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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写作“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后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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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布拉赫在德国历史学领域里程碑、分水岭式的贡献是我不曾料到的第一个收获。然而就在与此同时,伴随这个收获的就是另外一个不曾预料到的、对我来说更有着直接意义的收获。
对布拉赫学术思想的探究让我发现,他在德国知识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艰难经历。这个经历及教训,对于我来说是竟然可说是楷模性的,而他的典范甚至可以说立刻就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学术及思想追求的又一力量来源。
在我这前半生中,在思想领域,如果不算七十年代初期进入经验主义思想时对于罗素等人的关注和追随,只说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想历程,我前后持续专注、阅读过几位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其中包括卡尔•波普、阿尔伯特、阿隆、达伦道夫、布拉赫和迈尔。我几乎收有上述几个人的绝大多数的著述以及一些研究他们的重要的书籍和论文。而在这一思想上的学习及研究中,我居然发现在人生的经历上,他们每个人都让我发现很多熟悉的东西。其中波普在对于认识论和专制及其思想的联系问题上,以及他和他那一代的西方专断、教条的思想倾向及其代表人物的冲突,阿隆一生中和左派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上的分歧和对抗,都让我感到就如同发生在我身旁的事情,非常熟悉。而在他们几十年后诞生的我,不过是在黑暗中亦步亦趋地重现他们的一些思想经历。我常常痛感自己的晚知晚觉,他们对我不仅是思想上的启发、支持,而且在现实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鼓舞。所以九五年我在悼念波普逝世的文章中,甚至曾经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当时报刊对他的描述,“他两目炯炯、身材瘦小,声若洪钟,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我在近年来描述阿隆思想经历的文字中,因为自己的体会也多次着重提到,阿隆一生因为对抗依附于共产党倾向的左派知识分子而在法国知识界遭受到的孤立,以及他在具体的思想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针针见血的批评。
 

也正因为此,回顾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或多或少地有这些前辈经历的影子,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些前人留下的楷模式的经历,这让我在对抗任何谬论和权力的时候,增加了自信和坚定。无论怎样孤独与困难,遭受如何毁灭性的打击,都没有被打倒或失去方向。

但是尽管如此,我却没有想到,在我的前辈中竟然会有一位,在思想学术上,在人生经历上如此的一位几乎每一个主旋,每一个乐章都让我感到熟悉的楷模。
 
4.2我必须要说,在我半生,即半个世纪的研究与追求中,这一次因为写这篇文章而进入布拉赫的思想及传记史的时候,布拉赫的经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尽管到去年动笔时,我追寻他可谓已经整整二十六年,可竟然如此之迟地突然发现,布拉赫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学领域中,在德国知识界中的作用及遭遇,他一生在德国社会中的经历,从思想到社会现实竟然都完全成为我的一个典范。它让我发现,我的一生居然是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国,重演这出“人生戏剧”。只不过我是历史中的这幕知识大戏的B角,是布拉赫等大师在西方首演后,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在中国的演出中的演员。
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希望说明,这个知识和思想追求的经历,对抗的经历,对于社会影响的经历,对于一个生长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人,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我希望这个艰苦经历能够引起时下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下一代进入思想知识领域的青年人的注意。有了这个参照系,你就会减少迷失的可能,走弯路的可能。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我早就找到这些导师,我这一生就会更有效率,会做出更多的事情。
我在过去五十年经历了的是:一九六九年我以有限的高中知识及可怜的被极权主义所规定能够阅读的有限书籍,就发现这个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的荒谬、不合逻辑、不合常理性而产生了背叛。而年轻气盛的我,居然把颠覆这个知识界作为终生的任务,从此只身对抗一个知识界。“早岁哪知世事艰”,第一个十年,我经常被击打到彻底怀疑自己(七十年代),第二个十年我立住了脚跟,开始了解基本的拳路(八十年代),第三个十年,我有了基本的出拳能力(九十年代),第四个十年,我的套路日趋成熟(新世纪最初十年),第五个十年,我开始了这人生拳击场上最后几个回合的对抗。彻底击倒真理部的对手,已经只是时间及时机问题。
为此,对比布拉赫教授的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他面临的社会和知识环境和波普与阿隆不同,却和我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
首先他生长在第三帝国,希特勒极权主义时代,他和我一样进入知识界时面对的就是他出生于此的,曾经造就了希特勒极权主义的那个知识传统,知识界。
其次,他步入学术领域及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抗这个历史及知识界。
第三,在对抗这个知识界及其文化传统中,他展开了自己的一生。为此,我惊奇地发现,从他步入知识领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被老一代的历史学家攻击为使用的是莫名其妙的研究方法,不能够接受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个对抗,被现在的历史学家明确地描述为,是和德国传统历史学,传统知识界,德国传统文化的对抗,他为德国历史学和政治学引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新的文化思想打下自己的烙印。
 
