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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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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這篇介紹德國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在極權主義研究問題上的巨擘布拉赫教授的思想的文章,是我為反省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歷史而寫的文字,大約六萬五千字。文章已經在孟浪主編的《致命的列寧》一書中發表。這本書在今年三月已經在港臺上市。由於我覺得這篇文字在對於百年來的共產黨問題的揭示和探究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所以現在決定上網。

本文共包括四部分的內容:
.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選擇介紹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
.布拉赫教授對於當代德國歷史,民主制崩潰及希特勒攫取政權史的研究,他在德國歷史學領域的貢獻;
.布拉赫教授對於二十世紀及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及其貢獻,對德國當代社會思想及文化變化的影響;
.我對於這些問題的學習及研究的收穫與問題。

基本目錄如下:
一.問題與方法
1.百年歷史為中國帶來的問題——禍及中國
2.百年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歷史性問題——禍起歐洲
3.為什麼選擇布拉赫
3.1德國在20世紀的特殊地位
3.2為何選擇政治學、歷史學家卡爾  迪特裡希  布拉赫
3.3布拉赫在德國學界和社會的影響和地位
3.4中文世界對於德國和對布拉赫的瞭解
4.方法
二.布拉赫及其對極權主義思想及歷史的研究
1.布拉赫簡歷
2.與政治學密切相連的歷史研究
3.與歷史學密切相連的極權主義研究
三.布拉赫對於百年極權主義世紀的研究
3.1轉折時期
①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
②第二個時期:1917年到1923年,具體化時期。
③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高峰
3.2 極權主義制度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擴張戰爭
④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的征伐與奧威爾、泰爾蒙的反思
3.3 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1945年後的經驗歷史
⑤第五個時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⑥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
⑦第七個時期: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
⑧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擴散
3.4 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對比解析
3.5 意識形態問題
四.布拉赫研究的啟示及教訓
4.1方法論啟示——從布拉赫與德國思想傳統的對抗談起
4.2布拉赫的“極權主義的世紀”告訴了我們什麼?
4.2.1 極權主義與基督教文化
4.2.2 極權主義世紀與後基督教社會
4.2.3  極權主義世紀、後基督教社會與共產黨問題研究

一.問題與方法

1.      百年歷史為中國帶來的問題——禍及中國

選擇這樣一個題目,時值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際作為撰文的主題。很多人會以為十月革命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但是按照現在中文思想界的情況,誰這樣以為,實際上就意味著他沒有看到這100年來,十月革命以來給中國思想文化及當代中國歷史帶來的畸形變化的嚴重性,意味著他依然陷於這100年曾經被癌變的那部分思想的禁錮之中。
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對於當代中國知識界來說,已經和半個世紀前、百年前的中國知識界及中國社會有了一個根本的不同。百年前,伴隨強勢西方帶來的全球西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的宗教思想,這個世俗化宗教思想後來形成了一個世俗化的宗教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使得從辛亥革命開始,中國一步一步地陷入一個猶如中世紀前的西方一樣,但卻是徹底的世俗基督教化的世俗宗教社會。
為此,對於筆者來說,重新研究思考十月革命百年來的歷史及文化思想,猶如中世紀後文藝復興、近代的啟蒙運動一樣,是一個“顛覆性”的題目,尤其是對現實的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
對於筆者來說,重新總結思索這100年的歷史,就是重新思索西方近代史的道路,從西方近代史構成的框架中、參照系中進一步思索中國這100年的歷史。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100年的歷史,對西方來說是從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會中,經過政教分離後,替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對當代社會造成巨大災難和威脅的百年,而   對中國來說則是,在全盤西化的潮流中直接進入世俗基督教化,逐漸陷入極權主義的百年。對西方來說是成功地抵制、對抗並且最後基本上戰勝了兩個極權主義的百年,對中國來說,則是陷入,並且繼續忍受世俗的政教合一,極權主義專制的百年。
為此,對於中國社會及其知識分子來說,現實的中國要走的道路,將可能發生的事情幾乎完全是西方近代史的一個鏡像——一個在所有各方面都有著更為殘酷結果的變態模仿。在西方首先經歷的是中世紀後的政教分離,然後是對於世俗化帶來的惡果的當代反省,在中國則是直接陷入世俗化政教合一的泥淖中,沒有西方人從政教分離、啟蒙經驗中產生的免疫力,而直接面對世俗化政教合一的一黨專制,為此,在中世紀後的西方近代,人們努力的是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在中國在世俗化現代社會中重新認識反省的是世俗的政“教”合一,認識“替代神學”的意識形態問題,如何從這個“替代神學”——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所以對這個百年歷史的鳥瞰,第一個,最重要的啟示,或者說第一個要提到的就是只有打碎意識形態的禁錮,承認並且認清自己已經被世俗的教條所蒙昧,進一步到西方近代和當代思想史中,到中國傳統思想史中尋求思考的參照系,才能夠較為準確地看到歷史及自己的狀況。

