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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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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1)

 

赫爾曼 魯道夫教授在《每日鏡報》上的文章稱布拉赫是“理想型的政治學教授,一位同時具有堅定的相信人的生存和理智能力的德國大師。他參與了所有的在波恩、在德國的討論,而且就在德國的政治權力的周圍,但是他卻與權力始終保持著距離。他從來非常注意,並且強調,作為知識分子不能夠把政治和政治學錯位混淆。

慕尼黑大學歷史學教授穆勒 (Horst Möller) 說,“很多歷史學者他們雖然沒有能到布拉赫那兒學習,但是通過對他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的接受,成為他更廣泛意義上的學生。”穆勒認為,布拉赫不僅遵循了嚴格的學術研究的方法和規範,而且充滿責任心,始終恪守了作為人和學者的倫理和價值底線。他認為,“毫無疑問,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是這個專業中世界上最偉大的學者。

 

3.4中文世界對於德國和對布拉赫的瞭解

我之所以在上一節中,異乎尋常,不厭其煩地大量引述德國知識界、媒體對於布拉赫教授的工作的評價,是因為這樣一個被德國及國際學界公認的、重要的思想家、學者,他橫跨了半個世紀、幾個學科,並且他的工作及影響又是在中文世界所信誓旦旦地關注的民主問題,以及德國對自己的歷史反省問題、及共產黨問題上,但是直到今天為止,在中文世界卻幾乎沒有人公開研究介紹過他。這真的是一個無法讓人相信的現象!而它的嚴重性還在於,這個現象不僅是在中國大陸,而且在港台及歐美華人知識界居然也同樣是如此。

為此我認為,不僅本文介紹的布拉赫教授研究過的問題,而且中文界對他的漠視與無知都是一個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華人知識界、思想界絕對不能夠回避的案例。它不單說明華人知識界對於20世紀的問題的認識還沒有進入領域,而且說明迄今為止華人知識精英們回饋給華人世界的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圖景,從根本上是值得懷疑的。而這就更進一步讓人提出:時下中文知識界是否缺乏基本的對於思想問題,文化問題,或者說學術問題的感覺?因為對比反思中文知識界,從布拉赫開始在德國學界及社會產生影響的1955年到他20169月去世為止,這60多年中,台灣、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留學德國的學人,以及雙邊或多邊的其他交流可謂無數,但是,對布拉赫的探索及影響在中文世界中卻居然如此的冷漠、無知。而和如此對待這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並且為自由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在德國作出里程碑式的貢獻的學術大“家”的情況對照,那位雖然是猶太人,但是卻固守著德國保守的思想傳統的阿倫特,在中文世界卻被離奇地稱為“自由主義者”,稱為最早的、最權威的極權主義專家,單只是這個對比,就足以讓我們懷疑和否定自己了。

這個現象說明,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感覺是最重要的問題,缺乏這一點,就是最可貴的東西在你身邊你也會視而不見。

而這也就是總結、反思百年來的教訓的又一個重要教訓,也就是本文開始提出的問題。不只是歷史,而且還有我們被扭曲了的知識和思想感覺,我們的知識基礎、知識框架,以及知識體系。這是比單純如何認識100年來的政治和社會結果還要嚴重,還要根本的問題。為此,布拉赫的貢獻從兩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啟發:除了總結反思德國走向極權主義的歷史教訓外,尋找德國知識界反省自己歷史,對抗極權主義傳統,對抗以往的流行的社會思想和文化精神,重新建立新的自由主義的民主的精神及思想文化的努力,以及尋找那些真正的在不斷地從事這一工作的知識分子,對於我們來說同樣是極為重要的問題。因為不僅他們的工作,而且他們在德國知識界及社會的遭遇及對抗這一切的過程,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4.     