4.3在阅读中,我发现,这种对抗的惨烈及强度是我此前难以想象到的。因为布拉赫在二〇〇七年著名的学术刊物《当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杂志為他最后退休举办纪念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感谢了五十年代他最早进入的历史研究所。他说,因为进了这个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始。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们不再被迫下跪了。对于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厘清,他们一直坚持捍卫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问题、方法问题。对于历史所的同仁,他在讲话结束的时候特别说,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一经读到这句,我立即感受到布拉赫一生在德国知识界、德国社会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刚刚走出极权主义的社会中,布拉赫的知识生涯的经历可谓是教科书式的。追究产生极权主义的原因导致对抗;推崇一种新的治学研究方法,导致压制、打击和污蔑;追求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导致激烈的角力及负隅顽抗。但是布拉赫是幸运的,因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极权主义已经在外部遭到灭顶性的失败,德国已经处在盟军的主导和监视下。五十年代初期的布拉赫有美国的后方,在柏林的研究所也是以流亡美国回到德国的知识分子为主建立的。在这样一个气氛中,甚至后来六十年代初宣称要排斥科学研究方法的阿多诺,在五十年代初期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居然是引入美国的经验主义研究社会学的方法。
大约就是这个气氛使得布拉赫在五十年代能够顺利出版他的研究成果,五九年在波恩拿到教授位置。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这个教席后,从不隐瞒他获得这个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为在纳粹时代,这类教席及所传授的政治学完全投降了纳粹,使得在这一领域中充满偏见,因此他认为,一种新的政治及政治学的教育是必要的。从而在后来的三十年中慢慢扩展形成波恩学派。
我当然没有布拉赫那样的幸运,因为我孤身努力奋斗了五十年,才到达布拉赫五五年的起跑线。因为我所受到的打击,远远过于布拉赫。我不仅对于逼迫下跪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多次经历他们试图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渊边缘。这一系列的经历,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后我的几番经历,甚至堪称是荒诞。从八十年代中期后被自然辩证法界的排斥,被自然科学史所的打压,到九十年代中期后由于翻译爱因斯坦问题受到攻击,再到因为纪念李慎之问题受到围攻,甚至所谓“逐出师门”,所有这一切虽然匪夷所思,可现在让我看到,不过是一个放大版的布拉赫经历,一幕荒诞版的围剿戏剧!
而在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对比布拉赫,文革后的所谓导师们,包括所谓标榜启蒙的导师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布拉赫对过去知识界提出的问题,并且做出布拉赫在波恩大学的贡献。他们放出来的只是金观涛们,各类真理部的子弟,从而不仅谈不上颠覆,反而是加速了中国知识界的每况愈下。为此,现在已经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问题,甚至连八十年代的问题,都已经和魏玛共和国对于布拉赫那样,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典型的案例。对于下一代中国学人来说,他们只要想起步,首先就要面临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4.4即如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起步就面临诞生希特勒的德国保守的传统文化及学术,任何一个谈论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化思想问题的学者,都必须面临并且认清党文化、真理部建立的文化,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
不是我被极权主义知识界“逐出师门”,而是从六九年起我就反叛出了这个知识界,以及他们所寄身或依附的真理部;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从七〇年之后,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我就成了所有那些和这个知识界割不断血脉联系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无论老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这个对立,在根本的知识和精神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逻辑必然。
这个对抗以及它所派生出来的仇恨都只因为我不买账!
我就是不买共产党真理部文化的帐!大大小小各分店的帐,我一分钱都不买!!
这个对抗还在继续,因为由于西方的资助及交流,“动物庄园”的经济得到发展和扩张,因为西方诺贝尔奖的奖励,真理部及其各种分店的生意还异常兴旺。既然我过去在孤独和几近无知中就能够决定不买这个店的帐,并且坚持下来,现在,了解熟悉了布拉赫这样的先贤及其工作,我当然就更不会买他们的帐了。
写作这篇介绍和纪念布拉赫的文字,我坦率地承认、我清楚地感到,它实际上是浓缩了我自己一生的一个扩展的影像。正因为此,我认为,我可以算是布拉赫先生在中文界的嫡传弟子。我沿袭了布拉赫教授的探索和研究,写作此文之后,更希望能够在未来发挥和他一样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学界能够有一个对抗极权主义文化,对抗并且改变百年来已经被彻底的基督教世俗化了的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学派。
 
五.
 