2.      百年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歷史性問題——禍起歐洲

2.1百年來中國以及世界所遭遇到的巨大的災難,不是傳統東方社會帶來的。這也就是說滿清無論怎麼落後、積弱,都不可能發展到發動挑起兩次大戰、內戰,導致1950年代後的歷次政治整肅運動、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經濟崩潰,以及當前中國的環境和社會的徹底淪喪。因為這完全是兩條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百年來中國遭受的災難是全球化,西方迅速擴張帶來的災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加速,其後中國所遭遇到的各類災難,說到底,不過是全球化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禍及中國。為此,百年來,世界的動盪可謂是“禍起歐洲”。
總結反思百年的歷史,首先要返回百年的起點。歷史開始的地方在哪兒,歷史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
19世紀的歐洲,是經過文藝復興,人的所謂覺醒後,政教分離後,世俗化迅速佔領各個領域的時候。政教合一的國家合法性不再,為此,從18世紀開始,到19世紀到達高峰,在歐洲第一次形成在世俗的法律下的世俗國家。世俗思想、自由思想的激蕩,科學的發達以及所激發的各種人的創造性,讓人相信完全可以以人的一切來代替上帝的一切。因此,過去在歐洲宗教社會所曾經有過的各種存在形式、矛盾、衝突,在政教分、離宗教退出後,都迅速被替代基督教的各類世俗內容所替代。於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100年前,在歐洲,不同的人對未來有著不同的看法和預期。
20世紀的初期,在歐洲,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曾經認為這是一個民主和進步的世紀;對於左派革命者來說,這是一個工人階級節節勝利,社會主義的世紀;對於右派的意識形態分子則認為這是一個種族取得勝利的世紀;而對於保守的基督教新教信仰者來說,認為這是一個教會發展的世紀。
然而,實際的發展,百年來,以歐洲為根源的歷史為人類帶來的卻是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上億人死於非命和政治迫害。誰都不可否認,歐洲模板帶來的人類百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災難的世紀。
對此,本文將要介紹的思想家、德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 (Karl Dietrich Bracher, 1922-2016) 1980年代末期的著作中認為,如果我們仔細思索世紀初的預言,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有一個類似的地方,那就是都是期待在一個佔據主導、支配地位的原則或者觀念下進行一個強有力的巨變。這就是改變這個世界,並且創造一個新世界。
事實上,布拉赫看到的所有這些對世界的看法,說到底都是一種基督教創世、
救世,不在宗教教義和教會基礎上,而在世俗的觀念、思想、族群和社團黨派基礎上的創世、救世。為此,正是在這個方向上有了這100年的歷史的展開。

