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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红卫兵诞生历史实录(二)(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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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小组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也展开了清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哪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象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六月九日,掌权的红卫兵在我们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红卫兵小组的人交出自己的日记和所谓记录关于红卫兵小组言行的黑材料。我被迫交出了我的一个日记本。在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红卫兵们不能再象红八月时那样飞扬拔扈了,他们有的到外地游逛,有的躲在家中,不再到学校来。学校里冷冷清清。我在教室前的讲台桌下发现了它,它被“跟屁”们在上面批的乱七八糟。我捡了回来,保留在家中。但是,现在转眼我离开北京已经八年,无法知道它是否还在。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了阴阳头。她同班的女同学刘克芬,工人出身,由于和红卫兵小组的跟随者不是一派,也受到了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称,“我是x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说初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真是不知是从何说起的。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说,红卫兵初期是贯彻党的政策的,言外之意,党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一支好红卫兵,没有参与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中耸人听闻的罪行。这若不是留恋那时的时日,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平民们那样的生活就够了!这种看法仍然含有当年那种对平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视!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那里会有产生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象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象红太阳,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象。”

事实上,到此为止对所谓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学术”批判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七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拆毁古迹,都是从红卫兵小组的这种初期功绩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利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思想起家的干部子弟,捍卫极权社会江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红卫兵小组当然难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上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的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凡,更待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是要‘粗暴’”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象以往一样成竹在胸。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是嗅着共产党上层的鼻息进行“革命”的。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分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总结了他们前两个月的经验,贴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则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历来造反都是对统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极权社会中是非是颠倒的。在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乃至现今(如我曾经谈到过的王蒙、张承志现象),依靠权势,居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还认为运动初期的红卫兵提倡的是“独立”思想!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反工作组”、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退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的很厉害的某些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都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二(六四二班)的女生郭兰蕙,工人出身,孤身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女儿。郭兰蕙由于身体不好而休了一年学,降到六四二班,因此有些多愁善感。八一八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的红卫兵在极度兴奋中,周六在班里宣布,下周要清理郭兰蕙的思想问题。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郭兰蕙在极度恐惧中周末服敌敌畏自杀,但是被发现后送到医院。那时的医院要抢救谁一定要请示红卫兵,因此打电话询问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居然对医院说,不得抢救。就这样,就在母亲眼下,郭兰蕙忍受了一周的痛苦后而告别了人世。对活人和死者的折磨,都令人发指。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职员,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大烟筒上条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我们班由于找不到出身不好的学生,居然开始整肃原来的学习委员杨柏龄(女),她出身职员,爷爷是地主。在被批判中,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精神恍惚。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这些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八月初书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前后,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书写所谓“十点估计”前发生的事情。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至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社会上别的红卫兵不一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无鄙夷地说,“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的组织,都叫红卫兵。大部分的组织根本就没基础,没思想,只要叫‘红卫兵’,对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这正是区别,清华附中红卫兵更自觉,更有思想基础地奠定了红八月有应有的一切。但是,这绝不说明他们和其后一涌而起的红卫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诵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扒烂。”这些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词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会和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是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千年纵过,德国的罪孽难逃,千年纵过,红卫兵的罪孽又怎能轻轻抹过!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的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的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汉”。其实骆小海们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们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六.比红卫兵还可悲的造反派:极权社会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只有两种不同的时期,想做奴隶而得,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而在统治者内部,专政的“特权”除了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维护和争夺以外,它在猜忌中还必然圈子越来越小。

十月,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毛泽东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终于平民们也被专政者派上了用场。现在必须说的是,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方法上和干部子弟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造反派的文化及其心理,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造反派们十月后的雀跃,是令人泪下的,终于想做奴隶而得了!终于让“毛主席和党”看到了他们的忠心了!所以,他们终于能和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为了捍卫一个人(毛泽东)的专制,为了保住自己的平和的奴隶地位,而热血满腔,充满勇气了!如果人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想,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人家捍卫的是父兄们所占据的特权、专政,而造反派们却是充满豪情地为了想做奴隶而得!