 

鑒於布拉赫及其工作對於中文世界的陌生,因此本文採取的方法也是極為基本的方法。在第一部分提出問題。第二部分是對布拉赫的基本介紹,包括生平、以及他的兩方面的重要工作,歷史和政治學。而這兩部分形成了布拉赫工作及貢獻的基礎。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點,布拉赫教授對於20世紀,即起自1917年前後的100年的認識及看法。第四部分是筆者在學習和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受到的啟發和得到的教益,包括筆者對於這100年歷史的看法。

在第二部分,關於布拉赫的生平,到寫作這篇文章時為止,並非是筆者研究的重點,因此筆者採取最簡單的辦法,直接引述了一些辭書以及所能看到的媒體及書籍中的介紹。對布拉赫所受到的具體影響,思想來源在這裡都是暫無闕如。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及政治學思想,以及第三部分,布拉赫和他的20世紀研究中,由於無論布拉赫教授自己的闡述,還是同時代德國學者對他的研究都已經非常清楚,因此筆者所作的基本上只是對於布拉赫德文著作的轉述和解釋,以及與此同時搜集並且參照了一些對布拉赫這些思想及著述的討論和紀念文章進一步詮釋布拉赫的思想。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則幾乎是在逐字逐句地轉述布拉赫教授的思想。在這兩節中,筆者所希望的只是,在這些基本的努力中,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住,並且用中文把布拉赫教授的思想和論述再現出來。

最後一部分,第四部分是筆者的心得。筆者從1990年剛剛能夠閱讀德語,第一次在舊書店看到布拉赫的《意識形態的時代》開始,可謂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在這20多年中逐漸收集了他的絕大多數著述。筆者從關心如何認識共產黨社會的所謂學術,找到意識形態及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的鑰匙開始,到對於極權主義的把握和研究,再返回到對於德國思想史上發生過的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的重新梳理與反思,一路走來,從布拉赫教授的著述中受益無窮,在這一部分中彙集了筆者近年來閱讀布拉赫著作時的一些心得。

 

 

二.布拉赫及其對極權主義思想及歷史的研究

 

1.      布拉赫簡歷

 

德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 1922313日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筆者到德國不久,稍諳德語後,在舊書店看到他的書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從此不斷收集閱讀他的著述,可謂私淑他26年。本來筆者是想以這篇文字作為向他95歲的祝壽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筆者整理資料、撰寫這篇文章時,布拉赫先生2016919日在波恩去世。筆者確信,沒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識界、思想界不僅不可想像,且會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學術意義的後果嚴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著述,此後一定會在中文界傳播、影響。

 

1.1布拉赫出生在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爾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紀斯圖加特著名的青銅藝術世家佩拉爾古斯 (Pelargus) 家族的一員。他的父親特奧多爾 (Theodor Bracher, 1876-1955),最早做過中學老師,後來成為威騰堡文化部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也是左翼自由黨(DDP)的黨員。布拉赫在斯圖加特的艾伯爾哈德-路德維希中學 (Eberhard-Ludwigs-Gymnasium) 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新教的開拓性組織,參與和接受人道主義的教育。1940年高中畢業他參加了國家勞務服務,1942年又到國防軍北非軍團中服務。19435月,他在突尼斯附近作為士兵成為美國軍隊的戰俘,在美國的堪薩斯的戰俘營中生活到19462月。在戰俘營中,他一直向同樣是戰俘的歷史學家萬德胡茲卡 (Adam Wandruszka) 學習。1946年被釋放後他回到德國到圖賓根艾伯爾哈德-卡爾大學學習古代和現代歷史,並且同時跟隨施普蘭格爾 (Eduard Spranger) 學習哲學和魏恩萊希 (Otto Weinreich) 學習語言學,以及文學。1948年,他在福格特 (Joseph Vogt) 指導下完成了《關於早期羅馬凱撒時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進步》的博士論文,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在準備做升等為教授的論文的時候,他從1949年至50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後訪問學者。在哈佛,他進一步進行了交叉學科的學習,並且結識了一些著名的學者,如施萊辛格爾 (Athur M. Schlesinger) 等。

回到德國後,從1950年到1955年,他作為奧托 施塔默爾 (Otto Stammer) 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副主任繼續他的學術工作,此外他還是在柏林的德國高等學校的政治學講師。在這一期間,他成為戰時移居美國、戰後返回到德國的著名政治學者的恩斯特 弗蘭克爾 (Ernst Fraenkel) 緊密的合作者,並且開始了他的關於民主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1951年他開始在漢斯 赫茲菲爾德 (Hans Herzfeld) 和弗蘭克爾教授那裡做升等教授的論文,為此,他由古代史轉向當代史研究,對於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納粹專制時期的德國歷史的研究,即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問題。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了這篇升等論文,題目是《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民主政權衰亡問題研究》。這是一篇對於民主制度中權力如何會消亡的分析研究,在這個研究中,他所運用的清晰的分析及扎實的經驗研究特點,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說以他為代表的德國新一代歷史學者、政治學者的特點。到今天為止,布拉赫的這個研究依然是研究當代史中的大師性的著述。它同時也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100本學術著述之一,是戰後德國政治學學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著述。