2.2與這個創世所對應的是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另外一個固有的、對應的思想——末世思想。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習慣於二元思維的歐洲人,剛剛經歷了19世紀的樂觀與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他們立即回到了與創世、救世說並存的西方思想固有的另外一個起點,末世說。大戰及其結果讓他們開始感到世界面臨末世,19世紀所相信的理性的文明,已經面臨被淹沒溺死的危險。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才會在1914年說,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使民主可以在世界安全生存”(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但是一次大戰後的結果並非如此,甚至可說是恰好相反,歐洲從1917年第一個聲稱代表塵世間真理的極權主義國家出現後,1921年在義大利出現了第二個,20年代籠罩歐洲的氣氛是更強烈的懷疑及文化危機感。存在主義的虛無主義、危機哲學徹底動搖了西方過去的和現在的價值基礎。斯賓格勒的書《西方的沒落》甚至可以說是一句末世感的標語。末世更激發了他們的救世。為此,不同的救世說、救世團體、救世觀念從歐洲產生,並且向世界各處蔓延。除了布爾什維克、法西斯和其後的納粹的救世說,保守的、宗教的領域同樣興起各類類似的救世學說和思想。例如,笛珀利烏斯 (Dibelirs) 的未來的一個世紀是“教會的世紀”說,正是由此得來。他認為,正是1918年舊秩序的崩潰和布爾什維克專制的威脅為教會時代造出大發展的空間。因為對歐洲社會來說,作為一道牆,或者說一道保護性的雨傘的基督教文化將沒有了國家制度再繼續保護它,因此就再次迫切地需要教會。但是所有這個情況、這個末世、這個歐洲,或者說西方的沒落,西方的危機卻首先是一個契機,一個競爭的出發點,它帶來了極權主義的誘惑:把社會運動觀念化,絕對的極權主義政府統治。實際上在它產生的初期,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它是毫不掩飾地“變態醜化的上帝”。為此,在1917年後,在上個世紀20年代,在歐洲經歷了政教分離,19世紀對於理性和人的狂熱信仰後,曾經以基督教為信仰及基礎的歐洲社會陷入了新的矛盾和危機之中。
過去在表面上無法阻擋的以理性科學和技術為標誌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及現代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事實上從19世紀末期開始就不斷地遭到了質疑。現在那種本來讓人感到樂觀的進步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令人震驚地中斷,把人們拋入危機的深淵。曾經基於宗教基礎——二元的基督教基礎的歐洲社會的這個危機,政教分離後的精神危機,雖然文化上的批評者,如尼采早就預言到了,可人們真正經歷到的時候,還是強烈地感到是不曾預期的。它一下子摧毀了很多過去在理性上感到確實肯定的東西,所以歐洲打開了非理性思想的大門。觀念化、意識形態化及進步的危機促發了狂熱幻想的衝動並且導致惡夢。
為此,在歐洲的歷史中,在政治上1917年後出現了比任何其他歷史時期都更多的非理性主義,上帝化、宗教化政治觀念、以及政治運動及領袖。

2.3上述所有的矛盾和危機如果人們仔細觀察歐洲的歷史,實際上都是似曾相識,只不過末世、救世和創世,以及千年盛世都不再是基督教神學意義上的,而替代成了國家與社會,族群、政黨與觀念。在更遠的距離,人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它實際上是在基督教發展及現代化的危機中,一種典型的基督教社會徹底世俗化的結果。政治宗教代替了教會、教義的更新,國家和社會的自治取代了教派、教會領地,以及過去西方社會所有的宗教關係,同樣形式的曾經在宗教社會中存在的各種關係急速地被各種世俗化關係所替代,為此它又進一步促進了對於更新所有的關係的希望。
所有這些世俗化,地區化和族群化、世俗黨派化,都如這個社會所曾經固有的基督教框架一樣緊密地聯繫著觀念,所以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產生了和神學教義相對應的意識形態 (ideology) 一詞、一說。觀念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替代了基督教曾經有過的教義、教派間的鬥爭,從而能夠顛覆長期以來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秩序。因此,如中世紀前的政教合一,它必然進一步帶來這種曾經產生它的,它的原始地曾經有過的政教合一的要求。誕生於二百年前,政教分離時期的歐洲的觀念論、意識形態必然為歐洲社會帶來新的、明確的、廣泛的極權主義的要求。這個要求在國家和社會及經濟和文化中又都帶來進一步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為此它就帶來了20世紀初期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獨裁統治的急劇傳播和擴展。承擔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族群和政黨聲稱他們代表了絕對合乎規律的思想,毫不留情、沒有任何寬容地以一種極端強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實現這種要求。
為此,從宗教專制社會、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會經過短暫的幾十年的民主誕生以後,帶有基督教思想固有特點的現代專制思想接踵而來。從1917年之後,歐洲社會經過20年代、30年代,到1941年,只剩下了7個民主國家。而這個帶有歐洲中世紀教團社會特點的現代專制和誕生於政教分離後的民主社會的對立,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後的冷戰,直到今天,1989年共產黨集團崩潰後,世界依然沒有安定,反而對立和矛盾、衝突愈演愈烈。

2.4在沒有經歷八九年共產黨集團崩潰之前,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認為,20世紀,也就是過去的一百年,如果用一種統一的、貫穿歷史的特點來描述它的話,它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紀。
1988年的布拉赫睿智地認為,“在希特勒倒台和斯大林去世後它依然以獨裁的繼續及其進一步擴張的形式繼續存在,並且繼續在全世界傳播。極權主義百年來的誘惑依然存在,以及改變形式的潛在的極權主義”。
實際上,這個判斷,翻譯成筆者的語言就是,強勢的西方帶來的現代化把一種基督教世俗化的文化和政治推向了全世界,而這個曾經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在政教分離後,所有侵佔原來基督教佔有的價值基礎、文化基礎、社會關係的領地的世俗思想及團體,亦步亦趨地重演世俗的政教關係,即國家和意識形態、族群、黨派的關係。所有歐洲社會以前的矛盾,以前的歷史,都一定會重演。除非找到新的形而上學前提下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國家及社會秩序。
禍起歐洲、禍及中國都還在繼續,百年來的問題還在繼續,人類還是在一個十字路口。

