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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后基督教社会论”:解析极权主义与当代历史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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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督教社会论”:解析极权主义与当代历史的钥匙

—仲维光—

 

 “‘后基督教社会论’是我在百年来极权主义研究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它不再使用孟德斯鸠、卢梭对于国家及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框架。我的这个描述框架的优点是,它一下子让对当代历史及文化社会问题的分析及定位简单明确了很多。为了让对这些历史和社会问题感兴趣的非研究者更为简明地了解把握这个思想,我把它简略归结为‘一二三六九’,即一个理论:后基督教社会论;两个概念: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三个发生条件,六个基本特征,九个历史时期。”

                                              ——引自笔者致友人

 

 

百年历史、不同国家、地区中发生的复杂的共产党、极权主义问题困扰着现代世界。混乱、充满纷争及排他的现代西方,不仅持续威胁着人类,甚至它强大的物质能力已经威胁着地球这个自然体。

究竟如何理解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如何在可说是阴霾,亦可说是险风恶浪中洞穿这二百年历史所独特具有的特点,从而找到可能突破它、摆脱它的方法?“后基督教社会论”向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思考角度。

后基督教社会论是建立在百年来前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即百年来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推进了一步的看法。这个研究可以简单地概括之为一二三六九,即一个理论,或者说一把钥匙、两个概念、三项条件、六种特征、九个阶段。

这个理论,也就是这把钥匙是“后基督教社会论”。“后基督教社会论”是建立在对于近代欧洲历史的研究解释上。它认为,大约三百年前开始发生于近代欧洲的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去后,留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和文化思想框架。由于人们对于这个框架一直是不加分析、批判地完全接受,因此它使得后基督教社会延续了二百多年,并且再次重复发生了中世纪前基督教社会中曾经存在的问题和灾难。由于近代技术,这些灾难甚至远过于中世纪前人类所经历的灾难。

这个论点涉及到对于国家和社会,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解,即国家不是如二百年前所谓启蒙学者所说的,是社会契约论所说的社会发展产物,而是相应于一种文化,一种对于人的存在,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形而上学前提下的相应的社会存在规范。所有这个社会中发生的事物及其规范,以及其后这个规范的发展变化,都和这个形而上学前提有关。

笔者提出的这个国家的发生发展论,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源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社会及国家的发生、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发生发展是类似的。库恩认为,不同科学规范不可比,科学发展不是一条线——一元的,而是革命性的,根本的变化发生于它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改变,假说的改变,是革命性的变化,不是从旧的规范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这个方法用在历史和社会学上,我们立即就可以发现:大约三百年前欧洲发生的变化,形而上学前提,价值前提改变了,但是它存在的社会结构及思想规范却还是以前的。

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即政教合一的社会是在有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产生的社会,它是由于步入了一条死巷,才促发了文艺复兴,促发欧洲人寻找一个新的人类存在的价值及社会形式。这个新的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本、人道,即个人的生存权利,而这个所谓新的社会形式是政教分离,宗教必须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但是,人们误以为这个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框架,只需让神父、教士等神职人员退出去,只需不再君权神授,就是新的社会形式了。然而,三百年来的历史让人们看到,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和一厢情愿了。

库恩的理论曾经告诉我们,相对论不是从牛顿力学发展出来,而是一个革命性的替代改变。不同规范,不可通约。现在,不仅库恩科学革命的理论,科学认识论让我们认识到相应的应该产生的发展,以及和旧事物的矛盾,而且最近二百年不断发生的社会问题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和亲身经历到:当形而上学前提改变,存在的假说改变了,它一定会和旧的规范不相容,一定需要一系列的相应于它而产生的新的规范及结构。

为此,如果近代的发生是如哥白尼学说发生那样,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政教分离,人权进入,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宗教退出去,留下来的这个社会、文化思想,或者说生活方式的框架也就必须随之而发生改变,甚至可以说也必定是一个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变化,不然就会发生不相容问题,发生问题和灾难。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极其不幸,这个盲点造成了二百年来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它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巨大灾难,牺牲了一亿以上人的生命。这是比中世纪前欧洲所经历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对抗引起的更为巨大和残酷的灾难。

为此,在这个框架下,理解这二百年的历史,有两个概念是后基督教社会所独特产生,并且独有的概念: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是极权主义。这两个新出现的概念事实上绝对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它完全是对应于基督教文化及社会而产生的变种蜕化,或者说是世俗化的结果——宗教概念的世俗化。而在这点上它们同时又证明了最近二百年还不是在新的价值基础上的新的现代社会,而是后基督教社会。