5.1我把这篇研究介绍布拉赫教授的文章称为我一生对抗极权主义的习武生涯中,从布拉赫教授那里承袭来的“九转阴阳绝命枪”,这当然是一个借喻式的说法。但是我称它为“九转阴阳”,却也是有所指喻。因为布拉赫教授把这一百年的历史称为极权主义的百年,他把这一百年按照极权主义在不同阶段显现的特点分成了九个时期。从他对于这个分期的描述和分析中,稍微有些智力的读者就能够感到,这个分期及描述是不可否认的,极权主义的百年,极权主义的世纪的看法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与此平行,相应于极权主义的百年,我曾经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的时候,把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崩溃沉沦分成九个时期,认为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沉沦、被极权主义彻底摧毁同化的九层地狱第八圈。所以这个“九转”不仅是传统上的一个表示极化的隐喻,而且还带有非常根本的实实在在的分期看法。
至于绝命更绝非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看法,极权主义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其后它的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迅速在欧洲蔓延。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伴随极权主义概念的出现,西方的学者、思想家就围绕历史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进行了广泛详尽的研究。这个研究在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更加深入广泛。因为事实上冷战就是一九一七年产生的极权主义潮流及历史继续存在的直接结果。在这个对于极权主义的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布拉赫教授可以说是最有建树的学者。因为,甚至几乎可以说只有他的研究,最简单、清楚地直接把握住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本质”。
 
5.2在极权主义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围绕极权主义的概念问题,如何定义极权主义问题。
弗里德里希在描述性地定义了六个极权主义特征后,在对于它的使用,它是否能够普遍地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和历史存在中去的讨论中,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接触到历史性的、具体的对于各不同社会问题的解释。为此,他讨论了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条件。他明确地认为,极权主义发生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基督教的社会文化,第二是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三是现代技术。
尽管这三个基本历史性的文化社会条件是任何一个研究极权主义的人都不能够回避的,尽管上个世纪以来极权主义产生于欧洲,蔓延于欧洲,并且以欧洲为中心不断地为世界制造灾难和问题,但是却只有极少数的几位极权主义研究者把这个研究推进到对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即对于基督教文化与极权主义关系的研究上。
在这极少数的几位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弗格林,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看到极权主义的威胁的时候,就直接提出了“政治化宗教”问题。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宗教,说的准确些,是一种政治化的基督教,或者说政治化的西方宗教,因为弗格林并没有研究过东方宗教。事实上,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在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性质并不一样。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对于一个具有具体形象的神的崇拜信仰上,而东方宗教信仰的是超出人的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不仅是说不清,或者说并没有企图用一种明确的肉体人身的形象来让它清晰化、简单化,而且是多元、多种存在的。为此说到底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中的生命的关系、万物的关系。所以弗格林在西文中用的“政治化宗教”,翻译成中文不出误解,最简单清楚的翻译应该是“政治化的一神论宗教”,它既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也包括伊斯兰教,但是却不包括佛教和道教。
为此,弗格林到埃及和希腊历史和思想中寻找根源。他把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启蒙思想,强调人的认识的思想都称为“意识形态”,观念论,认为这种思想发生的根源是希腊的诺斯提派,即一种对于知识的追求。克服它的办法就是去掉政治化,超越尘世化的追求,也就是超越扬弃启蒙以来的世俗的人的追求和人的扩张,而返回到纯正的基督教社会。为此弗格林认为,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只有在纯粹的基督教社会中才能够真正实现,任何世俗化中都具有产生意识形态的可能,都有坠入极权主义的陷阱。在这个认识上,他后来也把“政治化宗教”的提法修正为“世俗宗教”。“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弗格林的提法其实也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提法的一个佐证,那就是今天的民主“制”,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但是这个制,在弗格林看来,没了神,就一定会,或者说很大可能成为政治化的一神论宗教,而这就是极权主义。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这个“制”,没了神,如果经过调整还是能够保持民主。但是在这里,弗格林忘记了,这个“制”,有了神,就是欧洲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历史已经证明,对于欧洲社会来说,是欧洲人自己不愿意要它,而产生了文艺复兴及近代的政教分离。这是一个死路。而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基督教社会留下来的“制”,恰恰是为今天的民主不断带来毁灭性问题的陷阱,除非改制。
和弗格林平行,继承启蒙思想的欧洲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最早的是法国思想巨擘阿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德国生活时就注意到极权主义的发生及威胁。一九四二年他提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阿隆在晚年多次强调,尽管他在极权主义研究及对抗极权主义问题上影响很大,但是他认为,他独特的贡献是在于世俗宗教的提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阿隆缺乏思想家的探究特质,而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研究和阐述。而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强调,准确地翻译阿隆的看法是,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西方一神论宗教。
 