3.      為什麼選擇布拉赫

3.1德國在20世紀的特殊地位
位於歐洲腹地的德國,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居然在政治和社會的變化發展歷史上在上個世紀成為了歐洲災難、世界災難的中心。禍起歐洲實在說又可謂禍起德國。20世紀的兩次大戰,兩個極權主義的思想源地都起自德國。而它的發展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即從19世紀初期開始,它步入了歐洲另外一種典型的道路,幾乎展現了了所有歐洲社會為人類帶來的災難的特點。這些典型特點具體表現在:
1)      政教分離後,在19世紀形成了地域性、種族性國家——德意志帝國;
2) 這是一種教會國家的世俗轉化,因此固有的教派紛爭變成地域、國家性紛爭而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3)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結束了帝制,建立了以民主制為基礎的魏瑪民主共和國;
    4) 由於對民主制的認識不同,魏瑪共和國的歷史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在基督教傳統文化中民主制國家如何解體、滅亡的過程;
    5) 此後繼續的是建立在種族主義基礎上希特勒納粹專制及其二次世界大戰,建立在階級基礎上的東德共產黨專制及冷戰;
    6) 戰後,西德在不僅經歷了制度的重建,而且經歷了文化和思想的轉型;
    7) 經過一百年的演進,最近二十年德國成為世界上民主的旗幟。為此在如何面對過去,以及如何認識民主問題的對抗中,德國又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部教科書式的歷史;
    8) 在文化問題上,從尼采的上帝死了開始,到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再到海德格爾返回前蘇格拉底,這些德國思想家極具代表性地、同樣都為我們展現了在政教分離後的西方社會對於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反思。而他們的出現事實上又是既影響了最近二百年德國社會的變化,也是這個變化的產物。
    為此,德國無論在歐洲歷史上政教分離後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還是在基督教宗教文化的遺產和民主制的關係上,亦或在近代啟蒙和自由主義的產生對歷史的重新理解與詮釋,啟蒙和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係上都留下了一部可謂是教科書式的經驗歷史。研究西方,研究歐洲,研究當代問題,全球化、現代化問題,也就是研究1917年以後100年的問題,德國是一個非常好的模板。它充分地展示了宗教與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與政治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3.2為何選擇政治學、歷史學家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
    在對德國的政治文化及當代史的研究中,波恩大學的歷史學、政治學家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的研究工作,以及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思想史,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思想、對百年來歷史的認識,及充滿個人生動體會的經驗歷史。
2002年,慶賀他80壽辰的時候,赫爾曼  魯道夫 (Hermann Rudolph) 教授在《每日鏡報》上撰文稱他為德國歷史學、政治學專業領域中的棟樑,是聯邦德國當代最偉大的頭腦之一。“因為他以他的書籍、論文和社會影響,以及過去30年來在波恩大學的教學讓他成為幾乎可說是理想型的政治教授。如果說他影響了公眾社會的意識那是完全不為過的。因為十分清楚,在聯邦德國第一個十年中,在那些基本原則問題上,他富有成效地刻上了他那令人信服的文字。
在波恩當地的報紙,及波恩大學舉辦的活動中他被眾口一詞地稱為“當代德國史的開拓者”、“德國最重要的政治學者”。
50年代初期步入戰後西德學術界、知識界的布拉赫,他的研究及貢獻貫穿我們要研究的最近100年。他的研究及貢獻分為三方面:第一,也是他取得博士後進入歷史學界時的工作,關於一次大戰後德國建立的民主共和國——魏瑪共和國的解體和崩潰,其二是在這一研究中所展開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及思想的研究,第三是在這兩個研究,歷史和政治學研究基礎上對於20世紀歷史,以及當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最後就是,布拉赫對於當代德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對於民主制的確立和穩定,對於各類極權主義傾向的危害民主、危害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的直接對抗及其貢獻。