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為政治學編外講師,58年提前被升為編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政治學和當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作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極權主義和民主理論。在這將近30年期間,他和當時的他的助教克呂特爾 (Hans-Helmuth Knuetter),後來成為教授的雅克布森 (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學研究班。在他指導下,大約有130人在他那裡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論文,200多人完成碩士學位。為此這個群體被很多人稱為波恩學派。從1970年開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創辦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學和歷史的系列叢刊,成為學術雜誌《期刊》(Periodika) 的發行人。

在波恩大學期間,由於他的工作和影響早已經是國際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邀請和聘請,例如來自吉森、漢堡、哈佛和佛羅倫薩大學的邀請,但是他拒絕了這些邀請,始終如一地保持了對波恩大學的忠誠,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為此,很多大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華盛頓大學、佛羅倫薩大學、加拿大、特拉維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學。

在大學工作之外,從1962年到1968年,他是議會和政黨史委員會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國政治學協會主席。他是德國政治學季刊的創辦人,並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間親自擔任發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間,他是在慕尼克的當代歷史研究所顧問委員會的主席,1983年他參與建立德國政治學協會,從1992年起他成為德國政治學季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同時他也作為發行人和其他學者參與了很多德國學術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環視》(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學文獻》(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當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國科學基金會的委員,並且是很多研究機構的諮詢人,如德累斯頓大學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阿倫特研究所的建立。由於他的學術工作,他獲得了很多德國的獎項,如聯邦十字勳章、德意志“功勳勳章” (Pour le Mérite),並且是很多國際著名大學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國當代思想史和國際學界享有盛譽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他對魏瑪共和國和納粹時代及20世紀歐洲歷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圍繞極權主義問題對當代政治學思想的研究。他在這幾方面的著述都成為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必讀的書籍,如《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德國的獨裁》、《歐洲危機》、《意識形態時代》、《極權主義的經驗》、《民主和獨裁之間的德國》、《歷史的轉折時期》、 《作為經驗的歷史》等。

50年代大多數這一學科的學者一樣,他認為,政治學是民主及這種生活方式的學科。它涉及的不僅是形式上的國家制度結構形式,而且涉及到民眾內在的能力和意志對國家事務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識的影響。與此同時,布拉赫也認為,這一新的學科是相鄰的學科——哲學、歷史、法學和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產物。事實上他的貢獻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結構分析、歷史事實和觀念政治理論的構成結合到了一起。為此,當代歷史和政治學的結合也成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點。

對於布拉赫的成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們》(Weggefährten. 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 1996) 一書中,談到布拉赫獲得德意志“功勳勳章”時說,僅就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本書來說,即便他後來什麼也沒有寫,他的這本書也足以讓他獲得後來的所有的榮譽。

 

1.2布拉赫的工作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在德國社會,在對抗納粹及伴隨這個歷史的德國政治學,以及文化思想傳統的持續影響中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學的這個教席後,從不隱瞞他獲得這個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為在納粹時代,這類教席及所傳授的政治學完全投降了納粹,使得在這一領域中充滿偏見,因此他認為,一種新的政治及政治學的教育是必要的。

2009年夸德貝克女士經過幾年的研究和採訪調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頁的專著《卡爾 迪特里希 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學的起源》時,不僅這本書,而且幾乎所有的書評,以及很多介紹布拉赫及其工作的著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稱為“對抗那個時代統治社會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對於德國社會的政治影響,從來恪守學者和知識分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後來他從來沒有屬於過任何政黨,其後他也沒有被貼上左翼自由主義,或者紅色的符號。

由於波恩是當時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說是各種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的中心,他在波恩經常有會見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對媒體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看法的機會。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傾向和見解確實是超越黨派的。

對此,不僅前文提到的魯道夫教授強調了這點,而且,夸德貝克也說,實際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為活動家出現,他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學者。為此,人們認為波恩的政治學討論班是德國首都的一個政治問題的清理地。而對此可以肯定地說,布拉赫從來沒有懼怕過參與任何重大政治問題的爭論。

在戰後在德國引起最大動盪的六八學運時,他站在了學生一邊,因為他認為學生的抗議是對於一個集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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