5.3在对于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思想研究上,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最准确地把握到了历史性、思想性的线索。
大约这是布拉赫独特具有的特点和学养决定的,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又十分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学的概念和思想。为此,在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和其他的学者不同的是,他的思想研究和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密切相连,而他在研究这一百年来,一个世纪的历史的时候,却又有着极为清晰的思想基础。他称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但是就在此前,他专门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时代,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关系,就构成了布拉赫对于这二百年来欧洲历史的理解的基础。
二百年前,在欧洲产生“意识形态”这个单词,一百年前在欧洲发生并且产生了“极权主义”这个单词。这两个独特的在欧洲产生的概念和欧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这两个单词绝对不是普适的,人类社会到处都能够发生的,而是一定时期,一定文化,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再次发生。
为此,布拉赫教授的这两个历史性、思想性的研究让笔者,一个东方人特别注意到,并且特别强调提出,发生着两个历史现象,产生这两个概念的首要前提就是“基督教文化及社会”。其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产生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政教分离,宗教退出,世俗化进入并且替代宗教,亦或在一个直接世俗化的社会但必须是全盘二元化、教会式的结构化的社会中,如百年前在全盘西化的潮流中,中华民国曾经推行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中。
当世俗化的观念进入基督教留下的文化框架,代替神学的位置时,就产生了意识形态;
当世俗的权力进入替代了教区的权力位置的时候,就产生了现代国家;
当世俗的群体进入代替了教会、教派时,就产生了党派团体;
当这些世俗的族群和地域权力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世俗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合一,于是二百年前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世俗神学发展到一百年前,就发生了极权主义。
为此,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一五年进一步提出,极权主义、共产党,是后基督教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极端化的世俗形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社会还不是现代,而只是后基督教社会。为此,这个在布拉赫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百年来极权主义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对于共产党的坐标式的定位,就一枪可以把所有具有下述倾向的人挑下马来:
1.所有那些反传统的论点,那些把中国社会看作是超稳定结构、封建社会的人。
2.所有全盘西化论者、基督教化论者,海洋文明论者。
上述两种观点根本就是西方固有的一神论宗教的世俗化思想,一元论历史观的直接产物。
3.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乃至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观念论者。因为它们都是政教分离后取代宗教的世俗观念论,即意识形态,而根本不是学术思想和理论。由此也可以说,凡是要改造世界,凡是自认为是一种真理体系的思想,都具有走向极权主义的倾向,都必须摈弃。
4.乃至所有那些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狐假虎威的妄自菲薄者。
为此,它也让我们看到,所有那些投身于共产党队伍中的知识精英都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存在着问题:因为共产党是一个货真价实、肯定无误的世俗基督教教派。而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人,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品质有问题;它同时导致,所有那些三四十年代追随共产党的知识精英,所有那些在五、六十年代遭到共产党残酷整肃,文革后却没有彻底觉悟的人,所有那些到了八十年代还对于这些研究毫无所知地跟随共产党的人,所有那些经过了八九年的大屠杀,还不能够彻底否定共产党,彻底认清极权主义面面目的人,如顾准、李慎之、乃至方励之,都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布拉赫的研究再次佐证了阿隆等学者的结论:
共产党极权主义是绝对的不好。
阿隆为此曾经说过,“除了那些极权主义者外,持相反意见的人并非绝对的不好”(入戏的观众,序言)。
“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210页)
“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928页)
非黑即白式的否定态度在这个世界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对共产党,对这类极权主义却是只有坚决的拒绝。而这就意味着,所有那些不能和共产党一刀两断,做出反思和反省的人,那些继续为自己的以往,为共产党的现实涂脂抹粉的人,历史注定,一定是布拉赫教授为代表的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工作的枪下之鬼!
 
2017.5.5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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