3.3布拉赫在德國學界和社會的影響和地位
布拉赫不僅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即不僅他的研究工作對於當代德國和世界學術史、文化史有巨大的貢獻和影響,而且他對於戰後德國社會的及文化精神的轉型,冷戰時期整個民主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2012年慶祝他90壽辰的時候,德國媒體及學界評價他的最初的那本關於魏瑪共和國消亡的著述時說,“他是德國在處於歷史性的痙攣,民主覺醒時代的孩子。他的升等論文,關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著作產生於當時充滿生氣的柏林自由大學,可謂是奠定那個時代開始的對於過去德國歷史重新思索研究,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但是這個著述並不是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高興。它立即受到那些對此持有保留態度的人的反擊。現在人們重讀這一時期圍繞布拉赫著述的爭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傳統的佔據統治地位的德國知識界和新的、對過去歷史的重新思索和評價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激烈對抗。
2016919日,94歲的布拉赫教授辭世,在柏林報紙的訃告中,曾在布拉赫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斯蒂芬  艾瑟爾 (Stephan Eisel) 說,“布拉赫的在對抗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專制威脅中保衛了自由民主制,對此,作為當代史家和政治學家的布拉赫的工作堪稱為是結晶性的工作。”“布拉赫公開出版的升等論文,《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對民主制喪失權力問題的研究》直到今天依然是一部標準著述。它是戰後德國在政治學和當代史領域中第一個升等研究。他從對於魏瑪民主制失敗的分析出發,認為無論什麼時候都遵循利用的都只能夠是在基本法基礎上的民主制所具有的成效。為此,他為德國的社會學設立了很多決定性的標準,並且以此影響了很多十分活躍的政治人物。
布拉赫在關於魏瑪共和國歷史的研究著述中,所運用的方法、政治學基本的概念,以及對於民主價值的堅持,使得他在其後直接與德國傳統的文化及學術思想對立,為此,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工作中,即在冷戰中,布拉赫在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無論在學界還是在西德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此,艾瑟爾在訃告中說,“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可以說在很多方面是波恩共和國的老師。他永遠不斷地盯著各種危害自由民主制的危險,尤其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帶來的危害。在當代研究極權主義的領域中,布拉赫堪稱是決定性的動力。他對於這一問題研究的最根本的核心是他洞察到,必須同樣程度地對抗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帶來的威脅,開放的社會才能得到保護。民主制必須反對任何一種自認為自己佔有真理的意識形態要求。他堅決地為任何一種強化和捍衛民主制的做法辯護。為此,在政治教育中他同樣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波恩的報紙上刊登的訃告中說,“他的名字和對於魏瑪共和國、納粹以及20世紀歐洲的歷史的研究聯繫在一起。當代史家、極權主義研究專家和民主問題科學家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給戰後德國公眾社會的(自我)意識打上了他的烙印並且挑起對它的討論。作為波恩大學的教授,他影響了西德首都波恩30年。”“作為大學教師布拉赫培養出了一代帶有批評精神的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所培養出130位博士。如果沒有他德國的歷史學就不可能如此決斷地從它的過去解放出來。
對此,艾瑟爾等幾乎所有對他的悼念的訃告及文章中都再次強調,布拉赫不僅是戰後德國當代史領域中的開拓者,而且是戰後德國政治學的開創先鋒。艾瑟爾認為,“失去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使得德國失去了一位在歷史學界碩果累累的領軍人物。對於我們這些為自由民主制而奮鬥的人,他的精神遺產成為一種充滿希望的鼓勵。因為他在魏瑪共和國的失敗研究中總結出來的教訓永遠呼喚我們記住:沒有積極投入的民主人士,民主制不可能生存下去。
2009年,夸德貝克女士 (Ulrike Quadbeck) 出版了一本400多頁的介紹布拉赫的專著《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學的起源》,詳盡地介紹了布拉赫和他在波恩創立的政治學及其學派。這本書及其書評都一致地稱布拉赫為對抗那個時代統治社會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不僅對於德國當代史,魏瑪共和國民主之路的失敗進行了描述和分析,給予了自己的解答,而且對於德國的第二個民主共和國,戰後以波恩為首都的西德民主制,他所開創的政治學及其研究所,不僅在很多問題上起到啟蒙、釐清的作用,而且直接參與了當代德國意識的形成,當代德國民主生活形式的奠立發展。德國的第二次民主沒有如魏瑪時代走向滅亡,並且導致災難,和布拉赫這一批知識分子的努力密不可分。
赫爾曼  魯道夫教授在《每日鏡報》上的文章稱布拉赫是“理想型的政治學教授,一位同時具有堅定的相信人的生存和理智能力的德國大師。他參與了所有的在波恩、在德國的討論,而且就在德國的政治權力的周圍,但是他卻與權力始終保持著距離。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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