 

 

 

二百年前产生的意识形态,一百年前发生的极权主义,这两个概念及现象充分证明了当代是后基督教社会。

二百年前产生的意识形态这个单词,ideology,这个时下被翻译成意识形态,并且已经广为流传几乎已经无法再用其它的译法来替代它的单词,如果不看历史,直译其实应该译为“观念论”、“观念学说”。可最准确,让中文读者一下子就能够理解它的历史性的原意的译法应该是:“替代一元论神学教条的世俗思想系统”。因为它正是在宗教退出后,世俗的知识精英进来试图替代基督教的宗教学说,要求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力的时候而产生的。它是后基督教社会中退出去的神学的替代物。所以不仅这个词产生于二百年前,而且二百年前在欧洲是各式各样的替代一元论神学教条的世俗思想系统,各类观念论产生的旺季,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论、唯物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二百年前的欧洲思想界依然如文艺复兴时一样,思想上仍然有两条清晰的线索,一条是基于复兴希腊思想的哲学探究,它依然是沿着希腊传统进行哲学讨论,这个倾向以康德及英法的经验主义和理性探索传统为代表,人们称之为启蒙主义思想。另一种倾向,和文艺复兴及启蒙对抗的,在十九世纪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而是积极替代基督教神学的各类世俗观念论。这两个倾向在欧洲发生的对抗,从文艺复兴起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此,现在由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到,促使启蒙发生的哲学和神学的对抗从中世纪后,文艺复兴时代起到今天在欧洲一直存在。各类意识形态倾向的、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世俗产物”,宗教品的“世俗代表”一直干扰和侵蚀着思想界及社会文化问题。这种观念论倾向代表着自文艺复兴后,曾经存在,被逼迫退出的基督教对于文艺复兴的双重反弹——从宗教神学和世俗神学与启蒙思想的对抗。所以各类马克思主义,如新马克思主义的阿多诺、霍克海默,到各类基督教卫道者、西方中心主义者,一直用这类世俗基督教观念论,毫不掩饰地攻击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

为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会看到,最近二百年来,有一些探讨非理性问题的哲学,如胡塞尔哲学继承的是希腊传统,但是也有一些所谓非理性的哲学,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影响下的变异产物,已经不是西方原来意义下,或者说希腊嫡传的哲学。所以德国的波普学派的代表哲学家阿尔伯特在评述阐释学的著述中明确地说,海德格尔在宗教和诗歌的边缘找到它的所谓哲学的栖息地。海德格尔自己也承认,他探究的是苏格拉底前的问题。

哲学是讨论性的、探测性的、假设性的,如波普所说的,它是在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并且要证明的也是自己是无知的基础上的对于问题的讨论;受神学浸染的所谓哲学,则不是在讨论希腊式的哲学问题,是在宣扬一种感觉或意念;而各类观念论,世俗化宗教、世俗教条,则让坚持自己握有唯一真理的基督教思想方式产生了彻底的恶变,成为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他们居然声称并且还要证明,他们这些世俗的人、这些世俗的党派占有并且代表唯一的真理。

一百年前,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当这类二百年前产生的世俗观念论,在利用它的党派及个人那里,感到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可以付诸于行动,即可以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攫取权力并且也真的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就产生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当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是基督教社会固有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再版。它能够发生,并且存在就是因为后基督教社会为它留下了框架及基础。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此前被极权主义研究者弗里德里希们早就看到并且研究过的三个条件。

弗里德里希早一九五三年就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是,第一,基督教化社会,第二,民主制,第三是现代技术。

所谓基督教化的社会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文化思想是二元的基督教式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社会的民众能够接受非黑即白的思想,接受一个一元的绝对正确的世俗上帝、世俗宗教教派,或者说党团占有绝对真理的要求。

其二,这里所说的“民主制”在笔者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后基督教社会论的时候,对此也曾经感到十分难以理解。为什么民主制竟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发生的必要条件?这促使我进一步探究了这个所谓的“民主制”,而这就促使我看到,弗里德里希,以及我们时下所说的“民主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是遗留下来的、过去教会式的国家结构下的民主。而这一发现就再次促使我提出了后基督教社会论。

