成功”,也必须如此。因为商业的成功和音乐的成就实在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两码事。

2.

郑延益的文字不仅渗透着音乐,而且凝聚了他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为此读他的乐评丰富了你的感受,而这个丰富也悄悄地把追求与痛苦植入了你的灵魂。你爱音乐、爱演奏家、爱生命的韵律,而他们带你不由自主地、静静地远离了社会的喧嚣。为此,郑延益的乐评,真正的音乐感受让你默默地思索、体味……。

乐思是最根本的对人生的思索、咀嚼……,你活在时下、也活在过去和未来。

而它就让活在时下的你一定去思索和追问:生活中为什么政治依然在增加,精神和思想却一直在减少?炒作在暴增,感情和感知却持续在消亡?叫卖声、媒体宣传铺天盖地,精致却不见了踪迹?

为何精神音乐只是被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通泛滥?为何宗教和精神从艺术中退去,而观念艺术产生并且到处泛滥?

艺术能够没有精神、没有感情的追求,只有观念吗?观念的追求真的能够替代对于“美”的感受和追求吗?观念能够彻底占据巴赫精神音乐中精神的位置,占据我们中国人说的境界、灵性、神韵的位置吗?

商品化的古典艺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观念艺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郑延益的入世又离世的乐评,对音乐的理解让我深思。

3.

这一切的发生是在曾经诞生巴赫的欧洲,这一切的变化根源存在于统治世界的现代西方文化。沿着郑延益的乐评我不觉又走入当代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思索。我们所面对的文化、音乐的变化,和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确信,它们一定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常说的所谓现代社会。但是,这音乐感和追求,以及表达的变化,却让我看到,最近二百年,无论是布拉赫所称的“极权主义的世纪”,还是“意识形态的时代”,都是欧罗巴的后基督教社会的独特的现象。而进一步的探究让我们看到,除了依然存在、寄生于西方各国的经济联系的共产党政权外,时下不断发生的、正在泛滥的各类专制政权、恐怖主义、族群冲突、地域性的排他问题,以及各类和媒体密切相连的观念艺术、商业化艺术,又都可说是“极权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

所以,后基督教社会怪异丛生,其原因都在于诞生巴赫宗教音乐、精神音乐的地方,政教分离,没了精神和灵魂。没了精神和神圣的时代,一定会怪异丛生、荒诞丛生、荒腔走板!为此,没了精神,“西方的没落”,乃至“西方的堕落”、西方释放制造的灾难,当然就一定是必然的!

4.

寻找精神的路一定是不止一条,不止一种。原路退回、走回头路是其中的一种。可远比这二、三百年更漫长、更残酷的中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的却是:宗教之所以退出、政教分离,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步入了绝路而不得不转向这条路。因此,退回是没有出路的,这应该可以说已经被历史证明。然而从中世纪解脱出来,从欧罗巴的魔瓶中释放出来的却就是这个浑身是力量的魔鬼,这不同样也已经可以说是历史的经验事实了吗!

欧罗巴的文化就必须政教合一才会有精神内容?三百年前开始的政教分离,一百年前欧罗巴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深深感到没了精神的社会的空虚及危机。为此,百年前的欧洲返回了起点——开始重新寻找这个逝去的精神。弗格林要回到中世纪前的基督教社会,海德格到苏格拉底前的希腊去寻找,自由主义因为自身是打破这个禁锢的产物,大约可以说还没有前者那么准确的定位寻找,还不知道未来究竟在哪里。所以波普也罢,阿隆也罢,都非常苦恼。

然而,同样一定会发生的却也是,在没了基础的时代及社会,一定是骗子最容易欺世盗名的时代。这二百年的现实注定了是被弗格林称为知识骗子的马克思、被公认为现实中的恶魔的希特勒乘虚而入的最好时机。他们以最廉价的方式直接地以欧洲人最为熟悉的方式和思想建立了世俗化的基督教替代物——一个由共产党和纳粹直接取代了上帝和教会位置的社会及文化。因为这是直接的、最简单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替代化,所以这种方法在这个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一定会最为有效。它最为有效地欺骗、引诱了知识分子、民众,可它的结果也最残酷,它比中世纪的宗教屠杀还严重、还广阔的族群屠杀、阶级屠杀、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大屠杀!它横扫地球五大洲、上亿人被迫害、被直接的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死亡。

5.

这更普遍的音乐和文化问题和最极端的社会政治问题,在当代我们的存在中竟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俗化、商品化、政治化、观念化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深地去思索!

哈维尔揭示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的时候说,我们都既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它的缔造者。现在我感到,何止是在极权主义的社会,在整个后基督教社会,难道我们不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它的缔造者?这难道不是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个挥之不去,无处不在的二元悖谬特性?如此,它难道没有让我们看到,在世俗化的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已经被重新置于莱布尼茨的时代,一个再次需要启蒙的时代,即从一个彻底地世俗化、观念化的后基督教社会中的超脱出来的启蒙——寻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前提,寻找一个在这个形而上学前提下的新的社会存在形式。而这就让我们看到,那些意识形态化,跟随共产党的所谓知识分子从入了共产党的门那一天起,就癌变为上一次启蒙的负面恶果。而他们的教条化、专断化、经院化则是最好的说明。他们以往的批判别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个倾向就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真理部的特性,实实地正是启蒙要对抗的对象。

彻底地世俗化基督教社会步入的一定不是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走不出来的历史死巷。

 

2017.2.21,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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