红卫兵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而造反派们的理论基础在是毛泽东的“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造反派们真诚信奉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造反派们不仅真诚地拥护极权的“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而且仍然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人性。

上述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写照。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一方面对干部子弟红卫兵全面地否定,一方面却对自己全面地肯定。某些“两种文化革命论”底下隐藏着的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被权力所奴役的人和维护权力而不得的人当然冲动是不一样的,并且在前者潜在的就有追求平等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平民子弟更多地走向追求人权,追求民主平等道路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当年对平等和权利的认识,所要的“平等权利”究竟是什么,“自觉”追求的并不是现今的人权,因此,是必须要认真反省的。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周泉婴,写过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说造反派们从根本上是被“无产阶级”利用的对象,在被利用划过几桨后,时机一到,就会被打落到水中。这话说来残酷,造反派们都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上共产党的确想如此。当然,后来的历史并非是如周泉婴说的那样,因为,其后的几十年发展历史竟然是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或者再也寻找不到那个再把这些人打落到水中的时机了。七五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罢,改革开放也罢,都仍然是不得不用这些人来划船,共产党只有利用“宽松”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统治,再也没有能力象六十年代以前那样大搞阶级斗争、大讲阶级路线了。到八九年,共产党不但没了把这些人打翻到船下的力量,而且只有射杀下去一批人才能保证船的继续航行。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周泉婴的四一四同志─万润南以及其他的人,也被射杀到船下了。“四一四思潮”没有胜利,倒是平民们穿过极权,觉悟到人权,驶向了新的航道。

时代和人们的存在状况为每一个人打下了烙印。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统治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染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拔扈惯了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自己的不得志,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

记得六八年大家就要离开清华附中,各自开始另一种生活时,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作者之一,也是红卫兵小组创始人之一的高六三一班的张明在和同班的郑光召等人告别时说,“你们是地富反坏,我们是工农,二十年后见”。二十年后,据说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正是当年的这些高干子弟主张坚决地、毫不留情地镇压。在我去年(九五年)回国时,听一位当年四中的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位干部子弟的婚礼,在婚礼上这些干部子弟异口同声地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子英明,坚决地镇压,我们早就象东欧那样失去了政权,哪有今天。一位当年认为自己是未来总理的干部子弟,现今虽然也已经步入社会的上层,却由于距离总理还远,由于自己这些干部子弟居然没有完全压倒平民子弟,而牢骚满腹,恨天恨地,恨社会现实!

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大都由于父母干部级别低,无才补天,如今散落在社会各处。但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几代知识分子所遗留下来的平民气,却居然仍然在清华附中培养出一代有社会影响的平民知识分子,如郑义等。而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位要在二十年后见的张明现在却是在他的亲戚,以身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李焕的儿子李庆华为首的专门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中主持工作。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骆小海则既没流血也没头断地至今生活在美国。

岁月无情,历史无情。在思想产生反叛之后,我原来很悲观地认为,我这一代人,在知识和精神上能够做到薪尽火传就不错了。那时,没有人能料到极权社会─共产党阵营居然会在八九年崩溃。当然,在八九年后,大部分人又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居然支撑到今天。而我因为有以前的悲观,所以没有象大部分人那样怀有共产党一年或三年倒台论等等幻想,认为能有今天的变化,已经很不错了。

共产党是否会象国民党一样败部复活呢,除非共产党放弃极权,象国民党一样走向民主,但是,那些“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们”能允许这样吗?八九年的死结能解开吗?地狱中的邪恶之气能消散吗?

描述、评价历史没有完全的客观性,评论文学作品也是没有完全的客观性。当我们出现不同看法的时候,就要看一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否相同,即反省一下我们用的价值、方法是否相同,是极权社会的还是非极权社会的!极权社会的文化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因为它压迫蹂躏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它,所以它必定要被抛弃。产生于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各类作品,时至今日,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不再看它的道理正在于此。至于文化革命中和其后产生的,诸如张承志、浩然乃至王蒙等人的作品,除了要通过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者外,没有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对这样的作品有兴趣。如果一定要谈论“客观性”,也许只有时间和空间会对“客观性”做出诠释。时至今日,谁还会看“三论造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有“独立思想”,有“气魄”的文章!

 

七.结语:红卫兵─当代极权(左派)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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