在一九五三年的研讨会上,弗里德里希明确地提出这个条件,并且用中国民国史的史实佐证了这个论点。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探究,对这个西方所盛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制”提出疑问和探究。由于虽然很多前人,描述过各种类似的现象及条件,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后基督教社会问题,对时下的现代社会及其结构提出疑问,所以这层窗户纸,最终居然留给了笔者来捅破它。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极权主义的前辈的广泛的工作,笔者也很难走到这层窗户纸前。

为此,如果我们实行的“民主制”是民主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或者说不是那么容易地就被极权主义利用,甚至不可能成为极权主义发生的一个必然条件。因此这个今天世界上流行的“民主制”是所谓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在民主价值上的民主制,它一定只是过渡时期的替代物、赝品,我们应该也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在人权价值、真正的民主价值基础上的民主制,而这个民主制的前提就是,在这个制度上不会发生极权主义。

为此,对这个民主制的进一步思索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社会流行的民主制不过是基督教文化,教会文化留下的社会结构,即退出去了的基督教留给现代世俗社会的教会式的结构。进一步探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党派制”不过是基督教社会留下的教会框架下的教派的世俗化,“宪政”不过是基督教社会统领世界的教义的世俗化。对于起自二百年前的,以人权和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的现代社会,它们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式。而百年来的历史直接、并且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党派制和宪政制是使得民主制不断面临危险的两个陷阱。包括魏玛共和国的解体,今天欧洲和美国等遇到的问题在内,即百年来民主制的多次危机及消亡失败,都和这两个问题——基督教社会留给后基督教社会,人们依然没有对其有根本性的触碰和质疑的问题有关。对此,笔者以后将会有专门文字探讨,为什么党派制和宪政制是民主制的两个陷阱。

在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制要禁止任何党派的存在,可以结公益性、专业性的社团,但是不可以结谋政、谋权的政党。结党必然营私,党是尚黑这个中国先贤认识到的道理在任何人类社会都不会改变的。同样的道理,为了保障民主,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宪政以及任何国家的权益都必须让位于民主价值,即每个人的选择权。民主制不等同于宪政制,而是宪政必须服从于民主。

上述发生极权主义的三个条件,一旦明白了,你就会对如何评价定位五四以来中国的所谓全盘西化的历史,对民国以来的党国化,对反传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有更准确的认识和定位。很多所谓中国的知识精英在五四后在中国推行的实际上是一个全盘世俗基督教化,而不是现代化。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则正是这个过程的极端化的结果。明白了这点,你甚至会从近日台湾社会的那种泛政治化,那种继续鼓吹族群对立、党派政治利益超越民主制的现象中找到和共产党文化及现象的类似性、亲缘性,从而对在后基督教社会中的这一切,有更准确的认识和定位。

 

 

在这三个条件下产生的极权主义,弗里德里希总结了六个特征。对于这六个特征,几十年来有过不同看法试图修正它,但是可以说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六个特征就是:

1.一个针对敌对群体(或者是阶级敌人,或者是种族)的操控性的意识形态;

2.垄断的,通常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的一党制国家;

3.与此相应的通过暴力与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

4.唯一的、绝对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及武器;

5.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垄断;

6.完全由国家控制和操纵的经济。

这六个特征可以说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会所曾经具有的特征,在现代物质条件下的世俗化再版。为此,它同样佐证了笔者的后基督教社会论。

与此同时,前辈和当代学人对于后基督教社会为我们遗留的独特问题进行的详尽研究中,不仅在概念思想上,而且对于最近二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极权主义发生后的百年历史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性的分析研究。

布拉赫教授认为,这一百年可以称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做出这一研究时,他把这一百年分成了八个时期。为此,笔者把八十年代后,准确地说八九年以后作为另外一个时期,在布拉赫教授的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一百年分为八加一——九个时期。这九个时期的分期及特点如下:

1.第一个时期:形成时期。布拉赫认为,一九〇〇年前后,极权主义思想和形式的形成时期,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他认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九一四年,这段时期是极权主义思想及理论、世界观,政治上的救世学说发酵、形成的时期。

2.第二个时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具体化时期。布拉赫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既影响并且帮助了左派,也影响了右派。为此左派在一九一七年建立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苏联,右派则在一九二三年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政权。

3.第三个时期:极权主义的第一个高峰。在这期间产生了极权主义这个术语,极权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在欧洲迅速扩张。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德国发生了一九一七年后最严重的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事件——希特勒纳粹上台。这使得上个世纪前半夜专制浪潮发展到一个顶点。

4.此后是第四个时期,极权主义制度持续的发展扩张时期,观念化、族群化国家的发动了扩张性的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而同时以奥威尔、泰尔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此也开始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讨论及反省。

5第五个时期:.二次大战,一九四五年后的新的历史的开始。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虽然是有所变化的时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是极权主义蔓延扩展的时期。如果说它是二十年代战争与革命问题、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三十年代难以停止的独裁的继续,那么也依然可以看成是以往的极权主义阵营的继续形成和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另外一方面却也是西方惊人的重建时期,

6.第六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变通及扩展。对于极权主义来说,紧接着上述时期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从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赫鲁晓夫表面看来似乎要部分地去除斯大林的政治变化——解冻。极权主义在这一时期再次显示出它在极权的前提下的变通性,但是同时也不断地展示了它俗固有的残暴性,如五三年东柏林和五六年匈牙利对于民众反抗的镇压。这个时期的历史,很多东欧国家,以及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都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至少这些经验历史证明,极权主义自身不可能发生彻底的根本的改变。

7.五十年代末期后,极权主义再次稳定住了阵脚,开始了第七个时期,进一步对世界进行腐蚀、渗透及扩张。

这一腐蚀、渗透及扩张可以说是从第六阶段时期就发生、变化,而直到一九六八年到达高峰。

8.第八个时期:现代社会恶性肿瘤的交叉感染。布拉赫教授认为,七十年代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依然是民主制社会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以及对西方当代社会批评的各类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传播严重地扰乱了欧洲对于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坚持。七十年代出现的缓和,以及上述三方面问题的交叉影响,在一九七八年使得对于极权主义存在的问题的争论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类相信能够在政治与经济上找出一条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义、中立运动一起构成了一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浪潮。而为此,对于议会制民主的怀疑与对于工业社会的讨论再次让人们嗅到极权主义的气息。这个倾向让欧洲对于极权主义问题陷于麻痹,甚至让人们对比回忆起二十年代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潮流。

9.第九个时期。布拉赫教授的分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做出的。笔者认为,一九八九年后,最近三十年可以作为第九个时期。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特点都和世纪初期,二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类似。西方经济问题重重,恐怖分子问题,各类族群、地域性的对抗问题此起彼伏,对于极权主义的所谓效率的青睐,对于民主制的怀疑,在经济上的绥靖和实用,而几乎所有的问题显示的都是,后基督教社会所独特具有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的特点。所有这些特点让人们看到民主制中的党派和极端化的一党专制的党派,在利益和运作上有着十分广泛的先天的联系及合作基础,所谓“民主制”国家,由于它只是一种后基督教社会的教会制民主,所以它不仅可能发生极权主义,而且本身和极权国家就并非是水火不容,而有着先天的联系的。对此的研究还在继续,我相信中国的学者,因为体会更深,所以是可能做出更多的贡献的。

 

 

对于布拉赫等极权主义研究专家对于当代欧洲和西方史的研究,与此平行,笔者同时提出了中国社会及文化在后基督教社会的变化和遭遇,同样可以分为九个时期。这九个时期让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所谓全球化,即基督教世俗化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坠入九重地狱——社会瓦解、堕落,自然环境崩溃。这一百年来九层地狱,步步沉沦的发展过程概括如下:

1.五四后基督教式的世俗教派及其思想进入中国;

2.一九二一年在欧洲人的支持下成立共产党组织;

3.三十年代中期后世界性的战乱,抗战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秩序;

4.一九四九年,极端化西方世俗教团共产党掌握政权;

5.五十年代连续的运动从各方面摧毁传统中国社会及文化;

6.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决定性地彻底清算各类知识精英;

7.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所有异质文化;

8.一九七六年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继续扩张及实用主义的极权主义席卷中国;

9.最近二十年,和西方,后基督教社会具有百年联系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彻底毁灭及腐烂。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个步入九重地狱的过程,可以进一步佐证笔者提出的后基督教社会论。因为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时下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极为典型的欧洲中世纪腐化、堕落及残暴的政教合一社会的世俗化再现。那时的教会、教士们利用的是上帝及宗教的名义,而实际上是毫无信仰,毫无神圣,到处是放肆的巧取豪夺、出卖教职、侵吞民产、抢男霸女、纲纪道德败坏。为此,如果所有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揭示的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和堕落,你都能在时下中国社会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现象,那么,我的这个“后基督教社会论”也就可以说肯定地说,它找到了最好的经验证明。

 

2017.5.1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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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
   05/25/17 09:00: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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